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毛澤東時代史實汇編
Aug 23rd, '09, 10:21
[史料]前车之鉴——重庆的文革武斗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之中。1966年12月4日，就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比以往宣传为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时间要早近一个月）。当时盛传“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因而在1966年12月17日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重庆被列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并有造反派“牺牲”的城市的第一位。
到了1967年，毛泽东号召的“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重庆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了“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对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进行了坚决镇压，其间，发生了许多相互进行打、砸、抢、抄、抓和对抓到的人“触及皮肉”的武斗。造反派的两派矛盾和武斗上升到主要地位。
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革联会”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两派的武斗，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著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建立了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歌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烈士”亲属作了悲愤的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跟著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7月7日（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30周年纪念日），两派在连结市中区与江北区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市中区一端）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2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7月14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八一五派八一兵团，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余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但付出了血的代价：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一成员和一“战地摄影师”被小口径步枪击毙。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随著武斗升级，7月27日至28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重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中国兵工企业的重要基地。文革前，又是“援越抗美”等援外斗争的重要军火基地。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大型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7月30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5吨，伤亡各1人。31日，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18户。
8月1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2人，伤10人。
8月2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在参加该厂武斗中3人被击毙（其中一人为纵队长），重伤致残1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出于报复，竟枪杀“俘虏”泄愤。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办公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头头、红一连连长王木全等被击毙。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封锁长江航道的高射炮击沈，解放军3人遇难。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报导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此为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所载数字，《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中错记为240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与此同时，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力促两派谈判，停止武斗。8月9日，两派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8月10日，重庆两派又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完全无用。转眼就被双方撕毁。
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西北侧市交电公司大楼（今新世纪百货大楼处）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据点，13日深夜大楼被八一五派以反坦克炮发射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向占据著该厂区制高点郭家沱中学的八一五派展开进攻，设于该中学内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出面干预。冲突中，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解放军战士2人、工人1人遇难；“金猴”一方被打死10人。
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凌晨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国宾馆）、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伤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重大八一五头头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00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在武斗中流失，当时估计损失127.5万元 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驻空气压缩机厂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桷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8人，伤7人，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文革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一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增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反到底工总司武斗头头邓长春闻讯后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5号）上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抛尸江中，为李鲁沂“祭灵”……
8月2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在市革筹组工作的军队干部回警备区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遭到占据路口制高点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封锁交通的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武斗队枪击，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
说到文革中的武斗，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时那个关于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有人将那个得到江青赞同的口号误传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认为大规模武斗就是那个讲话挑起来的。其实，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岂是江青所能挑起的？实际上，在江青讲话之前，各地大规模武斗已呈燎原之势。而且，“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是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来的，而早在江青公开肯定这一口号之前，重庆武斗的双方就分别都有了与“文攻武卫”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场武斗的“人民战争”的号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重庆如此大规模的武斗，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深感震怒。
1968年6月，担负著国防科研、生产重要任务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两大派“九一五”和“九一六”在北京市郊爆发“南苑大武斗”。事后，周恩来把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头头叶正光（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之子）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时，就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该书将“南苑大武斗”时间误记为1967年，据《天涯》杂志发表的时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记载，应为1968年）。
1968年6月2日，取代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文革“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领导蓝亦农、白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两派头头各数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斗的头头）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常委职务，其中各有二人担任副主任。市革委下设四个组（为表示“革命化”和“精简机构”，以往的党政机关部、委、局等办事机构名称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听上去小得多的“组”），其中之一为“人民保卫组”，即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不过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早在此前的2月即已成立）。
就在“新生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之后，就在重庆市和各区、县公检法军管会展开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调查摸底期间，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继续恶性发展。
6月12至13日，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6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3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据目击者称，当时一些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查的女中学生有如凶神恶煞，令人望而生畏。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月6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4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203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头头谈判，达成于11日20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1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反到底派“红总”头头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被击毙。
这一时期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这时，各地愈演愈烈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起到了极大的干扰破坏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再听任其发展。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于7月3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 《七三布告》），于7月24日发出针对陕西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烧毁仓库、中断交通、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二四布告》）。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之中。1966年12月4日，就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比以往宣传为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时间要早近一个月）。当时盛传“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因而在1966年12月17日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重庆被列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并有造反派“牺牲”的城市的第一位。
到了1967年，毛泽东号召的“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重庆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了“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对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进行了坚决镇压，其间，发生了许多相互进行打、砸、抢、抄、抓和对抓到的人“触及皮肉”的武斗。造反派的两派矛盾和武斗上升到主要地位。
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革联会”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两派的武斗，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著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建立了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歌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烈士”亲属作了悲愤的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跟著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7月7日（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30周年纪念日），两派在连结市中区与江北区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市中区一端）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2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7月14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八一五派八一兵团，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余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但付出了血的代价：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一成员和一“战地摄影师”被小口径步枪击毙。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随著武斗升级，7月27日至28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重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中国兵工企业的重要基地。文革前，又是“援越抗美”等援外斗争的重要军火基地。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大型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7月30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5吨，伤亡各1人。31日，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18户。
8月1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2人，伤10人。
8月2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在参加该厂武斗中3人被击毙（其中一人为纵队长），重伤致残1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出于报复，竟枪杀“俘虏”泄愤。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办公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头头、红一连连长王木全等被击毙。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封锁长江航道的高射炮击沈，解放军3人遇难。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报导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此为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所载数字，《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中错记为240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与此同时，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力促两派谈判，停止武斗。8月9日，两派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8月10日，重庆两派又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完全无用。转眼就被双方撕毁。
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西北侧市交电公司大楼（今新世纪百货大楼处）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据点，13日深夜大楼被八一五派以反坦克炮发射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向占据著该厂区制高点郭家沱中学的八一五派展开进攻，设于该中学内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出面干预。冲突中，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解放军战士2人、工人1人遇难；“金猴”一方被打死10人。
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凌晨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国宾馆）、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伤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重大八一五头头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00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在武斗中流失，当时估计损失127.5万元 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O一武斗队驻空气压缩机厂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桷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8人，伤7人，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文革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一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增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反到底工总司武斗头头邓长春闻讯后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5号）上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抛尸江中，为李鲁沂“祭灵”……
8月2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在市革筹组工作的军队干部回警备区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遭到占据路口制高点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封锁交通的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武斗队枪击，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
说到文革中的武斗，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时那个关于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有人将那个得到江青赞同的口号误传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认为大规模武斗就是那个讲话挑起来的。其实，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岂是江青所能挑起的？实际上，在江青讲话之前，各地大规模武斗已呈燎原之势。而且，“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是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来的，而早在江青公开肯定这一口号之前，重庆武斗的双方就分别都有了与“文攻武卫”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场武斗的“人民战争”的号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重庆如此大规模的武斗，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深感震怒。
1968年6月，担负著国防科研、生产重要任务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两大派“九一五”和“九一六”在北京市郊爆发“南苑大武斗”。事后，周恩来把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头头叶正光（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之子）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时，就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该书将“南苑大武斗”时间误记为1967年，据《天涯》杂志发表的时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记载，应为1968年）。
1968年6月2日，取代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文革“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领导蓝亦农、白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两派头头各数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斗的头头）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常委职务，其中各有二人担任副主任。市革委下设四个组（为表示“革命化”和“精简机构”，以往的党政机关部、委、局等办事机构名称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听上去小得多的“组”），其中之一为“人民保卫组”，即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不过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早在此前的2月即已成立）。
就在“新生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之后，就在重庆市和各区、县公检法军管会展开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调查摸底期间，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继续恶性发展。
6月12至13日，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6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3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据目击者称，当时一些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查的女中学生有如凶神恶煞，令人望而生畏。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月6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4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203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头头谈判，达成于11日20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1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反到底派“红总”头头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被击毙。
这一时期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这时，各地愈演愈烈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起到了极大的干扰破坏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再听任其发展。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于7月3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 《七三布告》），于7月24日发出针对陕西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烧毁仓库、中断交通、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二四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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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23
[史料]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武斗掠影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
这是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周恩来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B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0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C派成员冲进某车间，D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0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毛泽东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
这是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周恩来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B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0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C派成员冲进某车间，D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0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毛泽东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25
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1998年前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严重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柬埔寨共产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因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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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力照顾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1998年前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严重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柬埔寨共产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因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相关阅读：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力照顾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27
毛泽东帮助红色高棉大屠杀柬埔寨华人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什幺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
