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认清马列魔教的邪恶本质

马克思主义鼓吹暴力斗争, 所以共产党在全世界搞大屠杀;

马克思鼓吹唯物主义无神论、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以共产党镇压宗教信仰、毁坏各国传统文化, 使它统治下的社会道德败坏、拜金主义盛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 所以共产党必须专政和镇压异已, 所以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是独裁专制、一言堂, 并用特务和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

马列魔教独裁专制、政教合一, 必然严重压抑国民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 必然使国民积弱、贫穷.

马克思本人还鼓吹共妻制, 虽然在中国没实行, 但在前苏联等国却实行过。

所以, 很有必要建立共产党在全世界罪行的纪念馆, 与全世界合作搜集共产党的罪证, 并向世人展示, 让全世界人民更直观、深刻地认识共产党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

纪念馆应该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 昭示罪恶, 不是为了以恶还恶, 而是为了深刻地反思: 罪恶为何会形成、如何能防止它再发生.

立陶宛网站-记录共产党的罪证:
http://www.lietuvos.net/istorija/communism/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网站:
http://www.victimsofcommunism.org/history_communism.php

向全球近亿死于共产暴政的人们致以深切哀悼,愿悲剧永不重演!

[转]立陶宛立法 禁共产和纳粹象征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

根据这项法令，现在在立陶宛公开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的。

这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

这项新法令还禁止纳粹和苏联的国歌，但并没有说这是否适用于俄国目前的国歌，因为现在的俄国国歌使用的仍是苏联时代的旋律，只是歌词有所更改。

本台BBC俄国事务分析员埃卡说，这是摆脱前苏联而独立的15个国家中对苏联时的代象征实施的最压力的禁令。

他说，这些措施比邻国爱沙尼亚针对苏联象征的禁令走得还要远。

爱沙尼亚决定将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一同禁止。

莫斯科对历史的官方解释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被苏联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那之后这三个国家欧自愿加入了苏联。但这一说法被波罗的海三国和大多数其它欧洲国家否定。

他们认为，苏联通过与纳粹德国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非法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这一占领一直延续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

什么人是共产党人？那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什么人是反共人士？那是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美国前总统里根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 Ronald Reagan

[转]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是高尚的，马克思理论是彻头彻尾的魔教

即使完全按照马克思原教旨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真的人人平等、人人快乐吗？

答案是否定的。

即使物质无限充足，人人都可以无偿取用一切物资、不用担心地球环境崩溃，但仍然不能消除一个不平等：就是人与人之间体格、相貌、嗓音等的不平等。由于存在这个不平等，就必然会令许多人不快乐、甚至痛苦。

在欧文的共产主义公妻制实验村里，就是因为各人的相貌体格不同，导致长得漂亮的人配偶很多，长得不漂亮的人完全找不到配偶，因而衍生种种严重问题。

即使未来整容科学很厉害，所有人都可以整容成一模一样了，但人与人之间仍会存在矛盾、冲突、痛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感受不可能完全相同，他们都无可避免地存有私心，于是种种矛盾冲突仍会发生。

其实，共产主义的邪恶核心，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抛弃了神圣的信仰而企图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乐土，就像在黑暗中行走却扔掉了唯一的指路明灯，结果必然是堕入深渊。

马克思理论的另一恶毒之源是吸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 它以弱肉强食为合理，使人完全失去了同情怜悯之心。本来，人就是因为比动物更有道德才能成为人的，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号召人们去学习禽兽的行为，说这样才能“适者生存”，结果是导致当今许多人禽兽不如。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职演讲中说道：

“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和习惯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这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和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里面。”

Of all the dispositions and habits， which lead to political prosperity，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indispensable supports. In vain would that man claim the tribute of Patriotism， who should labor to subvert these great pillars of human happiness， these firmest props of the duties of Men and Citizens......And let us with caution indulge the supposition， that morality can be maintained without religion.


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说过：

“最好的宪法，最好的法律，也不能保证给普遍败坏的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Neither the wisest constitution nor the wisest laws will secure th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a people whose manners are universally corrupt." -- Essay in the Public Advertiser, 1749, Samuel Adams

[转]欧文与共产主义及其公妻制的最早尝试

作者: 亦文

关于共产主义及其公妻制的问题，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我们熟悉的空想共产主义前辈圣西门、傅利叶和被称为科学共产主创始人的马克思都不曾实践过他们的设想。在那个时代，只有罗伯特.欧文对共产主义及其公妻制作过积极的尝试。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庭, 十岁时就在布行做学徒, 十八时受雇于曼切斯特一家布疋批发与零售商。十九岁那年，他以借来的一百英磅，与他的另一合股人，创办了自己的纺纱厂。三年后，欧文结束了与合股人的关系，任曼切斯特一家更大的纺纱厂的经理，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对他人生转捩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戴维.德尔(David Dale)—苏格兰的新拉那克村 (New Lanark)，当时英国最大的棉纺企业的老板。共同的社会理念，使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不久，欧文娶了戴维的女儿，卡络琳(Caroline Dale)为妻。

欧文在曼切斯特投资商的帮助下, 以六万英磅买下他岳父在新拉那克的四家纺织厂, 并担任这个股份企业的执行长, 管理这个2500个工人的大企业。处在资本主义积蓄能量由传统转入现代工业革命的转捩口，欧文目睹了财富分配的过分悬殊，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他认为企业不能只考虑自已挣钱，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拉那克村社。在欧文管理新拉那克纺织企业之前，其岳父戴维已经在新拉那克村周围建立了可供2000人居住的工人宿舍。该企业有著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的福利制度。欧文说服了其他股东，来实验他的设想。

欧文的慈善性改革包括：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由13-14小时缩短为10.5个小时；禁止使用九岁以下童工；取消对劳工的不合理罚款制度；改善工厂的卫生和工作条件； 为劳工办食堂、幼儿园和工人职业学校；建工人消费金合作社；设立工人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等。不久，新拉那克建成了一个模范村社，既无流浪者，也无小偷。引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也为欧文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

欧文并没满足改革的成功，他认为这种小范围的改革，不足以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要达到人人平等，就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有三大弊端：私有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劳工的贫困就是这三种制度引起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许多讲演，来宣传他的主张(1)。并获得了包括一些资本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赞同。起初他曾寄希望于政府来实现他的理想，多次向政府提出报告并出席了许多听证会。在这一问题上对政府彻底失望后，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不久，由于股东们难以相信，欧文在新拉那克的进一步改革不会使企业获利减少，他在获得股东承诺，将按他过去的方式管理新拉那克之后，出售了自己的股份。 并于1824年以大约三万英磅的代价购买了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一个德国宗教团体于1818年建立的名为哈莫尼 (Harmony)村社的所有建筑物和三万英亩土地。他将此地名命为新哈莫尼(New Harmony), 来进行他的共产主义实验。

