3000年前大粵青銅文明嘅光輝：縛婁古國考古遺跡

3000年前大粵青銅文明嘅光輝：縛婁古國考古遺跡



史册所记载的博罗，由于地处偏远的岭南，南蛮之地的名称始终是南粤的另一种形容词，这一根深蒂固的认识直到2000年的一次考古发现才开始被颠覆。博罗似乎正是古书上所记载的先秦之前的缚娄古国，这一发现，使得3000年前的南粤文明浮出水面。

2000年6月，考古部门在博罗城区以北约3公里处的横岭山，挖掘出300余座先秦前古墓，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广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这一发现，被列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博罗横岭山的古墓群，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挖掘出先秦以前古墓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器、原始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陪葬品中还有水晶，这显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墓葬品。特别是出土的铜甬钟和青铜鼎，反映出“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存在过一个古国。加上早年在博罗发掘出“土产”青铜编钟以及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龙窑窑址，古书上神秘的先秦时代的缚娄古国逐渐浮出了水面。

此前，博罗就是一个屡屡挖出“历史”，屡屡创造广东考古史第一的风水宝地。早在1973年，石湾镇农民第一次挖出青铜编钟，1995年挖掘出园洲梅花墩窑址，1996年11月，在博罗园洲镇又挖掘出面积达十万平方米、迄今为止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加之这次发掘的建国以来广东最大的先秦古墓葬，呼之欲出的缚娄古国更加丰富了博罗的历史旅游资源。

缚娄古国在古书上能找到的文字记载有《吕氏春秋》，书上谓：“坜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关于这个先秦时代的古国，古书上就这么寥寥几字。据后人考证，缚娄古国也许就在今天的博罗，但是这个古国究竟存不存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灭亡，当时的文明程度如何，人们生产什么，后人再也找不到有关文字的记载，这个古国成为一个神秘之谜。

据史料记载，广东在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而博罗县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了缚娄古国的文明不但精于制陶技术，而且拥有规模巨大的陶场。频频出土的青铜器可以说明缚娄国有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曾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和与之相适应的奴隶社会，以上这些都说明当时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可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此看来，缚娄古国的文明有可能让广东摘掉“南蛮之地”的帽子。而南粤“蛮夷之地”、“化外之乡”、“瘴疠之乡”的说法也得从此改写了。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曰：“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口中生人，备百乐之戏，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忘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技；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以上二则记述，《拾遗记》称“扶娄”，《呂氏春秋》称“缚娄”，应为同一个地方小国（第一字发音一样，只有声调差别）。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也就是说，岭南及惠州先民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

现在惠州及东江两岸这块“仙源福地”还埋藏着令人震惊的文物吗？这也许是一个难解之谜。如果有一天，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把缚娄古国的国都遗址和制造青铜器的石范挖掘出来，一个灿烂的“东江文明”将喷射而出，我国的历史将会改写，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博罗也将以沉厚的历史文化丰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1933年，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一封信中写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不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曾经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近代这两个国家级的大师，早就预言在岭南及东江流域，酝藏着沉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待后人进行挖掘。博罗横岭山和龙川登云镇古墓群出土的丰富文物，重现了惠州及东江流域先秦以前的古国、古文化风貌，证实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象中原一样，经历了新、旧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并非历史书籍通常说的，岭南在先秦以前只是一片“瘴疠之地”；更不是有些学者所说，历史上中原人几次向岭南大迁徙，带来了客家文化，惠州及东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才发展起来。

从罗阳先秦时期的墓葬群、龙溪银岗的龙窑窑址到园洲梅花墩的龙窑窑址，你可以走进历史的时空，寻访数千年前神秘的缚娄古国。站在古墓遗址之上，也是站在缚娄古国的遗址之上，遥想3000年古国的往事，观照今日博罗沧海桑田的变化。古国曾经灿烂，而今又续写着辉煌，从古之缚娄到今天的博罗，历史的轨迹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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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娄古国遺址

博罗横岭山的考古发现，连同1954年在惠东梁化出土的青铜鼎、1973年在铁场苏屋岗和1985年在公庄出土编钟等，除了显示出东江流域“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外，近年在香港、粤东一些地方出土的多件与博罗银岗窑址同一类形文物，考古专家认为东江流域可能是南方陶器的发源地；认为博罗银岗挖掘出那么大型的龙窑群，加上其它地方挖掘出的窑址所共同生产出来的陶器，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消费。东江流域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和专家论证，从而说明禹贡九州之外的岭南，确实存在一个缚娄古国，它的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可推翻外地人对广东的认识，只认为广东是南蛮之地，证明广东古代还存在文明，有古老的制陶业和青铜铸造工艺，有古代青铜编钟和古代音乐，现在广东推行文化大省，就要发掘本土最早的文化底蕴之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才形成广东的大同文化。才有南越王，南华寺慧能，罗浮山葛洪，何仙姑，被贬的韩愈，苏东坡，造反的洪秀全，改革的梁启超，建国的孙中山，廖仲恺，革命的澎湃，叶剑英，冲锋的叶挺等在广东的这块土地上繁盛文明。如推普就把粤系语言（客家，闽南，潮语，广府，土话）慢慢的推成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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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娄国

据《吕氏春秋》记载，百越之地曾经存在过古缚娄国，谭其镶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地图上也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境内有缚娄国，但从来没有实物证据能够证明它确实存在。此次从墓葬群中发掘出了铜甬钟和鼎，连同墓葬群的其它出土物所反映出的“钟鸣鼎食”之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为规范排列得非常整齐，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在这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于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些发现连同90年代初以来在博罗、增城一带的系列考古发现，共同为寻找和复原先秦之前的缚娄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伴随着“芈芈”呼应，成千上万“仙人”扛抬着来自中原的古旧青铜器，取道深圳罗湖，折向东江，最终抵达为崇山峻岭所包围的博罗。先秦没有“博罗”，这个地名其实是罗氏族人在此间为自己取的地望徽记———他们圆了世代复国梦，建立起“缚娄国”。

秦始皇征服岭南是在公元前215年，结合本文上一节的时间坐标推算，缚娄的存亡期不会超过百年。罗氏族满以为隐遁桃源可“避楚”，殊不知，他们早已上了秦国的“黑名单”——《吕氏春秋》录入了这个位在海角天涯的“缚娄国”。

《吕氏春秋》的资料来自口头传闻，但译得相当准确，fu-lou（缚娄）就是bo-luo（博罗）！

问：何以声母f跟b或p效果相同？答：约定俗成，比如杜甫的“甫”，可以读成fu或pu，而番禺的“番”，你且教我读一番？

bo-luo这个古国名，乃是罗氏族跟瓯骆越族相融合的明证，luo就是罗，而bo则为古越语的“聚居地”，这个国名照顾到了古越语的词序倒装，把它反转，便是luo-bo，即“罗族聚居地”，它是广西“那文化”中心“罗泊”湾的粤东版！

由此可知，罗浮山的罗浮，跟缚娄、博罗，深圳的罗湖，以及上文提到的粤西地名罗傍、罗霍、罗伏，等等，都是同一个概念；以番禺为东西分中标志，以这一系列地名为节点，足堪连成罗氏族人在岭南的千里转徙线。

秦始皇决策征服岭南，兵分五路，最东路由赵佗率领，自江西入粤东，对缚娄扫穴犁庭！罗氏族的史诗从此弦断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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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掘出广东省内最大春秋时期墓葬

岭南先秦时期重要的缚娄古国，近日又添新实证。一片５０００多平方米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群，日前在广东省博罗县罗阳横岭山出土。专家认为，横岭山墓葬分布之密集、系统，出土文物之丰富，都堪称建国５０多年来，广东境内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先秦遗址。

　　据介绍，今年４月，广东省考古所工作人员配合广惠高速公路建设，开始了对上述地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考古工作已全部完成，发掘古墓葬数百座，出土不少青铜器和陶器。这些出土文物除极少数是商代的外，其余多是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从出土的陶器来看，表明先秦时期，博罗乃至广东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脉相承。

　　《吕氏春秋》记述，“坜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 ”后人猜测，缚娄古国就是今天的博罗。但关于这个古国，由于古书上的记述不详，后人对此了解很少。此次出土的文物，对于揭示这个古国的基本情况，对于研究岭南文明的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证。