不过，由于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越南进攻柬埔寨时，中国共产党派兵在中越边界对越发起猛攻，给了波尔布特最大的支持。
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什幺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
不过，由于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越南进攻柬埔寨时，中国共产党派兵在中越边界对越发起猛攻，给了波尔布特最大的支持。
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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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30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二之一）
·章 成·
◇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了。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日—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没有。”“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８０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０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１９６７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８·１７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９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这回就把刀磨快点啥。”“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啊也——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６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关公社１２个大队共杀了１１２人。
◇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１２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１２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２０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杈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还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附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８月２７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７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６人。
……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８月２７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９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６４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６２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被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６０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未完待续）
·章 成·
◇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了。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日—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但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佳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佳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没有。”“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８０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佳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０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１９６７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著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崽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８·１７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鸣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佳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佳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９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这回就把刀磨快点啥。”“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啊也——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啊！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６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关公社１２个大队共杀了１１２人。
◇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１２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１２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２０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杈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死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还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附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８月２７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７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６人。
……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８月２７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并一再嘱咐郑主任，要把他们大队的行动告诉李部长。
这时，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一个个捆得结结实实。副支书左隆交也没误事，昨夜交代的任务记得牢靠，一大早就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现场，用三根棍子叉着立在三口窖的边上，并手忙脚乱地扯横幅、刷标语布置会场。
上午９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６４名四类分子及子女，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还跟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热，又捆着拴着，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这一招立竿见影，队伍前进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惧万分的人们，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净利索，这个孱弱的支书当时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跃进大队后来居上地放了一颗卫星，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看着窖眼上那被脚踩结实了的新土，做事细致的何方前还是不放心，他和副支书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里，边吸旱烟边商量：里面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层土盖得住吗？万一有人拱出来，怎么得了！于是，支部决定派民兵在这里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来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库里不安分的鱼扑哧跃出水面，发出很响的声音，吓得守夜人心口怦怦跳。其中有个读过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么触动了，很动情地哼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如今那三口窖和６２条人命的地方早已为绿草覆盖，年年草荣草枯，全无一点血腥的痕迹。再没人谈起那里，也再没人敢去那里。那里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页瞬间的历史，但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 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
一、寡婆桥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
听说前道县师范一位负责人就是在这里被砍头的，笔者专门采访了道县师范老校长尹少萼。他告诉我们，被杀的是该校原教导主任何聘之。这位鬓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含泪诉说了何聘之老师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热情、正直、有能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协助地下党迎接道县解放。解放后，先在区里当干部，后来在县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组织上又调他到道县二中教语文。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筹备成立道县师范，让我负责，我第一个就挑了何聘之来当助手。建校初期，他带领学生挑土方、捞河沙，累得两只眼睛都陷下去了。你们看，就是下面那栋教学楼，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领着学生从６０里外的东江源扛回来的。他可是我们的建校功臣啊！当上教导主任后，工作认真得让人感动；他提倡为人师表，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
他这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喜欢搞点创作。５８年下半年，写了个剧本，叫《红旗越举越高》，是歌颂三面红旗的。现在看来算是“左”的了。但就是这个剧本，让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师吃尽了苦头。在那些荒唐之极的年代，有人竟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当成作者的反动思想。５９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旧事重提，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
在农村，他老老实实劳动，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改造汇报。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二、无名外乡女
在潇水河畔的东门乡政府，该乡党委书记蒋井元和纪检组长冯和光讲了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乌家山大队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过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们立即将她带到大队部审讯。开始她一言不发，问急了，才说是广东人。听她口音也的确像那边人氏。于是，郭某四人又将她押往公社。因为那里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够，只好又将她押回。正是黄昏时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乌家塘边，民兵们动了邪念。郭某说，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没用。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荤。其余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边将这个姑娘轮奸了。事毕，有人说，放了算了。郭某不答应，怕她今后找麻烦，并用锄头将她打翻，丢入塘水中。奇怪的是，这个女青年落水后，几翻几腾，竟又站起来了，塘边的水只齐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头打。她望了他们一眼，然后一步步向深水处走去……她坚定不移地走了，带着愤懑、屈辱和对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以后有人说她是自杀。
据说，至今没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为什么会闯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
纪检组长冯和光还告诉我们，那时的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三、灭门之祸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远的杉木岭翻红薯藤。”桥头乡桥头村的村民周福妹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生产队周队长猛吹一声哨子，喊道：“大家快点动手！”于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几个劳动力涌上去，将正弯着腰劳作的周文栋，以及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周队长接着命令道：“快推到窖里去！”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下哭着求饶，哪还管什么用？人们发疯一样把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那种场面，走开了。过去，我当过别人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太阳快落山了，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是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伯伯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哪知是计，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见杉木岭那边冒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着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可怜这好好的一家五口人，哪晓得会遭到灭门大祸。造孽呵！……
这一带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我们从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军１３７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１９５７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 采访手记之二：幸存者的见证
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见证人：周军阳，女，５１岁（１９８６年），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县政协委员。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然可见年轻时的俊秀；那双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声音嘶哑，连哭泣都是嘶哑无声的。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反复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但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总局当过科长，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老老实实劳动，安分守己度日。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就大祸临头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我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起来，起来，开会去！”唐支书声色俱厉，完全不同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对吓哭的大孩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妹，妈妈去去就回来。”
我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１４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安慰我说，关几天就会放的。这时汉镇见到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他们就拿来铁丝，几个人按住他用铁丝捆。痛得汉镇直叫，火把下，我见他脸上流着黄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铰般痛。张光松叫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是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突然间，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好歹毒的唐兴浩，为什么连我的孩子也不放过？记得那年汉镇见他困难，还借了１００块钱给他，至今未还。那时１００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人啊，怎么说呢！一会儿，我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地拖来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我的手被绑着，我那６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８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后面。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杀人。心猛地一沉，天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三个孩子怎么办，谁来护养他们啊？！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６０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从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我爱人蒋汉镇，他已吓懵了，被他们像推木头一样推到洞边……我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我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一会妈妈就回来，带你们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一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我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６岁小女孩的哀求……我见女儿还活着，头脑清醒了许多，背过身子让雪原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元也苏醒了，叫道：“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脱了臼，动不得，就用牙帮他咬开了绳子。蒋汉元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面正逢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没办法再来救我们。
天坑分好几层，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后来石头松动，我们又滑到下面一层。这时我发现蒋汉镇和我另外两个孩子都摔在这里，居然还活着。四下全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这天早些时候，枫木村也扔下了８个人。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但这是什么样的场合啊，坐也在尸体上，睡也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我没办法，只好解小便，用手捧着给叫得最凶的林松喝。可怜的孩子，他才３岁啊！汉镇的手还让铁丝捆着，我们解不开。这时他精神已经失常，在尸体上走来走去，“我要撒点高粱，我要撒点高粱，给小孩吃。看罗，高粱红了呵……”孩子们被他踩得哭；我说：“汉镇，清醒点，这是在天坑里。”他听了，不再吭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孩子们渐渐没有声响了。岩洞上偶有冰凉的水珠滴在脸上，使孩子猛然惊动，我才知道他们还活着。林海嗫嚅着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个８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着林松、雪原也死了。我把他们兄妹摆放在汉镇身边，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们终于解脱了，而我们一家人不管怎样也死在了一起。
我发现上方的一个石坎上，有个叫蒋福桂的姑娘也没死。女人家不知为什么，总比男人经得熬。她十七八岁，是个富农的女儿。这会也疯了，老是在叫：“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虚弱，没法帮她，只能在下面尽量安慰这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一场大雨，我喝了几口流进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听到洞口上有人叫我，仔细一听，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８年书。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就约好来救我们。“周老师，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你不要怕。”他们说着把四根棕绳连在一起，放下洞来。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这里了，我一个人还回去作什么呢？他们就守在洞口苦劝，还吊了竹筒水给我喝。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因为我们一家５口、我的孩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刚刚把我吊上洞口，我就昏了过去。这时，我已在天坑里过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个唐兴浩１９８５年被开除了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我。
（未完待续）
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34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二之二）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囗。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叁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囗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铳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５０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５８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６５年６７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着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６７年８月１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８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７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１２０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叁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１２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囗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囗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囗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求求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囗嘭嘭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１９８６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___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囗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８月２６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偈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囗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 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 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 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 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２０元钱和４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１９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８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５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囗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囗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８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３０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囗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１８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晚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了。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１７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囗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一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