欧文的共产主义公妻制的设想与他的公有制和无神论是三位一体的。不废除私有制, 建立彻底的公有制, 就无法消灭家庭，实行共产主义的公妻制。不瓦解资本主义的宗教制度, 确立无神论的观念, 就无法接受这种新的婚姻制度。

严格地说, 用公妻制来定义他的共产主义的婚姻制度是不完整的。不论是对这一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还是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的污蔑的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单独把夫妻关系中的女方抽出来定义共产主义的婚姻关系, 使得这种关系没有对称性。建立在纯粹爱慕与情欲基础上的婚姻关系, 应该是公妻与公夫制的统一。

欧文买下新哈莫尼后, 四处登广告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实验新村, 为了消除美国政府的顾虑, 他还到华盛顿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宣传、解释、推广他的设想。欧文的共产主义实验引起了美国和欧州很多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很大的兴趣。前后有一千多人参加了欧文的共产主义实验, 其中包括很多当时的名人。他们当中有美国地质学之父William McClure, 女权主义的活动家 Frances Wright, 教育家 D’Arusmon 和Madame Fretageot, 以及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Josiah Warren等。

欧文告诉大家，这里的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生活按需分配，孩子归大家共同抚养。夫妻关系没有家庭的经济约束，变得自由松散。并通过了村社的宪法和精神独立宣言，确定了反私有制，反宗教，反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共产主义理念。

开始的时侯，大家的热情很高，所有的人按自已能力和专长分工，在新哈莫尼社区二千多英亩农地，十八英亩果园, 以及面粉厂, 纺织厂, 工具厂，医院和商店里劳动。还建立了学校，幼儿园，以解决小孩的入学和养育问题。

欧文还一度建立了自由提款箱，供成员用于社区以外的交换。但两个星期后，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每天劳动完了，大家在公共的食堂吃饭，在商店领取自已所需的日用品。

全盛时期，新哈莫尼有160多栋房子。男女成员一旦有了好感，即可成双结对，不要考虑任何经济和家庭问题。热情消失，产生了审美疲劳；话不投机，相逢不再甜密，可以道一声珍重，挥一挥手，不再回头。男女成员, 合也自由, 散也自由。从现在所看到的资料，还没有发现男女婚姻关系的组合和解散需要任形式的法律认证。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和谐欢乐。夜幕降临，这里歌舞升平，成员们天天都有Party, 夜夜都似新婚。

日子一久, 问题就慢慢出现了。欧文的共产主义向社会全方位开放，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也混了进来，这些人只参加娱乐活动，干活却不见踪影。换言之，他们只欣尝这里的Free Lunch和婚姻关系, 在尽情地享受人生。即使当初积极性很高的成员中，也因分工不同引发出活重活轻的问题；分配上绝对平均的引发的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有人多吃多占住房和消费品的问题等等，逐步失去了工作的热情。新哈莫尼的劳动效力越来越低。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产品的短缺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除去经济因素，两性的吸引较多地集中在个人的外观、文化修养、工作能力等方面，同样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有的人如众星捧月，有的人则一偶难求。过去，当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去教堂向上帝倾诉，寄希望于一种超现实的力量。现在一切都变得非常现实，村社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寄托。

从1827年起，新哈莫尼出现了分裂，分成更小的组织，后来更进一步分化，变为了小的私有和家庭经济体。到1828年，共产主义新村基本瓦解，欧文留下他的儿子收拾残局，带著遗憾和困惑回到了英国。有资料说，四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他损失了二十五万美金。欧文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完美、公平、和谐的设想，为什么在实践中却走不通？

二十年后，另一个从没在社会上做过一天实际经济工作的理论家，卡尔.马克思宣称, 他找到了欧文失败的原因。他的研究成果使共产主义完成了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马克思并不认为欧文的共产主义设想本身有不可克服的问题。他的设想与欧文的共产主义没什么区别, 他也主张消灭私有制, 建立公有制,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在共产主义的婚姻上, 说得比欧文更明确: “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2)”

马克思认为欧文的失败在于他选择的通向共产主义道路是错误的；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共产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他用剩余价值理论, 说明了推翻资本主义是合理的；用历史唯物论说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必然的, 而在这一取而代之的过程中, 必须采取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二十世纪初，苏联按照马克思指出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二战后，中国和东欧许多国家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试图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再次实践共产主义，如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中国的人民公社等，但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与欧文同样的归宿–失败。

随后，尽管这些不承认失败的国家，重新挖出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加以修正，搞出共产主义两阶段的说法，用集体和全民的公有制取代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重新定义私有家庭的合法性，但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欧文的难题:生产效率低下，以及由此引起的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与物资严重短缺的矛盾。上个世纪下半页苏联的瓦解和中国向私有制方向的改革，实质上又一次宣告，即使修正了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早在新哈曼尼的实验中就已经预示了。不论是欧文还是马克思的设想，其内容都具有不可克服的空想色彩。不论通过什么道路，不论是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从低级价段开始实践，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败的循环。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不被误导或能更早摆脱误导，也许付出的牺牲和代价要小得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会快得多。


(1) 参阅: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1815

"Evidence on New Lanark", Parliamentary Papers, 1815
A New View of Society, 1816. (excerpts)
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New Lanark, 1816
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18.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1821.
Lectures on an Entire New State of Society, 1830.

(2) 参阅: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第一卷, 第三卷

[转]共产党宣言与“公妻制”考

前面两天有小将把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的共产党宣言骂的狗屁不如。特别是其“公妻制”部分。本人决定详加考证。主要争议内容如下。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共产党宣言》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我们看到这两个版本只有些微文字区别，“公妻制”的说法没有变。

那我们只能考证翻译的文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这个机构的权威性自不待言。

谒苤砜怂迹鞲袼乖?848年首次出版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其后又发行了多种语言的多种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并亲自为7个版本作序
为：
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8年英文版序言
1890年德文版序言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七篇序言，


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对此版本进行了校订，并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１９６４年根据德文并参考英法俄等文本再次作了校订，出版了单行本，１９９５年６月，又一次校订编辑，１９９７年８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由此可见，主要根据1848年德文原版，并参考英法俄等文本，“公妻制”的说法确是包含在其中。

发信人: loginin (戒网中,看到我灌水请砍我), 信区: TheStrait
标 题: Re: 共产党宣言与“公妻制”考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Feb 8 17:37:28 2007)

哪个教授说得对,还很难说. 偶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授就承认共产主义社会要共妻的.