　　在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青铜锛，李教授说，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改人们认为广东古代是“化外之地”、“瘴疠之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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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5日，广东省博罗县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广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设沿线的罗阳镇，考古人员发掘出广东省最大的春秋时期墓葬群，发掘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共有300多座墓葬，其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将摘掉广东古代“南蛮之地”的帽子，还为史书中记载的“缚娄”古国的存在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蛮”之说有待平反
    先秦时期，广东属“百越”之地，而史料多称广东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的地方。因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广东先秦时期不存在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他们的论据是，虽然在广东发现出土了许多年代上带有先秦时期特点的器物，但多是外地传入，不能说明是自身的文化。另外，未能有一处在地层上足以证明广东在先秦时代已进入青铜文明的遗迹。但是此次发掘的罗阳春秋时期的墓葬群中的水晶陪葬品，显然不是平民百姓的墓葬，可能是贵族墓，而在银岗窑址发现的筒瓦就是宫廷贵族的用品。由此，广东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尽管先秦时代广东的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有一定差距，但从博罗出土的青铜器和墓葬证明，广东确实经历过青铜时代和与之相适应的奴隶社会。

    不仅如此，先秦时期的龙窑国内很少发现，而在博罗就已发掘出银岗龙窑和较早已发现的梅花墩春秋龙窑，而且银岗的规模尤其大，现只挖了两个山头，清理出4个窑址，虽尚未完全发掘，但已出土陶器文物6000多件。专家认为，银岗最大的窑址还没有发掘，全部完成7座山丘的发掘任务，大约需要3年时间，可见当时“生产能力”之大，令人惊叹。它与园洲梅花墩春秋时期的窑址及增城西瓜岭战国时期的窑址成鼎立之势，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龙窑群落。它们“规模生产”出来的陶制品，必然拥有一个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在梅花墩和银岗窑址中，都发现了少量原始瓷器，体现了原始瓷器的烧制技术的出现及向成熟过渡的特征。而且，银岗窑址紧靠河流，装运方便，非常符合业主降低成本的心理追求。近年来，在香港、粤东等地区也出土了多件与银岗窑址同一类型的文物。因此，博罗可能是南方瓷器的发源地和产销中心。

    最新发掘的罗阳春秋墓葬群的出土文物表明，博罗乃至广东的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脉相承；其中一个墓葬中出土的一个青铜锛，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广东古代是“化外之地”、“瘴疠之乡”的说法，则需要重新考证了。

    “缚娄”古国证据不足
    “缚娄”古国，《吕氏春秋·恃君览篇》中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这是关于这个先秦古国的最早记载，而且仅有难解焦渴的那么寥寥数字。作为一个考古学上的命题，随着博罗县近年来发现和出土的遗址、古迹和器物日渐增多，“缚娄”古国引起越来越多史学家们的注意。

    我国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他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并预见到：“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来看，在东江流域、西江流域、北江流域和广州地区都有不少春秋时期的墓葬和遗址。这些对于研究秦朝之前岭南古国的存在及其历史都将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主持本次罗阳大型古墓葬发掘的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运泉说，东江流域的博罗县发现和发掘这方面的文物更为丰富：九十年代初，广东省考古所就在园洲的梅花墩发掘了春秋时期的龙窑，出土大量以夔纹为主要装饰的陶器和原始瓷器；1996年，省考古所又在龙溪镇的银岗村发掘了一处大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场，出土大量以夔纹和米字纹为主要装饰的陶器和铜、铁器；七十年代曾出土过窖藏七件一组的铜编钟和两件一组的铜甬钟；这次又在罗阳发现了3处大型的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瓷器、铜器、玉石器、铁器等。这些文物估计与当时的古城、古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要完全断定先秦之前的“缚娄国”的存在，还有待进一步充实的材料证实，如找到古人的居住遗址或城墙遗址等。

    可见，目前就“缚娄”古国的存在作出判断，还存在着“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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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与北京作家、记者一行20余人，前往广东惠州博罗县，作文化采风之旅。位于罗浮山下的这一古老之地，7年前因一系列考古文物的重大发现，而被考古界乃至全国民众投去高度关注的眼光。长期被古人乃至史家称为“蛮夷之地”的岭南，也因此发现而更被刮目相看。我第四次到访此地，这里的历史和现状，都让我格外兴奋。

　　这里曾是一个小国
　　从古籍的零星记载中概略知道，“博罗曾是一个国家”，但此说无证无据，也就被看作只是一个远古传说。
而2000年在博罗县城附近发掘出的古墓群，让专家们确认了一个事实：博罗县便是“缚娄古国”的所在。
　　“缚娄”为何称“国”？语出《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这是关于这个先秦古国的最早记载。又据史载，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伐越，越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纷纷南逃，相继在福建、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立国，名为闽越、东越、瓯越、骆越、南越、西越等，史家又称之为“百越”。缚娄等小国，大约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又在这一进程中消亡。
　　近现代的专家们，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早已考证出，“缚娄”曾有“扶娄”、“傅罗”之称，虽字音字形有别，却都是今之博罗。汉代（一说秦代）置县名博罗，其名沿袭至今。它是广东省四大古县之一。
　　2000年广（州）惠（州）高速公路的建设，揭开了“缚娄古国”的千古之谜。在博罗县城以北3公里的横岭山下，挖出300多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墓群。专家们论证，距今2500年至3000年的庞大古墓群的存在，证明它周围必有大规模的人群居住。由此推测，缚娄古国可能就在附近。

　　岭南文明史需改写
　　横岭山下的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玉石制品。特别是水晶手镯、铜甬钟和青铜鼎，显示出贵族气象，证明只有皇家贵族才有的“钟鸣鼎食”的存在。这里出土的两个编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这一实物发现，打破了“岭南没有青铜器时代”的说法。广东省近50年来的这一最为重大的文物发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蛮夷”、“蛮荒”之类的说法，从此当视为不确。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价值，具有崭新的内容和信息，给时代提供了新的认识，因而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岭南文明，曾经先进，曾经辉煌，广东人引以为骄傲。
　　岭南的先进和辉煌，是历史所造成，是岭南人所创造。南逃的越国王室及其后裔带去的先进文化，造成了这里的文明基础。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曾将一些中原人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又造成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些中原人，也就是所谓客家人。他们和当地人，共同继承着先人的文化，并继续创造着新的文明。经过几十代人的繁衍，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直至今天，在博罗县所见，95％以上是客家人。他们说的话，与我梅州客家话相近。同为客家人，我听来格外亲切。

　　感受古文明的脉动
　　博罗县，此前我曾来过3次，领略过它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改革开放后的点滴物事，印象极为深刻。它的陵迁谷变和远古文明的新发现，都让我格外感兴趣。这天，我们从罗浮山返博罗县城，热情的县委办公室的邓先生和林先生，开车把我们带到银岗古窑场。车到窑场遗址之一的松毛岭，太阳已经下山。暮色之下，我们看到7个低矮的山岗，上面都覆盖着浓密的树林，共同围着一个圆形的小湖。10万平方米的地底下，是大面积的古窑场。松毛岭于1999年发掘，出土了4座龙窑，挖出大量的陶器和青铜器，还有板瓦、筒瓦和瓦当，堪称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专家们认为，如此庞大的窑场，又证明当时这里有庞大的消费需求。我们盘桓于西周时期的龙窑遗址之上，饶有兴趣地捡拾着古陶碎片，仿佛领略到2500年前的古代文明，其乐融融。
　　我们兴犹未尽，第二天一早，又请邓先生带我们来到横岭山下，感受古墓群的神韵。这里离县城中心很近，驱车10分钟即到。我们下车眺望，于晨曦中，只见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一片繁忙。公路之下，正是300多座千年古墓的所在。“你看，这里三面环山，古墓坐北向南，如坐太师椅，风水极好！”邓先生一面讲解，一面赞叹。我们则为古墓被覆盖而无限惋惜。我不禁设想，假如它得以保存，或许会得到类似秦兵马俑般的待遇，也是没准儿的事儿。高速公路的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何以会为了当时少花钱，不惜将价值无限的古文明遗址深埋地下？这难道是唯一的选择吗？事后诸葛如我，真有点儿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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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博罗频频出土极具考古价值的文物，盛传的古国之谜逐步揭开。露出冰山一角的珍贵文物还有望助广东摘掉“南蛮之地”的帽子

　　从今年4月开始至今，考古人员在博罗挖掘省内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墓葬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目前已挖掘古墓100多座，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陶器。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陪葬品中还有水晶！这显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墓葬品，加上早年在博罗发掘出“土产”青铜编钟以及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龙窑窑址，古书上神秘的先秦时代的缚娄古国逐渐浮出了水面。