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囗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 “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求求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囗，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囗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囗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囔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囗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囗，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１３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５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求求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７５岁；何国新，男，５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６０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 旧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囗，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１９６４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 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着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求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历时５７天，共杀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叁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１９６７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１７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１２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１０９２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３２５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着称。1967年9月8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９月间的几天内杀１５８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１４５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３３个公社，其间共杀２１８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２２５８人叁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自杀２７８人；致伤致残１１３２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求求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囗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囗，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尤其是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总是主观地将造反中的一派，与乡村的四类分子对等起来，高兴或不高兴，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个人样的乡下弱小者开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大概杀杀毫无反抗之力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很容易，反正这些家伙都是阶级敌人，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同时可以显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风，也借此出出心里的闷气。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９月１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员６９５０部队一营??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囗，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２３”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叁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１０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囗。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４囗；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刚满２０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８６】刑字第１０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４９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５囗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费３００元，共计人民币６７９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楝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此后，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折磨过，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几百元人民币或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囗的；那些制造策划杀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悔过认罪，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扌不）黄土。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残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不能就这样遮遮掩掩地敷衍过去。然而，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那块伤疤求求那是一块见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不错，那些持枪执刀者，大都是所谓的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但是谁点燃了他们心中的仇恨之火，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答案其实非常清楚！１９４９年后的３０年，“贫下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被赋予在乡村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权力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同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当专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同胞，来满足那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这种国民的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生长于专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也为专制者所利用。
当时光进入到２１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囗。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叁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囗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铳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腥风血雨后，杀人者如是说
道县大屠杀１０年之后。
高墙。电网。零陵地区的监狱接待室。
几经周折，我们见到了道县大屠杀的几个主要指挥者和凶手。
一、党叫干啥就干啥
关有志，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他来了，脚步沉重，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隐隐透出当年的威风。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说话还直率。这样的人，头脑简单，是典型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基层干部形像。他说∶
我５０年当兵，在部队人了党，提了干。５８年转业回道县，任县邮电局指导员。领导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积极肯干，就派我去清塘区担任武装部长。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点成绩，６５年６７年先后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学毛着先代会（全称为∶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６７年８月１日建军节，县里还因此奖励一台大拖拉机给我们区。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份，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县武装部、老领导也都是支持“红联”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没怨言；就是杀我的头，也没有怨言，后果太严重了嘛！但判决书上说我在全县部署杀人，我想不通。当时，我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没一个答复，没一个人说杀不得人，没一个人出面制止。我一个区武装部长怎么负得起那么大的责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８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７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１２０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叁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三、举手表决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坝塘大队贫协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实的，瘦小的个子，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怯地??着我们，不知找他的是什么人。你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人也会杀人，也曾威风凛凛掌管着生杀大权。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林铺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的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队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家的人；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举起了手，唐家的却没有一个人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１２个全部杀光……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个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常和别人搞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铳，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面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边去喊囗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囗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囗令，何寿娥突然哭了起来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求求放！”光保一声喊。我的手发起抖来，鸟铳上的鹅弓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戳、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囗嘭嘭乱跳。刚躺一会，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快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抗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１９８６年还存方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中。___笔者注）。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到山上没人管，那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
一、“开大锅饭”
她本是贫农的女儿，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经人介绍与下蒋大队的陈高肖结婚。陈家成份高，姑娘开始不愿意，后来听说陈高肖的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但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过贡献，功已抵过；再说一看小伙子，人厚道，模样不错，能吃苦耐劳，也就同意了。婚后小两囗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嫉妒的人则骂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
８月２６日晚，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叫走了。陈高肖一进大队部，马上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在他腿上偈了一枪，痛得陈高肖大叫∶“哎哟，你们要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旁边七八个汉子一涌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囗一样把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脑袋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噩耗传来，女人吓得晕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绊绊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 獐头鼠目的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头一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女人死死护着自己的下身，拼命反抗。四十多岁的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乎动了一下，她想到几天前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说，“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 陈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了，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 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 陈高友嬉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２０元钱和４丈布票。接着是陈登义，也是杀害女人丈夫的凶手。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美丽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愿以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第十二个“开大锅饭”者从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来时，鸡已叫三遍。太阳出来了，人们觉得应该表现出大公无私的风格，便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粗看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细查却不对了。让我们按照轮奸顺序，看看他们是一些什么货色吧∶一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一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一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一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一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一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二、离预产期仅仅一周
再过一周，１９岁的唐水兰就要做母亲了。她兴奋也有点紧张，细心感受着孩子的跳动，揣测着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的摇篮做好了，尿布也一叠叠整理好了，还有小衣小袜的，都准备妥当。娘家还送来了一担鸭子。
然而，８月下旬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了一个未来母亲的一切。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一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气候特别炎热。唐水兰挺着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一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一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一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着凶手。张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一划，毛毛就出来了！”
三、要么嫁人要么去死
这地方叫竹山园子，一片绿油油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
那天下午５点，一阵凄惨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人扭着回乡度暑假的小学老师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儿子，来到竹林中的一囗地窖边。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厉声吆喝。这一家三囗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们又将柴草点燃，丢进窖中，浓浓的烟火吞噬了绝望的惨叫。但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向雨生还有一个漂亮的８岁的女儿在家里。他们留下她，是因为他们中的某某想娶她。这人太穷，年过３０还是一条光棍。他们回到向雨生家时，向的女儿向丽丽正伏在地上哭泣。他们揪住她的头发问∶“你父母已判处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丽丽听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凶手们见她不识抬举，马上押着她往竹山园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见她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到了地窖边，残烟仍在往外冒。手们用棕绳捆住她往洞里丢时，给她最后一次选择∶“只要你答应嫁给何某某，我们就马上放了你。”
向丽丽停止了哭泣。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在当时的道县，许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囗下屈从嫁人，而换回一条性命的。可是，这时对向丽丽来说，时间也是奢侈的了；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已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的女儿这样不识好歹，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一把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１８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那时，天还没有黑定，竹篁衬映着晚霞，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但向丽丽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这般美丽的景色了。
比起向丽丽，这三姐妹的命运似乎要幸运一些。她们都是同一个大队的，都只有１７岁，父母也都在滥杀风中被杀害了。她们都姓涂，名字分别叫涂月华、涂美珍、涂秋蕾。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三人像牲囗一样被关进了公社的农贸市场，关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个人，多数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达到了极致，人们的神经麻木了，就连小孩也不会哭了。他们就那么蹲在地上，眼光无神地一片沉默，等待着某个时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一声令下，把他们送上屠场。这时，一个区里的领导路过这里，见人堆里有那么多小孩，顺便说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杀了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救下了四十多个少男少女。其中就有涂氏三姐妹。
她们又被送回大队关着。晚上，当她们一面庆幸自己幸免于死，一面为失去亲人悲痛时，大队贫协主席下达命令，指名道姓要她们嫁给本大队的三个男子，其中一个还是个傻子。在凶手们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网开一面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竟没一个愿意嫁人。大队“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杀了你们！”
她们异囗同声回答∶“杀了也不嫁！”
于是，她们被捆起来，受尽种种折磨。后来，她们中的两人在夜里冒着被杀的危险逃走了。另一个因被指定要嫁的那个男人的哥哥从部队来信反对，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罢。
三姐妹在死亡与尊严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这无论如何也是沉沉暗夜里的一线亮光，她足以让我们在回首那段疯狂而血腥的日子时不至于愧然失语，也让我们有勇气作为人继续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
一、大义灭亲，手刃养母的女民兵
当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宫之中。
她当时正值豆寇年华，朝气蓬勃的也是大队一名基干民兵。命运使她从小失去了父母，却又为她安排了一位热心肠的婶娘。婶娘收养了她，爱她疼她，待她如亲生女儿。婶娘生怕让她感到自己是个孤儿，她要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尽管家境艰难，婶娘还是送她念了书，让她能识文断字，能写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也就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在这青山绿水中姑娘渐渐长大了，当她私下为自己的容貌娇好迷人而骄傲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扶养自己长大的婶娘原来是个地主婆，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是实打实的贫下中农。
大队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提到那位婶娘时，有人说∶“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于是，就决定不杀了。
可是，待到杀人那天，却见这位女民兵亲手将她那四十多岁的婶娘捆着押到杀场。“带回去，把你婶娘带回去！不是讲好了，特殊处理的吗？”大队贫协主席兼“最高法院”负责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样，杏眼圆睁∶“什么婶娘，阶级敌人！”押到地窖边就要动手。婶娘到这时还心存一线希望，回头望着手持雪亮马刀，面若寒冰的侄女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蓄满泪水的眼中闪动着难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许她并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这样死，免太寒心了。姑娘断喝一声∶ “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将婶娘的脑壳像削南瓜一样削了下来。人头落地，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当然，姑娘以后也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付出了代价求求附近几十里知道这事的后生，谁都不敢娶她，虽然她还是很漂亮。再后来，外县一位因出身不好，年过三十还没讨到老婆的小学教员娶走了她。村里人可怜她，把往日的事瞒得铁紧。笔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实姓名，是可怜她的丈夫，也是可怜她。当然，干出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想当年，许多出身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因投身革命而与富贵家庭决裂，及至土改或镇反，将生身爷娘送到杀场，以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也是时有所闻的。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对这个可怜又可憎的乡下女孩作过多的指责了。
二、抛妻杀子的丈夫
这就实实在在让人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平时相亲相爱，夫唱妇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一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风急火急地告诉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你还不快去救她！”男的闻讯急忙赶去，到边时却越走越慢，最后竟然远远站着，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许他认为女的不该这时跑到娘家来，给他丢人献丑了。或许他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居然娶了个地主的女儿！审讯的人问他∶“你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你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一棒子打昏过去，没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一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屋里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为好。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一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一个用石头砸，一个用鸟铳打……这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囗，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囗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囗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囔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囗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囗，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１３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５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求求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７５岁；何国新，男，５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６０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 旧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囗，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１９６４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 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着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求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历时５７天，共杀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叁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１９６７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１７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１２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１０９２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３２５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着称。1967年9月8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９月间的几天内杀１５８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１４５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３３个公社，其间共杀２１８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２２５８人叁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自杀２７８人；致伤致残１１３２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求求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囗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囗，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富塘、营江等农村??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尤其是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总是主观地将造反中的一派，与乡村的四类分子对等起来，高兴或不高兴，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个人样的乡下弱小者开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大概杀杀毫无反抗之力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很容易，反正这些家伙都是阶级敌人，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同时可以显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风，也借此出出心里的闷气。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９月１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员６９５０部队一营??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囗，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２３”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叁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１０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囗。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４囗；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刚满２０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８６】刑字第１０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４９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５囗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费３００元，共计人民币６７９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楝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此后，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折磨过，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几百元人民币或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囗的；那些制造策划杀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悔过认罪，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扌不）黄土。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残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不能就这样遮遮掩掩地敷衍过去。然而，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那块伤疤求求那是一块见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不错，那些持枪执刀者，大都是所谓的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但是谁点燃了他们心中的仇恨之火，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答案其实非常清楚！１９４９年后的３０年，“贫下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被赋予在乡村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权力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同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当专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同胞，来满足那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这种国民的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生长于专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也为专制者所利用。
