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Oct 1st, '09, 19:36
20-9-2009
香港《蘋果日報》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
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前言
60年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轉折。經歷抗日戰爭，經歷國共內戰，苦難的土地上再次改朝換代，徹底改變了我們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多少中國人的命運。
歷史不應只由掌權的說了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整整一甲子之際，本報今天起推出《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專版，從香港的視點回顧過去，慎思未來。
北京傾全國之力慶祝建國 60周年。電影《建國大業》與種種慶祝國慶的活動如火如荼。可是，如果我們問： 1949年是中國建國嗎？那麼中國豈非只有 60年歷史，又如何是五千年古老大國呢？回顧歷史， 1949並非中國立國之年，也不是中國亡國後又重新建國之年，而是同歷史上的多次變遷一樣，從另一批中國掌權者手上奪得政權的改朝換代。準確地說， 49年不是建國，而是中共建政，今年是中共建政 60年。
正名
改朝換代的是大陸，被代替的政權則遷移台灣。因此，今年也是國民黨政權遷台的 60周年。大陸固然有 60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書市也出現了 1949年的熱潮，許多作家紛紛出版對國府遷台 60年的政治、社會或個人的回憶。 49年對台灣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夾在兩岸中間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 49年的政治是穩定的。 49年前後，突然湧來了許多移民，使 1945年只有 60萬的香港人口激增。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60年的香港故事，就從全國各省遷來大批移民開始。
過客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 70年代中期，文革及 67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遷徙
隨後九七問題出現了，中國收回香港的意向衝擊着港人剛剛建立起來的對香港的認同，人們認識到我們還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政治的陰影。一百多年在中國政治動盪的邊緣得以倖免的香港，終於嘗到 1949年中國專權政治的滋味了。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投入，「六四」螢幕前的熱淚，及其後北京對「六四」的取態，衝擊着港人的價值觀。九七和六四，使香港出現了移民潮。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是二次逃亡。第一次從大陸逃來香港，第二次從香港逃往美加澳紐。
接下來是香港回歸。回歸後司法獨立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穩住了香港人心。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崛起，又使許多在海外無法適應移民生活的港人，再回流香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三次遷徙。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生經得起多少次飄蕩、流徙？香港的故事就是在中共建政 60年的衝擊下，躲避、創業、遷徙、拼搏的辛酸和沒有根的故事。
60年來，香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經歷很大的改變。 80年代中英談判前，香港所有中文報紙，除了中共辦的左報之外，大都以「中華民國」紀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輿論，政治思潮，學術文化，是國共思想鬥爭的延伸。輿論非左即右，陣線分明。只有少數報刊有獨立輿論。但在中共眼中，獨立輿論也被貼上「親英」的標籤。回歸後，一切翻轉。所有報刊都以公元紀年，大部份輿論，已自動獻身於「愛國」了。
人生
筆者 1948年 5月跟從父母，從動亂的大陸移居香港。逾 60年來，離港往外地旅行居住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個月。筆者的成長、工作、生活、婚姻，也都受中共政權的影響。中共建政後不到一年，筆者就進入左派學校即愛國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左派出版社任職，後創辦左派刊物《七十年代》開始論政生涯。五、六十年來，關心國是，所從事的職業也緊繫着國家民族的命運。要說「愛國」的資格，也夠老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力量」仍薄弱，但絕大部份的愛國左派都懷着純真的理想，認同中共宣示的價值觀，要為祖國的事業獻身。先是一批批中學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其後在大躍進期間又有大批工人被動員回內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這些獻身祖國的人，都經歷了「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的歧視，匍匐於「海外關係」的陰影下，在大陸是二等公民。他們懷着身心的創傷，灰頭土臉地一個一個在十年後又陸續重回香港，幾乎無一例外。回港後大部份人缺乏適應香港社會的技能，落寞地生活在底層。這裏多的是有血有淚的香港故事。