　　缚娄古国千古之谜
　　缚娄古国在古书上能找到的文字记载有《吕氏春秋》，书上谓：“坜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关于这个先秦时代的古国，古书上就这么寥寥几字。据后人考证，缚娄古国也许就在今天的博罗，但是这个古国究竟存不存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灭亡，当时的文明程度如何，人们生产什么，后人再也找不到有关文字的记载，这个古国成为一个神秘之谜。
　　曾挖出“土产”编钟
　　去年年底，省内考古学家又在博罗银岗龙窑窑址发掘出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考古学家初步认为是矛锐。
　　事实上对于青铜器，博罗人已经见怪不怪。早在1973年，博罗县石湾镇一位农民在铁场苏屋岗南面挖水渠时，锄头突然碰到一件硬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谁也不认识这只形似榴莲周身布满刺的“怪物”，接着又挖出一个。消息一级一级往上报，考古学家赶来一看，不得了，这是青铜编钟！
　　1985年在博罗公庄镇，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现存于县博物馆)也出土了！这七件编钟表面都有精美的花纹，编钟两面声音不同，中央文化部音乐研究所的专家认为编钟音质清脆，音阶准确，属于春秋时期的产物。他们还认为，这七件青铜编钟不是中原的产品，乃广东本土铸造，是土特产。1988年，中央电视台专为这套编钟谱曲，并用编钟演了一首乐曲。编钟在古代是帝王祭祀或者宴飨时用的打击乐器。专家认为编钟可能是缚娄古国帝王宫廷的用品。
　　“七星伴月”原是龙窑
　　在离博罗县城约22公里的龙溪镇银岗村，有7座东西向相连的小山丘，山丘傍塘依水，当地人称之“七星伴月”，在这个奇异的地形里，考古学家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面积达10万平方米，进而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这是在博罗园洲镇梅花墩发现和挖掘春秋时期的龙窑窑址之后又发现的一大窑址。
　　1996年11月考古人员开始挖掘银岗窑址。但是由于面积太大，至今只挖了两个山头，清理出4个窑址，至今还没挖完。然而就这4个窑址就出土6000多件陶器文物，登记在册的有3000多件。出土文物以印有花纹的硬陶为主，还有瓷器、青铜器、铁器、石器。陶器型制多样，其中有罐、盆、碗、钵以及贵族人家使用的筒瓦，考古现场发现密密麻麻难以理解的坑洞。
　　考古学家认为，银岗最大的窑址还没发掘，7座山丘发掘完估计还要三年时间。银岗窑址是目前广东发现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它与园洲梅花墩春秋时期的窑址及增城西瓜岭战国时期的窑址，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龙窑群。令人惊奇的是在梅花墩与银岗窑址都发现了原始瓷器。考古专家认为，近年在香港、粤东地区出土多件与银岗窑址同一类型的文物，博罗可能是南方瓷器的发源地，这也许可以说明缚娄古国有较高的陶瓷技术。银岗这么大的陶器工场加上其他陶场生产的陶器需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来消费，这也许与缚娄古国的存在无不有关。

　　专家关注缚娄古国
　　博罗频频出土极有考古研究价值的文物，引起专家们的注意。
　　北京考古学家、原故宫博物馆馆长张忠培认为，最近博罗罗阳春秋时期的墓葬群发现水晶陪葬品，显然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墓葬，可能是贵族墓。加上墓葬规模巨大，附近山坡也发现类似的墓葬，可以推测，缚娄国的国都离墓葬不远。
　　广东考古研究所一位专家认为，博罗银岗窑址发现的筒瓦就是宫廷贵族用品，可以设想这些与缚娄古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要明确证实古国的存在，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博罗文化局副局长、博罗博物馆馆长黄观礼是钟情于缚娄古国研究的专家，多年来不断寻找有关缚娄古国的资料，他为记者旁征博引，证明古国的存在。他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在战国时期全图版图中，也明确地标明，战国时期博罗曾是缚娄国，这个小国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惠州、博罗一带，据推测，可能龙川、河源、海丰、陆丰、深圳、东莞等地亦在管辖范围之内。

　　缚娄能摘“南蛮”帽
　　据史料记载，广东在古代是一块“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而博罗县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了缚娄古国的文明不但精于制陶技术，而且拥有规模巨大的陶场。频频出土的青铜器可以说明缚娄国有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曾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和与之相适应的奴隶社会，如此看来，缚娄古国的文明有可能可以让广东摘掉“南蛮之地”的帽子。但是也有考古学家提出，博罗虽然出土青铜器，但是并没有发现一处青铜铸造遗址，不能说明自身的文化，证明广东不存在青铜文明，不曾进入奴隶社会。但是在当时交通如此闭塞的情况下，青铜器又是怎么传入的？没人能解开这个谜。不过，至少目前发现的陶器工场不会是从外面传入，如果古缚娄国真的存在，那么当时的人情风俗如何？它当时较高的文明又是如何没落的呢？缚娄国的国都在哪里？博罗地下还埋藏着更令人震惊的文物吗？缚娄古国留给后人的又是一个个难解之谜。

失落喺历史迷雾中嘅缚娄古国

来源：惠州日报

何志成

2000年6月，考古部门在博罗城区以北约3公里处的横岭山，挖掘出300余座先秦前古墓，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广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先秦古墓群。2003年10月，在龙川县城东南约20公里的登云镇，又惊现一个大面积的古墓群，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亦是西周至春秋的古墓群。惠州及东江流域这两个重大考古发现，一个古书记载的“缚娄国”呼之欲出。如果缚娄古国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国都在那里？它的文明程度如何？民情风俗如何？他们生产了什么？它什么时候衰落？为什么会衰落？所有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一个个难解之谜。为此，笔者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探索这个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罗古国。

一、先秦前惠州不属九州封域
《禹贡》九州，入晋后大多数史书皆云岭南和惠州地区属古扬州。如《晋书．地理志》曰岭南交、广两州属“禹贡扬之域”；接着南北朝宋．裴骃注解《史记．尉佗传》“秦并天下，略定扬越”中“扬越”一名曰：“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接着又曰：“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清．光绪《惠州府志．沿革》中又跟着曰：“惠州府，禹贡扬州南境，秦属南海郡地，汉属南海郡博罗县……”。就这样以讹传讹，最后把惠州先秦前地域归属古扬州定了型。
实际上，岭南及惠州地区先秦前不属九州封域之内。在《夏书．禹贡》中，荆州的区域范围是北起湖北荆山，南至湖南衡山；扬州的区域范围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早在1200年，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州郡》中曰：“扬州北据淮，东南距海”，具体位置是从淮南、东南沿海，至广东潮汕地区。按近代地理划分，大庾岭经江西龙南，至安远折向南行，接广东兴宁、五华，趋海丰入海，隔潮、闽于东，属古扬州地域；而惠州及岭南地区在大庾岭南支以西，不属古扬州地域。杜佑在《通典．州郡》中还指出：“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於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隣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
对于《史记．尉佗传》中“扬越”一名，最早出自《吕氏春秋》。在先秦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曰：“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前古扬州、古荆州，即春秋战国的越国和楚国，故后来称扬州为“扬越”，荆州为“荆楚”。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有一段记述：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这里记述熊渠伐“扬越”是公元前900年前的事，那时“扬州之南越”尚未立国。后来秦始皇“略定扬越”，虽然包括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楚威王伐越，越国灭亡后其王室后裔纷纷南逃，相继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立国为东越、西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等史称“百越”，但也不能把“扬越”一名解释为“扬州之南越”，或“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把客藉“扬越”人和岭南地域归属混为一谈。
综以上所述，岭南及惠州地区《禹贡》不入、《职方》不书，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理由认为先秦前惠州是缚娄古国属土。

二、据考古发现，缚娄古国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博罗横岭山的古墓群，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挖掘出先秦以前古墓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陶器、原始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铜甬钟和青铜鼎，反映出“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排列得很整齐，贵族墓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青铜器主要在那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基本是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活在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1]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黄景略先生认为：从时代分期论，横岭山出土的文物极少数是商代，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至3000年。从出土的陶器来看，博罗以至广东，先秦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与长江中下游一脉相承。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个随葬的编钟，其形态与中原出土的大致类似，这表明先秦时期广东与中原之间的密切联系。但编钟上的花纹又与中原出土的明显不同，这说明广东文化有自己的特色。[2]
广东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认为：横岭山墓葬的规格都不相同，表明缚娄国已有阶级分化；而墓葬群如此巨大，从随葬品有水晶、青铜器、古矛等来看，可能是贵族墓。此外，墓葬群周围一般都会有大规模的居住区，由此推测，缚娄国的国都可能就在附近。对于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青铜锛，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在西周时期，南方有一些地区具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3]
在此之前，省考古部门在博罗银岗、梅花墩，惠城区官桥瓦窑岭，以及增城西瓜岭、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出土的先秦窑址和陶片，共同形成了东江流域的龙窑群。特别是博罗银岗发现的一处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先秦制陶工场，经省考古工作人员三次正式挖掘，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青铜斧、青铜矛、铁器农具等大批文物。其中位于松毛岭西坡的四座战国时期龙窑，出土了岭南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瓦当等，是这次考古挖掘中的最大收获，为全面、系统、多角度复原春秋战国时期东江流域陶器手工业生产状况及相应的社会面貌、经济形态奠定基础。
博罗横岭山的考古发现，连同1954年在惠东梁化出土的青铜鼎、1973年在铁场苏屋岗和1985年在公庄出土编钟等，除了显示出东江流域“钟鸣鼎食”的贵族气象外，近年在香港、粤东一些地方出土的多件与博罗银岗窑址同一类形文物，考古专家认为东江流域可能是南方陶器的发源地；认为博罗银岗挖掘出那么大型的龙窑群，加上其它地方挖掘出的窑址所共同生产出来的陶器，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消费。东江流域这一系列考古发现和专家论证，从而说明禹贡九州之外的岭南，确实存在一个缚娄古国，它的文明已与中原同步。