当时光进入到２１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Re: 毛泽东时代史实汇编
Aug 23rd, '09, 10:37
毛泽东：只有北京政府才痛恨蒙古西藏独立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常会上关于外蒙古和西藏地位问题的发言
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列宁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 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决不像北京政府将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
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共产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共产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
我在这裏要指出我们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我们延安政府和人民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与坚定的决心，断不能效法日本对待高丽的行径。凡对於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我们必须一反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为，使东亚大陆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全面胜利的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 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 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於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保障他们行将获得的地位。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离开祖国而发生恶感或歧视，而我们各民族，亦必须对其祖国以和睦亲善的态度，循合法的程序，向其政府提出愿望，以达成其目的，不可采取反抗祖国的行动，以引起民族之间相互的仇恨。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级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上述三个原则，防止所述各种弊端，我们对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决不加以阻碍，并将予以扶持而使之实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
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但必须其能巩固其本身永久独立的地位，不可蹈袭高丽过去的覆辙，一面要求祖国承认其独立，而一面即被日本违约并吞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国为之数十年牺牲奋斗，而始获得今日的解放。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常会上关于外蒙古和西藏地位问题的发言
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列宁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于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 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决不像北京政府将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
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共产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于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共产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
我在这裏要指出我们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我们延安政府和人民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与坚定的决心，断不能效法日本对待高丽的行径。凡对於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我们必须一反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为，使东亚大陆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全面胜利的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 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 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於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保障他们行将获得的地位。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离开祖国而发生恶感或歧视，而我们各民族，亦必须对其祖国以和睦亲善的态度，循合法的程序，向其政府提出愿望，以达成其目的，不可采取反抗祖国的行动，以引起民族之间相互的仇恨。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级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上述三个原则，防止所述各种弊端，我们对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决不加以阻碍，并将予以扶持而使之实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
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但必须其能巩固其本身永久独立的地位，不可蹈袭高丽过去的覆辙，一面要求祖国承认其独立，而一面即被日本违约并吞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国为之数十年牺牲奋斗，而始获得今日的解放。
Re: [轉貼]毛澤東時代史實汇編
Aug 23rd, '09, 10:43
毛泽东是中国分裂主义者
几年前，李登辉的著作《台湾的主张》问世时，香港的亲共媒体曾经对他的“七大块”论，口诛笔伐。
其实，“七大块”论并不是李前总统独创，而且只将中国分成七块还算是小儿科，共产党的毛泽东在1920年9月3日就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二十七块了。
毛泽东当时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文章，该文指出：“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个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
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比李登辉还激进。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到的“两藩地”，一个应该是西藏，另一个待查。也就是说，在毛的眼里，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其地位和越南、朝鲜等一样，都是可以独立的。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就收纳了毛泽东这篇文章，此外，《文稿》内还有以下有关分裂中国的文章：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9.5）
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 “无个中国”论比“两个中国”论还反动。他再重申前一篇文章中要建设27个中国的主张。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9.6）
赞成“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将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称之为“九年三被征服”。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9.6～7）
文中详列湖南如何受中国之累，然后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不早已成了一个新湖南吗？” 把湖南改成台湾，可圈可点。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9.26）
毛泽东除了说这必须是“实际”的运动外，还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不是从这里学来的，就是毛、李“英雄所见略同”了。这点毛在后面的文章中还有阐释。
《释疑》（1920.9.27）
文章说，湖南自治“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毛泽东还说：“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看看香港现在那个可以被任意解释和歪曲的基本法，毛泽东可说是“英明预见”了。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9.28）
毛泽东说，湖南的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对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搞“分裂”，当然要有强有力的反对党，但普通的政治亦然。所以，毛泽东掌权后搞一党专政是自打嘴巴，而邓小平、江泽民之流不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吗？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9.30）
文章一开头就说：“‘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
用这段毛语录的照妖镜来看香港，不但“港人治港”是虚假的、恶意的‘自治’，中共还停留在乡以下的“村民选举”，根本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食言。中国老百姓已被他们欺骗了79年。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10.3）
文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毛泽东将“全自治”视为“主权独立”的观念非常清晰，“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不过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耳。
《反对统一》（1920.10.10）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
“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
“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泽东果然靠“杀人多，流血多”来维持他的“中国”。当时他可以自由发表反对统一的意见。可见，当年中华民国的言论自由远远超过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没有随世界的潮流进步，可见它是如何的黑暗啊！
几年前，李登辉的著作《台湾的主张》问世时，香港的亲共媒体曾经对他的“七大块”论，口诛笔伐。
其实，“七大块”论并不是李前总统独创，而且只将中国分成七块还算是小儿科，共产党的毛泽东在1920年9月3日就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二十七块了。
毛泽东当时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文章，该文指出：“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个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
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比李登辉还激进。还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到的“两藩地”，一个应该是西藏，另一个待查。也就是说，在毛的眼里，西藏是中国的“藩属”，其地位和越南、朝鲜等一样，都是可以独立的。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合编，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就收纳了毛泽东这篇文章，此外，《文稿》内还有以下有关分裂中国的文章：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9.5）
文中说：“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 “无个中国”论比“两个中国”论还反动。他再重申前一篇文章中要建设27个中国的主张。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9.6）
赞成“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将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称之为“九年三被征服”。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9.6～7）
文中详列湖南如何受中国之累，然后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割，不早已成了一个新湖南吗？” 把湖南改成台湾，可圈可点。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9.26）
毛泽东除了说这必须是“实际”的运动外，还说：“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不是从这里学来的，就是毛、李“英雄所见略同”了。这点毛在后面的文章中还有阐释。
《释疑》（1920.9.27）
文章说，湖南自治“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毛泽东还说：“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看看香港现在那个可以被任意解释和歪曲的基本法，毛泽东可说是“英明预见”了。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9.28）
毛泽东说，湖南的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对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搞“分裂”，当然要有强有力的反对党，但普通的政治亦然。所以，毛泽东掌权后搞一党专政是自打嘴巴，而邓小平、江泽民之流不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吗？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9.30）
文章一开头就说：“‘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
用这段毛语录的照妖镜来看香港，不但“港人治港”是虚假的、恶意的‘自治’，中共还停留在乡以下的“村民选举”，根本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食言。中国老百姓已被他们欺骗了79年。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10.3）
文中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毛泽东将“全自治”视为“主权独立”的观念非常清晰，“台独”、“藏独”、“疆独”等等不过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耳。
《反对统一》（1920.10.10）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
“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
“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毛泽东果然靠“杀人多，流血多”来维持他的“中国”。当时他可以自由发表反对统一的意见。可见，当年中华民国的言论自由远远超过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没有随世界的潮流进步，可见它是如何的黑暗啊！
Re: [轉貼]毛澤東時代史實汇編
Aug 23rd, '09, 10:45
毛泽东挖了中国人的祖坟：
文革期间被毁文物清单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 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 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 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 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 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 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 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 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 两座800多年的古塔， 什么都没留下来！
文革期间被毁文物清单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 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中国的古迹少， 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怜，民间的文物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以前都毁掉了！
中国几乎没有几个美术馆， 有也全都是现代画家， 古代书画墨宝极少，为什么？ 因为书画是最容易毁掉的， 扔到火里一烧就没了！
西哈努克来中国， 想去白马寺看中国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结果已经被砸掉了，是周总理急电叫山西下华岩寺把罗汉拆下来去冒充！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 但是谁知道什么是双塔庆寿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刹， 两座800多年的古塔， 什么都没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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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rd, '09, 10:47
很讽刺的中国首富—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泽东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泽东的极权地位使他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超过了西方的《圣经》。
毛泽东曾被塑造成俭朴、清廉的形象。可事实上，自“新中国”初立时大量印刷、发行的毛泽东著作，即使相当部分由公家购买，他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而且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组织的写作小组撰写、修改完成，再用毛泽东个人名字发表，这部分文章稿费，他这个剽窃犯也全部照领不误。
1976年时毛泽东有存款7600多万元（《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刊载于南昌《党史文苑》杂志2004年第5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超过同期几百万中国人的存款。为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说明存款量的惊人，扩大范围比一比。下面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家乡在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以上九个县合计7224608人，储蓄存款总额3751.1万元，不及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的个人存款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若深究毛泽东天文数字存款的来源，就不得不说那是违规违法变相贪污而来的了。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版税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 。那么，毛泽东此后收入版税、稿费，都是违反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的以权谋私，因为毛主席已经有工资，而且是行政人员的最高工资。毛主席既不需要作为生活补助的稿费，也不需要鼓励创作的稿费，版税已被废除，更是不必谈起。
大陆知道这内情的人，都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文革发狂般滥印，花的却是国家资金，成本总计起来恐怕是多少个亿元。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还领取加印部分的新稿费，并设专人为他管账。因此可以说他这种行为是变相贪污，应依法起诉。毛泽东从参加共产党起，便不断大呼“打倒封建地主阶级！”50年代，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他发指示：“要消灭资产阶级，要消灭小生产者！” 文革又狂喊 “斗私批修！” 这系列言行，使大陆人以为毛泽东最恨私有制，最恨剥削，最恨金钱！不愧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谁料到，他口头态度是这样，隐秘行为却是爱钱如命，而且贪的钱来自被他一次又一次运动整得经济崩溃的国家。作为一个极权政府领袖，毛泽东个人有钱，说明他贪污能力高；毛统治下的国家贫穷，说明他治国能力低。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版税，光1933年的收入就达30万美金。人家才一本书，而毛唧唧歪歪说不停，“不须放屁”也是诗，不成富翁也难。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花起钱来自然有大富翁的派头。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先后9次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还先后两次送给汪东兴4万元。（《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刊载于南昌《党史文苑》杂志2004年第5期第56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都是女人，汪东兴则是负责毛泽东安全保卫的总头目。贴身女人与保镖头，无疑是要特殊打赏的。
1975年，毛还让手下人给贺子珍送去2万元，（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毛泽东人生纪实》第2074页）对于这位1928年取代杨开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还是被自己抛弃的老情人、女儿李敏的母亲，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赏点钱安慰安慰她，倒是不费什么劲。在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毛给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汪东兴、贺子珍的赏钱，都是惊人的巨款。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泽东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泽东的极权地位使他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超过了西方的《圣经》。
毛泽东曾被塑造成俭朴、清廉的形象。可事实上，自“新中国”初立时大量印刷、发行的毛泽东著作，即使相当部分由公家购买，他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而且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组织的写作小组撰写、修改完成，再用毛泽东个人名字发表，这部分文章稿费，他这个剽窃犯也全部照领不误。
1976年时毛泽东有存款7600多万元（《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刊载于南昌《党史文苑》杂志2004年第5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超过同期几百万中国人的存款。为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说明存款量的惊人，扩大范围比一比。下面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家乡在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以上九个县合计7224608人，储蓄存款总额3751.1万元，不及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的个人存款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若深究毛泽东天文数字存款的来源，就不得不说那是违规违法变相贪污而来的了。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版税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 。那么，毛泽东此后收入版税、稿费，都是违反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的以权谋私，因为毛主席已经有工资，而且是行政人员的最高工资。毛主席既不需要作为生活补助的稿费，也不需要鼓励创作的稿费，版税已被废除，更是不必谈起。
大陆知道这内情的人，都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文革发狂般滥印，花的却是国家资金，成本总计起来恐怕是多少个亿元。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还领取加印部分的新稿费，并设专人为他管账。因此可以说他这种行为是变相贪污，应依法起诉。毛泽东从参加共产党起，便不断大呼“打倒封建地主阶级！”50年代，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他发指示：“要消灭资产阶级，要消灭小生产者！” 文革又狂喊 “斗私批修！” 这系列言行，使大陆人以为毛泽东最恨私有制，最恨剥削，最恨金钱！不愧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谁料到，他口头态度是这样，隐秘行为却是爱钱如命，而且贪的钱来自被他一次又一次运动整得经济崩溃的国家。作为一个极权政府领袖，毛泽东个人有钱，说明他贪污能力高；毛统治下的国家贫穷，说明他治国能力低。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版税，光1933年的收入就达30万美金。人家才一本书，而毛唧唧歪歪说不停，“不须放屁”也是诗，不成富翁也难。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花起钱来自然有大富翁的派头。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先后9次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还先后两次送给汪东兴4万元。（《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刊载于南昌《党史文苑》杂志2004年第5期第56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都是女人，汪东兴则是负责毛泽东安全保卫的总头目。贴身女人与保镖头，无疑是要特殊打赏的。
1975年，毛还让手下人给贺子珍送去2万元，（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毛泽东人生纪实》第2074页）对于这位1928年取代杨开慧妻子位置然而到了1937年还是被自己抛弃的老情人、女儿李敏的母亲，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赏点钱安慰安慰她，倒是不费什么劲。在穷困至极的毛泽东时代，毛给江青、张玉凤、护士吴某、汪东兴、贺子珍的赏钱，都是惊人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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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rd, '09, 10:59
旧档案：为吃饭打倒毛泽东
从太原公安局流出的档案废纸
2000年从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收集的太原公安局流出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废旧档案。陶鲁笳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01 中国人民反饥饿斗争委员会（点小图看大图）
02 公安局文件正面上部
03 为吃饭打倒毛泽东
04 打倒共产党
05 公安局文件
06 毛泽东王八蛋
07 中国红党抗议信
从太原公安局流出的档案废纸
2000年从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收集的太原公安局流出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废旧档案。陶鲁笳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01 中国人民反饥饿斗争委员会（点小图看大图）
02 公安局文件正面上部
03 为吃饭打倒毛泽东
04 打倒共产党
05 公安局文件
06 毛泽东王八蛋
07 中国红党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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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rd, '09, 11:08
摆脱以往错误印象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一点不比今天少!
