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義 infos
.....“廣東反地方主義”起因于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閣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于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于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停止于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于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于葉劍英上升爲中共三號人物、成爲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于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
....從1951年開始至1971年（也就是從林彪執政中南局到林彪“9、13”摔死溫都爾翰），前後曆時20年的三次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共有3萬多廣東幹部受整受貶，有4000多幹部被遣送回鄉務農，有70多人自殺（其中海南紅色娘子軍60多人），餓死百萬人（從王廣英說），被冤枉槍決3人，至于被冤爲“地方主義”的華僑，更是不計其數。1956年之前，廣東經濟，特別是廣州，一直領先于香港，但是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之後，廣東的經濟大喪元氣，終于在60年代直線落後于香港。....
廣東爲何“反地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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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
不过，就算在毛泽东死后，其“反地方主义”的成果被叶剑英反攻倒算，但是他所开创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却和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一样，并未衰亡。因为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义，毕竟来源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人们只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主义，能否沿着毛泽东从杀AB团改进到只处分地方主义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宽松的方式“反地方主义”——这一期望，不知是否可从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败”方式对“北京帮”和“广东帮”进行的整肃中体现。——摘要
引言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叶剑英统帅“广东派”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制造“反党集团案”批量处理2万“地方主义分子”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A．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B．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C．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D．尹林平紧跟周恩来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A．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B．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C．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四、毛泽东思想——从不信任“地方军”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歼残酷整肃“ＡＢ团”“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毛泽东反地方主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
五、任仲夷的期望
◎引言
自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飞1997年被调离广东，海内外便再次流传“‘广东帮’将被‘江核心’整肃”，“广东将成为继中共北京市委大换血后，又一个要大换班的重点目标”。这使得许多广东人担心：广东是否又要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了？广东人可是一提起“反地方主义斗争”，就心惊肉跳。谁能忘记那残酷的历史悲剧？如果说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起就有用“军队党帮助地方党”[1]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尔后在江西瑞金、在延安乃至文革时的北京等地都开展过各种名义的“反地方主义”运动，那么，中共近80年来最持久的一场“反地方主义”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以赵紫阳从河南省来广东省接替方方管广东土改算起）至1971年9月（以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之死和林彪逃亡为终点）在广东开展的历时20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表面看来，这一运动的受难者（失败者）是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3万广东地方干部（包括解放前来粤的外地干部），胜利者是林彪、陶铸、赵紫阳等“四野”体系的军党干部，而深入研究，其深层矛盾，则要追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当然，若要以平反者为最终胜方来看，从1979年8月以习仲勋、任仲夷为首的新广东省委下达《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2]，吹响平反斗争的冲锋号，至1994年4月在以谢非为首的广东人主政的广东省委的不断要求下，“广东地方主义”最后一个未平反的“首领”方方，也终于得到中共中央下达的平反决议。至此，历时15年的广东平反地方主义斗争大获全胜，最后的胜利者当是周恩来、叶剑英。这一场前后长达44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之争，到底缘何而产生呢？让我们通过对有关当事人的经历和大量相关史料的研究，对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特点、方式、根源、后果作一简明梳理。
◎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如果简要地概括“广东反地方主义”历程，可以这样说：“广东反地方主义”起因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组阁华南分局和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发难于李雪峰批“广东土改右倾”，深入开展于赵紫阳、陶铸入主广东，停止于林彪、黄永胜垮台，终结于毛泽东去世；初步平反于叶剑英上升为中共三号人物、成为邓小平必须依靠的元老，彻底昭雪于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叶剑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3]。这两次改组，就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没有真正的“外来通天权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发展良机，毫不存在“反地方主义”。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全国一分为四，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4]，“分封”给高岗、饶漱石、刘伯承、林彪。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5]”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不久，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没有中南局一号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广东么？）。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于是，陶铸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大权。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先后调入数万名大军、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6]”。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好当场检讨自己的广东特殊论。这时，人们方明白，所谓“广东地方主义”，其特征是：1.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2.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反地方主义共有三次大战役。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起因是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当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见1951年6月31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⑺于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会的领导人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当时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⑻然而，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以及中南土改委员会，在对广东的土改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只是碍于叶剑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才不便于直接指责和批评。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员会也作了调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由于林彪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林彪对“解放战争”的特殊贡献，中南局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⑼这一次“反地方主义”，终于使叶剑英于1953年2月在“养病”8个月后调离广东，到中央军委分管教育闲差；方方于1952年7月，由南方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位居陶铸之后，1955年调离广东，到中央侨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区一把手冯白驹也只在名义上保留海南区党委书记，于1952年8月调离海南；随着这三位主帅的贬谪，上万名广东干部都被先后戴上了“地方主义”帽子受整受贬。由此，广东建立了陶、赵体制，成为林彪“四野”体系根据地——林彪终于在让出东北根据地后，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领地，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毛泽东南北对抗的设想。1953年5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叶剑英正式调离广东。