三、据史书记载，缚娄古国是汉置傅罗县前身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宰相吕嘉谋反后，在南海郡置傅罗县。此后700多年来，除《宋书．州郡志》说博罗两汉时称“傅罗”，两晋后始称“博罗”外，不见史学家对“博罗”一名作具体解释。入唐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博罗县时才曰：“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4]考罗浮山“浮来”之说，雏形出自《史记，封禅书》，说勃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蒴引去，终莫能至。”这段论述没有说山从何处“浮来”，“博”在何处；至南北朝，刘宋谢灵运在《罗浮山赋》中曰：“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连罗浮……。”“茅山”即会稽，谢灵运首先将会稽和罗浮山连在一起；入唐后又演变成“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并将博罗的“博”字作动词解。入清后，著名学者屈大均更进一步说：“秦置博罗县……秦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之。”[5]屈大均一时失考，不知博罗县是汉朝所置，故此论也只能当作一种神话。正如曾焕章、张友仁先生在民国版《博罗县志》附录中所曰：“读《罗浮志》者，见满纸神仙之说，令人飘飘欲仙，实皆道士之谎言也！”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
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曰：“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善能机巧变化，异形改服…缀金玉毛羽为衣裳。……口中生人，备百乐之戏，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忘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猴技；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笙兜之国，多无君。”[6]
以上二则记述，《拾遗记》称“扶娄”，《吕氏春秋》称“缚娄”，应为同一个地方小国（第一字发音一样，只有声调差别）。据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缚娄”在今博罗县北面，“阳禺”在今阳山县东南。也就是说，岭南及惠州先民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岭南及惠州地区的原始魔术杂耍“婆猴伎”传入中原后，“得粗忘精，代代相传”，发展到汉朝成为乐府的一个戏种。

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在《吕氏春秋注疏》中论及“缚娄”时曰：“ 余以为当即晋王嘉《拾遗记》之扶娄……。缚娄之为扶娄，亦即王嘉之讹替也。”又曰：“《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博罗，当即扶娄；扶、博、娄、罗，并一声之转也。”王利器先生此论进一步说明，周朝的扶娄、战国的缚娄、以及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是同一个地方，是“博罗”一名的历史沿袭。古越无使用文字记载，信息传递主要靠地方语言，而岭南及惠州古方言被称为“鸲鹆”方言（即八哥鸟的声音）；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但重译后用文字表达，就会出现文字差异，如：缚娄的“缚”字与傅罗的“傅”字，文字虽有差异，但普通话的读音一样；同样地缚娄的“缚”字和博罗的“博”字，文字虽有差异，而惠州话的读音也是一样，这就是晋．王嘉所说的“讹替”，以及王利器先生所说的“一声之转”。
根据以上史书记载和专家论述，有理由认为晋．王嘉所说的“婆猴伎”，就是“罗浮伎”；“婆猴”是“罗浮”的转音。[7]据《太平广记．轩辕先生》一文记载，唐朝会昌年间，隐居罗浮山白云洞的道士轩辕集（一说是惠州人），就会耍婆猴伎。如：他有分身术，一日可赴百家之宴；与人饮酒，从袖中拿出洒壶，即使高朋满座，倾之弥日不竭；病者求医，用布拭之应手而愈；在京归罗浮途中，取出随身小布袋，探取袋中铜钱施贫者，一路行一路施，约数十万而不竭，时人惊之，称他为“轩辕先生”。
在《史记．南海尉佗列传》中，说到秦置龙川县时有二则注解，其中一则是唐．颜师古引用南北朝刘宋裴笥《广州记》云：“（龙川）本博罗县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也就是说，龙川县原是缚娄国的东乡。[8]如按这样推测，缚娄古国的管治范围应是西起博罗县，东至龙川县的东江流域两岸以及两岸延伸的一些地方，这与分别在博罗横岭山、龙川登云镇及东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符。

四、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
先秦岭南俚獠混杂，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9]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和推进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据唐代循州进士韦昌明为龙川越王井作记时曰：“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与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10]也就是说，秦始皇时迁来岭南的中县人大多居住在桂林、象郡及南海郡西部，到南海郡东部东江流域很少，龙川县治仅有四家，其它地方更是凤毛麟角。秦末汉初，赵佗又在岭南称王，“绝新道以待诸侯变”，闭关锁国近百年，故秦汉时外地语言对惠州古方言影响很微。

对于秦汉时期惠州古方言的音韵特点如何？因年代久远和缺乏文字记录，己无可考。但入唐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中书舍人崔沆因其从妹夫告发郭淑妃弟阴事，被拖累贬为循州司马来到惠州后，因不懂惠州土话，“时循人稀可与言者”，[11]无法与本地人沟通，整天闷在贬所。入宋后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来惠州，也深受语言障碍之苦。跟随他来惠州的儿子苏过为此写了二首反映听不懂惠州方言的诗，其中有几句曰：“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12]“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门前空罗雀，巷语纷鴃舌。”[13]也就是说苏轼父子来到惠州，尽管左邻右舍“巷语纷鴃舌”，非常热闹，但苏轼父子因不懂“南蛮鴃舌”的惠州方言，无法与惠州父老“相酬”交往，自家门前空可罗雀。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客家语系形成之前，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本地方言。
入清后，身为客家人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在论述客家方言与惠州方言的差别时曰：“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土与客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14]徐旭曾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学者，他早在190多年已把客家方言和惠州方言分开，不能等同而论。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都认为，历史上北方汉族在不同时期南迁广东的不同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由此产生了三大语系。而惠州地区及东江流域被简单地归属客家民系和客家语系，违背了徐旭曾原意，否认了历史上的土客关系，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惠州方言大体只集中在东江流域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四县城区及其附近农村通行，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刘叔新教授（、博士生导师）称其为“惠河语系”（即以惠州、河源为中心一种语系）。[15]除此之外，最也没有其它通行惠州方言的民系。而东江流域这四个县，恰恰是缚娄古国的所在地，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有一些研究广东语言的学者，在考证客家语系和潮汕语系的来龙去脉时，条理清昕；而论及广州语系和惠州语系的来龙去脉时，却观点含糊，难圆其说。就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而言，既然广东在先秦时期的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分别有阳禺、缚娄两个古国，就应该有两个古民系，两种古语系。说明白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广州方言是阳禺古国的“国语”，广州话和惠州话才是广东语言的正宗。这是研究广东语言学者所忽略的一个问题。

五、缚娄古国是被秦将赵佗平定东江流域所灭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实现“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大中国宏图伟业；[16]“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掠取岭南珍宝财物，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17]尉屠睢被杀后，秦始皇再派军队增援，分别由任嚣、赵佗统领，才扭转局势，平定北江流域，咸会番禺。接着赵佗又率领一支部队循龙江（东江古称）而上，乘胜向东江流域进军。
赵佗率军进入东江，遇到缚娄古国土著人的强烈抵抗，屯兵梁化，等待援军；[18]接着又兵败古竹，被困在一个小山上。[19]最后赵佗镇压了东江两岸土著人的抵抗，直达龙川。根据这个历史过程，可以说缚娄古国是被赵佗所灭。有专家认为，横岭山先秦古墓群“由于所有墓葬都齐刷刷朝东排列，有可能是当年与秦军作战阵亡士兵的墓葬。”[20]
秦始皇略定扬越，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时岭南地广人稀，南海郡在大庾岭、骑田岭以南，西起珠江三角洲，东至粤闽边界，并在东、北江下游置番禺县，在东江上游置龙川县，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加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也象中原一样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等文化统一政策，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推进民族的文化融合。就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江文明”在历史迷雾中消亡了。