很多大陆同胞由于被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所迷惑，以为腐败只有今天的共产党有，而毛泽东时代是没腐败的、毛泽东时代官员是清廉的。真是这样吗？不！
绝对权力酿成绝对腐败是人间真理。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一点不比今天少！
之所以大家会以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比今天的共产党清廉，那是因为：
1、共产党需要塑造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来搞洗脑
2、毛时代信息闭塞，人民无法看到全中国整体的腐败。在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下，人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身边的腐败是“极少数”，其他地方的官员是“清廉”的。
3、毛时代社会物质匮乏，官员的腐败往往表现在非金钱方面，而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又恰恰仅限于狭隘的金钱
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腐败吗？
作者：佚名
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时，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理由。
然而，腐败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左奴不愿定义清楚的。如果腐败仅仅是弄一些钱，那倒好办。正像一些低级情绪发泄一样，哪怕官员只贪污受贿一块钱，那就杀。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那倒真是痛快。可是，腐败不仅仅表现在钱上。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今天的社会不同，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财富多少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相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要“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拥有财富或曾经拥有财富，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不能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不能进行物质享受。因此，毛时代设计了一套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反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要升到18级以上，才能过上十分享受的日子。
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B，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上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泽东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无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社会美誉度，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来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非常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中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受着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唱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多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被打倒仍有很强势力的）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人。后来邓小平一声令下让他们回城，他们一般只能在城市最不起眼、最辛苦的工作岗位讨一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率先失业的，又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品被弄得十分匮乏，但工业生产的低效率和浪费十分惊人。那个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结果是形式主义到处都是，假话、空话、谎话到处都是，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尤其是我们乱开荒，把大量森林、湿地毁了，也把很多自然河道、湖泊毁了。黄河断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也在那个时代开始干涸。在那个时代，痛心事数不胜数，直到今天还不能随便说。那个时代，不仅很腐败，而且也很荒谬。
说毛时代没有腐败，有几种人。一是成日梦想回到毛时代，回到阶级斗争状态的人，这类人可称为新复古主义派。一是盲目跟风的想当然派，对毛时代未深入研究，却听信了谣言，又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是颠倒黑白派，这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能，把什么事都反过来说。一是别有用心派，这些人为了破坏社会稳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有意通过煽动和蛊惑的方法撒布和传播谣言。在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别有用心派本不那么可怕。但在当今中国国情下，他们这些人往往可以获得特殊的话语霸权，因而对社会危害就特别大。中国难以肃清极左余毒，就是这些别有用心派搅和的结果。
很多大陆同胞由于被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所迷惑，以为腐败只有今天的共产党有，而毛泽东时代是没腐败的、毛泽东时代官员是清廉的。真是这样吗？不！
绝对权力酿成绝对腐败是人间真理。毛泽东时代的腐败一点不比今天少！
之所以大家会以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比今天的共产党清廉，那是因为：
1、共产党需要塑造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来搞洗脑
2、毛时代信息闭塞，人民无法看到全中国整体的腐败。在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下，人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身边的腐败是“极少数”，其他地方的官员是“清廉”的。
3、毛时代社会物质匮乏，官员的腐败往往表现在非金钱方面，而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又恰恰仅限于狭隘的金钱
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腐败吗？
作者：佚名
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时，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理由。
然而，腐败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左奴不愿定义清楚的。如果腐败仅仅是弄一些钱，那倒好办。正像一些低级情绪发泄一样，哪怕官员只贪污受贿一块钱，那就杀。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那倒真是痛快。可是，腐败不仅仅表现在钱上。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今天的社会不同，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财富多少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相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要“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拥有财富或曾经拥有财富，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不能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不能进行物质享受。因此，毛时代设计了一套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反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要升到18级以上，才能过上十分享受的日子。
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B，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上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泽东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无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社会美誉度，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来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非常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中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受着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唱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多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被打倒仍有很强势力的）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人。后来邓小平一声令下让他们回城，他们一般只能在城市最不起眼、最辛苦的工作岗位讨一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率先失业的，又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品被弄得十分匮乏，但工业生产的低效率和浪费十分惊人。那个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结果是形式主义到处都是，假话、空话、谎话到处都是，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尤其是我们乱开荒，把大量森林、湿地毁了，也把很多自然河道、湖泊毁了。黄河断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也在那个时代开始干涸。在那个时代，痛心事数不胜数，直到今天还不能随便说。那个时代，不仅很腐败，而且也很荒谬。
说毛时代没有腐败，有几种人。一是成日梦想回到毛时代，回到阶级斗争状态的人，这类人可称为新复古主义派。一是盲目跟风的想当然派，对毛时代未深入研究，却听信了谣言，又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是颠倒黑白派，这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能，把什么事都反过来说。一是别有用心派，这些人为了破坏社会稳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有意通过煽动和蛊惑的方法撒布和传播谣言。在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别有用心派本不那么可怕。但在当今中国国情下，他们这些人往往可以获得特殊的话语霸权，因而对社会危害就特别大。中国难以肃清极左余毒，就是这些别有用心派搅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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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rd, '09, 11:10
82岁老人告诉你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82岁 萧一湘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确已非常严重。致令原来拥护改革开放者，都产生了信心危机。于是人们容易产生怀旧感。似乎毛泽东执政时期就河清海晏、明镜高悬似的。于是思想僵化的人们乘此机会大举反攻。大骂今天之腐败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大多数产生这种情绪的人，都是不懂历史，或学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其次是拿现在的腐败同毛时代比，也是不可以比的。不要看毛时代腐败的金额小，那时人们手头的10斤米被腐去了，就会饿死人的哩！现在以笔者对毛泽东时代的见证，列举数笔，以启今人，而非护今之短。
1、1950年常宁县减租反霸时期，农民斗地主官僚获得的浮财，农民叫“胜利果实”，堆满农会，基层乡（那时是小乡相当村但比今天村大点）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分胜利果实时，有点乱来，也还不算什么。4月某日，南下干部区长许**到我所在的减反点检查工作，看见浮财中的一个精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颗未刻全新大玉章，每颗约一公寸多长，四公分宽。许伸手就拿到自己的包里去了，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也没人说话。和我同在衡头区的一位南下武装干部在白沙镇减反点上，拿了一些金银绸缎。到52年三反前，县委书记就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因为这位武装部长原是他南下时从乡村民兵抽调出来跟他的勤务员。土地改革时，一位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官僚地主家抄出许多图书、字画文物，选去了一大车，其余交给县一中图书馆。
2、50年我正任区党委秘书，当时区里生活非常艰苦，每个干部只发90斤大米一月（相当于8.7元），区委书记就专派一个干部去做生意，赚下的钱，改善生活，每人买一支价值5元大号金星钢笔，一双球鞋。后来上面不准做生意。可是一到专区开会，就大吃大喝起来。一餐就是八大八小、十二围盘、四大硬盘。茅台酒、大红金烟，还有马连良的戏票，首长亲自敬酒，部下回敬，非到东倒西歪不休。从地主官僚家抄出的枪支子弹，几乎是谁抄到就谁占用，县委书记们只要听到哪个区里抄到抢支子弹，除了长枪上缴了外，凡是手枪几乎都是各到手头尖了。但这只能是党员领导才有格。不才也蒙分到一条陈旧大号白朗宁玩玩。都是先提货后发枪证。值到56年干部肃反时才收缴上去。
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
我在长沙省财政学院学习，参加过万人公审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立即枪毙了。全校300多名学员，不上个多月就打出了两百老虎（万元以上者），连看老虎的人都少了。因这些人来自全省八十多个县市，互不知情，乱打一气，全是政治运动方式打压逼供出来的，无法结案，只得放回各县。省里定的数字，查又查不清，销案不敢销，有的终身不能重用。
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以上者122人，百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频频心动了。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用的方法，是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真正的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让人觉得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就能掌握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具体情况详后。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4、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重点批斗76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 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不但粮油布要凭票供应，连日常生活用的肥皂、火柴、香烟等都要开后门。过年每人猪肉半斤、豆腐一斤、红枣一市两。于是有谣歌“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开后门，小干部挤烂柜台门”。领导干部还有特供。市场都有平价和高价之分，干部还按等级分配，平民百姓就莫望了。
5、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217人，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钱物在手，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原来干部还厉害。
6、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基本还是从基层干部的仓库里偷粮食、财物贪污腐败开展起的。
7、四清运动
1963年秋，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概是后来看这四个内容上不了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了。1964年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其中省98、地17、县由农村调不脱产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一时雷霆万钧之势，搞得天翻地覆，草木皆兵。这里且举一例：
1964年8月6日共产党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张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一名女干部（笔者注：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张宗光见女色就要，加以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莫说一般干部不敢飞蛾扑火，就是常委班子里，也无人敢闯红灯。这边批斗运动整坏人，那边整人者的张县长却在暗室抱女人打电话指挥批斗会。带着情妇进省开会，局长为之站岗放哨。这案成为“三面红旗”时期常宁上北京闻名全国三大新闻之一。（另两件是高寒山区的黄洞亩产稻谷8万斤，松柏铁厂小高炉利用系数21。25）
四清运动里的奇怪故事说不完，且举一例：一天清早，通信员推开一个副书记的门进去打扫，突然发现该副书记正和办公室主任睡在一张床上，马上退了出来。该书记为了杀人灭口，竟诬陷这个通信员有精神病叫公安局逮捕起来了。