陶铸接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赵紫阳经中共中央批准，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并兼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成为陶铸在广东的副手。这时，赵紫阳年仅34岁。赵紫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广东的陶、赵权力体制也随之形成。⑽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组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任命陶铸等28人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其中，陶铸为书记兼省长，古大存为副书记兼副省长，赵紫阳为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冯白驹为副书记兼副省长，林李明为副书记兼港澳工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明、贺希明、文敏生、林锵云、王德、李坚真等11人为省委常委。冯白驹调离海南岛到省工作。⑾不久，陶铸又从外地调来陈郁当省长，从此以绝对优势压住了“广东地方主义”。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从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历时5年。这一次起源是“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广东干部对前几年的“反地方主义”进行了质疑，于是陶、赵体制立即借“整风”转为“反右”的契机，开展了“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发动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大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副书记均称“省委书记”）的区梦觉对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一段精粹地介绍——广东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批判了方方和冯白驹等人之后，“当时一些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人并未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认真地改造自己，而是把错误的根子隐蔽起来，等待适当的气候以便重新滋长。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国内阶级斗争较之民主革命时期更为深刻尖锐的时候，特别是在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出现修正主义的逆流，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我们党内又产生反‘冒进’错误的情况下，便又重新泛滥起来，形成了以古大存、冯白驹两人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他们抗拒和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反对省委的领导，破坏省委的团结，阻挠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口号，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成绩，不但松懈党内的思想斗志，而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给党的工作造成莫大的损害。“从1956年以来，古大存和冯白驹在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在反对以陶铸同志为核心的省委领导上同流合污，结成了反党集团。他们视省委的忍让等待的做法为软弱，苦心孤诣求团结的态度为可欺，得寸进尺，顽抗到底，而且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牛鬼蛇神纷纷出动的时候，竟里呼外应，步步进逼，迫使党不得不与他们开展一场大论争。因此，从1957年的夏季开始，广东党内就以‘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党内斗争。“他们既然给党出了许多题目，就必须发动全党来作文章——到底‘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是否正确？广东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队是否‘偏差很大’？合作化后到底把农村搞好了，还是搞坏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还是‘比陈济棠时代都不如？’镇反到底是消灭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制造敌人，把‘好人赶到敌人那边去了’？省委执行的是否‘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整编琼崖纵队是否‘消灭异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视广东历史’或‘割断琼崖历史’？让全党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以至党的代表大会来找答案吧！经过四、五个月的辩论，终于事实真相大白，是非界限大明，党内觉悟大为提高，而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则大为孤立，处境大为不妙，他们彻头彻尾地辩输了。”关于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结局，区梦觉说：“从广东历史大辩论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惊人的，不仅有古、冯为首的反党集团，还有广州市以市委书记吴有恒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韶关、汕头、西江、合浦、兴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义分子结合的反党小集团。而有地方主义思想的人就更多了。仅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被确定为重点辩论对象的就有8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在省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11人，占委员总数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4人，占常委总数的27％；而在书记处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就有3人，占总数的30％。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主义对党的肌体的侵蚀，特别是对省委领导核心的侵蚀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⑿而陶铸则进一步总结说，所谓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目的就是要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彻底搞掉——1957年12月19日，陶铸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总结中，对广东历史大辩论的作用和成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会议，正因为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会议，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长期存在在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问题，能够解决地方主义问题，就可以做到广东党内真正的团结。广东党几年来之所以团结得不够好，就主要是因为没有把这个妨碍团结的因素——地方主义彻底搞掉。”关于广东地方主义的严重性，陶铸说：“从去年省党代表大会以来，海南的地方主义已经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已经发展到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所谓一般的地方主义，主要是指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搞不大清楚，并有一些地方主义的言论等方面而言。但是海南的地方主义已经变成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有目的的进行阴谋活动的反党集团。他们避开党的组织搞阴谋活动，反对我，反对省委，企图改变海南区党委的领导；而‘临高事件’变成了地方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的反革命行动。“海南地方主义分子背着党的组织去搞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在这些地方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下，海南区党委的领导权虽然还没有完全操持在地方主义者的手里，但是已经很危险了。如果再发展下去，海南的党就会脱离正确的领导，就会完全变成地方主义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们的反党活动如果得逞，并继续发展下去，是可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上去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临高的反革命事件不是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吗？”对于广东的地方主义的特点，陶铸说：“广东的地方主义在那些方面向党进攻呢？归纳起来，大体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伟大成绩；破坏省委领导的威信；排斥、打击外来干部与反地方主义坚决的地方干部，等等。企图逐步夺取省委的领导权，最后变为地方主义的小王国。他们先进行翻案，说过去的案子都搞错了，然后说省委领导的历次运动没有成绩，说省委领导错误了。既然把历次运动说成没有一点成绩，并且都搞错了，说省委的领导很坏。那么，这个省委当然就不能维持了。如果现在的省委真正象地方主义分子所讲的那样，那就应该改组；如果说现在的省委是正确的，是坚持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的，那么他们攻击省委抱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显而易见吗？……比如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非法活动也成了半公开的合法，很多人都知道，不但没有人揭露，遭不到任何的抵制，而且很多人同情他、支持他，也没有人向省委反映过这个情况，可见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已被破坏到何等严重的程度。”陶铸最后又给广东地方主义分子加了一罪，说：“地方主义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广东反右派斗争之所以落后一步，与党内的地方主义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地方主义思想实际上和右派分子是一致的。”陶铸、区梦觉还讲，毛泽东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可见，地方主义问题已是敌我矛盾。⒀