愛國至於留在香港、投身愛國機構的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包括左派影圈中曾紅極一時的影星，大部份也都晚景凄凉。宣稱「為人民服務」的愛國機構，對屬下員工比絕大部份的資本家更無情。這裏也多的是悲戚的香港故事。
回歸後，香港故事改頭換面。原來不愛國甚至反愛國的，都愛國了。愛國不再是純真情懷，而是政治經濟利益。於是，那些早年抱着追求國家均富理想的老一輩，在現實面前，對中共「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作出感嘆：先愛國不如後愛國，後愛國不如不愛國。
中共政權的本質也變了。掌權者除了繼續緊抱專政權力不放之外，建政初期「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變成視老百姓為「屁民」的既得利益者。「革命革了幾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老百姓的地位應比解放前更不如。向錢看、向權看是氾濫全國的價值觀，它也像傳染病似的毒化香港原來機會尚算平等的社會。香港衍生出種種讓人想像不到的奇形怪狀故事。
中共建政 60年，太多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清代孔尚任的曲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正反映我們這一代曾追隨中共建政時的理想號召的過來人，今天的心情：理想的高樓已崩塌，換上豪華的、朱門酒肉臭的高樓；賓客還繼續飲宴，但所有賓客都不是昨日面貌了。這座新型大廈的樁腳穩固嗎？還是終有塌樓的一天？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0920&sec_id=4104&art_id=13228619
香港《蘋果日報》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
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前言
60年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轉折。經歷抗日戰爭，經歷國共內戰，苦難的土地上再次改朝換代，徹底改變了我們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多少中國人的命運。
歷史不應只由掌權的說了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整整一甲子之際，本報今天起推出《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專版，從香港的視點回顧過去，慎思未來。
北京傾全國之力慶祝建國 60周年。電影《建國大業》與種種慶祝國慶的活動如火如荼。可是，如果我們問： 1949年是中國建國嗎？那麼中國豈非只有 60年歷史，又如何是五千年古老大國呢？回顧歷史， 1949並非中國立國之年，也不是中國亡國後又重新建國之年，而是同歷史上的多次變遷一樣，從另一批中國掌權者手上奪得政權的改朝換代。準確地說， 49年不是建國，而是中共建政，今年是中共建政 60年。
正名
改朝換代的是大陸，被代替的政權則遷移台灣。因此，今年也是國民黨政權遷台的 60周年。大陸固然有 60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書市也出現了 1949年的熱潮，許多作家紛紛出版對國府遷台 60年的政治、社會或個人的回憶。 49年對台灣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夾在兩岸中間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 49年的政治是穩定的。 49年前後，突然湧來了許多移民，使 1945年只有 60萬的香港人口激增。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60年的香港故事，就從全國各省遷來大批移民開始。
過客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 70年代中期，文革及 67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遷徙
隨後九七問題出現了，中國收回香港的意向衝擊着港人剛剛建立起來的對香港的認同，人們認識到我們還是無法擺脫中國大陸政治的陰影。一百多年在中國政治動盪的邊緣得以倖免的香港，終於嘗到 1949年中國專權政治的滋味了。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投入，「六四」螢幕前的熱淚，及其後北京對「六四」的取態，衝擊着港人的價值觀。九七和六四，使香港出現了移民潮。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是二次逃亡。第一次從大陸逃來香港，第二次從香港逃往美加澳紐。