常宁这椿丑闻，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共产党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5区、1镇、37个公社和县、区10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计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25人、地委700人、本县干部都有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 “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家里被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重新组织一批贫农，成立贫农协会，夺权，重新大换班一次。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２３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9月，第二批再调集14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到来，四清运动也就夭折了。
第一批四清刚结束，为了巩固社教成果，渔池公社留下一名组长当教导员，其实这名教导员早已看中社里的一个妇联主任，马上同她勾搭上了。公社里的人看不惯了，一个早上活活捉了这对双双。人们嘲讽说：“这也是四清运动的胜利果实”。
8、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后期，还在用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1977、1978两年，在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又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所谓清经济，就是反腐败。
这里记述的都是笔者亲自见闻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县档案馆的。这只是一个县在新中国成立起到毛泽东去世后二十八年中的一个拾零。至于其它地方或者高层的事，不清楚不胡说。可见连年运动中都有反腐败的内容。也就说明腐败不但多而严重，也是反不了的。当然论数额没有今天大，但是当年政府和民间都很穷的情况下，一个农民一天的工分收入才8分钱的条件下，贪一点点钱，其使用价值就很大了。这也证明没有很好的法制是反不了腐败的。
82岁 萧一湘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确已非常严重。致令原来拥护改革开放者，都产生了信心危机。于是人们容易产生怀旧感。似乎毛泽东执政时期就河清海晏、明镜高悬似的。于是思想僵化的人们乘此机会大举反攻。大骂今天之腐败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大多数产生这种情绪的人，都是不懂历史，或学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其次是拿现在的腐败同毛时代比，也是不可以比的。不要看毛时代腐败的金额小，那时人们手头的10斤米被腐去了，就会饿死人的哩！现在以笔者对毛泽东时代的见证，列举数笔，以启今人，而非护今之短。
1、1950年常宁县减租反霸时期，农民斗地主官僚获得的浮财，农民叫“胜利果实”，堆满农会，基层乡（那时是小乡相当村但比今天村大点）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分胜利果实时，有点乱来，也还不算什么。4月某日，南下干部区长许**到我所在的减反点检查工作，看见浮财中的一个精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两颗未刻全新大玉章，每颗约一公寸多长，四公分宽。许伸手就拿到自己的包里去了，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也没人说话。和我同在衡头区的一位南下武装干部在白沙镇减反点上，拿了一些金银绸缎。到52年三反前，县委书记就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因为这位武装部长原是他南下时从乡村民兵抽调出来跟他的勤务员。土地改革时，一位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官僚地主家抄出许多图书、字画文物，选去了一大车，其余交给县一中图书馆。
2、50年我正任区党委秘书，当时区里生活非常艰苦，每个干部只发90斤大米一月（相当于8.7元），区委书记就专派一个干部去做生意，赚下的钱，改善生活，每人买一支价值5元大号金星钢笔，一双球鞋。后来上面不准做生意。可是一到专区开会，就大吃大喝起来。一餐就是八大八小、十二围盘、四大硬盘。茅台酒、大红金烟，还有马连良的戏票，首长亲自敬酒，部下回敬，非到东倒西歪不休。从地主官僚家抄出的枪支子弹，几乎是谁抄到就谁占用，县委书记们只要听到哪个区里抄到抢支子弹，除了长枪上缴了外，凡是手枪几乎都是各到手头尖了。但这只能是党员领导才有格。不才也蒙分到一条陈旧大号白朗宁玩玩。都是先提货后发枪证。值到56年干部肃反时才收缴上去。
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
我在长沙省财政学院学习，参加过万人公审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立即枪毙了。全校300多名学员，不上个多月就打出了两百老虎（万元以上者），连看老虎的人都少了。因这些人来自全省八十多个县市，互不知情，乱打一气，全是政治运动方式打压逼供出来的，无法结案，只得放回各县。省里定的数字，查又查不清，销案不敢销，有的终身不能重用。
7月30日至8月12日，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参加运动605人，占总干部职工数的73%，揭发贪污十万元（旧币）以上者122人，百万以上者19人，处分38人。
农民干部一进城，看到城市的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频频心动了。通过这次运动，教育广大干部，煞住歪风，起到及时雨作用。但是所用的方法，是群众政治运动，而不是法治。群众一哄而起，大批大斗一阵，很难弄得清楚。后来落实结案，带来很大困难，有终生不得结案而不能再被启用者。有被弄得自杀而终生不得清白者，也有真正的贪污分子反成了反贪积极分子，让人觉得只要人缘关系好，运动中就能掌握领导权、运动就好过。结果为后来留下反贪不断，贪污不断的后遗症，具体情况详后。以后20多年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每次少不了反贪污的内容。因为以后二十多年干部一直都是最低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又长期发展缓慢，而治贪没有正规法制。
4、农村三反运动
1960年6月3—15日，全民都在过苦日子饿死人的时候，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2,808人参加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重点批斗76人。随后，全县层层开展，参加运动的15,582人（含农村不脱产干部），有3,230人贪污，退赔 340,137元。最后定案728人，受到不同名义处分的365人，搞了半年才结束。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不但粮油布要凭票供应，连日常生活用的肥皂、火柴、香烟等都要开后门。过年每人猪肉半斤、豆腐一斤、红枣一市两。于是有谣歌“大干部送上门，中干部开后门，小干部挤烂柜台门”。领导干部还有特供。市场都有平价和高价之分，干部还按等级分配，平民百姓就莫望了。
5、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风）
1960年冬，在农村对大队以下干部开展“整风整社”运动，23,958名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党员4,958人、非党员18,709人）参加，重点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12月25日，县里开189人的三级扩干会，用小组鸣放和大字报方式，首先帮助县委揭发五风问题642条，属共产风258条，命令风89条，浮夸风117条、瞎指挥风121条，特殊化风57条。县92个直属单位犯有五风错误的有49个，平调下面财物552,099元。
1961年1月20日，开县、区、社三级扩干会，参加运动2,835人，犯有五风错误的217人，严重的53人。
通过以上各种批判斗争，挑出有严重问题的486人，由县社两级集训、批判、拘押、限期交待。计拘押142人，判刑40人（内基层干部27人，五类分子13人）。国家干部清洗214人，新选大队以下干部4,627人，用以代替原有干部。
这次运动至1962年2月结束，但又没有结束，新上来的干部打不开局面，穷久了，一旦掌权，钱物在手，家里揭不开锅，自然钱再也拿不出了，甚至比原来干部还厉害。
6、整风整社运动（简称反五股黑风）
1962年底，上级突然提出要紧抓阶级斗争，以“五股黑风”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即反“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牌赌风”、“迷信风”。基本还是从基层干部的仓库里偷粮食、财物贪污腐败开展起的。
7、四清运动
1963年秋，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大概是后来看这四个内容上不了阶级斗争纲，涵盖得不全面，便发展成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了。1964年月12日起，由省、地、县共抽调1027人的社教工作队，其中省98、地17、县由农村调不脱产大队干部380人，余皆由县直机关、企业中抽调，分批进行。一时雷霆万钧之势，搞得天翻地覆，草木皆兵。这里且举一例：
1964年8月6日共产党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烂变质问题的决定》。内称：“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张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一名女干部（笔者注：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1961年张宗光派人去广州非法套购黑市手表，削价卖给科局以上干部，套购工业用布27万余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丧等专用布票3.2万余尺；（摘者按：当时每人全年仅有3尺布票。）互相包庇、同流合污。为了纯洁党组织、维护党纪国法，挽回影响。对张宗光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另三名撤职降薪，一人病故，不再处理。改组原县委，自外地调进6名重组县委。事件中央通报全国。”
张宗光见女色就要，加以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莫说一般干部不敢飞蛾扑火，就是常委班子里，也无人敢闯红灯。这边批斗运动整坏人，那边整人者的张县长却在暗室抱女人打电话指挥批斗会。带着情妇进省开会，局长为之站岗放哨。这案成为“三面红旗”时期常宁上北京闻名全国三大新闻之一。（另两件是高寒山区的黄洞亩产稻谷8万斤，松柏铁厂小高炉利用系数21。25）
四清运动里的奇怪故事说不完，且举一例：一天清早，通信员推开一个副书记的门进去打扫，突然发现该副书记正和办公室主任睡在一张床上，马上退了出来。该书记为了杀人灭口，竟诬陷这个通信员有精神病叫公安局逮捕起来了。
常宁这椿丑闻，中央、省委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认为非常严重，决心用五、六年时间，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搞彻底。
9月9日，共产党湖南省委组织“万人社教工作团”，进驻常宁。下设十个分团，分驻5区、1镇、37个公社和县、区10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团计衡阳1334人、衡山1117人、衡南1425人、地委700人、本县干部都有处在挨整地位，只有207人分守一个公社，
第一批参加运动的有21,204人（内党员4,615人，非脱产干部19,208人）。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批斗，发动“贫协”斗争 “四不清干部”。采用对敌方式，紧极一时。有家里被抄光、典卖衣物、甚至自杀者。重新组织一批贫农，成立贫农协会，夺权，重新大换班一次。
1965年1月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２３条）。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34人，判刑或劳教者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4人。
9月，第二批再调集1488人搞剩下的22个公社，无情打击仍有重复。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到来，四清运动也就夭折了。
第一批四清刚结束，为了巩固社教成果，渔池公社留下一名组长当教导员，其实这名教导员早已看中社里的一个妇联主任，马上同她勾搭上了。公社里的人看不惯了，一个早上活活捉了这对双双。人们嘲讽说：“这也是四清运动的胜利果实”。
8、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后期，还在用泰山压顶式的“三查一清运动”、“一打两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1977、1978两年，在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口号下，又搞了一个“一批、两打、三清运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和清政治、清经济、清队伍）再续一个“一批、两打、三整顿”批修正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阶级敌人破坏，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领导班子）。所谓清经济，就是反腐败。
这里记述的都是笔者亲自见闻的，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县档案馆的。这只是一个县在新中国成立起到毛泽东去世后二十八年中的一个拾零。至于其它地方或者高层的事，不清楚不胡说。可见连年运动中都有反腐败的内容。也就说明腐败不但多而严重，也是反不了的。当然论数额没有今天大，但是当年政府和民间都很穷的情况下，一个农民一天的工分收入才8分钱的条件下，贪一点点钱，其使用价值就很大了。这也证明没有很好的法制是反不了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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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3rd, '09, 11:11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权力腐败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腐败？较准确的解释∶[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混乱、黑暗。显然腐败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现在常见的贪污或包二奶。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回首一下毛泽东时期中国官员的概况。
论坛充斥着对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赞美，由此引发对其个人崇拜与对现在社会的不满。然而事实是，当时的政府并不廉洁、公正。计划经济，金钱的力量被削弱，但腐败仍然存在。安排子女工作，高干及其家属所拥有的特权，官员在困难时期的优先生存权...等等不一而足。
容我举出实例：
毛泽东是不打高尔夫球，但他爱游泳，为了他游泳就得封掉一大片海域。还有他在全国有无数的行宫，记得去韶山时还看到了为他专门建造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还有为他专门设计的防核战的地下宫殿。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日据时代、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刘少奇被打倒，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机毁人亡，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用进口化妆品，谁敢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继而渐渐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
小的方面看，众多知青下乡的生死轮回中，谁是受益者？当权者的卑鄙嘴脸除了较少体现在贪污金钱上，和现在究竟有多少区别？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什么？----权力，缺乏监管的权力。
到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权力腐败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史中贯穿始终，没有谁能改变，即使毛泽东曾对小小物质贪污作出枪毙的决定让无数人叫好，然而根治腐败，或者说能把权力的腐败控制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需要的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严厉，不是加强刑法，不是抓一个枪毙一个，而是真正建立一个权力的监管体系。毛泽东时代毫无监督的权力导致的是无法无天的腐败，不要用什么"不正之风"之类的狗皮膏药来掩饰，这不是人格的原因，不是糖衣炮弹的原因，是制度的原因，是制度性的腐败。中国要进步绝对不能靠怀念毛泽东那样的所谓"明君"，一定要靠制度，一个良好可靠的制度。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腐败？较准确的解释∶[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混乱、黑暗。显然腐败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现在常见的贪污或包二奶。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回首一下毛泽东时期中国官员的概况。
论坛充斥着对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赞美，由此引发对其个人崇拜与对现在社会的不满。然而事实是，当时的政府并不廉洁、公正。计划经济，金钱的力量被削弱，但腐败仍然存在。安排子女工作，高干及其家属所拥有的特权，官员在困难时期的优先生存权...等等不一而足。
容我举出实例：
毛泽东是不打高尔夫球，但他爱游泳，为了他游泳就得封掉一大片海域。还有他在全国有无数的行宫，记得去韶山时还看到了为他专门建造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还有为他专门设计的防核战的地下宫殿。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日据时代、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刘少奇被打倒，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机毁人亡，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用进口化妆品，谁敢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继而渐渐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
小的方面看，众多知青下乡的生死轮回中，谁是受益者？当权者的卑鄙嘴脸除了较少体现在贪污金钱上，和现在究竟有多少区别？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什么？----权力，缺乏监管的权力。
到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权力腐败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史中贯穿始终，没有谁能改变，即使毛泽东曾对小小物质贪污作出枪毙的决定让无数人叫好，然而根治腐败，或者说能把权力的腐败控制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需要的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严厉，不是加强刑法，不是抓一个枪毙一个，而是真正建立一个权力的监管体系。毛泽东时代毫无监督的权力导致的是无法无天的腐败，不要用什么"不正之风"之类的狗皮膏药来掩饰，这不是人格的原因，不是糖衣炮弹的原因，是制度的原因，是制度性的腐败。中国要进步绝对不能靠怀念毛泽东那样的所谓"明君"，一定要靠制度，一个良好可靠的制度。
Re: [轉貼]毛澤東時代史實汇編
Aug 23rd, '09, 11:12