[转]苏联的共妻制历史

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就已经实行了共妻制度，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干部们能享用女子的数量。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实施共妻制度。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曾有俄罗斯杂志报道称，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十月革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成立了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专门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而她们都不满十六岁。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但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它还破坏了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著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转]“人民圣殿教”的教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圣殿教”教主是吉姆.琼斯（Jim Jones），他本人并不隐瞒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18岁时的偶像就是毛泽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当年11月2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一位曾跟随琼斯的前教徒万达?约翰逊（Wanda Johnson）夫人说，“琼斯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列宁转世。他说这一次他将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


洛杉矶时报（1978.12.10）报道，记者提问“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琼斯认为哪个更优先”时，自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斯里巫（Silver）说，“琼斯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后是一个无神论者”（Jim was a socialist first and an atheist second）。


琼斯当时设立了一个“人民论坛”，在论坛上，琼斯宣称他对古巴的情况欣喜若狂，认为那里的生活水准才是美妙无比（fantastic）。常常流露他向往的国度是苏联和古巴。


琼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他强烈的反对美国的“压迫制度”，立志要建立一个“正义之国”。他的观点吸引了一些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和少数涉世不深比较孤僻的白人妇女，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核战争恐惧异常。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公社（agriculture commune），取名琼斯镇。


共产主义暴政式的管理，毛式的高音喇叭洗脑


在琼斯镇，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琼斯还特别采用了中国毛式共产主义最常用的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很象中共那时宣称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样），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this socialist experiment），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 （there is only one punishment for treason： death）。


《洛杉矶时报》（1978.12.10）还提到，一位叫金?布朗（Jean Brown）的幸存者说，“圣殿教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种被毛泽东提倡的技术来加强纪律”。公社成员一天要工作12小时，完了以后就要进行“自我批评”，谁要是没有完成任务，或者对公社的成功表示出了怀疑，就要受到惩罚。或者被剃头，被戴黄帽子，甚至几天不许说话。殴打、虐待和处死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同中共的暴政如出一辙，文革中的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用车轮战、疲劳战给异议人士洗脑，更别提中共杀人如麻的种种劣行了。


“自杀演习”考验忠诚，与“延安整风”异曲同工


琼斯在圭亚那还多次组织过 “集体自杀演习”。琼斯告诉他的社员，搞自身演习的目的是为了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华盛顿邮报》报道（1978.11.21， A15版），一个叫梯门.斯斗恩（Tim Stoen）的前圣殿教成员在接受美国西岸的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琼斯让人们喝了（假）毒药以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回答“为什么为社会主义而死是自豪而荣幸的”（why they were proud and honored to die for socialism）。一名前成员在给美国政府提交的调查证词中说，琼斯在自杀演习时告诉他们“集体自杀是唯一的出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mass suicide for the glory of socialism）。


“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人民圣殿教”最后集体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琼斯的“自杀演习”同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假枪毙”真可谓异曲同工。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2000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是近年来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作者认为，中共建政数十年以来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手段都可以从延安整风中找到渊源。“假枪毙”是整风中最可怕的折磨之一。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子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还提过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的回忆，老干部说当时被拉去逼供，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著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 “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


“集体自杀”的直接触因是枪杀前来调查的国会议员


1978年11月14日，美国加州联邦众议员瑞安（Leo Ryan）带领一些新闻记者和部份公社成员的亲属来到琼斯镇，打算作一次非正式的调查，因为他们先前收到一些“人民圣殿教”成员的投诉，指控教主琼斯对他们施加种种强制，强迫他们放弃财产，强迫他们参加稀奇古怪的性仪式。四天后，瑞安一行和十个叛教者准备在琼斯镇简易机场（距琼斯镇有8英里远）乘飞机返回美国，琼斯派出人员驾车冲上飞机跑道，开枪射击，打死瑞安和三名记者以及一名叛教者，其余十人受伤，包括一名美国驻圭亚那使馆官员。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于是，琼斯开始著手进行他的自杀计划。11月18日，琼斯召令全体社员，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必须死。”“如果你们象我爱你们一样地爱我，我们大家就必须一起死，否则，外边的人会消灭我们。”


《洛杉矶时报》 （1978.11.26） 的一篇由查理斯.伽瑞（Charles Garry，“人民圣殿教”的律师）写的文章中提到，死亡前的人们嘴里喃喃自语，“让我们为革命而死。用我们的死去曝光这个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It's good to die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ary suicide.）。

[转贴]十月革命是恐怖分子的胜利

曹维录　投稿　2008年02月10日


题记：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
--布哈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很经典的语录被人们反反覆复说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认为（中共和其喉舌媒体也一直都是这样宣传的，人们不过是相信了这种宣传）：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苏联的尔什维克和劳动人民进行的一场革命，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了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打败了当时反动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开始实现"当家作主 "的美好愿望。事情过去了已经90年，随著信息的开放和前苏联一些秘密档案的解密，许多问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当我们把历史的真相逐步复原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相。现在，俄罗斯史学界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偶然现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乱了整个俄国，破坏了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国人民就不会经历如此多的苦难。"（见百度网文《俄国官方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及列宁》）


十月革命不是工农革命运动


说出十月革命历史的真相会让许多人震惊不已，甚至可能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它对我们这许多年来形成的常识冲击太大了，许多人会把说出真象的人当作骗子。你确实也无法想象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自称是代表了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革命政权，从夺权到建政，从上层领导到下边武装军人，在严格意义上说，没有穷苦的工人和农民。在上边，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们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在下边，虽然很多参与者出身工农，但绝大多数都是为钱，是拿钱雇来的，并不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


1910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人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就是在1913年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分离后，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内没有一个来自工人的领导人，他的加入使列宁欣喜万分，列宁说："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见《克格勃全史》37页）显然，列宁是把马林诺夫斯基当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在他看来，马林诺夫斯基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所没有的。列宁说有了他"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说得很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了他就可以冒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让列宁白白高兴了一场，马林诺夫斯基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一个打入布尔什维克的沙皇间谍，一直把列宁骗了许多年，早在1914年，孟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就说："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可是直到1917年1月，列宁还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马林诺夫斯基，列宁领导的这个夺权帮就真的是清一色的剥削阶级了。他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说那些指责"绝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秘密档案里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实记录，证实了他确实就是个奸细。1918年在莫斯科被枪决。（见《克格勃全史》38页）也许，列宁知道马林诺夫斯基是沙皇间谍，不动他，是为了用他来骗别人。


赖利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间谍，有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在 1918年，赖力曾致力于推翻列宁所建立的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对当时苏共政权的军事作了如下分析："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是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见《克格勃全史》60页）根据英国间谍赖利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列宁就是雇佣这些拉脱维亚人搞了所谓的"人民起义"。


当然，仅以上边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布尔什维克基本组成构成，证据尚显不足，但只要我们对当时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十月革命就是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的政变，而绝不是什么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


1905年革命后，沙皇政府迫于形势理行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允许人们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可以公开活动和发展党员了。但是，尽管如此，参加这两个党的人还是很少，到1910年，党员的人数还有不足一万人，很少有工人参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著产业工人，可是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是个农业大国，工人数量很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就是这百分之一、二的产业工人，只有不到5%的极少数工人愿意跟著布尔什维克走。