接下來是香港回歸。回歸後司法獨立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穩住了香港人心。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崛起，又使許多在海外無法適應移民生活的港人，再回流香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三次遷徙。人生有多少個十年？人生經得起多少次飄蕩、流徙？香港的故事就是在中共建政 60年的衝擊下，躲避、創業、遷徙、拼搏的辛酸和沒有根的故事。
60年來，香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經歷很大的改變。 80年代中英談判前，香港所有中文報紙，除了中共辦的左報之外，大都以「中華民國」紀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輿論，政治思潮，學術文化，是國共思想鬥爭的延伸。輿論非左即右，陣線分明。只有少數報刊有獨立輿論。但在中共眼中，獨立輿論也被貼上「親英」的標籤。回歸後，一切翻轉。所有報刊都以公元紀年，大部份輿論，已自動獻身於「愛國」了。
人生
筆者 1948年 5月跟從父母，從動亂的大陸移居香港。逾 60年來，離港往外地旅行居住的時間，從未超過三個月。筆者的成長、工作、生活、婚姻，也都受中共政權的影響。中共建政後不到一年，筆者就進入左派學校即愛國學校就讀，畢業後在左派出版社任職，後創辦左派刊物《七十年代》開始論政生涯。五、六十年來，關心國是，所從事的職業也緊繫着國家民族的命運。要說「愛國」的資格，也夠老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愛國力量」仍薄弱，但絕大部份的愛國左派都懷着純真的理想，認同中共宣示的價值觀，要為祖國的事業獻身。先是一批批中學畢業生回內地升學，其後在大躍進期間又有大批工人被動員回內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這些獻身祖國的人，都經歷了「我愛祖國，但祖國愛我嗎？」的歧視，匍匐於「海外關係」的陰影下，在大陸是二等公民。他們懷着身心的創傷，灰頭土臉地一個一個在十年後又陸續重回香港，幾乎無一例外。回港後大部份人缺乏適應香港社會的技能，落寞地生活在底層。這裏多的是有血有淚的香港故事。
愛國至於留在香港、投身愛國機構的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包括左派影圈中曾紅極一時的影星，大部份也都晚景凄凉。宣稱「為人民服務」的愛國機構，對屬下員工比絕大部份的資本家更無情。這裏也多的是悲戚的香港故事。
回歸後，香港故事改頭換面。原來不愛國甚至反愛國的，都愛國了。愛國不再是純真情懷，而是政治經濟利益。於是，那些早年抱着追求國家均富理想的老一輩，在現實面前，對中共「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作出感嘆：先愛國不如後愛國，後愛國不如不愛國。
中共政權的本質也變了。掌權者除了繼續緊抱專政權力不放之外，建政初期「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變成視老百姓為「屁民」的既得利益者。「革命革了幾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老百姓的地位應比解放前更不如。向錢看、向權看是氾濫全國的價值觀，它也像傳染病似的毒化香港原來機會尚算平等的社會。香港衍生出種種讓人想像不到的奇形怪狀故事。
中共建政 60年，太多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清代孔尚任的曲詞：「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正反映我們這一代曾追隨中共建政時的理想號召的過來人，今天的心情：理想的高樓已崩塌，換上豪華的、朱門酒肉臭的高樓；賓客還繼續飲宴，但所有賓客都不是昨日面貌了。這座新型大廈的樁腳穩固嗎？還是終有塌樓的一天？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0920&sec_id=4104&art_id=13228619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Oct 1st, '09, 20:41
1949年撤退 流落香港
國軍在調景嶺的日子
1949年是戰亂未平、大局已定的一年。 960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裏到處是生離死別，到處是家破人亡。
一些人面臨抉擇：是去是留？他們當中，有資本家，也有知識分子。
一些人沒有選擇，遷徙逃亡。他們當中，有敗陣國軍，也有國軍眷屬。
面對共產政權上台，為了政治立場也好，為了保命求生也好，為了實際利益也好，百萬人倉皇南下，扶老攜幼來到了英國人管治的香港。
不少人以為，他們只是暫寄邊城，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誰知道，一晃眼竟已是 60年。 記者：陳沛敏
王國儀記得，在調景嶺時，對面住了一位「楊大爺」。在調景嶺被叫作大爺的，原本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這位楊大爺，相信也有少將級，當年來不及登上撤退的船艦，輾轉流落香港，直到回歸前調景嶺快要清拆，才得知戰亂中失散的妻兒，半世紀以來，原來一直都在台灣。