秦灭亡缚娄古国后，设县于龙川而不设县于傅罗，主要是潮汕地区归属南海郡后版图比缚娄古国大，加上龙川地处惠、潮两州分水岭，西北可顺东江而下控制东江两岸，直达南海郡城；东南可顺韩江而下控制潮汕地区，进入福建，战略地位十今分重要。赵佗“初抵达老隆，设营寨顶，指挥设防部署，得川安谧后随之开邑龙川（龙城），建筑城池，以龙川令侯霸业自主。”[21]今老隆寨顶古堡残垣仍隐约可见，相传是南越王赵佗营寨处。
赵佗（及其后人）在南越当政历五世共九十三年，历史褒贬不一。汉高祖派陆贾逾岭按抚赵佗归汉，在诏书中曾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 [“？”：“徙”。——按 ：谨据原纸质书籍所载的原著予以补正。下同]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22]但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却持相反意见，他曰：“夫使南越之不得早为中邦，渐被圣化，至汉兴七十有余载，始入版图，佗诚越之罪人也。” [23]汉高祖是安抚赵佗归汉，对他的褒扬不可全信，而屈大均之言却有一定道理。赵佗效力秦皇朝，不但消灭了缚娄古国，也毁灭了古老的东江文明；入汉之初又割据称王，受到汉皇朝的经济制裁：“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24]直至汉兴七十余载，南越宰相吕嘉谋反，汉武帝举兵平乱，惠州及东江流域始入汉朝版图。而恰恰这七十年，中原经历了“文景之治”（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治理下），汉皇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文明情度空前提高。而岭南在赵佗及其子孙统治下，错过了“文景之治”大好机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拉开了岭南与中原文明的差距，从这方面说，“佗诚越之罪人也”!

六、灿烂的“东江文明”将重现世人面前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部门先后在博罗葫芦岭、苏屋冈、黄巢墩、惠州城区三栋瓦窑岭、西枝江古渡头下及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贝壳、陶片及远古先民使用的石器，其中葫芦岭贝丘中贝壳层厚达85厘米。出土的石器品种繁多，有石斧、石锛、石矛、石锄、石戈等，从而证实了早在新、旧石器时期，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就在这块土地休养和生息。特别是2002年八、九月间，在惠州城区西枝江古渡头下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晚期的磨光石器，品种有石斧、石锄、石凿、石锛、石杵、石匕首（柄）及雕刻有山鸡、?酤[“鲤鱼”。——按 ：谨据原纸质书籍所载的原著予以补正。下同]图案的石?[“玦”]等，这些石器石质坚硬，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颜色。石凿和石杵除通体磨光、保持完好外，凌角线条清晰，柄部磨制呈流线型，手握舒适自然，制造枝术很高。面部刻有山鸡、底部刻有鲤鱼图案的石?[“玦”]，笔法古朴，线条粗犷，反映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的?[“渔”]猎文化。
近年博罗横岭山和龙川登云镇古墓群出土的丰富文物，又重现了惠州及东江流域先秦以前的古国、古文化风貌，其重大意义在于证实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象中原一样，经历了新、旧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并非历史书籍通常说的，岭南在先秦以前只是一片“瘴疠之地”；更不是有些学者所说，历史上中原人几次向岭南大迁徙，带来了客家文化，惠州及东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才发展起来。1933年，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一封信中曰：“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不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25]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曾经指出：“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26]近代这两个国家级的大师，早就预言在岭南及东江流域，酝藏着沉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待后人进行挖掘。
就世界而言，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印度河，以及两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孕育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仅有黄河、长江文明而缺少珠江文明，这种文明是不完整的。郭沫若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我来广东的愿望》一文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27]东江归属珠江流域，是惠州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缚娄古国，也孕育了东江文明。黄帝和炎帝是黄河、长江文化始祖，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珠江文化始祖是谁呢？看来要从东、北两江流域中寻找。
古云：“无水不东流”。道教认为最贵是“逆水”，称其为“仙源福地”。而东江恰恰是一条由东往西流的“逆水”，神仙的传说很多，包括有山自会稽浮来，傅罗山，遂为罗浮山；以及有仙人骑木鹅至此，开埠鹅城等。现在惠州及东江两岸这块“仙源福地”还埋藏着令人震惊的文物吗？这也许是一个难解之谜。如果有一天，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把缚娄古国的国都遗址和制造青铜器的石范挖掘出来，一个灿烂的“东江文明”将喷射而出，我国的历史将会改写，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惠州将以沉厚的历史文化丰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1．据《羊城晚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2、3．《广州日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4．《后汉书．郡州志》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
6．《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故阳禺、缚娄被称为“驩兜”之国。
7．“罗浮”一名，始自汉．陆贾逾岭安抚赵佗时撰写的《南越记》一书，而“婆猴”一名也始自汉．乐府婆猴伎，两者同在汉朝出现。按此推论，罗浮山应是“缚娄山”及“婆猴山”转音。
8．裴駰是南北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会不知道博罗县的设立比龙川县后103年；因此他所说的“博罗”应作“缚娄”解，而“县”字疑为后人所加。
9．《后汉书．南蛮传》
10．《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
1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12. 宋. 苏过《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
13．宋．苏过《赠王子直》
14．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和平徐氏家谱
15．今博罗、惠阳、河源、龙川及惠城区的惠州话都有一些差别，当地人认为“近山者刚而直，近水者清而婉”。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7．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
18．入汉后汉武帝元鼎六年置傅罗县，梁化屯为县治。张友仁先生在《博罗县志》卷一按语曰：“梁化屯，屯是驻兵地；又当为陆梁归化（始皇）之义。”
19．今紫金县古竹镇靠近东江边有一座小山，地势险峻；该小山山顶有几亩平地和一口清泉，传说赵佗当年平讨东江两岸时，曾被土著人打败，困在这个小山上。他令龙川后，应南海尉任嚣之召下南海，顺道又凭吊了这个小山。后来他当了南越王，此山遂称“越王山”。
20，26．据香港《商报．南越新闻》2000年6月6日报道
21．黄勋著《南越王赵佗龙川老隆行辕考》，载《龙川县志》
22．《汉书．高帝纪》
2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
24．《汉书．南粤传》
25．27．据《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5月9日报道

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广东青铜时代的见证者

广东是否存在青铜时代和广东何时进入青铜时代，是学术界存有争议的问题。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对博罗县横岭山先秦墓地进行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去年2月至8月，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对横岭山先秦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清理出306座商周先秦时期的古墓。考古工作者在这些古墓中发现了1000多件随葬品，有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水晶器、砺石和铁器，其中的青铜器腐蚀严重，极易破碎，以工具、兵器为主，有甬钟、鼎、斧、钺、凿、叉、蔑刀、矛、戈、短剑、镞等，其中斧、矛、镞的数量较多。这些随葬品质地不同，器类多而丰富，有许多是第一次发现，其中有一个精美的鸟形壶，鸟身为壶，鸟头为盖，尚无定称。
　　目前，关于广东的青铜时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横岭山墓地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能够看出有江西、湖南甚至中原的影响，但更有自身特点。专家认为，这是当地的青铜文化不容置疑，事实已基本清楚，至于广东何时才算跨入青铜时代以及青铜物质文化背后的政治组织形态如何，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
　　参加这次发掘的吴海贵说，有的墓室很大却没有或少有随葬品，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是早期被盗还是迁葬等其他情况有待研究。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两座甚至三座墓中出同一陶瓷器个体的碎片，此前，这种现象少有发现。由于当地的红壤腐蚀力太强，墓地中没有发现葬具和遗骨，这为葬具、葬式的研究留下了谜团。
　　吴海贵说，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留给人们的最大悬念是墓葬区找到了，而墓主的生活区尚未发现。根据惯例，生活区一般离葬区不远，也就是说，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不远，很可能还存在着一座尚未发掘的古城。
　　这种以中小型土坑墓为主的墓地在内陆地区并不鲜见，但这次发现是在离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内地较偏远的广东岭南一带，意义非同一般。专家认为，这次发现为岭南地区从商代晚期至战国这段时空内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分期序列证据，为岭南商周考古的研究树立了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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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秦时期

　　发掘单位：广东省考古研究所

　　简介：

　　在博罗横岭山80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古墓葬３００多座，少量属于商时期，大多数属于两周时期，并从古墓葬中发现了方格纹、夔纹等印纹硬陶碎片，同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石器、铁器等，其中首次在广东两周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铜甬钟。这是广东迄今所发现和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数量最多、出土物最精美、品种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据此不仅证实了岭南历史上确曾存在过文明程度相当高的青铜时代，同时也提供了古缚娄国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使经过考古认证的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３０００年前。