布尔什维克在贫困的劳动民众中得不到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是少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于1918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搞起了独裁专制。代表著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立宪会议"，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仅仅只有几个星期！如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深得劳苦大众信任的党，他用得著在刚刚取得政权后就匆匆忙忙的撕去伪装，搞一党独裁吗？


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等是一些恐怖分子


19世纪末，正是恐怖活动大行其道的年代，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仅在几年的时间里，死于恐怖活动的各国政要就有：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 年）、西班牙首相卡斯基略（1898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除此而外，还有一连串的俄国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博戈列夫（1901年）、内务部长西皮亚金（1902年）和接替他职位的普列韦（1904年）、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1906 年）、总理兼内务部长斯托雷平。（见《克格勃全史》26页）列宁成长于这个时代的环境中，深受恐怖风气的影响，一贯坚持搞恐怖活动的路线，甚至把恐怖活动的革命方法推广到了亚洲，20世纪之初，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暗杀活动非常盛行，同列宁共产党的影响或暗中操作有一定关系。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是民意党敢死队员，1887年涉嫌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案而被处以死刑。民意党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明确写有"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独立革命的成果和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列宁当年深受其兄的影响，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等组织模式十分欣赏，并明确指出"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


列宁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一分子，因其兄涉嫌刺杀沙皇而被从上层社会驱逐出来，因而他对俄国的上层社会充满著怨恨。列宁的革命，从来不是基于对劳苦的工农大众的同情，而是基于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和无边的仇恨。1891年--1892年伏尔加流域闹饥荒，当地知识分子主张对饥饿的农民施以救济，列宁坚决反对，他认为饥荒有进步作用，它可以毁掉古老的农民经济。一些曾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人说："列宁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仇视一切，......一切都是从仇恨出发。"列宁的这个思想对20世纪的政治影响很大。


蒋介石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第三国际的马林曾问孙中山为什么要革命，孙中山告诉他是"因为爱人类而革命 "。马林感到很奇怪，他说："为爱人类而革命，这个革命永远也不会成功，我们是为了仇恨而革命。"（见《蒋总统秘录》）基于列宁这个思想的指导，十月革命后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大多都是以满腔的仇恨来从事革命的。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要人们激发阶级仇恨，仇恨越大，革命越彻底。为此，就忆苦思甜，就办阶级斗争展览会，开批判会，开公审会，办学习班，想尽办法煽动人们的仇恨。


1891年以后列宁迁到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以律师的身份作掩护搞革命工作。当地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觉得这个新来的人不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倒很象个"民意党"的信徒，因为他主张以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公开宣传民意党的那一套革命策略----以恶的手段实现善的目的。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一直从事著恐怖活动，沙皇的暗探局掌握著很详尽的有关列宁从事恐怖活动的资料，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档案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些文献中记载了斯大林在1909年曾经批评过列宁所搞的恐怖活动，认为这些恐怖活动是"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在实际中，斯大林也执行恐怖活动的路线，据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记载，斯大林为给布尔什维克党筹集经费，经常参加武装抢劫。例如，马尔托夫说，1907年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袭击，抢劫了将近30万卢布。马尔托夫在文章中非常气愤地说："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之中。（见《斯大林》47页）在斯大林的一生中有许多"强盗性的事迹"，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自己也不否认。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基本上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需要好多钱，为解决经费问题，列宁经常组织抢劫银行和骗取捐款。


当然，由于苏共在夺得政权后对其在历史上所作所为进行了粉饰和掩盖，一些卑劣行径的见证被销毁，有些很关键的档案被灭迹，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仅存的一些资料中找出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对研究苏共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


十月革命把俄国历史拉向倒退


对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政敌施行迫害，是近代才有的事。拿俄国为例，真正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是到了1845年后才有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于1845年在刑法上对政治犯罪作了界定。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施以很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政治犯罪给予定罪不同于文字狱，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较，这里不予细说。俄国从1845年一直到1988年在漫长的一百几十年里，都有对政治犯治罪的法律条文。沙皇有300多年的历史，只是在最后阶段才施行政治定罪，前苏联有70多年的历史，政治迫害贯穿其统治的始终。在这期间，无认什么人，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表示怀疑，都被当成刑事犯罪处理。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质在破坏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7年以下徒刑，并附加5年以下流放。（见《克格勃全史》22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前苏联时期同沙皇时期相比，最起码可以说没有一点进步。


分析研究俄国的历史，人们会看到，从1845年到1988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出现了短暂的宽松时间。正是由这短暂的宽松，我们才有十足的把握说十月革命把俄国历史拉向了倒退。


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两次革命，一个是1905年的革命，一个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1905年的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又可以说没有失败，因为在革命被镇压后，沙皇迫于形势，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政治犯，革命的党派也可以自由发展了。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有所增加，两个党的人数合在一起达到了八万四千多人，后来到低潮时又有所减少。可以说，没有沙皇在政治上的放松，就不会有后来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发生，列宁利用了沙皇政府的宽容。二月革命中，沙皇可以下令镇压，但是他没有，而是和平退位。正因为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们称为"赤诚的爱国者"。后来列宁得势以后，却下令谋杀了沙皇的全家。


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俄国历史上有著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由二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政府是一个进步的政府。


"二月革命"从上一年就开始了。1916年的11月，资产阶级和保守派的上层人士在议会中攻击沙皇政府作战不利，责骂沙皇卖国。上层的变化影响到了下层，人们奔走相告，认定大变革即将到来。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了二月革命的发生。革命的导火线是一次兵变，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是一批年龄较大的农民。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免役了，不满的情绪一直在增长，所以当他们的长官下令让他们向闹事的民众开枪时，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哗变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俄国是参战国，将军们怕哗变的消息传出去影响前方战事，就劝尼古拉二世退位，以挽救俄国的危局。尼古拉接受了人们的劝告，3月 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了退位诏书，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沙皇退位后，杜马（议会）代表们就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当时的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政党中的知识分子们在彼得格勒设立"苏维埃（soviet），即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监督临时政府。由此时到"十月革命"发生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俄国就是这种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由上述的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即使是沙皇政府也在政治上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同时沙皇后期并没有绝对权力，它也不能不受监督，为所欲为。二月革命是国内各阶层的民众和军事势力反抗沙皇的结果。早在尼古拉二世上台之前，就已经有5000多名革命者流亡海外，采用各种方法准备推翻沙皇制度。二月革命中临时政府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种潮流。临时政府上台后实行民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召开被沙皇在战争中关闭的国家杜马（议会），著手建立民主国家。


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正流亡瑞士。一听到二月革命的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他那些在国内的同志，要他们不要信任临时政府，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不要和那些社会政党结盟，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全都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准备进行暴力革命。列宁热血沸腾，急著回国领导这场革命，夺取权力。