調景嶺變成地鐵站和私人屋苑之前，曾經是個寫滿「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漫天飄揚的地方。 1949年，兵敗山倒的國民黨部隊在炮火中後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成為難民避難所，「夜晚樓梯口瞓滿人，成條青山道都係咁。女人抱住細路乞食，樓上嘅人用報紙包住冷飯菜汁掟落街，難民猛嗌多謝。」
軍人變難民棲身A字棚
大批國軍來到廣州，來不及登船，只好沿鐵路走到香港。「有人仲拎住槍，來到香港邊境先繳械。」上萬名不懂廣東話的外省官兵在摩星嶺聚居，等候東華三院每天派飯接濟。 50年 6月 18日，一班左派人士走來大跳秧歌舞，引發衝突。「香港政府覺得唔掂，呢班軍佬無路可走，衝落嚟點算？衝落嚟就係中環，係香港命脈所在。」一星期後港府用渡輪將他們送到荒蕪的「吊頸嶺」，難民搭起油紙「 A字棚」棲身，那裏從此喚作「調景嶺」。
39年出生的王國儀 50年來到香港，跟父親團聚，因為家貧，考入毋須交學費的天主教鳴遠中學，搬到調景嶺居住，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調景嶺教書和出任營區服務處主任。他說，調景嶺卧虎藏龍，有將軍有學者，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
－五十年代調景嶺－
難民在調景嶺住 A字棚，吃港府派的飯菜。
半世紀後才與妻兒重逢
像楊大爺，孤身流落調景嶺，過了大半生，到 1996年調景嶺拆卸前夕，才發現打仗時留在家鄉的妻子， 1949年帶着兒子，在他屬下的勤務兵護送下，趕上撤退的船艦，到了台灣，卻一直等不到他的消息，以為他死了，後來跟那個勤務兵結了婚。半世紀之後，楊大爺跟老去的妻子和中年的兒子在香港重逢，「佢哋仲喺調景嶺住咗幾星期陪佢，先返台灣。後來，楊大爺過世，個仔都有嚟香港奔喪。」
工團主席李國強的爸爸當年是國軍連長，退到香港後住在九龍仔。「當兵嘅淨係識打仗，多數做三行呢類體力勞動，有啲做咗黑社會，所以 50、 60年代有個講法話黑社會部份係右派。」李父組織工會，並加入工團。
全名「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工團，與左派工聯會都是 1948年在香港成立。「國共內戰喺大陸嘅戰場告一段落，但『戰場』延伸到香港。」兩派鬥爭白熱化， 1956年石硤尾護旗事件引發右派暴亂， 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大家互有死傷，我哋以前喺旺角嘅物業，仲有個孔松紀念堂。」李國強說，當年工廠裏兩派壁壘分明，左派工人想破壞右派地盤的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孔松為護旗被捅死。
－五十年代調景嶺－
近萬難民被遷往調景嶺，港府只提供油紙木板造的 A字棚供他們棲息。
「唔肯喺中僑前面行過」
上一輩來了香港幾十年，有的還很頑固，「佢哋唔肯喺中僑（國貨公司）前面行過，情願繞過對面馬路行。我仲笑佢哋，咁你又飲東江水，食大陸米？」李國強聽母親說，父親到老還在夢中大叫「反攻大陸」。一直以為只是暫避香港的李父要到回歸，才接受現實。
「回歸後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都邀請過我哋返大陸睇吓，但諗到過去同左派鬥爭，犧牲十幾二十條生命，始終有啲情結。」當國民黨主席已經多次訪問大陸，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李國強卻至今都沒有領取回鄉證。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已經停止資助工團，李國強倒沒所謂，「睇到台灣實現政黨輪替、直選總統，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部份落實到，已經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0920&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3228620 (有片)
國軍在調景嶺的日子
1949年是戰亂未平、大局已定的一年。 960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裏到處是生離死別，到處是家破人亡。
一些人面臨抉擇：是去是留？他們當中，有資本家，也有知識分子。
一些人沒有選擇，遷徙逃亡。他們當中，有敗陣國軍，也有國軍眷屬。
面對共產政權上台，為了政治立場也好，為了保命求生也好，為了實際利益也好，百萬人倉皇南下，扶老攜幼來到了英國人管治的香港。
不少人以為，他們只是暫寄邊城，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誰知道，一晃眼竟已是 60年。 記者：陳沛敏
王國儀記得，在調景嶺時，對面住了一位「楊大爺」。在調景嶺被叫作大爺的，原本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這位楊大爺，相信也有少將級，當年來不及登上撤退的船艦，輾轉流落香港，直到回歸前調景嶺快要清拆，才得知戰亂中失散的妻兒，半世紀以來，原來一直都在台灣。
調景嶺變成地鐵站和私人屋苑之前，曾經是個寫滿「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漫天飄揚的地方。 1949年，兵敗山倒的國民黨部隊在炮火中後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成為難民避難所，「夜晚樓梯口瞓滿人，成條青山道都係咁。女人抱住細路乞食，樓上嘅人用報紙包住冷飯菜汁掟落街，難民猛嗌多謝。」
軍人變難民棲身A字棚