　　据《吕氏春秋》记载，百越之地曾经存在过古缚娄国，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地图上也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境内有缚娄国，但从来没有实物证据能够证明它确实存在。此次从墓葬群中发掘出了铜甬钟和鼎，连同墓葬群的其它出土物所反映出的“钟鸣鼎食”之贵族气象，说明这里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古国。另一有力证据是，墓葬群以等级地位为规范排列得非常整齐，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在这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于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些发现连同９０年代初以来在博罗、增城一带的系列考古发现，共同为寻找和复原先秦之前的缚娄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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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博罗县罗阳镇横岭山发现广东春秋时期最大的墓葬群（见上图）。目前发掘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从发掘的300多座墓葬及出土的大量文物分析，为研究先秦岭南缚娄古国的存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证明先秦时代东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记者今天在广东惠州召开的考古发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博罗古墓群墓葬分布密集，大小墓葬排列有序。墓地使用延续时间长，时间最早的是商朝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的是春秋时期的墓葬，有260多座，另有少量的战国墓和唐代及明清时期的墓葬。墓群随葬品品种多样，有戈、矛、斧、镞和陶罐等，其中原始瓷器非常精美，并首次在广东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铜甬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认为，横岭山墓地出土文物丰富，特别是原始瓷器烧造水平很高，可以证明该时期岭南地区的文明发展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此次博罗县横岭山墓地发现的墓葬之集中、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遗物之丰富超过了广东以往任何一次的先秦古墓发现。

广东省先秦考古又获新进展：博罗县罗阳镇横岭山墓地的发掘

                         古运泉 /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

1999年以来，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广惠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广惠高速公路沿线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一批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并对博罗县石湾镇田心遗址、罗阳镇横岭山墓地、沙岭山墓地和岭嘴头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仅横岭山一处墓地就发现了近300座墓葬，其年代绝大多数为春秋时期，是广东省境内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石器和铁器等，取得了广东先秦时期考古的重大收获。
罗阳镇横岭山是东江河谷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丘。河谷平原上的土地肥沃平坦，横岭山西侧有小河流过，为古代先民们的栖息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横岭山墓地发掘面积8000多平方米，已清理墓葬300余座。从发掘情况来看，该墓地有如下一些特点：

墓葬分布密集，大小墓葬排列有序。墓葬相互间甚少有打破关系。山腰以上大型墓较多，山下则以小墓为主。大件的铜器多出自位于山上或山脊的墓中。

墓葬结构特色明显，以长方竖穴土坑墓为主。墓圹平面狭长，与百越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墓葬相同，有些墓内有二层台。

墓地使用延续时间长。年代最早者可至商代。随葬陶器以折肩、折腹、圈足为特征，其中一件深腹豆与饶平浮滨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数量最多的是春秋时期的墓葬，近260多座，随葬器物以陶器和原始瓷器为主，并多有铜器共存，陶器与博罗县圆洲梅花墩春秋龙窑所生产的陶器和原始瓷器完全一样。另有少量的战国墓，这类墓个别随葬铁器，其陶器与博罗县银岗窑场所生产的陶器和原始瓷器一样。沙岭山和岭嘴头的墓葬以战国为主，所出的陶器也与银岗窑场所生产的战国时期的陶器一样。

随葬品多寡悬殊，品种多样。随葬品多的有10余件，少的只有一件，或者一件没有。随葬品的种类齐全，包括铜器、陶器、玉石器等。铜器有甬钟、鼎、戈、矛、斧、凿、锛、镞、蔑刀等；铁器有锸等；陶器有罐、瓮、杯、豆；玉石器有玉玦、水晶块、石 墓地中还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墓坑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寡区别明显；相邻的两座墓葬中往往有一座随葬铜器和砺石，另一座随葬陶纺轮。这些差异是否反映了墓主等级的差别和夫妻分穴埋葬等葬俗，尚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位于山腰和山顶的大墓均未见有盗洞痕迹，但往往没有或很少随葬品，中型墓或小型墓却多有随葬品。有时一件器物的残件分别发现于两个墓中。这些现象是由于被盗、迁葬所致，还是一种特殊的葬俗，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横岭山墓地是广东境内迄今所发现和发掘的先秦时期墓地中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精美、器类最丰富的墓葬群。并首次在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青铜甬钟。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齐，大小墓葬排列有序，说明了墓地的管理有一定之规；不同墓葬随葬品差别较大，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身份及性别的不同。这些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东江流域可能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横岭山、沙湾田心等几处墓地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和原始瓷器，分别与东江北岸发掘的三处以龙窑烧造陶瓷器的大型窑场所出的陶瓷器一样，而深圳小梅山春秋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器，也与该地龙窑的产品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这三处龙窑的产品在东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流通情况之一斑。亦可由此发现其文化间的相互联系之密切。
横岭山墓地的发掘，还为建立广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墓葬随葬品中基本不见夔纹陶，而以前曾发现过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所叠压的层位关系，横岭山墓地的材料为证明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要早于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论点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吕氏春秋 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 灌兜之国，多无君”。有学者认为，“缚娄”即在今博罗县境内。这一地区已有的若干考古发现，为寻找并确认先秦时期的缚娄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玦等。随葬品中原始瓷器的数量多，生产工艺水平非常高。个别墓葬还有将随葬品打碎后放入墓坑中的葬俗

墓地中还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墓坑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寡区别明显；相邻的两座墓葬中往往有一座随葬铜器和砺石，另一座随葬陶纺轮。这些差异是否反映了墓主等级的差别和夫妻分穴埋葬等葬俗，尚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位于山腰和山顶的大墓均未见有盗洞痕迹，但往往没有或很少随葬品，中型墓或小型墓却多有随葬品。有时一件器物的残件分别发现于两个墓中。这些现象是由于被盗、迁葬所致，还是一种特殊的葬俗，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横岭山墓地是广东境内迄今所发现和发掘的先秦时期墓地中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精美、器类最丰富的墓葬群。并首次在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青铜甬钟。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齐，大小墓葬排列有序，说明了墓地的管理有一定之规；不同墓葬随葬品差别较大，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身份及性别的不同。这些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东江流域可能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横岭山、沙湾田心等几处墓地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和原始瓷器，分别与东江北岸发掘的三处以龙窑烧造陶瓷器的大型窑场所出的陶瓷器一样，而深圳小梅山春秋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器，也与该地龙窑的产品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这三处龙窑的产品在东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流通情况之一斑。亦可由此发现其文化间的相互联系之密切。
横岭山墓地的发掘，还为建立广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墓葬随葬品中基本不见夔纹陶，而以前曾发现过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所叠压的层位关系，横岭山墓地的材料为证明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要早于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论点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吕氏春秋 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 灌兜之国，多无君”。有学者认为，“缚娄”即在今博罗县境内。这一地区已有的若干考古发现，为寻找并确认先秦时期的缚娄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博罗历史轨迹