二月革命期间孟什维克和列宁党徒中的大部分人，原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体，但是列宁不给俄国这个机会，急于建立一个由他主持的独裁政权。1917年的7月，他发起了一次武装起义，临时政府的情报部门把所获得的有关列宁同德国人勾结，颠覆俄国政府甘当卖国贼的案情公布了一部分，这场起义就被平复了。


被宣扬得神乎其神的十月革命其实没有经过武装战斗，也没有所谓的"一声炮响"，那些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遇到抵抗，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把首都的机要部门都占领了。列宁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举一根羽毛一样。"这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想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很乐意和平地交权，他们对权力也不像共产党看的那么重要。列宁很巧妙地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听起来象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而不是一党独裁。既然如此，列宁又那么热爱权力，何不让他来试试呢？成立一个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又有什么不好？万没想到，列宁把俄国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临时政府的国家要员们也为自己的妥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建立起了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反动、最黑暗的共产独裁政权，把俄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个政权不仅给俄国造成极大危害，而且也危害了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后列宁实行最残酷的独裁暴政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掌权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打著"苏维埃"政权的招牌，其实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把原来的一切司法章程、法律法规全部废除，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和新成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去处理。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不懂法律，没有教养，没有知识，只有革命热情的人，秘密警察机关专搞特务统治。列宁政权一开始就实行恐怖统治，1917年的12月，列宁赞成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法庭（街道法庭）审判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地鼓动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捷尔任斯基语）。


有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官员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红色恐怖》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克格勃全史》第47页）列宁和苏共的上层领导们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搞群体灭绝。他给专政下了一个定义，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列宁就是以恐怖的手段来消灭政敌和恐吓劳苦民众。列宁政权为了对全社会实行恐怖控制，散布说："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著，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克格勃全史》第69页）


由于列宁不知道怎样管理好国家，不懂经济，十月革命后经济遭受极大损失，造成苏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对严重的经济失败，列宁出于仇恨的本性大开杀戒。有一个名叫埃特克.斯坦因倍格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一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在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地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的理由是这项法令条文"过于苛酷，......势必造成全面的恐怖统治 。"斯坦因倍格写道：


列宁对我的反对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么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吧，行啊......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不过我们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以上内容见《共产主义实录》第51页）
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蔽人。"根据1922年公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枪杀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另类型的刑事罪犯的权力，也就是他们有草菅人命的权力。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恐怖之中。


十月革命后，列宁都作了哪些事？我们不妨罗列出来，加以分析，就可知道列宁建立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人间地狱。


首先是废除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实行一党独裁。在十月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赢得了绝大多人的拥护，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中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选票的支持。这个选举结果让列宁非常恼火，他本来是要作个民主的样子的，结果是不能再装下去了，于是他们就干脆解散了1918年1 月召开的立宪会议，赤裸裸地实行独裁暴政。


再就是卖国。解散民主选举的议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举动，在最初夺得政权的日子里，国内全面混乱，布尔什维克所能控制的地区很少，只有方圆500公里的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在国际社会看来，解散民主选举的议会使布尔什维克无法证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只能卖国。其实不只是列宁的政权，所有的独裁政权同时也都是卖国政权。独裁政权的最大特点是在国内实行残暴血腥的统治，在国际上出卖民族利益。列宁让他的助手与同盟国的德国人、奥国人、土尔其人、保加利亚人签订了《布勒斯特----立托乌斯克和约》，此项和约把俄国的国土象豆腐一样一块块地卖掉了。


第三是发动内战，把整个民族拉入战火之中，三年多的内战使俄国生灵涂炭，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列宁领导的政党把内战责任推给那些仇视列宁政权的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帮凶们，但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成阶级之间的内战"的内容，这是其党的中心任务，托洛斯基说："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实际上，列宁在国内组织夺取政权，就已经是在发动内战了。在列宁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就是在发动国内战争中取得政权的。


第四，破坏俄国经济，人为制造饥荒。列宁党把自由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温床加以消灭，其结果是黑市经济反而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列宁就故意制造通货膨胀，滥发纸币，消灭人们的存款，纸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 年的物价已经涨了一万万倍。有一位苏联共产党的党内专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见《共产主义实录》第51页）破坏经济的最严重后果是粮食减产，人为制造了大饥荒，政府和民众抢粮食。《共产主义实录》描绘苏维埃政权抢粮的场面，文章说：


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游民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征粮队，分派到各地去征收所谓"剩余粮食"。农民中有许多人是服过兵役的退伍军人，有战斗经验。于是结果，各地的农民便与征粮队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恶战。大部分的乡区都沦为内战的战场，其破坏糜烂的程度，超过了红军对"白匪"的战争。只要是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列宁就称之为"富农"，可以任意批斗，并号召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1921年初，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民作出了一点让步，不再用武力强征粮食：准许农民用实物来纳税，还可以把他们的余粮拿到自由市场去出售。可是，这些让步政策来得太晚了，苏俄还是发生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大饥荒。这次由一场旱灾引发的饥荒，使五百二十多万人活活饿死，仅次于后来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还不知道将饿死多少人。


第五是屠杀民众，制造红色恐怖。列宁认为，以前的革命之所以会不成功，主要是由于对敌人太手软，半途中停下来，让敌人得以活命，并从新组织起来进行反扑。所以他要用暴力，要对敌人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他引用马基亚维里的话说："如果实现某种目的必须采用某种暴力行动，这种暴力行动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说是这样说，实际上是，由列宁开始的暴力屠杀，经由斯大林贯穿共产主义政权的始终。列宁最爱说的话是"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


列宁政权显然是要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人们对他的政权产生恐惧心理，甘做奴隶，不敢反抗。他在一个指示中布置完杀人任务后说："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


以上所举五点当然是一点也不全面的，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渗透到苏俄政权的方方面面，而且到斯大林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不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都采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对那些不肯附和他们的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杀掉。诸如：骗子、流氓、投机商、盗贼、无赖、暴徒、白匪、反动富农、反革命煽动者都是可以杀掉的罪名，问题是这些罪行不一定真有，是随便给安上的，就是说想杀谁就杀谁。

十月革命危害全人类


发生在上个世纪之初的俄国十月革命，绝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股逆流，是恐怖分子的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恐怖政权，为使自己建立的恐怖政权不至于被消灭，他积极向世界推销共产主义。由列宁组建的第三国际把共产主义的危害推向了全世界，初步统计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口死于共产主义红祸，这一切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现在人们要清算共产主义的毒害，就要从十月革命开始，要从根上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害，也从十月革命开始。要从根本上彻底同它划清界限。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攻击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恐怖活动。这些恐怖活动大多是用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来进行的。有些即使没有打马列主义的旗号（如中东的恐怖分子），也和世界上的马列主义国家非常亲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们的支持。