大批國軍來到廣州，來不及登船，只好沿鐵路走到香港。「有人仲拎住槍，來到香港邊境先繳械。」上萬名不懂廣東話的外省官兵在摩星嶺聚居，等候東華三院每天派飯接濟。 50年 6月 18日，一班左派人士走來大跳秧歌舞，引發衝突。「香港政府覺得唔掂，呢班軍佬無路可走，衝落嚟點算？衝落嚟就係中環，係香港命脈所在。」一星期後港府用渡輪將他們送到荒蕪的「吊頸嶺」，難民搭起油紙「 A字棚」棲身，那裏從此喚作「調景嶺」。
39年出生的王國儀 50年來到香港，跟父親團聚，因為家貧，考入毋須交學費的天主教鳴遠中學，搬到調景嶺居住，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後，又回到調景嶺教書和出任營區服務處主任。他說，調景嶺卧虎藏龍，有將軍有學者，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本書。
－五十年代調景嶺－
難民在調景嶺住 A字棚，吃港府派的飯菜。
半世紀後才與妻兒重逢
像楊大爺，孤身流落調景嶺，過了大半生，到 1996年調景嶺拆卸前夕，才發現打仗時留在家鄉的妻子， 1949年帶着兒子，在他屬下的勤務兵護送下，趕上撤退的船艦，到了台灣，卻一直等不到他的消息，以為他死了，後來跟那個勤務兵結了婚。半世紀之後，楊大爺跟老去的妻子和中年的兒子在香港重逢，「佢哋仲喺調景嶺住咗幾星期陪佢，先返台灣。後來，楊大爺過世，個仔都有嚟香港奔喪。」
工團主席李國強的爸爸當年是國軍連長，退到香港後住在九龍仔。「當兵嘅淨係識打仗，多數做三行呢類體力勞動，有啲做咗黑社會，所以 50、 60年代有個講法話黑社會部份係右派。」李父組織工會，並加入工團。
全名「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工團，與左派工聯會都是 1948年在香港成立。「國共內戰喺大陸嘅戰場告一段落，但『戰場』延伸到香港。」兩派鬥爭白熱化， 1956年石硤尾護旗事件引發右派暴亂， 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大家互有死傷，我哋以前喺旺角嘅物業，仲有個孔松紀念堂。」李國強說，當年工廠裏兩派壁壘分明，左派工人想破壞右派地盤的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孔松為護旗被捅死。
－五十年代調景嶺－
近萬難民被遷往調景嶺，港府只提供油紙木板造的 A字棚供他們棲息。
「唔肯喺中僑前面行過」
上一輩來了香港幾十年，有的還很頑固，「佢哋唔肯喺中僑（國貨公司）前面行過，情願繞過對面馬路行。我仲笑佢哋，咁你又飲東江水，食大陸米？」李國強聽母親說，父親到老還在夢中大叫「反攻大陸」。一直以為只是暫避香港的李父要到回歸，才接受現實。
「回歸後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都邀請過我哋返大陸睇吓，但諗到過去同左派鬥爭，犧牲十幾二十條生命，始終有啲情結。」當國民黨主席已經多次訪問大陸，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李國強卻至今都沒有領取回鄉證。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已經停止資助工團，李國強倒沒所謂，「睇到台灣實現政黨輪替、直選總統，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部份落實到，已經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0920&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3228620 (有片)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Oct 1st, '09, 21:58
知識分子南下 開墾文化新土壤
從深水埗桂林街 61至 65號門前走過的人，很少會留意這幢快將清拆的老舊唐樓。但對列航飛來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地方。
新亞第二屆畢業生列航飛手持 1953年與錢穆合影的畢業照。
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
「 1949年 10月我入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新亞書院前身），聽咗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門課，好強烈咁吸引住我，自此改變咗我嘅人生。」錢、唐、張都是大師級的學人， 1949年南下香港。同年，才 19歲的列航飛也由廣州坐火車逃難到香港，「流亡的教授、流亡的學生、流亡的學校，係不尋常時代嘅產物。」
錢穆是著名的儒家學者， 1949年春天，眼見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雖為江南大學創辦人榮德生（榮毅仁父親）極力挽留，但去意已決。同年 8月，毛澤東撰文，點名批評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時，錢穆已到了香港。
「我爸爸係國軍少將，我當時讀廣州黃埔中正中學，係黃埔軍校旗下嘅子弟學校。我原本已經考到中山大學，廣州法學院、華僑大學亦錄取咗我。」戰亂打碎了少年的躊躇滿志，離亂中流浪裏，滿街都是列航飛那樣逃難來港的失學青年。
就在那時，錢穆與同行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經濟學家張丕介合力辦學，翌年改名新亞書院，遷入深水埗桂林街幾個狹小的單位。時局艱難，學校交不出房租，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卻有一種精神支撐着他們繼續學習──「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後來把它寫進了新亞的校歌。