缚娄古国——博罗。在春秋战国时期，博罗属百越之地，曾建立过一小国——缚娄古国。据《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篇》记：“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和驩兜之国，多无君。”据谭其镶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楚越地图）上有一段文字记载：战国时期，傅罗属缚娄国，这个缚娄国的面积大约包括今天的惠州、博罗、海丰、龙川、河源、东莞在内，在当时诸侯互相兼并的情况下，后来被南越国所呑并。
博罗是岭南最早建立的郡县之一。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正式设立傅罗县（博罗县前称），属南海郡辖区。当时的惠州、海丰一带均属傅罗县辖区。“傅罗”这个地名有神话的说法：因“浮山”自蓬岛傅于“罗山”而取名“傅罗”之说；也有说这一地域因是“缚娄古国”而取“傅罗”的谐音而得名。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傅罗县在南越国统治之下。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武帝统一岭南，结束了南越国统治，次年置南海、苍梧等9郡，傅罗县属南海郡管辖。
博罗正式得名。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晋武帝修地理志，误将傅罗写为博罗，《宋书洲郡志》和《元和郡县志》均有此载。也有说当时皇帝下诏书时，误将傅字写成博字，从此博罗县这个名称沿用几千年至今。
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博罗县析置海丰县，博罗县隶属于南海郡。503年（南朝梁天监二年），将南海、东官两郡地置设梁化郡，在梁化（惠东）设郡所，博罗与欣乐、龙川、河源、雷乡等5县同属梁化郡管辖。
589年（隋开皇九年），废梁化郡，置循州，设总管府于龙川，博罗设县，与归善、河源、新丰、兴宁、雷乡、海丰等6县同属循州管辖。
917年（五代南汉乾亨元年），循州析置祯州（惠州前称），博罗设县，与归善、海丰、河源4县同属祯州管辖。
1020年（宋天禧四年），为避宋太子赵祯名讳，改祯州为惠州，博罗、归善、海丰、河源4县仍属惠州管辖。
    1646年，明、清两朝沿袭宋朝建制，设惠州府，博罗县属惠州府管辖。
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统一广东，于1936年在惠州设立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7年国民党政府将惠州改为第五行政督察区。1949年4月，惠州又改设为广东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博罗仍设县，属惠州行政公署管辖。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新编独立第三营由司令员蓝造率队，从惠阳县淡水进入惠州城，惠州、博罗同时解放。
1950年2月5日，东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惠州成立，博罗设县，下辖二十个区。
    1956年2月，成立中共惠阳地委、惠阳专署，博罗县归该区管辖，下辖二十个区。
1958年11月22日，撤销中共惠阳地委、惠阳专署，博罗划归广州专区管辖，1959年又划归为佛山专区管辖。
 1963年6月，恢复中共惠阳地委、惠阳专署，博罗又回归惠阳地委、惠阳专署管辖。
1979年4月，成立中共惠阳地区委员会、惠阳地区行政公署，博罗县属中共惠阳地区委员会、惠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1988年1月，撤销惠阳地区，设惠州市为地级市，博罗县仍属中共惠州市委、惠州市政府管辖。
博罗县现下辖一个管委会、十六个镇、一个办事处。分别是罗浮山管委会，罗阳、石湾、杨村、圆洲、龙溪、福田、长宁、龙华、湖镇、柏塘、泰美、公庄、杨侨、观音阁、麻陂、石坝镇和横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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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台分别播出了《千年博罗古城之缚娄古国和历代古建筑》介绍了县城自新石器时期至今的古遗址及古桥梁、古建筑，受到了许多观众朋友的关注。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老城，体验老城的巷子文化。
说到老城的巷子文化，如不了解每条巷子的历史典故，势必难以诠释古城的历史韵味。要说老城最具名气的巷子，非韩屋巷莫属！这条巷子目前居住的韩氏家族，曾经有着鼎盛辉煌的时期，自从元朝开始，韩氏家族就与博罗文化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堤围下来，通过铁炉巷，就到达了韩屋巷，在这条不起眼的巷子曾经出过一个博罗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人物，他就是明代时期官居礼部尚书的韩日瓒，人称“韩尚书”。韩氏家族的人元朝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韩氏大祠堂，清朝时曾重建，这座韩氏大祠堂在1988年已被列入我县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如今，居住在韩屋巷的居民仍然是全部姓韩。
    据介绍，韩氏大祠堂是目前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间古祠堂，正祠面阔5.5米，进深17.5米，两边厢房各宽4.15米，进深13.7米。屋顶为单檐悬山灰瓦构筑，正祠与厢房均用坤甸木装饰，显得堂皇华丽。祠堂后还有一座韩氏古井，曾是历代韩氏家族的饮水之源。
老城区的面积虽不大，但据传在古时已有三街六十四巷。通过韩屋巷，我们就走到了米仓巷，老人告诉我们，古时候博罗人民取巷名有三种形式，一是以集居人群的姓氏而定，如多住韩姓的称为韩屋巷；二是与巷内建筑、屋舍的结构有关，如花园巷、武当巷等；三是以一些建筑用途而定名，如米仓巷就是相传在博罗县衙设立后，当时的知县为了省却每天到市场买米的麻烦，便在县衙后面建了一个米粮仓。后来这条小巷就被人们称为米仓巷。
通过米仓巷，来到县城戏剧院大门南侧，有一棵明代的大榕树，属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树。相传在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罗加觉夫曾在树下演讲革命道理，从那以后这棵大榕树下一直是我县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讲的阵地。所以许多老人都说，这棵大榕树是革命历史上难得的见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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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流不息的东江河畔，有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那就是我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博罗县城。如今，这座古城已被现代文明所掩盖，已经难觅千年前的文化遗存。惟独在老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远古时代留下的古遗址、古堤围、古桥梁和古巷道。为传承历史文明，温故而知新，我台将陆续为大家介绍如今尚存在老城里的古建筑文物以及它们的历史渊源。
据《博罗县志》记载，我县始建于秦汉时期，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改名为“博罗”，从此“博罗”这个名字才出现在中国的郡县行列当中。据博学人士介绍，博罗在置县之前，曾是一个古国。
大量史料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博罗属百越之地，曾建立过一小国，据《吕氏春秋》卷二十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记载，当时的博罗名为缚娄古国，管辖范围至东莞、河源一带。
在现在葫芦岭东南临江面，有新石器时期留下的古遗址，曾出土石斧、石锛、残石器等文物共计20余件。遗址内还夹含着大量陶片，从山顶到山脚四面皆是灰白色贝壳，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贝丘遗址”。
据考古人士介绍，葫芦岭贝丘遗址内大概还有350平方米这样的贝壳土层。这么大量的贝壳都能被冲至山上，证明了在新石器时期博罗东江河流域的水位非常的高，水位至少比现在高出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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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城东江河边的堤围上，很多人都只知道老城有一条长长的古堤围而不知道它是兴建于何时。据博罗县志记载，古时候我县地理位置较低，而东江水位非常地高，在宋代时博罗有位叫王亘的知县有感于“江流害民，以堤防之”，遂筑了堤坝抵御东江洪涝，而明、清两代也相继在江东村、老城、水西、义和一带修建了堤坝，由于局限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物质条件，历史上的东江堤防的标准是十分低的。而如今在我脚下的堤围则是在1957年时重新修筑的，在历史上，它曾经拱卫着我们博罗县城，一次次为博罗人民抵御着东江的洪涝。
沿着古堤围走到东边尽头进入博中初中部，很快就可以看到一座古城墙。这是我县唯一保留得较为完整的明代古城墙。目前，这座古城墙上已经蔓延了各种的植物，墙上还有密密麻麻的炮眼，非常有历史的厚重气息。
在环绕县城的东江流域东西两段的支流上，分别建有两座历史悠久的古桥梁，它们分别是建于明代的宁济桥和建于宋代的保宁桥。早在1988年和1985年这两座桥就分别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宁济桥位于县城江东村，长18米，宽4.2米，高7米，为二孔石拱桥，桥面桥拱均用红砂、岩石条砌筑；保宁桥位于县城观背乡，横跨榕溪沥，桥外型古朴、坚固，桥拱呈半月形，乾隆十八年曾重新修筑，至今保存尚好。这两座古桥梁不但方便了我县数代人民的行走，还为我们考究宋、元、明时代的桥梁建筑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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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岭，座落在博罗县老城东侧，南临东江，西靠县城，北面是金湖、银湖，山高约１００米，面积０．７平方公里。说起葫芦岭，凡是在县城出生长大，或在县城念过书，工作过的人，总是津津乐道，颇有感情，总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民间曾流传一首歌谣：“惠州好看看西湖，博罗好玩玩葫芦。”可见当年的葫芦岭是一处多么令人神往的游览胜地葫芦岭，又名浮碇岗。据民国《博罗县志》记载：“又西为县城之浮碇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相传浮山初来，碇石于此而成岗。岗形似葫芦，又名葫芦岭。”清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云：“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罗西者日浮岗。在增城东者日焦石岭。”又云：“自惠阳东下。两山夹江。忽一峰横出中流，形如葫芦，谓之葫芦岭。博罗县城环之。”关于葫芦岭，民间流传不少美好传说，其中，“葫芦吐九珠”，更是脍炙人口，广泛流传。在今葫芦岭公园人口处和人民公园、休闲公园中央，都竖有一碑和铁拐李塑像，介绍葫芦岭来由。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执着的追求。葫芦岭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四面皆是灰白色的贝壳（主要是淡水沙蚬、螺等）。对于蚬壳大量的堆积，旧志称之为地壳隆起的产物。其实不然。据考古资料证实，葫芦岭是一处属新石器晚期贝丘遗址，至今已有４０００多年，在遗址中，考古人员曾多次采集到新石器晚期的石斧、石锛、石码、砍斫器、敲砸器等一批石器，以及夹沙黑陶、夹沙粗红陶、印纹硬灰陶等数量很多的陶片。也就是说，我们博罗人的祖先，最早就是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与大自然搏斗，过着以渔猎、捕捞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年复一年，在山的四周堆积大量人类食余贝壳，风雨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为今天。葫芦岭由于风景独特和所处之地又方便游览，所以历代都成为当地人的游览景点。
旧时有称“博罗八景”，其八景风韵各殊，其中一景就是“浮碇朝曦”。所谓“浮碇朝曦”，是指在葫芦山上观赏朝霞日出，具有无限情趣。早晨，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天水交接处冉冉升起。霎时，霞光璀灿，一江碧水被映照得波光粼粼，似万盏银灯闪烁，簇拥着征帆远去。近处山下林竹轻曳，殿影嵯峨，陈禅钟响过，余音伴着两岸迷离的雾霭渐次消散。那一派壮丽的景色，令人赞叹不止。葫芦岭上早晨观日出，固然让人陶醉不已，而“蒲岭晚眺”，亦令人心旷神怡。西面漫天晚霞将江水染得嫣红，极目远望，水天一色，群帆点点，飞鹰低翔；近处渔歌互答，弄潮儿踏浪掀涛，好一幅充满生机的南国黄昏图画。
据史料记载，历代古人曾在山的四周建筑过不少庙宇、亭阁，培植了大批花木林竹。山麓四面先后筑有罗阳甲第、东岳庙、华光庙、姑婆庙、药王庙、流仙阁、小海南、文昌宫、儒学宫、渊明祠、双忠祠、海岳轩、东园、止园、竹素园、书云台及骊光倒影塔。明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年），知县经彦采在山上建了一座“望骊亭”，谓登此亭可望黄甲岭骊光。另外大东门外，筑有一亭，谓“到卯亭”。在葫芦岭的南麓，还建一亭，谓“笋香亭”。这些建筑物，成为博罗县城具有规模的建筑群，为葫芦岭增色不少，也激发了博罗人浓厚的读书氛围。
纵观历代县志，博罗古代的有名人物如韩启、李亨、李颙、车邦佑、曾一经、曾舜渔、韩鸣凤、韩日缵、张萱、韩如璜、韩如炎等，或世居浮碇岗麓，或筑室浮碇岗、或死后被祠祀于浮碇岗，都给后人传为佳话。葫芦岭由于是一处风水宝地，所以文物古迹很多，至今在山脚的南面，即县自来水厂抽水塔旁，仍保留五段较为完整的明代古城墙。城墙总长为８４．１米，１９８５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博罗城的老人说，以前的城墙东端筑到葫芦岭中线的地方，俗称“全丝吊葫芦”。后来城墙绕葫芦山边而过，将整座山包在城墙里面，故称 “搭袋（口袋）袋葫芦”。究其缘故，说法有二：一说是出于防御的需要；一说在明末年间，有一位在博罗任知县的外地人，见博罗人在官场仕途上得意者不少，便心生妒忌，依照风水先生的盘算，改筑城墙，将“金丝吊葫芦”改为“搭袋袋葫芦”，以图破坏博罗风水。不论何种原因，县文物普查队对城墙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证实，当初城墙的修筑确如上述之说（曾有几次修筑），而最后时期的城墙是东绕葫芦山，西至榕溪水口。另外座落在葫芦岭的东岳庙，按照习俗，以往每年三月都要举行一次盛大“朝拜会”，俗称“三月朝拜”。每年从三月十九日起便着手准备，定二十日起潮，二十四日游朝，二十五日歇脚，二十六日先迎东岳神于长寿观（位于观背村，已毁），二十七日正式游会。游会这一天，博罗城大街小巷鼓乐喧天，葫芦岭更是是热闹非凡。观会者如潮如堵，喜喜洋洋，游会者装扮杂戏，彩服浓妆。县城内红男绿女，车水马龙，宛如七彩画图，令人赏心悦目。
葫芦岭本是一处天然的游览地，可惜原有的建筑和绿化设施早年毁于战乱。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不断加强对葫芦岭自然环境的保护。１９６３年，县城镇各机关干部职工及居民，为了改变和美化葫芦岭的面貌，使之成为理想的群众游览、娱乐场所。于是自力更生，在山的西坡建起一座三层高的楼亭，并在西、北两面用红砂岩石、青麻石条各铺筑一条宽２米的登山石级，途中置有平台、石山、石塔、石凳，石阶总长２００米。改革开放以来，县人民政府把建设美化葫芦岭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加大在资金，人力的投入，并成立了葫芦岭公园管理委员会，不断完善公园的设施建设，筑起了环山公路，修葺了登山故道，扩建了习武平台，种植了多种鲜花与果树，昔日虽曾繁荣一时，后来却逐渐冷落的葫芦岭，而今又气象万千，令人流连忘返。每天清晨、黄昏，来公园散步、健身、赏景的人随山可见。“浮碇晨曦”、“葫芦晚眺”有了丰富、多姿多彩的内涵，“博罗好玩玩葫芦”的歌谣，在今天已有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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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吐九珠
博罗城为什么会有一座葫芦山？城内外为什么会有九块高地？这有一段神话呢。传说古时候博罗城是一块平地，在东江之滨，而东江一带几乎年年都有暴雨、洪水，洪水一来，东江泛滥，博罗城被洪水淹没，顿成一片泽国，老百姓在洪水中挣扎，连个逃命的小丘都没有。一年一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被洪水吞没。
有一年，又发洪水了，百姓们在洪水中呼救，哭喊声惊天动地，令人惨不忍闻。刚好在这个时候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从南海赴宴归来路过这里，百姓的呼救声直遏青云，传入铁拐李的耳中，铁拐李按住云头向下一看，见百姓们正在洪水中挣扎呼救，他立刻发了恻隐之心，可是，怎样才能搭救百姓呢？他摸遍了全身，只在腰上摸到一个葫芦。这个宝葫芦是铁拐李装酒用的，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他拿着葫芦，犹豫起来。这时，他身后的何仙姑跟上来了，一见他的样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铁拐李，舍不得了？”铁拐李嘿嘿笑首，说：“是呀，这个葫芦跟我多年了，舍了它，我用什么装酒呢？”何仙姑说：“铁拐李，救人要紧啊，舍了葫芦，将来我还一个给你。”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那好，我就舍了它！”铁拐李说着便把葫芦丢在东江边上，葫芦忽忽长成了一座小山，后来人们便叫它葫芦岭浸在洪水里的人见有了山，都争着往上爬，很快就把那座小山挤满了，那座山毕竟是小了点，还有许多人浸在水里，爬在大树上，房顶上。而那个宝葫芦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何仙姑看得心焦，吧口气说：“唉，这个葫芦山太小了，救不了多少人啊！”铁拐李说：“别急，我有办法！”他对着葫芦轻轻吹了一口仙气，喝一声：“吐！”只见那葫芦张开个口子，连续向外吐出了九颗闪闪发光的珠子，珠子散落在城内外，变成了九块高地。地名是：罗阳书院（现镇一小）、下黄屋巷、造极楼（现米仓巷）、新街、城隍庙（现农工商）、曾屋祠堂（现邮电局）、高街巷、黄皮园（现县党校）、长寿观（现观背村）。人们见有了高地，便划着竹排，抱着门板，逃到高地上。从此以后，葫芦山和这九块高地便成了洪水期间博罗人救命的地方。 （罗浮杂志--黄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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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岗古窑场遗址

