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文化與百越起源
Feb 7th, '11, 23:20
稻作文化與百越起源
稻作的起源和传播离不开人，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把稻作起源历史推前到距今8 000年前。那么，距今8 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黄河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彼此间如何交流融合？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古人类学着重研究农业起源之前的旧石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只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它们区别的标志是什么样的陶器，彩陶？黑陶？印纹陶？什么样的石器，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磨棒？石杵和石臼？考古所藉以区别的只是物，而非人。考古上牵涉到人的，只有非常有限的墓葬的方式，推断其社会的性质而已。在文献记述方面，可以推溯的最早期氏族名或人物，像少典、炎帝、黄帝、颛顼、祝融、尧舜等，或是传说或是神话和传说的揉合，早些的很难与考古时期挂钩，迟些的已接近夏商的时期，与8 000年前还有数千年的空白。这些传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关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多，却紊乱而矛盾，它们本身还处于研究和争鸣之中。研究水稻遗传分化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使用现代手段，深入地分析线粒体 DNA、植物硅酸体等，并以之结合出土的遗址年代，作出一些有关稻作起源、分化的结论，但同样不能与当时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提供某些信息。
因此，对稻作的传播，我们只能大体上按比较可信的传说材料，作一点分析。
中国新石器早期的氏族人，主要是西北甘青高原的羌人和东部沿海的东夷。所谓三危、三苗和蚩尤是羌人的三个部落。据传说[u1] ，他们约在6 000年前就和炎帝一起，沿黄河向东迁徙，直到鲁中。在迁徙过程中，三个部落融合为一，由蚩尤统领，先战胜炎帝，后来和黄帝族争夺中原失败。战败的蚩尤族分不同的路线撤退，一路沿老路西迁至豫西山区，经历唐、虞、周长达2 000千年的征伐，再向江汉平原洞庭一带退避，成为史书上所称的南蛮。另一路继续向西南迁徙的，便是今苗族(苗、蛮同音)。当然，未曾撤退的便和汉族融合了。所谓南蛮，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其实他们的先人是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部落群体，后来因被羌戎、东夷等联盟集团战败，逐渐迁到长江中下游，以后迁至珠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因而被称为南蛮。同样迁至北方、东北、西北的，被称为北蛮。黔东北的《苗族史诗》里唱道：“…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的地方，打从人间出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苗人留恋过去住过的“旺儿的城池”(旺儿指帝王)，还有“勾吴水乡”(勾吴意为水乡之国，今苏、皖、浙一带)[1]。这些史诗反映了苗人最初是南蛮的一支，住在太湖地区水乡，从事水稻耕作，他们每迁至一个新的地点，依然种植水稻，直到进入山区，才被迫改种杂谷。他们经过的地方，可能人烟稀少，稻作还是他们携带传播的。
东夷是上古时代亚洲东部最昌盛的一个族群，与羌族群媲美。东夷族奉鸟为图腾，主要是雁鹄、燕子等候鸟。从河姆渡、良渚文化到春秋时吴越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图象。(图4-6、图4-7)。
良渚出土的“耘田器”，当初只是形容其形状像现在水田里使用的耘田工具，后来竟以良渚文化时已有耘田技术传播开去，经过许多人的怀疑和质疑，虽然不大有人坚持是耘田之器，但也说不出该器究作何用的解释。最近董楚平根据台湾学者发现“耘田器”和饕餮纹可以重合的现象，象征图腾神和人的合一。因而作出新的解释，即所谓“耘田器”当是一种飞鸟的图腾象征，拟取名“鸟田器”[2]。笔者建议可取名为“鸟田徽”，董先生表示同意。(图 5)。」