有的學生晚上索性睡在學校的走廊和樓梯，老師上落都要小心翼翼的跨過。「瞓樓梯唔係最苦，有啲學生住喺調景嶺、荃灣，付唔起車費，行幾個鐘嚟深水埗上課，但兩餐都未有着落。有啲同學做苦力、去馬鞍山開礦、或者去石場揼石仔。有個同學為咗爭取營養，連橙皮都浸水飲埋。」
手空空無一物，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依然慕名入學，像後來當上亞洲影后的林黛，就短暫做過列航飛的同學，「十八無醜婦，雖然當時唔覺佢嘅明星風采。」那時叫程月如的林黛，父親程思遠曾是國民黨桂系第一號人物李宗仁的秘書。
「將文化智慧保存起來」
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形容他們這些南來的師生是「共同的文化難民」，他們卻為香港的文化、教育開墾了新的土壤。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殖民地第二所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員。余英時、唐端正、列航飛等新亞學生 1952年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初以教導年輕讀者「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統治的真相」為宗旨，受美國資金支持，後來卻成為影響香港幾代本土文藝青年的刊物。
從深水埗桂林街 61至 65號門前走過的人，很少會留意這幢快將清拆的老舊唐樓。但對列航飛來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地方。
新亞第二屆畢業生列航飛手持 1953年與錢穆合影的畢業照。
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
「 1949年 10月我入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新亞書院前身），聽咗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門課，好強烈咁吸引住我，自此改變咗我嘅人生。」錢、唐、張都是大師級的學人， 1949年南下香港。同年，才 19歲的列航飛也由廣州坐火車逃難到香港，「流亡的教授、流亡的學生、流亡的學校，係不尋常時代嘅產物。」
錢穆是著名的儒家學者， 1949年春天，眼見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雖為江南大學創辦人榮德生（榮毅仁父親）極力挽留，但去意已決。同年 8月，毛澤東撰文，點名批評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時，錢穆已到了香港。
「我爸爸係國軍少將，我當時讀廣州黃埔中正中學，係黃埔軍校旗下嘅子弟學校。我原本已經考到中山大學，廣州法學院、華僑大學亦錄取咗我。」戰亂打碎了少年的躊躇滿志，離亂中流浪裏，滿街都是列航飛那樣逃難來港的失學青年。
就在那時，錢穆與同行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經濟學家張丕介合力辦學，翌年改名新亞書院，遷入深水埗桂林街幾個狹小的單位。時局艱難，學校交不出房租，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卻有一種精神支撐着他們繼續學習──「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後來把它寫進了新亞的校歌。
有的學生晚上索性睡在學校的走廊和樓梯，老師上落都要小心翼翼的跨過。「瞓樓梯唔係最苦，有啲學生住喺調景嶺、荃灣，付唔起車費，行幾個鐘嚟深水埗上課，但兩餐都未有着落。有啲同學做苦力、去馬鞍山開礦、或者去石場揼石仔。有個同學為咗爭取營養，連橙皮都浸水飲埋。」
手空空無一物，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依然慕名入學，像後來當上亞洲影后的林黛，就短暫做過列航飛的同學，「十八無醜婦，雖然當時唔覺佢嘅明星風采。」那時叫程月如的林黛，父親程思遠曾是國民黨桂系第一號人物李宗仁的秘書。
「將文化智慧保存起來」
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形容他們這些南來的師生是「共同的文化難民」，他們卻為香港的文化、教育開墾了新的土壤。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殖民地第二所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員。余英時、唐端正、列航飛等新亞學生 1952年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初以教導年輕讀者「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統治的真相」為宗旨，受美國資金支持，後來卻成為影響香港幾代本土文藝青年的刊物。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Oct 1st, '09, 23:12
左派辦達德學院 有個民主禮堂