“广东地方主义骨干”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战术是以抓住林克泽（省政府秘书长）一封写给冯白驹谈如何新组建海南区领导班子的“密信”，而揪出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古大存反党集团为突破口，一举将冯白驹、古大存等上万名广东干部降职、撤职、查办。先后被陶铸、赵紫阳点名处理的广东地方主义骨干有：尹林平：男，江西兴国人，1908年生，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1949年4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历任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东江纵队政委，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兼政委，广东军区副政委。云广英：男，海南文昌人，1905年生，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入党，广东省委党委兼政法部副部长、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历任红七军组织处处长、团政委，参加长征，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副局长兼俄文学校副校长，吉林省和龙县委书记，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广东省政府秘书长。被撤销党委职务。吴有恒：男，广东开平人，1931人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广州市委书记。历任中共香港市委工委书记，市委书记，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中共七大代表，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粤桂边人民解放军代司令员，粤中纵队司令部，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秘书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8级降为11级，1958年6月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周楠：男，广东中山人，1929年入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历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干事、广州市委常委、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广东区党委驻越南劳动党中央联络员、中共滇黔边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委政法部副部长。1958年降职为韶关专署副专员、省交通部副厅长。饶彰风，男，广东大埔人，生于1913年，1933年入左联、1936年入党，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临时省委秘书长、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被撤职降级，下放连平县挂职县委书记，锻炼改造。1970年9月12日死于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桑：广东恩平人，生于1899年，1925年入党，省政协副主席。历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德国海县码头工人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救济部副部长，参加长征、西南特委副书记、广南军分区主席、粤中纵队政委、广东省交通厅厅长，省总工会主席。受到大批评。王维：广东梅县人，1918年生，1937年入党，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农工部副部长。历任梅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东省水利厅厅长。受到撤销省委候补委员、农工部副部长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博罗县任县委副书记。谭天度：广东高明人，1893年生，1922年入党，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历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保卫处秘书、东江行政委员会主任、西江专署专员。（区梦觉前夫）因讲过广东地方干部“逢长必垮”，受到批判、冷落。何浚：海南琼海人，1904年生，1927年入党，中共琼崖区委副书记。历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漳洲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1944年参加延安整风，中共琼崖民主政府副主席。受到撤职处分。古大存：广东五华人，1892年4月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入党，中共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历任红十一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七大代表、七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受到撤销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处分，下放三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
制造“反党集团案”批量处理2万“地方主义分子”
仅仅把“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处分查办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发现的2万多“地方主义分子”都一网打尽，为此，陶、赵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件”。1957年12月19日，陶铸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总结中，还谈到了广东全省地方主义出现许多“反党集团”的严重情况：“广东其他地区的地方主义活动，最近一年多来，也表现得相当严重，相当广泛。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接着广东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有的已经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党小集团、蓬荆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这说明一年多来，除了海南反党集团以外，广东其他各地的反党小集团也是相当严重的，数量不少，并已开始向党进攻，只是规模和声势没有海南那样大罢了。”自从陶铸来广东，他就抱着这样的论断，自然就有了一系列“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件”。请看几例——
1.“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动案”——1952年春，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古大存接到粤西行署公安处发来紧急电报：“海康县英利区发生反革命暴动，反革命分子进攻了区政府”。古大存立即深入调查，原来是当年海康久旱无雨，田园难以下种。一部分有迷信思想的农民便依照过去的旧俗，拜神求雨。谁知这一发不可收拾，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区干部也制止不了。区长不作深入了解，便武断认为是有坏人在利用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个区长带着一班民兵前去村里抓了两个为首的农民，借以平息这场迷信活动。不料，当天夜里看守“犯人”的民兵枪支走火，连响两枪。群众听到枪响，以为区政府杀了两名被捕的农民，便一齐向区政府涌来，愤怒地破门而入。他们见到区长后便七手八脚地揍了他一顿。这消息被区政府人员加以渲染后，报到粤西行署公安处。处长不加调查，便武断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下令派武警前去捉拿了10多个农民。古大存在掌握了上述情况后，便分头找农民和那些被扣押的“犯人”进行核对，终于弄清楚案情的是非曲直。认为农民这么干当然是错误的，但并非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英利区区长任意捕人而引发的一场骚乱，它构不成反革命罪。古大存找区长谈话时严厉批评了他滥用职权，擅自抓人，违反法律的错误。责令他马上全部释放扣押人员。⒁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2.“惠州反革命集团案”——1952年夏，广东省委驻惠州的工作组报告，惠州破获由几十人参加的反革命集团案。古大存深入调查，原来是工作组捕风捉影，逼供给制造的假案，最后予以撤消。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3.“广宁反共救国军团长高玉山案”——广东广宁人高玉山是1924年由彭湃亲自介绍入党的老党员。1952年看到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逮捕毒打27个老区群众，为了救乡亲，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团长”，在执行枪决时，行刑的宁县公安局县中队队长抵制行刑，并急报古大存，由此调查清楚平反。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4.“龙川三八事件”——1952年3月8日，古大存检查工作途中，入住龙川县委招待所，其警卫通过与当地公安武警战士交谈，发现当地“三反”打老虎都是通过吊打嫌疑人的逼供信而定案，便告知这是违法行为。其时由惠阳军分区派驻到当地公安大队的打虎队，正式在通过吊打公安指战员而逼供信。当公安大队听说“三反”有不允许逼供信吊打的政策，遂和“打虎队”由辩论发展到武装对立，双方架起机关枪武装对峙。古大存知道后首先批评了搞逼供信的“打虎队”，但陶铸不支待处理“打虎队”，只好不了了之。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5.“莫雄险被冤杀案”——广东韶关人莫雄，是1907年参加同盟会，1923年被孙中山委任为旅长，尔后多次给中共送情报支持共产党的有功人员，特别是其1934年将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窃取秘送中共中央，使中央红军即时撤退，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是，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队却要将莫雄作为贯匪枪毙，赵紫阳和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亲笔批准。叶剑英和古大存闻讯后，几番说明历史真相，才保了下来。1957年，因莫雄给公安机关提过《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终由大存力争而免去罪名。后来陶、赵又推翻叶、古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6.“松仔岭事件”——本来只是一宗普通刑事案，却发展成为广东的一宗政治大案。“松仔岭事件”缘起于1950年8月26日晚，恩平县三区乡村发生一宗凶杀案。案发后，经县公安局侦破，县人民法院审判，地、省、中南区法院核准，判处杀人主犯何荣、何兆廷、何兆祯死刑，从犯许仲等5人徒刑。结案一年之后的1952年4月，在粤中土改整队会议上，三区区长顾江反映，此案中的何兆廷等人都是贫下中农，判刑过重，影响对松仔岭农民的发动。当时参加会议的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根据汇报，即通知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到恩平进行调查。田星云经过8天调查，把原结案彻底推翻，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认定此案是“不法地主、恶霸串通和勾结打入机关的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计划地杀害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破坏清匪反霸运动，镇压农民翻身的事件”。这一观点，正好迎合了林彪、陶铸、赵紫阳等人认为广东组织不纯，很多坏人混进了党内和机关内部的论断，于是1952年7月21日《南方日报》全文发表了一万多字《恩平三区权仔岭事件调查报告》，《人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田星云在报告虽提出了四项处理意见：第一，给原定的凶手何兆廷建立烈士纪念碑；第二，对冯汉英、吴朗等判处死刑，郑鼎诺等有关案犯分别判处死刑、徒刑；第三，粤中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谢创作检讨反省；第四，广东省法院亦应有所检讨。由于郑鼎诺是县长，地主家庭出身，就成为恩平的地主阶级总代理人，该县姓郑的干部，被说成“郑家党”、“郑家祠”。调查报告提出，对冯汉英（县公安局长）、吴朗（法院副院长）、郑鼎诺（县长）三人处以死刑。由于吴有恒的拼力质疑，县长郑鼎诺刀下留命，改判9年徒刑，而另二人则因赵紫阳的电令而执行死刑。但吴有恒因此在1957年被定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漏网“地方主义分子”。郑鼎诺刑满回广州后，四处伸冤告状，直到1980年 11月11日才由中共广东省委下文彻底平反：“‘松仔岭事件’是建国以来我省影响较大的一宗案件，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对这宗冤案给予平反纠正。佛山地委、恩平县委和省、地、县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一案受珠连的郑鼎诺、冯汉英、吴朗同志已经佛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并经省委批准，恢复冯汉英、吴朗同志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政治名誉；恢复郑鼎诺同志的党籍和原政治待遇，并定其行政工资14级待遇，安排适当工作。对其他有关人员，佛山地委和恩平县委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已分别作了处理，正在继续做好善后工作。”⒂