何光岳[3]认为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如南蛮族团、北狄族团、东胡族团、百越族团的分支，几乎都是从他们两个大族团中分出去的，或是由这两大族团的某些支系在融合中分出去的。西羌族团的始祖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东夷族团的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这四个支族的共同祖先便是华胥氏。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是东夷族团的代表类型，但东夷族团的支系繁多，其来源、迁徙、演变、融合比较复杂，难以清理，至今是个难题。
长江中游最早的稻作遗址已有 8 000 余年历史，下游也有7 000 年历史，黄河流域早期的稻遗址没有超过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4 500年)的，这是否意味着在龙山文化以前，稻尚未传入黄河流域？同样，黄河流域的黍粟亦未曾传入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族群还没有南下至长江流域？那么，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稻作的又是那些族群？是南蛮和东夷的先民？这些似乎都有可能，也都欠有说服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稻作的北移(或黍粟南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们要经历一个年复一年的相当长的时期，从小规模的迁徙聚居交流，逐渐扩大范围。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不大可能都留下遗迹。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贴近黄河中游，既然已经出土了稻谷遗存，是给上面推断的一个有力支持，我们期待有进一步的发掘，获得更为肯定的回答。到了龙山、良渚文化时期，部族间的交往或战争渐趋频繁，石器、陶器型制的变化，出现相互影响的痕迹，日益明显，自然亦意味着稻作和黍粟的交流日趋平常，龙山文化稻作的落户，遂为稻作的进一步向朝鲜、日本传播奠定了基础。朝鲜和日本稻作遗址的年代又较龙山文化为迟，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稻作东传的终点站，再往东便是茫茫汪洋了。
如果说稻作北传在早期是朦胧不清的话，那么，稻作从长江流域向南的传播则要清晰得多。稻作南传与北传还有一点不同，北传的稻作，到日本的弥生时期(秦汉之交)业已结束了，此后是稻作在日本境内扩大的事。但稻作南下的时间要拖得很长，内容也很丰富，因为南传牵涉到很多的少数民族，上述苗族的迁徙便是一例，其他如傣族、侗族等也类似。而且传播的地理范围直到南洋岛屿(详下)。
现今南洋的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都不是南洋岛屿的原住人。据徐松石研究[4]，南洋的原住人是小黑人(negro)，现今马来半岛的沙盖族即是小黑人的孑遗。东南亚大陆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大批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他们与小黑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约2 300～2 200 年前(战国秦汉)时，另一支移民即百越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包括渤海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迁入南洋，把大部分波里尼西亚人挤走，又与留下的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即人种学上所称的棕色人种。百越人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又名鸟夷，今马来语称稻田为Lautan，此时此刻即汉字“雒田”的音译，雒是短尾候鸟鸿鹄之类，与古籍所载“鸟田”有关，故徐松石称南洋人的血统为“鸟田血统”。但徐松石释鸟田为“海洋”，我们则认为鸟田当指稻田。P.Whealley[5]指出“有关水稻在东南亚传播的文献必须在该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是很对的，所以论鸟田血统局限于海洋而排除水稻是不完整的。
R,P. Hill指出，马来、波里尼西亚制陶系统的“Ban-Malay”可能来源于中国东南的几何型陶，几何型陶的原始人已经知道种稻，并驯化饲养了猪、狗和牛羊等。约3500年前 Ban-Malay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自己的传统，所以他们不是在秦汉时因避汉人南下才开始制陶的。他认为外迁的汉人中，一部分人向北，把水稻带到日本，更多的是向南、向西到达巴拉望岛(菲)、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亚、泰国、越南及柬埔寨[6]。比此前 Solheim 的估计要早得多，后者认为南下的中国人约在公元前200 年(西汉)到达巴拉望，约公元500年(南北朝)到达沙捞越，约公元1 000 年(北宋)到达马来亚，这些人都是种稻的[7]。Solheim把中国人到达南洋的时间估得这么迟，同Hill所估的相差很远，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向南洋的迁徙是个历史延续的过程，并非局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