「達德學院」這名字，一般香港人感覺陌生，但這所由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籌劃、與當時民主黨派合作， 1946年 10月在香港成立的大專院校，在中共建政上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年，它的校舍就在屯門青山腳下，曹禺、茅盾、郭沫若、喬冠華、何香凝、章伯鈞都曾來講學。
何銘思說，當年港英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是一貫的政治平衡手段。王子俊攝
蔡廷鍇借別墅作校舍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是達德書院首批學生，那時已是共產黨員的他讀了不足一年，就離校北上，「 1946年國共破裂，我讀到 1947年離開，返內地參加武裝鬥爭。」
內戰初起，達德成立，由不滿蔣介石、同情共產黨的抗日名將蔡廷鍇借出別墅作為校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達德成了大批不容於蔣介石的民主黨派學者的立足地，並開設商業經濟、法政、文哲學系，在時局穩定的香港培植人才。
港英政府當時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何銘思認為是英國人一貫政治手段，「英國人好叻，好會考慮政治問題，當時唔知共產黨贏定國民黨贏，所以採取一貫扶一啲人去壓一啲人嘅手段。」但 1949年初中共勝券在握，港督葛量洪隨即在 2月下令封閉達德。
中共安排達德師生撤離，不少人後來成為機關幹部的骨幹。
千家駒遭受殘酷批鬥
何銘思指出，中共建政初期需要這些人，但達德一些師生後來遭遇悲慘，「 1957年反右，有啲教授自殺。」曾到達德講學的章伯鈞因在「大鳴大放」中批評中共，反右時被打成頭號右派分子；曾任教達德講授《租稅論》、《貨幣銀行學》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一度試圖跳崖自盡。
達德的校舍後來賣給教會，現在只餘名為「馬禮遜樓」的法定古蹟。「學校本部有個『民主禮堂』，我哋嗰時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何銘思認為，當局一直含糊對待達德的歷史，與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的遭遇不無關係。
「達德學院」這名字，一般香港人感覺陌生，但這所由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籌劃、與當時民主黨派合作， 1946年 10月在香港成立的大專院校，在中共建政上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年，它的校舍就在屯門青山腳下，曹禺、茅盾、郭沫若、喬冠華、何香凝、章伯鈞都曾來講學。
何銘思說，當年港英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是一貫的政治平衡手段。王子俊攝
蔡廷鍇借別墅作校舍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是達德書院首批學生，那時已是共產黨員的他讀了不足一年，就離校北上，「 1946年國共破裂，我讀到 1947年離開，返內地參加武裝鬥爭。」
內戰初起，達德成立，由不滿蔣介石、同情共產黨的抗日名將蔡廷鍇借出別墅作為校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出任董事長。達德成了大批不容於蔣介石的民主黨派學者的立足地，並開設商業經濟、法政、文哲學系，在時局穩定的香港培植人才。
港英政府當時容許中共在香港辦學，何銘思認為是英國人一貫政治手段，「英國人好叻，好會考慮政治問題，當時唔知共產黨贏定國民黨贏，所以採取一貫扶一啲人去壓一啲人嘅手段。」但 1949年初中共勝券在握，港督葛量洪隨即在 2月下令封閉達德。
中共安排達德師生撤離，不少人後來成為機關幹部的骨幹。
千家駒遭受殘酷批鬥
何銘思指出，中共建政初期需要這些人，但達德一些師生後來遭遇悲慘，「 1957年反右，有啲教授自殺。」曾到達德講學的章伯鈞因在「大鳴大放」中批評中共，反右時被打成頭號右派分子；曾任教達德講授《租稅論》、《貨幣銀行學》的經濟學家千家駒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一度試圖跳崖自盡。
達德的校舍後來賣給教會，現在只餘名為「馬禮遜樓」的法定古蹟。「學校本部有個『民主禮堂』，我哋嗰時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何銘思認為，當局一直含糊對待達德的歷史，與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的遭遇不無關係。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Oct 1st, '09, 23:33
工業資本家 帶來技術與資金
1949年前後來港的，當然還有資本家。
1945年日本戰敗時，香港人口只餘 60萬，到 1951年，已增至 220萬。新移民為香港提供了勞動力，更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世紀 20年代香港已經有紡織業，但 1949年以後來港嘅上海紡織工業家，將香港紡織業帶到新階段，無論技術、資金或者人才。」
包玉剛原是銀行副總
研究商業史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指出，這段歷史對香港工業化很重要，這些原來在上海生活的老闆，很早已跟洋人打交道，他們既逃避中共，又不想去台灣，來到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香港後，跟港英打交道，也難不到他們。