7.“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55年6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从海南慰问回来后，提出了海南区党委执行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情绪，对地方干部培养不够，对老区党组织、老堡垒户照顾不力，赫赫有名的“红色娘子军”得不到安置等问题。陶铸由此拟派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去海南当二把手（行署主任）。而林根据陶铸让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选的意见，给老领导冯白驹写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说了他组建行署班子的设想。不料此信交给冯白驹的秘书郭晓东后，郭晓东为迎合陶铸一贯的倾向，私自将此信不给冯白驹而密报省纪检会转交给省委主要负责人（赵紫阳与陶铸），陶、赵据此在1957年广东省委第四次会议上向冯、古发难。1957年12月7日，陶铸主持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的错误决议》。12月19日，陶铸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海南的地方主义活动是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并已形成为反党集团，这个性质应该肯定下来。揭露的事实充分表明：冯白驹同志的错误性质已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而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反党集团，而冯白驹同志正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头子。因此，冯白驹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所以这么说，是有大量确凿的材料作根据的。他的错误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对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派去的干部就是很不尊重的。在1952年曾经犯过地方主义错误，并且同他斗争过；1955年去海南的活动（即慰问活动），以及向省委写的报告，也说明了他还是存在着地方主义的情绪和观点。”⒃怎样处理呢？陶铸说：“这次会议上很多同志认为应把冯白驹同志开除出党，是不是过分了？我看不过分，从他的错误性质来看，同志们的要求是一种爱护党的正确的情绪。但是，我们考虑对他的组织处理的时候，仍应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还因为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是比较广的，所以对地方主义的处理应与右派加以适当的区别。根据这个方针，省委常委认为他的党籍可以保留。至于他的工作职务哪些应该撤销，哪些可以保留，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加以研究：第一，从冯白驹本人来说，当然不应该炫耀自己坚持了‘23年红旗不倒’，但是我们来考虑，还是要照顾到这点；第二，这次冯白驹同志对他的错误的检查批判，较之过去还是有进步的，从他揭露与古大存同志的不正确的关系这点来看，就是他进步的一个表现，他不讲我们就不知道。因此，省委常委的意见是：撤销省委书记，撤销省委常委，撤销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其他一些兼职也可以撤销；保留省委委员、副省长。”⒄陶铸又说：“省委认为黄康、林克泽、符哥洛三人在海南反党集团中的地位，虽然次于冯白驹同志，但是他们的错误情节都十分恶劣，而且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至今仍不悔改，所以应该开除出党。例如黄康，我们派他去海南，已向他再三交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帮助区党委好好解决海南的团结问题，他不仅不去搞好团结，2月会议后他还在海南挑起海南干部对省委不满，煽动地方主义分子更疯狂地向党进攻，甚至企图派人到军队点火。有人说‘依靠南下、依靠大军，大军、南下干部挂帅’是错误的，黄康则说：‘这你不能讲，这是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陶铸利用这个时机来树立个人势力’。这种完全颠倒是非是造谣污蔑的说法，是极端恶劣的。⒅
对于海南地方反党集团2号人物古大存，陶铸是这样说的——“从古大存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来看，并不比冯白驹同志的错误轻些，古大存同志品质的恶劣程度也不比冯驹同志差，但是在实际活动中对于党的损害今天还没有冯白驹同志的那样大，所以在组织处理上应该有些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省委常委的意见：撤销他的省委书记和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职务。”⒆陶铸继而指出冯、古“阴谋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古大存同志的错误，也是极端严重的。对于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古大存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他们都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都对省委领导严重不满，在政治思想上又是一样的严重右倾，因此他们联结在一起，一致地抗拒和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致地反对省委的领导，他们终于从互相利用，互相支持，而互相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反对省委的领导，阴谋篡夺省委的领导权。”⒇陶铸最后强调——“地方主义在我们干部中影响的面也是很广的，据省委整风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省委和省人委直属机关在这次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中，副部长、厅局长、处长级以上干部的重点辩论对象就有7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这不是很严重吗？因为既作为重点辩论对象，就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甚至有些堕落成右派。至于一般干部有地方主义言行，则有1790多人。省委成员里面的情况怎样哟？在56个省委委员中，有严重的地方主义错误的10人；在15个常委中，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占4人；在书记处中，10个书记，有地方主义的占3个。”[21]
8.“李氏家族自治会”——1952年秋，《海南日报》发表了中共海南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写的《李氏家族自治会》的社论，号召全党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李定南（澄迈县县长）划清界线，打倒“地主分子”李定南。于是由李定南介绍入党的李独清，只得站了出来，“反戈一击”，不然，他也是“李氏家族自治会”的成员呀！连调来海南当林业一师师长的王昌虎，虽然不是海南人，又非姓李，都因同李定南同单位工作过，也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区党委副书记李黎明，只因姓李，也得带头检讨与李定南的工作关系。一时间，同姓、同宗、同学、同事、同乡……等等有“五同”关系的，都纷纷要作检讨。据《冯白驹传》介绍，李定南自知几十年来，自己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工作，问心无愧，何来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读书，然后入党，与周恩来同一个党支部生活和工作过；抗战初期，党派他回海南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一直在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领导下工作。琼崖抗日独立队（即琼崖纵队前身）的第一挺机关枪，就是他动员叔父用家里的钱购买的。后来，周恩来总理到海南视察工作，查问李定南的下落，当时身为区党委书记的林李明还欺骗周总理，说没有这个人。周总理经过个别查访，好不容易才找到被开除党籍、撤职后没有工作、生活无着的李定南。总理问明情况，责令区党委纠正对李定南的处分，遂安排到海南行署商业处当副处长。[22]
9.“临高小匈牙利反革命暴乱”——1957年6月，临高县回乡的400多名复员退伍军人，因为没有妥善安排，生活困难，有人便想邀到县政府静坐请愿，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工作。这被县领导视为“闹事”。县公安局把情况报告海南行署公安局。海南区党委立即派纪检会书记林王精、海南兵役局长陈岩，会同临高县老红军老干部符英华、符凤耀，组成工作组去平息事端。他们经过调查，认为这事件发生，是由于处理这些复员军人回乡没有妥善安排引起的。应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劝他们不要闹事，并经海南行署副主任陈武英（出差在该县）同县委商量，作出妥善处理。县委制作表格，发给复员退伍军人填写，答应逐步解决问题。本来工作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逐步来解决问题了，可是后来因县委书记郭怀信和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都是南下干部）持不同意见，认为林王精、陈岩、符英华、符凤耀和陈武英都是本地干部，处理问题无力，甚至怀疑他们同临高“闹事分子”有勾结，于是他们决定把工作组撤回。[23]事件平息后，政法工作组和临高县委联合向区党委写了报告。区党委研究后，认为临高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严肃的批评教育，做到不处理人为好。临高县委书记郭怀信听了传达，认为区党委的指示正确，坚决执行。可是，事隔半年之后，到1958年1月，海南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前夕，林李明从陶铸那里领命回海南，大肆寻找海南“地方主义”反党材料，于是就把已经处理好了的“临高事件”重新翻出来，说成“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肖焕辉听了“一把手”林李明的意见，突然180度的大转变，也跟着说“临高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带头否认自己曾对传达过区党委指示“临高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临高县委书记郭怀信也翻脸指责区政法边防部长文度在传达过程中“违反区党委指示”，掩盖了“临高县退武军人闹事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之真相。[24]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揭发，海南区党委在林李明指示下，作出了《关于“临高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指出“临高事件是海南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发展到极点而转化成敌我矛盾的小匈牙利事件。”决定将符英华、符凤耀开除党籍，逮捕入狱，长期迫害。而陈武英、文度也都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甚至把区党委派文度到昌感县（今东方市）慰问老革命村庄，听取群众意见的正当工作，也说成是文度去昌感勾结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制造什么“昌感事件”等等，使文度罪加一等，含冤长达22年。[25]