近年来，共产主义在苏俄有死灰复燃的苗头，苏联时期的国歌也被恢复，许多苏联时期的塑像和纪念碑已经结束封存期，俄罗斯议会上院4日投票通过在俄罗斯军旗上恢复镰刀斧头图案。苏联时期的专搞恐怖活动的克格勃头子普京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最近媒体报导，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维年科被毒杀一周年之际，其遗孀玛丽娜接受媒体采访，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在背后指使下毒者就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些事说明，由十月革命制造的共产红祸还在危害著世界，共产主义恐怖活动还很盛行，人类根除共产主义，摆脱之祸的事业还任重道远。


(写于2007年11月)


原载黄花岗第二十三期

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胡适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 “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

胡适 1947年7月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不承认共产罪行者必被淘汰

尤先科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被历史宽容。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五月十七日在首都基辅郊外的森林参加政治迫害悼念活动，纪念死于苏共极权下的人民，并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尤先科表示：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

他指出：苏共高层害怕这一切，他们仇恨每一个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它感到最大的恐惧就是面对乌克兰，想消灭我们的灵魂，想消灭每一个怀疑这是滔天罪行的人和对乌克兰的热爱。因此恢复政治迫害的真相和赞扬那些受害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标志，标志者我们灵魂依然活着，我们生命难以消灭，我们民族战胜了邪恶和死亡。

感谢安全局的工作

在悼念活动上，尤先科对乌克兰安全局表达了崇高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近几年在揭示苏共秘密档案所做得工作。

他说："我对乌克兰安全局的工作表示深切感谢，他们整理出埋在"万人坑"里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一受害者的名单，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大约三万人埋葬在这里，埋葬在这松树林里，成功的找到了十八个秘密的坟墓，埋葬了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被迫害死的人们。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

彻底拆除共产极权纪念碑

总统尤先科呼吁彻底拆除共产主义政权的纪念碑，并表示：最后彻底清除这个杀害上百万无辜人民政权的标志。

他说："不可能再有借口了，这不像有人玩世不恭说的那样，它不是我们历史的一部份，它是共产主义系统的一部份，它是杀人的标志，保留它就是对这片土地下的亡灵的亵渎。

否定共产主义罪行的人注定被淘汰

尤先科告诫不承认这些是死于共产主义政权下人们注定是会被淘汰。

尤先科表示： 那些否定大饥荒和那场政治迫害的人们，那些举手辩护说"斯大林"是我们民族"圣物"的人们，我确信他们是注定是被淘汰的。

他说："我对一些政界人士和官员的冷漠和排斥感到愤怒，他们害怕这个话题，他们想统治乌克兰，而没有乌克兰自己的文化，没有乌克兰自己的语言和没有乌克兰人民。他们的愿望就是这里只是一个独立做主的省。"

在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乌克兰共拆除了四百多个参与策划大饥荒和政治迫害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纪念碑。同时三千个苏共领导人命名的地质街道进行了重名命。

同时，尤先科建议议会有必要起草宪法给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战士们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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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ian leader calls for cleansing of communist symbols

18:4317/05/2009


KIEV, May 17 (RIA Novosti) - Ukrainian President Viktor Yushchenko called for communist statues to be removed and Soviet street names to be changed, in a speech on the country's Remembrance Day for the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The president attended a memorial service at the Bykivnia mass grave on the outskirts of Kiev, where up to 150,000 people executed in the Stalinist purges were buried.

"Ukraine must once and for all cleanse itself of the symbols of the regime that massacred millions of innocent people. There can be no justification for this - it is not a part of our history, as some cynical people would say, it is a part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and symbols of murder," he said.

He said Ukraine must continue work to rename all towns and villages that still carry communist names, as well as removing statues and monuments, and called on parliament to consider changing the status of nationalists who fought for Ukrainian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Soviet era.

In a veiled rebuke against Russia, which has refused to recognize Ukraine's Stalin-era famine as genocide, Yushchenko said: "Those who deny Holodomor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s, those who justify Stalin, are raising their hand against our sanctity and our people."

The president laid flowers at the memorial to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joined a mourning procession to the Memorial Cross, led by Ukrainian church leaders. At the close of the service, a minute's silence was held.

From:
http://en.rian.ru/world/20090517/155033018.html

马来西亚政府将整肃博客 杜绝共产主义散播

马来西亚新闻、通讯、文化与艺术部长莱益斯雅丁（Rais Yatim）昨日（25日）向媒体表示政府会设法整肃鼓吹共产主义理念的部落格，以杜绝共产主义在我国人民学习领域中散播。

莱益斯雅补充说：“我会在本周四的内阁会议中，把这些歌颂或散播共产主义的部落格，向内阁部长汇报，并且会将这些资料交与执法者以作进一步的行动。”

他也表示不认同一些也支持重新检视共产主义的平面媒体，并认为应避免再发表混淆人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言论。

勿忘共产主义份子所犯下的暴行

莱益斯雅丁是在吉隆坡广播大厦会见部门官员，讲解马国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1Malaysia）概念后，被询及民政党要求政府基于人道主义，批准马来亚共产党总秘书陈平回国；他说：“我的回答很简单，陈平和他的队伍杀害了许多人，没有值得我们再做任何商讨余地。”

“共产主义会摧毁一个国家，那些共产主义份子曾经以可怕的杀戮残害数以千计的马来亚人民，这足以使我们警惕，不要忘记他们所犯下的暴行。”

最近，民政党槟州联委会主席丁福南吁请政府让前马共总书记陈平无条件返马定居。为此，莱益斯雅丁敦促那些为陈平和共产主义持正面说词的领袖应该表明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在政党的掩护下发表这些言论。

国防部坚决反对前马共总书记回国

另外，国防部部长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在森州一国民服务营出席一项活动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问及前马共总书记陈平是否可返马定居时表示，当年陈平带领的马共带给马国惨痛的回忆，约有5万名军人和警员因此牺牲，所以他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让陈平回国定居的建议。

他也强调，反对让陈平返国是因为当年共产党曾经对我国惨烈的侵害，非关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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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lace for communists in Malaysia, says Rais

From:
http://national-express-malaysia.blogspot.com/2009/05/no-place-for-communists-in-malaysia.html

KUALA LUMPUR, 25 May 2009: The communists have no place in the country because their sins for kil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then Malaya cannot be forgotten, sai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Rais Yatim.

As such, he urged leaders who had expressed positive sentiments for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Chin Peng, to state their stand clearly without hiding behind the cloak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parties.

"My comment is simple, Chin Peng and his commandos who had killed many people in the past certainly do not deserve any consideration from us,"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delivering a lecture on 1Malaysia to senior officers of his ministry at Angkasapuri, here today.

He said this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call by the Penang Parti Gerakan that Chin Peng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Malaysia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Rais also called on Malaysians not to be hasty in following and supporting the innovations made by certain groups particularly bloggers who tried to idolise communism.

"The communists had abused this country. The thousands who had died at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sts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us to be remorseful so that we do not issue statements that can make us forget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regime then," he said.

Aske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ction such as those provid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against those who tried to give a positive picture of the communists, Rais said he would bring the matter up at the cabinet meeting later.