毛泽东登基之初 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共夺权后，镇压反革命大杀国民党人，就连被中共煽动反叛、投向中共的国民党中下层也难逃魔掌。
不堪回首的土改和镇反运动
共产党夺权后，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泽东还没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夺权了，毛泽东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泽东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零年十月发动，毛泽东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象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归来。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有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经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 "割蛋，就是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 全村便会四散而逃。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泽东一个指示接一个指示，嫌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在毛的督促下，以上海为例，1951年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一万余人的大行动。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泽东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泽东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叫“巳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干七百万。
中共夺权后，镇压反革命大杀国民党人，就连被中共煽动反叛、投向中共的国民党中下层也难逃魔掌。
不堪回首的土改和镇反运动
共产党夺权后，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泽东还没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夺权了，毛泽东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泽东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零年十月发动，毛泽东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象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归来。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有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经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 "割蛋，就是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 全村便会四散而逃。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泽东一个指示接一个指示，嫌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在毛的督促下，以上海为例，1951年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一万余人的大行动。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泽东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泽东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叫“巳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干七百万。
Re: [轉貼]毛澤東時代史實汇編
Aug 23rd, '09, 11:15
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1945-1949的内战，造成９０００万军民的死亡，造成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造成国家分裂，让外蒙独立，台湾孤悬海外，中国早就中华大统一了；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除了失去外蒙以外，毛还向苏联等国家出卖了30多万神圣领土，使中国领土面积，从1140万减少为960万，版图从秋海棠变成瘟鸡；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做苏联老毛子的走卒，甘当炮灰，冤大头，为他国做嫁衣，导致150万青年白白丢掉宝贵生命。而使中国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被国际社会封锁将近30年；
没有毛泽东，作为联合国四大创始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必然是亚洲的盟主，美国也不会扶持日本，让日本重新崛起；中国将是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邦，将会把对日本的援助全部支援给中国，中国将做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位列世界第二的现代化国家；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先死心塌地地做苏联的走卒，实行“一面倒”的对外政策，与世界文明的主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为敌,断绝交往；后来，又与苏联翻脸交恶，成为兵戎相见的敌人；让中国陷入了四面楚歌，孑孓而已，在世界几乎没有盟邦的孤家寡人，只能与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几个贫穷，落后的蕞尔小国为伍，甚至与恐怖组织意大利红色旅，日本赤军，南美光辉道路为伍；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８００万为保卫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日老兵，被老毛以“反革命”的名义杀害；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４５００万并没有犯罪，仅仅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不但被剥夺了财产，而且被杀害，子女家属被长期迫害。地主拥有土地，并不是犯罪，完全可以向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做的那样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国那样，进行和平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
没有毛泽东，中国农民就不会象今天这样，一无所有。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引诱农民做其夺权的炮灰。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就兔死狗烹，卸磨杀驴，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走。以至今天，农民也没有土地所有权，还的向政府租用土地，还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
没有毛泽东，中国文学艺术界，就不会被彻底剥夺创作自由，使文学艺术沦落为毛泽东和权贵们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和应声虫；中国文学艺术界，将依然会象三，四十年代那样，大师辈出，群星灿烂；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1957年那样，毛泽东诱骗知识分子，公开号召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向领导提意见，背地里却定下“引蛇出洞”的毒计，把具有良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投入牢狱，劳改营，判刑杀害。使至少一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被整死，几百万没有被迫害死的知识分子长期被关在劳改营，接受改造，让青春年华，满腹学问，报国壮志，付诸东流。从此，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毛泽东彻底打断，让知识阶层，从忧国忧民，为民鼓与呼，国家建设的中坚，成为了匍匐在毛泽东脚下，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而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奴才；
没有毛泽东，中国那些曾经令国人自豪的民族工业，民族品牌就不会被彻底摧残殆尽，让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从1936年的排名30位，下降到1976年的138位。
毛泽东建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摧毁了民族工业！事实上，中国在1949年以前，并不象毛泽东所妖魔化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经过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在19世界，中国的江南造船厂就向西方出售了十几艘万吨巨轮....,我就不一一例举了，请大家参阅一个贴子：『贴图专区』 [其它]“旧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吗？中国自己造的万吨
中国在1949年以前，有许多民族名牌，可以称雄中国，与外国著名品牌一决雌雄，让一些世界名牌，俯首认输，而且走向世界。毛泽东从1949年开始实行彻底摧毁民族工业，消灭民族品牌的政策，使中国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积累起来的民族工业技术和品牌消失殆尽。以至今天中国也没有一个真正能与洋品牌一决高低，走向世界的民族品牌，更没有一个1949年以前那样一些令国人自豪的民族品牌和企业！
毛泽东毁掉宝贵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而另起炉灶从苏联引进一些全是“傻大黑粗”的落后工业，结果造成了中国人民衣食住行的极度短缺，凭票供应，对改善国计民生，并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而且这些从苏联引进的“傻大黑粗”落后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被废弃了。
你能说毛泽东砸碎一个精美的玉瓶，再从头做一个丑陋的泥瓶；拆掉一座明亮的大厦，再盖一间灰暗的茅屋，他就建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了吗？他就有功于民族与国家了吗？逻辑不是很荒诞不经吗？
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不会在饥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中煎熬了二十七年苦难岁月。
请看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人民过的幸福生活：
论吃--吃饭要粮票，每天八两玉米的定量，每月二两油，一年只有过春节吃一次大米饭，吃三个馒头。老百姓普遍食不裹腹，人民饥寒交迫；
讲穿---穿衣要布票，每年只可买六尺粗布，衣衫蓝缕，衣不遮体；
说住：城市四代同室，住每人一平方米的小窝棚；在农村，住茅草房，没有电，点煤油灯；
谈行：城市每户平均都没有一辆自行车，走路主要靠步行；在农村，一个大队也没有一辆自行车，完全靠步行，骑驴代步
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大惨剧！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搞丧心病狂搞大跃进。毛泽东为了实现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老大的宝座，充当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红太阳”的个人野心、虚幻抱负，决定倾举国之力，搞“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大跃进，制造原子弹，与美国和苏联一决雌雄。因此，毛泽东放出了“亩产水稻14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的超级大卫星，而且强迫全民大炼钢铁；为了换取制造原子弹购买设备技术的外汇，毛泽东用每亩数千斤的指标，把农民活命的口粮征收一空，颗粒不留。结果，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1959-1961年，却人为制造大饥荒，让中国大地饿殍遍野，白骨蔽地，饥饿的人们易子而食，人吃人，吃人肉，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毛泽东亲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结果，在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三年里，竟然导致至少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绝后的大惨剧！
据史学家范文阑所著《中国通史》记载，从有文字记录以来，至1949年。中华民族因为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为2960多万人。
而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1959-1961年，毛泽东竟然人造大饥荒，导致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人活活饿死，比较一下范文阑所著《中国通史》记载的大饥荒死亡的人数，可见，毛泽东祸国殃民之酷烈，之惨重。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在国家建设中，就不会有毛泽东这个治国兴邦，经济建设的白丁加白痴，亲自导演出的超级大笑话，超级大玩笑，超级大闹剧，超级大悲剧。
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中共高级领导人集体逐渐取得共识：毛泽东虽然领导革命有功，但是，从学历，学识和视野方面来看，绝非中国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治国兴邦，强国富民的合格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治国兴邦方面，他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白丁、白痴、傻瓜。
毛泽东的学历：
毛泽东出生于晚清时期，小时在乡村私塾受封建传统教育，在湖南初等师范学校读书六年，除了语文以外，所有其它科目都不及格，乃至得零分。经过疏通，才获得初中师范肄业证书。因此，他仅仅具有六年级初中肄业生的文化知识水平。
毛泽东的学识：
毛泽东除了沉醉于钻研帝王权术的古书以外，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储备为零，近代世界文明知识储备为零，现代法律、经济知识储备为零，总之，有关治国富民的储备知识几乎全部为零。学生时代，在学校，他这些科目几乎全部得零分。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短处，而是一生不屑于学习这些治国的必备学问，使自己在治国的必备学问方面，一直到死，依然是一个白丁。
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在学校初中师范肄业以后，前大半生，主要呆在山沟里，打游击，因此，对国外的事物、现代文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现代大工业社会是何物，心中理想只是建立农业大同社会。取得政权后，只是去过苏联两次，对现代文明进步的主流欧美文明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而且，毛泽东还极端自负，极端排斥现代文明，指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废物。因此，毛泽东在视野上极端狭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里，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从毛泽东荒唐透顶，而又危害巨大的下列一系列行为中得到了完全验证：
第一，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而且，小时侯还务过农。可是，他却在《人民日报》上亲笔向国际社会放出了一个超级大卫星和冲天大玩闹：亩产水稻14.6万斤；亩产大白菜160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
第二，出身于穷乡僻壤，前大半生一直呆在山沟里的毛泽东，对世界近代大工业文明，近乎一无所知。在他的头脑中，现代大工业就是钢铁工业，现代工业经济的全部就是钢铁工业。只要在钢铁产量方面，成为世界第一，那就成了经济世界第一。
因此，毛泽东放出了“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大卫星，如何“三年超英，五年赶美”？那就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全民总动员，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举目全国，到处都是土高炉，到处都是烟光四起，甚至在外交部的院子里盖起了大炼钢的土高炉。因此毛泽东强迫命令人民把家里的所有铁器砸毁，投入土灶，进行全民大炼钢铁。结果钢铁没有炼出，却把完好的锅，盆，铲，刀等耕种有用的器具，都炼成了一堆堆铁垃圾渣子。而且，毛泽东还号召全民砍伐森林，把全国葱茏蔽日，林木覆盖的青山，几乎都变成荒山秃岭。
第三，毛泽东自己向国际社会放出了一个超级大卫星和冲天大玩闹：产水稻14.6万斤；亩产大白菜160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他还真相信了自己放出的超级大卫星，以为农民产的粮食堆积如山，还替农民如何处理亩产十几万斤的粮食出谋划策。从而，毛泽东依据亩产十几万斤的粮食指标征收农民的粮食，把农民活命的口粮征收一空，颗粒不留。把这些粮食出口到国外换取购买制造原子弹的工程设备的外汇，同时，还把大量粮食支援亚非拉穷哥们。结果，在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三年里，竟然导致至少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绝后的大惨剧！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居住的家园的自然环境就不会遭到如此惨烈的破坏和摧残！
由于毛泽东愚昧无知地破坏大自然的农业政策，因而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像“农业学大寨”运动），移山倒海、填平中国江河湖泊、摧毁自然生态环境。结果如何？据当时官方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官方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这才是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统治时期土法炼钢、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到崩溃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 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二小时内六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二十余万........