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历时4年，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林彪逃亡。起因是对古大存的再次批判与重新评价。1966年4月30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田汉在广东说了些什么话》的批判文章，通过批田汉，揭露了古大存在1962年8月陪田汉看汉剧《齐王求将》后，写过一首“反动七律”与田汉合唱。由此第三次猛批广东地方主义。并在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迅》上公开点名批判。但是，由于文革开始时的大民主，陶铸、赵紫阳也属可以批判对象，不久就有许多人为古大存辩护，提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的”。1967年，当广东成立了“批陶联”红卫兵组织后，广州市大街小巷贴满了“古大存骨头是红的”的大字报。一时间，围绕着古大存骨头是红是黑问题，红卫兵组织分成了“红派”与“黑派”，这两派红卫兵的背后，分别有决心为“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翻案和拼力死保陶、赵坚决反击“广东地方主义”的副省级干部。前者以尹林平为代表，后者以林李明为主帅。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至此转入了老干部幕后策划，红卫兵冲锋陷阵的“民主斗争”。当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时，周恩来亲自到广东接见了两派代表，提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是黑，由历史来作结论吧”[26]，然而，这时在广东主政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却按照林彪的旨意，成立了“31号办公室”，专门审理广东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大抓“南方叛徒网”，矛头直指周恩来，最终结论道：广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游击武装为土匪队伍，提出坚决打击“地方主义翻案风”，再次把第一、第二次反地方议中漏网的广东地方干部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在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副省长林锵云。林锵云，又名锟池，昌文。新会人。生于1894年，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次年参加广州起义，历任中共香港洋务工会支部书记，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香港海员工会特派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1933年在上海被捕，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转移途中逃脱。先后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员，两广纵队副政委。194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组织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广东省总工会主席，中国海员工会华南区委员会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林锵云在两次反地方主义中，都幸免于难。他是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之后作为“并非排斥广东干部”的姿态而安排当副省长的。但“文革”时却还是成了“漏网地方主义头子”了。其时林锵云年逾古稀，重病缠身，举步维艰。受审查时，露天吃饭，从住地走到吃饭的地方，挪动碎步要走好几分钟。直至病重不起，才被解押到省人民医院就医。就医期间仍然被关押在一个小病房里，不得自由。1970年10月2日，在医院含冤去世，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至今仍弄不清他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骨灰被丢落何方！[27]其次是饶彰风。在1957年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中，饶彰风被撤销了省委统战部部长，省人委秘书长职务，下放连山县锻炼，1960年才调回广州，任省科委副主任，广东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革”一开始，饶彰风就受到“监护”，随着“案情”的不断升级，饶彰风也被不断地转移关押。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全国进入战备状态。饶彰风被秘密押送到粤北乐昌七里营被作为一名“特殊要犯”，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白天由看守人员监管着，晚上则施刑审讯和折磨，甚至用假枪毙、活埋来逼供。有一次，北京某单位来人向饶彰风调查该单位一名被审对象的历史，饶彰风如实相告，结果触怒了审讯人员，立即被推到审讯室外面的活埋坑，泥土埋到饶彰风的半截身子。1970年9月12日夜晚，在林彪党羽的残害下，饶彰风终于悲惨地离开了人间，时年58岁。事隔半年之后，才把死讯通知其夫人何秋明，并约法三章：“不准告诉自己的子女，不准告诉亲友，不准外传。”以至4年后的1974年10月31日，饶彰风才得以举行骨灰安葬仪式。与饶彰风一样，在第二次反地方主谗受到打击的冯桑，也因第三次反地方主义的严酷斗争而于1970年6月死于狱中。至此，从1951年开始至1971年（也就是从林彪执政中南局到林彪“9、13”摔死温都尔翰），前后历时20年的三次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共有3万多广东干部受整受贬，有4000多干部被遣送回乡务农，有70多人自杀（其中海南红色娘子军60多人），饿死百万人（从王广英说），被冤枉枪决3人，至于被冤为“地方主义”的华侨，更是不计其数。
1956年之前，广东经济，特别是广州，一直领先于香港，但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之后，广东的经济大丧元气，终于在60年代直线落后于香港。◎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从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9日以调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上报中共中央要求彻底为地方主义平反割尾巴（《关于冯白驹、古大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彻底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为方方彻底平反的通知——历经15年的反复伸冤，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复的《复查报告》说——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28]
广东反“地方主义”为何能持续20年，广东为“地方主义“平反为何要历经15年——一个省的“地方主义”冤案，竟比全国的‘反右扩大化’、为‘资本家’平反还要艰难？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挖掘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
中共中央1994年为方方平反后，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全部平反了，广东的“地方主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这证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仍是正确的——“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29]这也证明，叶剑英当初关于广东土改应注意广东七个特点的论断也是正确的。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以公尝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广东全省公尝土地占有总耕地的33％。公尝田名义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实际上绝大部分支配权在地主手中。由于公尝以公有财产的面目出现，“活地主”隐藏在“死地主”后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小部分公尝田由该族子孙轮流掌管或耕种，其收入作为祭祀和办学的费用。因此，应作深入调查，区别对待。（二）占总耕地面积10％的沿海、沿江围垦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恶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沿海、沿江淤泥积快要成田的时候，围以卤草，就有所谓“沙骨权”，如果别人在他有“沙骨权”的地方围垦，他们仍然可以按季向农民收取所谓“粳谷”；如果他们将沙坦围以木桩或堤坝，向政府缴税领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权。他们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数雇工经营。沙田的租佃关系复杂，农民往往须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种土地，地主层层加租，封建剥削严重。（三）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华侨地主或华侨小土地出租者 多是在国内无法生活而出国谋生，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赡养家属。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侨汇断绝，许多侨眷无以为生，饿死或逃荒。华侨鉴于此，所以在家乡购买一些土地，作为瞻养眷属或归国后生活凭借。（四）典当土地比较普遍。有农民典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剥削阶层，受典者再转租给其他农民耕种的；有地主富农之间或农民与农民之间典当土地的，有破落地主典当给农民的，等等。（五）华侨众多是广东的一大特点。因此在制定广东土改的华侨政策时，主张对90％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以合理照顾。对一般的华侨地主，其在“农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照顾”。他认为对待华侨地主同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幼稚的。据此，在政策上，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给予酌情照顾；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除外）。（六）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密切关系。在土改中，广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城市正常工商业活动秩序和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政策。1951年，华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特点对兼地主的工商业者，讲明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政策，使他们解除顾虑，安心就业”。如果只是工商业财产、丝毫也不动他的。（七）广东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较多、沿海渔民较多、海南少数民族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鱼塘、桑基、果园、塘禾田等）较多的特点。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政策。如对沙田，规定处理的原则是：凡应没收与征收的沙田，“属于水利工程较小，适合于分散经营者，其土地应分配给农民所有”，“属于水利工程较大，不利于分散经营者，均应收为国有，按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四种办法经营之：一、私人投资经营；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三、农民合作经营；四、国家经营”。[30]