"The ISA is not under my jurisdiction, but I'm discussing with the minister concerned so that he too would be prepared to look at such a tendency," he said.

Recently, Penang Gerakan chairperson Datuk Dr Teng Hock Nan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allow Chin Peng to return to Malaysia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s the communist terrorism which was rampant around the 1950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in China and Russia had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 Bernama

共产党在柬埔寨罪行的历史见证

书评：赤柬兴亡的见证人《我与中共和柬共》


柏新 2007.12.16

今年8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该书副题为赤色华人解秘：柬共如何兴亡，作者为年届七十五岁，现居美国的柬埔寨华人周德高，他年青时加入中共在金边的地下组织，曾任职当地《棉华日报》，并为中国大使馆效命，从事情报工作，亲身涉及众多柬埔寨重大事件，见证中共扶植赤柬的经过，这本书是他的回忆录，揭露了众多中共与赤柬的内情，今日大部份中国人，对中共遗祸柬埔寨的历史仍一无所知，这本书正好为中共和赤柬犯下的滔天罪行，留下重要的历史见证。

共产主义祸害肯定是20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各国共产党对人民犯下各种罪行，即使只披露当中的冰山一角，已足以让善良的人们震惊不已。70年代越战结束北越获胜，乃共产主义最强盛的时候，当北越军队进入西贡前的两星期，柬埔寨首都金边已先行落入赤柬之手，最讽刺是赤柬建立的政权还自称“民主柬埔寨”，赤柬入城不久便向全国广播，说美国将要轰炸金边及各大城市，要人民暂时离开城市，不按时离城者格杀勿论，金边顿变一座空城，城市居民被驱赶去偏僻的农村，从事劳动生产，数十万市民拥塞在几条出城的公路上，许多人在途中饿死或死于赤柬枪下，到处是尸体丶混乱丶呼叫丶嚎哭丶哀鸣，柬埔寨成了人间地狱。

赤柬屠城空前绝后

1984年着名金像奖电影《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描述当时的恐怖情景，凡看过该套电影的朋友都会深感震撼 ，该片的主角柬埔寨华裔演员吴汉，曾在一篇访问中表示，《战火屠城》所反映的赤柬统治下的惨状，不及他亲身经历的十分之一。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中心的报告，柬埔寨至今发现9,138个赤柬的坑葬点，共发掘出150万具骷髅，70年代中的柬埔寨人口估计只有600至700万人，赤柬在金边掌权短短不足四年，便把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屠杀了，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最丑恶的一页。

赤柬政权如何兴起？又怎样夺取柬埔寨政权，最后又怎样灭亡？ 《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中，可以一一找到答案。

东南亚各国自古已有华侨聚居，华侨与当地原居民都能和平共处，但中共政权建立后，毛泽东要输出革命(其实是输出邪恶)，全力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夺权，令东南亚各国政局动荡不安，导致东南亚排华情绪兴起，害苦东南亚各国华侨同胞。

柬埔寨本来是山清水秀丶物产丰富又民风淳朴的佛教王国，早在1955年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年的西哈努克国王掌权时，阻碍民主发展，由于反对他的右翼人士亲美，所以西哈努克就转投亲中共，然而，中共却包藏祸心，扶植赤柬夺权。1970年越战处于高潮，越共惨透入柬埔寨境内，作为攻击南越的基地，越共武力强大，西哈努克国王只好只眼开只眼闭，但美国为求消灭越共，断绝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惨透基地，主使柬埔寨军人朗诺(又译作龙诺)，趁西哈努克国王外访时发动政变，为赤柬带来崛起的机遇。


中共事先悉柬埔寨政变

《我与中共和柬共》披露，当时中共情报机关中调部(现时国安部前身)，在朗诺发动政变前已知悉有关情报，而作者周德高作为中共的情报员，透过两个渠道知会西哈努克，可惜西哈努克并未采纳，结果痛失政权，而朗诺掌权后，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入中共的怀抱，成为赤柬夺取政权的合法招牌。

由于周德高曾任职记者的关系，与众多柬埔寨政坛人物均有接触，如朗诺(曾任柬埔寨总理)丶施里玛达(柬埔寨亲王)丶当中包括多位赤柬高层人物，如乔森潘 (赤柬中央委员)丶农谢(赤柬第二号人物)丶高明(赤柬中央委员)丶符宁(赤柬新闻部长)丶胡荣(赤柬早期核心成员)丶塔莫(赤柬第四号人物)及苏品(赤柬中央委员)等，故此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

如赤柬首脑波尔布特(又译作波布或波帕)，原名沙络绍(Saloth Sar，又译作沙络沙)，虽然他出生农村，但他的表姐被柬埔寨皇室相中纳为王妃，故波尔布特跟柬埔寨皇室有某种裙带关系，这是他一直非常忌讳，后来波尔布特读书时取得政府奖学金去法国留学，许多留学法国的柬埔寨学生，后来都成为赤柬的头目，如乔森潘丶胡荣丶符宁丶英萨利(又译作英沙里赤柬第四号人物)及宋成(赤柬中央常务，总参谍)等，另一方面，柬埔寨政坛上众多重要人物，许多都有不同程度的华人血统。


赤柬原属越共分支

印度支那共产党早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共产党(即赤柬前身)最早于1951年出现，早期从属於越共，党名为柬埔寨劳动党，与越共的名称越南劳动党相同。赤柬第一位首领是总书记杜沙穆(Tou Samouth)，当时农谢任助理书记，而波尔布特任第二助理书记。到1962年赤柬总书记杜沙穆神秘失踪，其后由波尔布特接任赤柬总书记，赤柬的路线便更趋激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力革命道路，但其实早期赤柬人丁单薄，事事都要依赖越共，在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越共(实为北越正规军)打着西哈努克国王的旗帜，迅速占领了柬埔寨东部五省，为赤柬建立了一片“解放区”。

当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走极左路线，而中国和苏联交恶已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地位，印支三国的共产党，越共亲苏丶寮共亲越，因此柬共成为了中共竭尽全力争取的目标，赤柬的军火和资金绝大部均来自中共。当时柬埔寨的华侨成为中共的棋子，中共企图以华侨干部加入赤柬，从而壮大赤柬的声势，最终能达到控制赤柬的目的。中共建政以后，虽然犯下重重严重错误，但大多数海外华侨并不了解，总是被“祖国强大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些口号和假像蒙蔽，当年柬埔寨的华侨社会认，中共支持柬共，凡是祖国支持的，我们就要拥护。然而赤柬追随中共的极左路线，却对中共所派的人员处处防范，在柬共进入金边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

当时周德高希望中共能施援手，帮助中共在柬人员撤退回中国，但遭中共拒绝，周德高慨叹说：“我们这些被中共使用了几十年的海外侨干，原本以为祖国是母亲，党是亲人，可是中共不要我们，它把我们当做皮球，一些踢给越南；一些踢给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们踢出了界外，谁也不想去捡球了。”