毛泽东的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国人居住的家园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毛倡导的大生产和土法大炼钢运动，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的植被、摧毁无数森林，时至今日无法恢复。在给中国人带来恶劣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使不计其数的动物失去家园，给中国的动物界带来空前的灾难！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1945-1949的内战，造成９０００万军民的死亡，造成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造成国家分裂，让外蒙独立，台湾孤悬海外，中国早就中华大统一了；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除了失去外蒙以外，毛还向苏联等国家出卖了30多万神圣领土，使中国领土面积，从1140万减少为960万，版图从秋海棠变成瘟鸡；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做苏联老毛子的走卒，甘当炮灰，冤大头，为他国做嫁衣，导致150万青年白白丢掉宝贵生命。而使中国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被国际社会封锁将近30年；
没有毛泽东，作为联合国四大创始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必然是亚洲的盟主，美国也不会扶持日本，让日本重新崛起；中国将是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邦，将会把对日本的援助全部支援给中国，中国将做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位列世界第二的现代化国家；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先死心塌地地做苏联的走卒，实行“一面倒”的对外政策，与世界文明的主流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民主国家为敌,断绝交往；后来，又与苏联翻脸交恶，成为兵戎相见的敌人；让中国陷入了四面楚歌，孑孓而已，在世界几乎没有盟邦的孤家寡人，只能与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几个贫穷，落后的蕞尔小国为伍，甚至与恐怖组织意大利红色旅，日本赤军，南美光辉道路为伍；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８００万为保卫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日老兵，被老毛以“反革命”的名义杀害；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４５００万并没有犯罪，仅仅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不但被剥夺了财产，而且被杀害，子女家属被长期迫害。地主拥有土地，并不是犯罪，完全可以向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做的那样以及日本等世界各国那样，进行和平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
没有毛泽东，中国农民就不会象今天这样，一无所有。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引诱农民做其夺权的炮灰。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就兔死狗烹，卸磨杀驴，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走。以至今天，农民也没有土地所有权，还的向政府租用土地，还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
没有毛泽东，中国文学艺术界，就不会被彻底剥夺创作自由，使文学艺术沦落为毛泽东和权贵们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和应声虫；中国文学艺术界，将依然会象三，四十年代那样，大师辈出，群星灿烂；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1957年那样，毛泽东诱骗知识分子，公开号召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向领导提意见，背地里却定下“引蛇出洞”的毒计，把具有良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投入牢狱，劳改营，判刑杀害。使至少一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被整死，几百万没有被迫害死的知识分子长期被关在劳改营，接受改造，让青春年华，满腹学问，报国壮志，付诸东流。从此，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毛泽东彻底打断，让知识阶层，从忧国忧民，为民鼓与呼，国家建设的中坚，成为了匍匐在毛泽东脚下，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而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奴才；
没有毛泽东，中国那些曾经令国人自豪的民族工业，民族品牌就不会被彻底摧残殆尽，让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从1936年的排名30位，下降到1976年的138位。
毛泽东建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摧毁了民族工业！事实上，中国在1949年以前，并不象毛泽东所妖魔化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经过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在19世界，中国的江南造船厂就向西方出售了十几艘万吨巨轮....,我就不一一例举了，请大家参阅一个贴子：『贴图专区』 [其它]“旧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吗？中国自己造的万吨
中国在1949年以前，有许多民族名牌，可以称雄中国，与外国著名品牌一决雌雄，让一些世界名牌，俯首认输，而且走向世界。毛泽东从1949年开始实行彻底摧毁民族工业，消灭民族品牌的政策，使中国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积累起来的民族工业技术和品牌消失殆尽。以至今天中国也没有一个真正能与洋品牌一决高低，走向世界的民族品牌，更没有一个1949年以前那样一些令国人自豪的民族品牌和企业！
毛泽东毁掉宝贵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而另起炉灶从苏联引进一些全是“傻大黑粗”的落后工业，结果造成了中国人民衣食住行的极度短缺，凭票供应，对改善国计民生，并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而且这些从苏联引进的“傻大黑粗”落后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被废弃了。
你能说毛泽东砸碎一个精美的玉瓶，再从头做一个丑陋的泥瓶；拆掉一座明亮的大厦，再盖一间灰暗的茅屋，他就建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了吗？他就有功于民族与国家了吗？逻辑不是很荒诞不经吗？
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不会在饥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中煎熬了二十七年苦难岁月。
请看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人民过的幸福生活：
论吃--吃饭要粮票，每天八两玉米的定量，每月二两油，一年只有过春节吃一次大米饭，吃三个馒头。老百姓普遍食不裹腹，人民饥寒交迫；
讲穿---穿衣要布票，每年只可买六尺粗布，衣衫蓝缕，衣不遮体；
说住：城市四代同室，住每人一平方米的小窝棚；在农村，住茅草房，没有电，点煤油灯；
谈行：城市每户平均都没有一辆自行车，走路主要靠步行；在农村，一个大队也没有一辆自行车，完全靠步行，骑驴代步
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大惨剧！
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搞丧心病狂搞大跃进。毛泽东为了实现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老大的宝座，充当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红太阳”的个人野心、虚幻抱负，决定倾举国之力，搞“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大跃进，制造原子弹，与美国和苏联一决雌雄。因此，毛泽东放出了“亩产水稻14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的超级大卫星，而且强迫全民大炼钢铁；为了换取制造原子弹购买设备技术的外汇，毛泽东用每亩数千斤的指标，把农民活命的口粮征收一空，颗粒不留。结果，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1959-1961年，却人为制造大饥荒，让中国大地饿殍遍野，白骨蔽地，饥饿的人们易子而食，人吃人，吃人肉，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毛泽东亲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结果，在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三年里，竟然导致至少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绝后的大惨剧！
据史学家范文阑所著《中国通史》记载，从有文字记录以来，至1949年。中华民族因为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为2960多万人。
而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1959-1961年，毛泽东竟然人造大饥荒，导致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人活活饿死，比较一下范文阑所著《中国通史》记载的大饥荒死亡的人数，可见，毛泽东祸国殃民之酷烈，之惨重。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在国家建设中，就不会有毛泽东这个治国兴邦，经济建设的白丁加白痴，亲自导演出的超级大笑话，超级大玩笑，超级大闹剧，超级大悲剧。
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中共高级领导人集体逐渐取得共识：毛泽东虽然领导革命有功，但是，从学历，学识和视野方面来看，绝非中国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治国兴邦，强国富民的合格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治国兴邦方面，他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白丁、白痴、傻瓜。
毛泽东的学历：
毛泽东出生于晚清时期，小时在乡村私塾受封建传统教育，在湖南初等师范学校读书六年，除了语文以外，所有其它科目都不及格，乃至得零分。经过疏通，才获得初中师范肄业证书。因此，他仅仅具有六年级初中肄业生的文化知识水平。
毛泽东的学识：
毛泽东除了沉醉于钻研帝王权术的古书以外，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储备为零，近代世界文明知识储备为零，现代法律、经济知识储备为零，总之，有关治国富民的储备知识几乎全部为零。学生时代，在学校，他这些科目几乎全部得零分。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短处，而是一生不屑于学习这些治国的必备学问，使自己在治国的必备学问方面，一直到死，依然是一个白丁。
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在学校初中师范肄业以后，前大半生，主要呆在山沟里，打游击，因此，对国外的事物、现代文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现代大工业社会是何物，心中理想只是建立农业大同社会。取得政权后，只是去过苏联两次，对现代文明进步的主流欧美文明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而且，毛泽东还极端自负，极端排斥现代文明，指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废物。因此，毛泽东在视野上极端狭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里，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从毛泽东荒唐透顶，而又危害巨大的下列一系列行为中得到了完全验证：
第一，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而且，小时侯还务过农。可是，他却在《人民日报》上亲笔向国际社会放出了一个超级大卫星和冲天大玩闹：亩产水稻14.6万斤；亩产大白菜160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
第二，出身于穷乡僻壤，前大半生一直呆在山沟里的毛泽东，对世界近代大工业文明，近乎一无所知。在他的头脑中，现代大工业就是钢铁工业，现代工业经济的全部就是钢铁工业。只要在钢铁产量方面，成为世界第一，那就成了经济世界第一。
因此，毛泽东放出了“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大卫星，如何“三年超英，五年赶美”？那就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全民总动员，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举目全国，到处都是土高炉，到处都是烟光四起，甚至在外交部的院子里盖起了大炼钢的土高炉。因此毛泽东强迫命令人民把家里的所有铁器砸毁，投入土灶，进行全民大炼钢铁。结果钢铁没有炼出，却把完好的锅，盆，铲，刀等耕种有用的器具，都炼成了一堆堆铁垃圾渣子。而且，毛泽东还号召全民砍伐森林，把全国葱茏蔽日，林木覆盖的青山，几乎都变成荒山秃岭。
第三，毛泽东自己向国际社会放出了一个超级大卫星和冲天大玩闹：产水稻14.6万斤；亩产大白菜160万斤；一头猪养到三万斤；他还真相信了自己放出的超级大卫星，以为农民产的粮食堆积如山，还替农民如何处理亩产十几万斤的粮食出谋划策。从而，毛泽东依据亩产十几万斤的粮食指标征收农民的粮食，把农民活命的口粮征收一空，颗粒不留。把这些粮食出口到国外换取购买制造原子弹的工程设备的外汇，同时，还把大量粮食支援亚非拉穷哥们。结果，在在全国年景风调雨顺，没有大面积自然灾害的三年里，竟然导致至少８０００万－１亿２０００万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绝后的大惨剧！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居住的家园的自然环境就不会遭到如此惨烈的破坏和摧残！
由于毛泽东愚昧无知地破坏大自然的农业政策，因而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像“农业学大寨”运动），移山倒海、填平中国江河湖泊、摧毁自然生态环境。结果如何？据当时官方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官方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这才是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统治时期土法炼钢、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到崩溃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
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 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二小时内六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二十余万........
毛泽东的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国人居住的家园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毛倡导的大生产和土法大炼钢运动，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的植被、摧毁无数森林，时至今日无法恢复。在给中国人带来恶劣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使不计其数的动物失去家园，给中国的动物界带来空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