但是，为何当时和今天看来都言之成理这个叶剑英广东土改特殊论，会带来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呢？1995年以来，广东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吴之、贺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杨立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刘田夫回忆录》、《曾生回忆录》，把反地方主义的根源作了翔实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主要意见如下：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与叶剑英，四野与两广纵队、广东地方干部、军党与地方党的矛盾，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只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导火线而已。
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
有人认为，赵紫阳、陶铸之所以相继来到广东，是因为在“四野”南下广东后，中南局认为以叶剑英、方方为首的华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彻底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领导广东的政策。1999年10月，原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干部，现为深圳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的叶青茂和原两广纵队炮兵团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我回忆了一件从未披露的重要史料——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交战——
1949年10月17日，已经转隶四野的两广纵队（新番号为24师），由邬强副师长的指挥，在广东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龙华墟一带，围歼国民党一五四师。包围圈缩紧后，一五四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来一团长联系，声称他们已向华南分局联系起义，两广纵队即令其撤出所占山头，进镇接受投降起义仪式。在接受过程，两广纵队袁庚率领的炮兵团一连在夜晚接收一山头时，却遇到开枪阻击，连长王同遂率领队伍全力进攻，结果攻下山头，俘虏“敌军”一个连和连长。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被俘的一个连，并非国民党一五四师，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一个连队，那个被俘的连长更是号称“英雄连长”的英雄。这时两广纵队方知打了一场误会战，误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为自己的战斗力而自豪——两广的两个纵队，其战斗力竟然可以打胜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团。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团，虽然知道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据叶青茂分析，这一次小小的误会战斗，从此种下了“四野”憎恨广东地方党政策干部的祸根。现在虽无明确材料证实当年林彪等人对此事的发怒，但后来四野方面一再批评广东地方干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这个微妙因素的。
“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
另有一种分析认为，上述偶然冲突，只能在更本质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长期以来的林、叶之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的根源。因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津战役、挥师南下后，已经把中南及广东作为了自己新根据地与落脚点来设想，但是叶剑英离开北京市长之任，到广东占据华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预期设想。为了夺回“华南广东”，林、叶必然要争战一番。叶剑英虽与毛泽东关系不错，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关系更紧，而且在东北战场之后，战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这场争斗中，林胜叶败是必然的。叶剑英在调离广东时，对一些干部长叹：“主帅无能，累及三军”，是一句实话；接下来又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31]却并未说出全部事实，光靠一个陶铸，如何搬倒叶帅？没有林彪出面，断然不能。林彪1949年5月把东北让给高岗，毛泽东当然要重新给他一个新地盘，自古功臣必封侯，虽是共产党，虽是“社会主义”，也依然少不了这个传统，把中南两广分给林彪，是毛泽东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当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编国民党独立第二十四师而后转隶四野时，林彪就是派当时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去下达任命，宣布团以上干部的任职。这说明，陶铸管理广东，并非是1951年的想法（并非因为广东出现了“地方主义”，出现了“土改右倾”，这些罪名都是为了既定方针而必然要构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铸在给两广纵队重新宣布任命时就定下了。而这时，叶剑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长。不知是何人指使还是叶本人想抢占广东山头，后来才有叶到广东之行。以叶剑英“一生大事不糊涂”，办事唯谨慎的性格来看，叶自己提出要回广东当还乡团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来提出了让自己老部下叶剑英回广东。周恩来自从到达延安后，原来分管的长江局、南方局逐渐被架空，而刘少奇依据华北局实力在中央地位逐渐上升的事实，是否使周恩来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盘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华南呢？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
从现有材料来看，当时广东华南的大部分干部与周恩来有密切联系，广东“地方主义分子”大多都受过周恩来的深厚关怀。据曾生回忆，1949年3月，是周恩来通知他，“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又介绍他见毛主席，进行了一番长谈。而在北京，他又见了叶剑英，专门谈了解放两广的问题，叶专门借了一辆小车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政务院，同时全国成立五大军政委员会，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五大主席，也就相当历代开国皇帝对功臣大将的封侯，有人戏称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韩信淮阴侯。细考这五大侯王，高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扩张的野心；彭德怀、朱德与毛泽东长期貌合神离；饶漱石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刘的权力基础；刘伯承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曾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和周恩来关系密切；真正是毛泽东嫡系的，只有林彪。这种局面在当时中共中央几大山头毛、刘、周、朱来看，权力基础最弱的是周恩来。特别是刘伯承因与毛泽东不和调离西南任军事学院院长后，周的基础就更薄弱。作为早年任过广东区委委员长（也就是广东一把手）、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这时可能就对有许多老部下的华南广东产生了兴趣。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直接提议叶剑英到华南广东去是否周恩来（周一向善于“引而不发”，让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积极支持叶回广东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说1949年开国之时，毛泽东囿于传统或迫于压力，采取了变相对功臣封侯划地的作法，但他很快看到了这一分封制的危险性，继“朝鲜战争”把彭德怀调离西北（所谓林彪称病不去朝鲜，很可能是毛泽东一计，让彭赴朝可谓一箭三雕：既拿回彭的诸侯大权，又可让美军消耗彭的嫡系部队，还可由此把各诸侯都调回京城控制）之后，又于1952年8月将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调进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险。但是这一调动所造成的权力新安排，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体系新安排，但这种新安排就留下可以争夺的机会，各体系既可进一步纯化，亦可能让外系统渗透，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林彪的改组华南分局、改组广东、调叶倒方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排除周恩来的影响。而此时叶剑英被迫调走，与周恩来在中央权力相对削弱也大有关系。高岗进京后，不仅已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又让组织了“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周恩来的政务院失去了经济管理权，实际上只成为了外交、文化部长。在这样的劣势下，周恩来自然想帮叶剑英主持广东了。根据广东近年来大量的“反地方主义”资料史料披露，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几乎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
A．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
广东“地方主义”第一号人物冯白驹，因为坚守海南，领导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始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关怀的老部下，冯白驹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冯白驹先后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单独接见。周恩来听了冯白驹的工作汇报后，高度评价琼崖特委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紧紧抓住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根据地三项工作的正确性。周恩来鼓励琼崖特委今后要紧紧依靠群众，更高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长期斗争以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33]1940年，当冯白驹与外来干部林李明发生矛盾时，周恩来亲自指示：“琼崖特委书记还是冯白驹同志当好”，使冯白驹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党政军一号人物。此后海南工作都是冯白驹派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如1946年8月，冯白驹亲自派庄田、罗文洪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34]周恩来专门要廖承志从香港给冯白驹弄来一部电话，以便联系。1950年11月2日，冯白驹随叶剑英进京，周恩来亲自陪他向毛主席汇报。早在1939年5月，周恩来就对庄田说过：“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次又明确告诉毛主席，琼崖23年武装斗争红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着说：“陕北有刘志丹这面红旗不倒，南方就是琼崖有你冯白驹这面旗不倒。”