赤柬内斗激烈无比

中共在夺权前后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波尔布特作为毛泽东的徒弟，赤柬权力斗争惨烈程度，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赤柬未攻占金边以前，1971年赤柬对内部超过2,000人亲越派干部进行清洗，大部份被杀。在赤柬进入金边后，权力斗争更加剧，大批赤柬高层被丧心病狂的波尔布特杀害，如胡荣丶符宁丶高明丶倪沙良(东北大区书记)丶高莫尼(赤柬高干)丶宫苏潘(赤柬中央委员会，出任常委一日后被处决)丶温威(赤柬时代的副总理)丶宋成(90年末被杀)以及苏品 (柬埔寨东部地方军头)等均先后杀害。

赤柬在金边用中学改建而成的监狱S-21，前后关押杀害了约二万人，当中大部份是柬共成员与家属。波尔布特为求建立自己权威，嗜杀成性最终害人终害己，其中苏品被害更导致赤柬政权倒台，1997年赤柬的宋成因想投诚，结果全家被杀，促使残余的赤柬也倒戈，把首领波尔布特逮捕送去公审，最后波尔布特在软禁中病死，他的尸骸与垃圾和一堆旧轮胎一起烧掉。

《我与中共和柬共》提及，当年苏品被杀，更与周德高扯上关系，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报告了赤柬内部分歧，赤柬东部要人苏品与越共有往来的情报，中共旋即邀请苏品访华进行摸底，次年苏品即遭波尔布特派人追杀，苏品之死引起赤柬东部判乱，大量军民逃入越南，其后苏品的下属韩桑林丶谢辛及洪森等军人组成“柬埔寨救国民族联合阵线”，“救阵”于1978年12月25日引领越南军队，分七路打进柬埔寨，赤柬不出几天就全面撤出金边，但赤柬逃至柬泰边境仍继续遗祸多20年，直至1998年这场赤柬灾难才告一段落。


中共护赤柬害华侨

当年柬共在攻占金边前，已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比任何一个共产政权都要极端，如禁止一切商业活动，物资要配给，废除货币，人民要回复以物易物，甚至还实行过“婚姻配给”，柬埔寨被赤柬弄成一个十足的人间地狱，而毛泽东更夸奖对波尔布特：“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赤柬政权是中共扶植的，但赤柬迫害高棉的华人一样毫不手软，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估计，当年柬埔寨约有43万华侨，赤柬执政期间杀了21.5万华侨，换言之，一半的华侨给赤柬害死，死亡比例比柬埔寨人还多！那时候许多华侨冒死去金边，向中国大使馆求救，中国外交部却任由赤柬残害几十万华侨，不哼一声，难怪许多逃离柬埔寨的华侨都悲愤地说：“宁为外国狗，不做中国人！”

周德高回想在1977年再被召到北京，报告柬埔寨形势，他吁请中共阻止赤柬种族灭绝的罪行，却被昏庸的中共官僚认为政治立场不可靠，诋毁伟大的柬埔寨共产党，结果辗转用1,000港元打发去香港自生自灭。

在书中他慨叹道：“我出生在民风淳厚的柬埔寨乡间，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华夏祖国，又以为祖国到处都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没有见到一个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没有见到一个勇于牺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们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广州则遭遇了这些为蝇头小利而计较不休的泼妇。共产主义不仅把社会糟蹋得一贫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经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叫我失望透顶的祖国。”


为救赤柬发动自卫还击战

1978年底，当越南军队在“柬埔寨救国民族联合阵线”引领下攻入金边，拯救柬埔寨人民，全世界唯有中共如丧考妣，当时赤柬从金边撒退，中国大使孙皓还带着大使馆的官员与赤柬外交部长英萨利同行，以示中共对赤柬的同心共死。西哈奴克国王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野蛮的‘翁卡’(柬语类似组织的意思)统治，永远当奴隶了。”

越南拯救柬埔寨人民，中共却要拯救赤柬，越南进攻柬埔寨两个多星期后，邓小平就对越南发动所谓的“自卫还击战”，名为自卫，实为“围魏救赵”之计。柬埔寨华侨向中共救求时，又不见中共派兵拯救处同胞，却偏偏要去拯救赤柬这班恶魔，可耻至极！

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直至80年代末，赤柬仍拥有25,000人的军队，控制着近两成的柬埔寨领土，事实上，直至中共停止对赤柬支援，赤柬的势力才逐步消亡，90年代初，在联合国多方斡旋下，经过多年的谈判，柬埔寨各方包括金边政府丶西哈努克派丶自由高柬及赤柬达成巴黎和平协定，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但最后赤柬变卦继续以枪杆子对抗，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大选，经历众多苦难的柬埔寨终于成为民主国家。


周德高后悔当中共犬马

最后周德高退出中共，辗转逃到美国定居，他感概说：“我所见到中共和柬共，对同志毫无感情，只有利用，无不实行过桥拆板的作风。” 事隔多年，周德高每当想起自己甘当中共犬马的往事，仍陷于极端痛苦的内疚中，值得效忠中共的糊涂虫们反思。

今日中共最希望就是让人们忘记这段历史，周德高已年事已高，这翻回忆旨在提醒人们左倾路线曾经对人类的危害，他花了两年笔述了一生的经历，而另一位作者朱学渊协助核对材料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参考许多着作，对赤柬的由来，波尔布特丶英萨利等人补充了不少珍贵材料，令《我与中共和柬共》成为研究柬埔寨近代史一本重要的材料。

印度宣布毛派共产党为恐怖组织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23讯】
　

印度当局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这意味着警察可以直接逮捕那些即使没有参加反叛武装活动的该党成员。

这一禁令宣布前，印度中部和东部的五个邦进入高度戒备，防范毛派武装宣称要发动的两天攻势。

印度军队周日进入毛派武装在该国西孟加拉邦的一处据点，试图终止这支左翼反叛力量的叛乱。

受毛派反叛武装支持的当地人在一周前占领了距离加尔各答180公里的拉盖地区的数百个村庄。

他们摧毁了当地执政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的办公建筑，并杀害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派共产党领导人。

周日，有至少11名警察在靠近尼泊尔和西孟加拉邦的所谓"红色走廊"地区遭遇毛派伏击被打死。

印度总理辛格把毛派反叛力量称为印度国内安全最大的威胁。

据印度内政部估计，毛派武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万，拥有两万多件武器。

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1998年前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严重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柬埔寨共产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因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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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力照顾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什幺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

不过，由于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越南进攻柬埔寨时，中国共产党派兵在中越边界对越发起猛攻，给了波尔布特最大的支持。

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好贴，楼主辛苦了！

事實證明，共產黨就系將來要黎敵基督既前影，所以，兩者非常之似。系一個假裝善良，實際上系凶殘無比既人類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