　　位于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年代为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窑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已发掘龙窑四座，长10、宽2米。出土器物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石器等，以陶器为主，器形主要有：罐、釜、盒、杯、碗、鼎、豆、瓿等，纹饰有： 纹、米字纹、方格纹、素面等。是一处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2002年7月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意义

　　银岗古窑场遗址印证了米字纹早于夔纹的观点

　　银岗古窑场遗址位于松毛岭半山坡上，山上是成片的荔枝树，窑址下面是一大片鱼塘。在青山绿水之间，窑址显得更加古朴、清幽。窑址大门古色古香，门口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将外界和古窑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打开大门，古窑场遗址便展现在记者面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古窑场遗址主体是一堆再普通不过的黄土堆。记者走上前仔细观察，发现黄土堆中有很多陶片。这些有点不起眼的陶片便是先秦时期人们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银岗古窑场遗址位于博罗县西南约22公里处，在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由岗谷岭、松毛岭、松古岭等7个相连的低矮山岗组成，是迄今为止我省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集制作和销售于一身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制作工场。有关人员对记者说，不要小看这些陶片，它们解开了一个争论很久的考古问题。

　　原来考古界一直对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的诞生顺序有争论，银岗古窑场遗址发现后印证了米字纹早于夔纹的观点。据介绍，古窑场遗址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主要有龙窑5座、灰沟3条、灰坑4个、明朝墓葬3座、窑址1座，还出土了大量的罐、鼎、碗、杯、盒、豆等完整的陶器。据考证，该窑场从西周、春秋至战国，期间无明显间断，是一处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制陶业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旅游景点

　　博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已开始展开银岗古窑场遗址的保护工作，并分3步完成古窑场“保护区——旅游区”的远景规划。第一步是基本保护工作，包括土地征收和平整、修路建墙、搭建门楼等；第二步是对文物点进行封闭保护，避免风吹雨淋给古窑场带来损坏。经过努力，保护工程已经竣工；第三步，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计划利用古窑场地处罗浮山脚下的地理优势，把古窑场打造成具有园林风格的旅游景点。

　　考古人员对东江流域出土的部分陶器制品考古研究发现，部分陶器制品是从银岗古窑场出土的。这一发现证明，从这里生产出来的陶器制品，曾被输送到东江流域各个地区。

　　银岗古窑场遗址对于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制陶业和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从古窑场发掘出土的陶器文物，一部分存放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用作考古研究，另一部分收藏在博罗县博物馆。当年古窑场遗址被发现后，截至目前没有发现被盗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