B．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广东工作后，就是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接见汇报工作的广东代表庄田说：“这次电告方方同志请你们来”，这说明那时方方就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也通过方方领导广东革命斗争。方方来广东是1946年1月，作为国、共、美三方监督停战协定的“三人委员会”的“方方少将”来粤时，对外称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北平军调处”中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战军调的是周恩来，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来领导叶剑英、叶剑英领导方方的历史机缘。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主管军调谈判，自然与方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叶剑英一起作为中央指定闽粤赣边代表团主席，这一安排，应当说是周恩来早已以南方局书记的权限，布置了在华南的最高领导干部。
C．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第三号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随彭湃，听说周恩来率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就专门到海陆丰去找周恩来，虽然未见到周恩来，却相遇了与周恩来一起起义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彭湃，开始了在周恩来指挥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牺牲后，古大存成为红十一军军长。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绍，转移到武汉法租界见到了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以及叶剑英。从此，古大存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开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为中共七大广东代表团团长到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当选七大中央侯补委员，应当与周恩来的推荐分不开。而古大存与叶剑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叶剑英任师参谋长的粤军第二师负责战地宣传，这就更使他紧随叶剑英而与周恩来联系紧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东北工作时与林彪、高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虽然一度脱离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来。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后，周恩来便要本拟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古大存回广东辅佐叶剑英工作，据其秘书杨立回忆，古大存曾写信回家，告知周恩来已找他谈话，因他是广东早期党员，故华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广东工作。而华南分局也就是叶剑英当家，叶一再劝古回粤，并做好了已在广东而久与古大存有意见的方方的工作。[36]从这一细节可见，当时叶、古回广东，皆是周恩来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来。
D．尹林平紧跟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第四号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广东省委军事部长的老南方局干部，从1936年起，他就往来于港粤之间，接受周恩来、廖承志的指挥。1941年12月7日，周恩来急电廖承志，要将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从香港抢救回大陆，令尹林平负责率部护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时任港九大队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员曾生严格遵照周恩来指示，圆满完成了任务。1942年7月，周恩来以中共南方局书记名义电令尹林平暂停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并于1943年担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东江纵队。1945年3月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飞抵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在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3月18日，又参加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为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的阴谋。3月下旬，尹林平随周恩来秘密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此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挥了东纵北撤山东。1947年1月，在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尹林平和方方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同时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开活动。[37]1949年5月，又根据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班子不变。1949年9月，叶剑英南下，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尹要平任分局委员。1967年，尹林平以“反军”、“为地方主义翻案”罪名，被黄永胜关进监狱长达6年。由于这些“广东地方主义首领”皆是与周恩来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来关怀过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海南澄迈县县长李定南，被称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会”，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来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老地下党员，几年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
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
所有的“广东地方主义头子”皆与周恩来亲密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实质上是林彪与周恩来的矛盾？不，更深一层看去，这个表面的“林、周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据前交通部部长曾生回忆，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又在八天后和中央机关一起进京，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介绍他见了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38]我很渐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０六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39]
A．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应当说，曾生对毛泽东这次谈赵佗的深意，并未理解。其实毛泽东这番话，分明流露了对广东能否真正紧跟以毛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忧虑。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广东做官的赵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为王，毛又怎么能对战争年代并非由他直接领导的广东地方党放心呢？所以就在这次谈话后，陶铸就开始接收曾生部队并入四野了。曾生回忆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饶璜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二十四师驻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派下去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40]从这一细节来看，由“四野”兼并两广纵队，接收华南分局，管理广东，早在广东1951年出现“和平土改”“右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这时一切尚在伏笔阶段而已，没有惊动周恩来、叶剑英对广东的部署。事实上，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始终是与毛、周之间亲疏关系变化而进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么也就可以容许“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周、叶安排广东干部，一方面让林彪中南局去牵制广东，到得1952年8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权力扩张的担忧明确表示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义现象”时，广东的陶铸、赵紫阳也就大打出手，开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41]其实，高、饶虽然错误地会计了形势，但是对毛泽东有意削弱周恩来的权力，对周不信任这一点并未判错，他们错判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上曾处于对立，周恩来曾位高毛泽东的情况看来，毛对周始终未能达到放心与完全信任的地步，这从后来文革中尽管周恩来立下汗马功劳，他也仍然选择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对周的不信任与防范是始终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这种不信任则出现一个高峰。所以与北京削弱政务院权力相联贯，广东反地方主义，调走叶剑英、方方，降职古大存、冯白驹等功臣，皆与防范周恩来权力基础有关。由于叶剑英有周恩来的支持，林彪这个极懂战术的常胜元帅，从未正面出来处理广东反地方主义。他的意见，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铸、赵紫阳贯彻，或者由毛泽东直接拍板。毛泽东挺身而出亲自处理广东问题，不惜加剧与周、叶的隔阂，一方面是出于对亲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则是他需要
防止新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B．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古大存秘书杨立（八十年代任广东省副省长）回忆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42]