百越后裔把水稻带向南洋的另一重要证据是铜鼓。中国西南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行着特有的铜鼓文化，铜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诸如乐器、礼器、祭祀、贮贝、庆典、集会、战阵、赏赐、上贡等，还有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等作用。但追溯铜鼓的初期使用目的，还是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铜鼓不是农具，不能用于田间任何操作，但铜鼓确实是农业生产的精神寄托力量。上述铜鼓的各种社会功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增添上去的。铜鼓最初作为乐器，是与祭祀祖先、祈求稻谷丰收分不开的，它的纹饰内容最基本的也是这两个方面。因此，抓住这一线索，看看和水稻传播的关系，就很有启发。铜鼓上常有鸟人纹饰，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上即有鸟人乘舟的纹饰，似有“羽化登仙”的象征(图4-8)，与云南西林出土铜鼓上的羽人乘舟类似(图4-9)。
20世纪五十年代，海格尔(Van Heekeren)曾首先对流行于南洋的铜鼓作了调查研究，将他所看到的铜鼓分为海格尔Ⅰ、Ⅱ、Ⅲ、Ⅳ四型，把铜鼓的起源中心定为越南东山铜鼓，把中国铜鼓归入 Ⅳ 型，缅甸卡伦铜鼓为 Ⅲ 型等。[8]海格尔的这个分类有很大错误，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当时不可能想到中国西南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积累起1300多枚的铜鼓，改变铜鼓研究的面貌，明确了中国铜鼓的时间系列大大超过越南东山及整个东南亚铜鼓的时间。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和祥云大波那铜鼓是最早的铜鼓，属春秋早期或中期，而东山铜鼓已属战国晚期，与云南晋宁、江川铜鼓及广西西林铜鼓相当。迄今为止，所有早期铜鼓都出土于云南境内，越南境内所有出土铜鼓，以东山最早，地理位置最北，其余铜鼓都在东山以南，表明它们自北而南的传播。云南中期(战国至东汉)的铜鼓以晋中宁石寨山铜鼓为代表(包括东山铜鼓)，上与楚雄万家坝式相衔接，下与冷水冲式相衔接，时间在东汉至南朝之间，上下继承关系清楚。其中冷水冲铜鼓是出现羽人和蛙饰的重要时期。[9]海格尔将铜鼓在印尼的分布情况，绘为示意图，一目了然，但需要加以补充修正，如图4-10。
图4-10中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越南北部加上阴影，表示这些地区是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老挝、越南中南部、泰、缅、柬埔寨等国为铜鼓分布的次中即过渡地带，马来亚及印尼群岛为铜鼓传播的最后地区。云南、广西、广东、湘西、越南北部(四川南部未绘出)因数量太多，只用一个铜鼓表示，泰、缅、柬、马来和印尼群岛的铜鼓符号基本上代表实际出土地点和数目，但只限于五十年代，不过此后也不再增加了。图中的箭头传播方向系据外电报道张增祺论文[10][u2] 加以简化并稍有补充。表明以云南洱海滇池为中心，向北经金沙江而进入川南(图中未标出)；向东偏南进入广西、广东。向南入缅甸，以纠正海格尔Ⅲ型原产缅甸的观点。另外，考虑到两广直接从海路传入南洋的可能而增添。铜鼓到达南洋的时间并不很迟，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罗安岛及帝汶以东都有铜鼓分布。铜鼓到达爪哇及其以南的岛屿的时间据认为在公元 100～500年(东汉至南朝)[11]。引人注目的最大最漂亮的铜鼓是在印尼最东端最不重要的一些岛屿上。铜鼓上的图像和纹饰很多，图像方面加以归纳，不外两点，一是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如人的劳动、狩猎，动物如青蛙、飞鸟，天象如太阳、星星等。二是与精神生活有关的，如羽化的人，飞鸟等，当然，二者又有密切关系。表达农业劳动的如“芒人”(Muong，按，实即“蛮”的同音)的铜鼓上有两个人舂稻谷的图象，Ngoc-lu 人(芒人的一支)的铜鼓上有两个人持杵臼、四个人持点种棒打穴播谷的劳动图象。Hoang-ha铜鼓上有两个怀孕妇女从事打谷、扬谷的劳动。这种有舂米劳动的铜鼓，在冷水冲式铜鼓上其“鼓面既有十只以上的鹭鸟环飞，又有一晕羽人跳舞，击鼓、舂米的圆阵图”[12]。共有170 余面，表明与稻作的密切关系。泰、缅、老挝山区的拉棉人(Lamet)在水稻收获时，必用铜鼓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他们用羽毛蘸鸡血，洒在铜鼓青蛙图象的身上，一边唱念，一边击鼓，祈求祖先亡灵赐给他们更多的稻谷，他们认为祖先亡灵听到铜鼓的敲击声，会感到喜悦高兴，给他们带来丰收。印尼罗安岛上有一面当地人非常崇敬的铜鼓，问他们这面铜鼓的来历时，一些岛民说，这铜鼓是沿西部的岛屿带过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显然以前者的回答较为正确。这些事例都表明水稻的传播是与铜鼓的传播密切不可分的。