那時來港的銀行家不及紗廠老闆多，但也不少。香港人都知道包玉剛是船王，但他原本是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來港後才轉投航運業。當時來港後能站穩陣腳、繼續在銀行界發展的，卻只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的李銘，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李培德指出，當時陳光甫對內地政權持觀望態度，來港後仍遙控大陸的生意，「但後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內地）股份冇埋。」
建政前已對港商統戰
李培德又發現，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對香港商界進行統戰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即見成效。
他指出，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時想取回海外的中國銀行資產，但時為中銀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指令，更一早以天價投得中環德輔道中的地皮，興建中銀大廈（即舊中銀），以拖延交出資產。
1949年前後來港的，當然還有資本家。
1945年日本戰敗時，香港人口只餘 60萬，到 1951年，已增至 220萬。新移民為香港提供了勞動力，更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世紀 20年代香港已經有紡織業，但 1949年以後來港嘅上海紡織工業家，將香港紡織業帶到新階段，無論技術、資金或者人才。」
包玉剛原是銀行副總
研究商業史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指出，這段歷史對香港工業化很重要，這些原來在上海生活的老闆，很早已跟洋人打交道，他們既逃避中共，又不想去台灣，來到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香港後，跟港英打交道，也難不到他們。
那時來港的銀行家不及紗廠老闆多，但也不少。香港人都知道包玉剛是船王，但他原本是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來港後才轉投航運業。當時來港後能站穩陣腳、繼續在銀行界發展的，卻只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的李銘，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李培德指出，當時陳光甫對內地政權持觀望態度，來港後仍遙控大陸的生意，「但後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內地）股份冇埋。」
建政前已對港商統戰
李培德又發現，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對香港商界進行統戰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即見成效。
他指出，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時想取回海外的中國銀行資產，但時為中銀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指令，更一早以天價投得中環德輔道中的地皮，興建中銀大廈（即舊中銀），以拖延交出資產。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Mar 19th, '12, 20:40
都係呢段最精髓：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 70年代中期，文革及 67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獅子山下》係香港魂嘅所在。
在兩岸風雲變幻的動盪中，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湧進大批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影響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遠的家。
直到 70年代中期，文革及 67年暴動居然沒有動搖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會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漸滋生出歸屬感。《獅子山下》及許多以香港屋簷下為題材的電視劇，香港粵語流行曲的興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對香港的認同。這種心態的轉變，就成為日後港人要求發展民主的意識形態基礎。
《獅子山下》係香港魂嘅所在。
Re: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專權政治邊緣60年
Mar 20th, '12, 19:06
唱狮子山下嘅羅文，好少人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