从这段史料来看，毛泽东处理广东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比撤销政务院党组要早几个月，可以推断，毛泽东采取了“去皮见骨”，首先把周恩来的地方权力体系给予摧毁，然后才直接动政务院。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掺砂子破坏其基础的老战术。后来处理刘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罗、陆、杨”；处理林彪，也是先整陈伯达，先南巡向各军区打招呼。当然，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把“高饶反党集团”处理后，为了显示团结，又重新重用了周恩来，把许多权力还给了周恩来。但是，对周恩来在军队、在地方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后，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高层人物中唯一没有地方势力的人。
C．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周恩来召见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43]
这里的“中央”指谁呢？显然是毛泽东。这一珍贵史料说明，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开始对周恩来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来召见陶铸消息后，竟要陶带枪以防不测，显然对周有高度戒备。也许，陶铸这时才深知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伤害了周恩来的权力基础。
◎四、毛泽东思想之一——从不信任“地方军”
1999年10月的一天，深圳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会长连环（连贯之子）在对我谈论“广东反地方主义根源”时，说了一句深刻之至的话：广东反地方主义就是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ＡＢ团”的再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是，古大存曾在刚解放时回忆历史，庆幸自己曾经逃脱了1931年的反AB团斗争。当时古大存的战友、红十一军政委吴炳泰被以AB团分子罪名枪决了，作为军长的他，不仅救不了吴，反而连自己也被撤销军长职务，留党查看了3个月。1950年，古大存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长的身份亲自主持复查东江“AB团”案，岂料刚刚为战友吴炳泰平反，自己便又落入了反地方主义的冤井。[44]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歼残酷整肃“ＡＢ团”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研究，1930年，“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完全被改写。”[45]毛泽东为何要在自己创建的江西苏区肃AB团滥杀革命同志呢？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还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46]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47]
“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当年“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20年后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也是两条罪证，1.土改政策与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2.在干部配备上没有完全接受外来干部为主的方针。甚至处理的策略也基本一样，肃AB团是为了坚持将李文林领导的部队合并到彭德怀的红六军，而当时彭是毛泽东的代表；而广东反“地方主义”主张则是要将曾生领导的两广纵队合并到林彪四野。毛在肃AB团是派红四军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领导李文林，而在反广东地方主义时则是派四野的陶铸及赵紫阳到广东加强领导，起因、方法几乎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毛自延安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再不在党内开杀戒，只是以“抢救运动”、整风、降职撤职等方法来整肃，所以相比之下，广东反地方主义毕竟是比“肃AB团”时稍为法制化了一点。
“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据高华研究，当年“肃AB团”残酷无比——
1930年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八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48]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队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49]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系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于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性。[50]
毛泽东反地方主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
高华还发现：毛泽东反地方主义是他一贯的思想与方法，其源头并不是始于江西苏区，而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有人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后来竟没有产生一个将军，甚至连师团长这样的军事干部都没有井岗山人，这是为何呢？就是因为毛泽东从来都是外来干部，每到一地方发动革命，都是采取“先依靠，后整肃”的方法。在井岗山，他借彭德怀之手干掉了接纳支持他与朱德、林彪、彭德怀的井岗山地方部队，把其首领袁文才、王佐杀掉；在延安，后来又把刘志丹创建的陕甘宁边区的功绩压制不予宣传，到高岗事件后，陕北苏区的干部也基本上全线压制。高岗后来散布的“军党论”、“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毛泽东几十年实践的事实。高岗所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51]不过，所谓井岗山大圈圈，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圈圈，高岗不过是想借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宏图。后来文革的出现，说明了高岗的军党论、井岗山圈圈确是存在，当林彪想突破井岗山圈圈，突破毛的圈子自搞一个圈子时，毛也就运用丰富的肃AB团、反地方主义经验把林一举推向身败名裂。而和林彪一样，也想搞白区工作圈的刘少奇，自然是在林彪之前先亡之。倒是周恩来对毛反地方主义的威力高度警惕，以柔克刚，终于在毛病重期间把自己的亲密战友邓小平推了出来，并且在其逝世之后成功地清算了毛的种种反地方主义之宗派行为。在中共近五十年历史中，高岗、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都想突破毛的圈圈，但成功者，只能算是周恩来。如果说，五十年代，周恩来曾为叶剑英撤退广东，自己的势力被挤出华南局而受气，那么，到得改革开放20年，他是大获全胜，特别是当赵紫阳因“六四”倒台之后，周恩来养子李鹏出任中共二把手，周恩来算得大获全胜。他比毛泽东笑在最后。不过，就算在毛泽东死后，其“反地方主义”的成果被叶剑英反攻倒算，但是他所开创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却和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一样，并未衰亡。因为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义，毕竟来源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人们只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主义，能否沿着毛泽东从杀AB团改进到只处分地方主义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宽松的方式“反地方主义”——这一期望，不知是否可从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败”方式对“北京帮”和“广东帮”进行的整肃中体现。
◎五、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86岁的任仲夷老人，与他就“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进行一段对话——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在海南的政绩，还说也要给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对了。（对于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当政时不热心彻底平反广东地方主义的细节，任仲夷也有记忆。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希望详细披露。）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任仲夷的这一“不应该再出现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又出现了新广东帮”传言的一种回击，是对“广东干部大换血”的一种质疑。由是观之，仅仅把“反广东地方主义”的源头追到毛泽东思想上，还不够，我们还得深入思考：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新权威（新核心），而新权威必然要不断地开展新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才能生存——“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其实是一种体制性的必然悲剧。只要体制不变，它就必然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注释：[1]《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辽宁第10次印刷，页58。
[2][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6][27][28][29][30][31][36][42][43][44]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粤准印字第1185号），页324，59，74，115，101，102，100，128，129，141，145，89，214，155，159，160，196，272，27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凯、熊光甲主编《新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页5。
[20]、[21]、[22]、[23]、[24]、[25]、[33][34][35]吴之、贺朗《冯白驹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广东省珠江印刷厂印刷），页783，781，769，785，786，787，5，589，747。
[32]、[38]、[39]、[40]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页566，564，565，566。
[37]《尹林平》，《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页482。
[41]、[5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319，321。
[45]、[46]、[47]、[48]、[49]、[50]高华《“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总第54期，页60，62，62，66，65，68。
(2/11/2002 13:51)
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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