铜鼓上的蛙饰是非常重要的求雨象征，据海格尔的调查，对印尼大小九个岛屿上的所有铜鼓逐个描述，每个铜鼓的面上都铸有四只青蛙(古籍作蟾蜍)，广西民间的传说，天上有四个雷公，雷公最怕蟾蜍，因为蟾蜍能压制雷公，所以在铜甏上铸四个蟾蜍，以为相互对抗。云南佤族人说铜鼓上的青蛙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喜欢”。缅甸克耶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之时，便敲击铜鼓，同时唱道：“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富饶。”[13]他们又称铜鼓为“蛙鼓”。海格尔的书中称青蛙为“rain maker”(雨师)，他是按印尼人的说法给以英语翻译，完全正确。
青蛙和飞鸟图象在铜鼓上常常同时出现，代表了人的物质生产(稻米)的丰足有保障，以及精神信仰的寄托，朴素而智慧的抽象概括，是鸟田血统文化的特色。
同样是稻作文化的传播，为什么铜鼓不见于日本和菲律宾？因为江南吴越人并不使用铜鼓，铜鼓在南方的边界线，未曾进入湘、赣、闽，远离边界线的吴越人把稻谷带往日本和菲律宾时，铜鼓还远在数千里以外的西南边陲。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和地域差，吴越人只到达菲律宾为止，没有再南下印尼群岛，以后是云南广西一带的百越后裔，把铜鼓随同稻作传进印尼岛屿。在稻作传入菲及印尼以前，当地的原始农业是种植块根类作物为主，且已有相当发达的灌溉设施和梯田兴筑等，辅以小动物为蛋白质来源，前节业已论及。
中国稻作向南传播的关系从泰、缅语与壮傣语的关系上也有迹象可寻。据对泰、傣、壮三种语言词汇对比，在2 000个常用词中，泰、傣、壮三种语言都相同的有约500个，泰和傣相同的约1 500个。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词，都是基本的单音节词根，表明这三种语言起源于共同的母语——越语。三种语言都没有本族的“冰”、“雪”这类词，而同有“船”、“田”“芭蕉”等词，表明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温暖多雨水、但不见冰雪的南方，他们都以稻作为业。壮语使用汉语听借词很多，而泰、傣族则保留本族语词汇，就说明壮族比泰、傣族较早分化，泰、傣族则较晚分化。这种情况与百越南迁之说吻合，壮族留在汉人势力范围较强的两广，语文受汉语影响较深，泰、傣族迁徙到汉人势力不及的西南边远地区，语言上保留本族成分较多。
泰国如今称陆稻为 kao rai，(或记作 kauk lat)，称水稻为 kao na ，这两个称呼都是百越方言。kao 即汉语“谷”，rai是“山”，少数民族的“雷”姓，也是“山”的意思。na 是“水田”的意思，壮语也称水田为 na 。百越语的词汇序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后，汉语则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前，故换成汉语的词序，应是rai kao 即山谷(陆稻)，或 na kao 水谷(水稻)。在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北部，至今还有大量的小地名，汉字作“那”，即 na ，最远处在缅甸掸邦的“那龙”( 97°5′E)，南至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16°N)。[14]这些带“na”地名的残存，反映了当时水稻分布的广泛性。泰国的陆稻品种都带有khao (即谷)的词汇头，如khao daw khao nam mum khao man tun khao sim (均为陆稻)，khao jao dawkpradu khao jao nga chang (为非糯稻)[15]。缅甸如今称籼稻为 kauk kyi,称粳稻为 kauk yin，这两个词汇的前半kauk 是“谷”音的另一种拼写法。缅甸现在的稻品种名称，不少仍带有 kauk 的词汇头，如 kaukhlut, kaukunan, kaukhangl, kauksan 等 [16]，和泰国的一样。云南少数民族的稻品种名称亦类似，都带“谷”或“禾”的词头，从略。谷(或禾)是极其古老的谷物称呼，且是大名，即泛指一切栽培的禾本科谷物，如黍、粟、稻、麻、薏苡、高粱等。这与原始农业实行混播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混播的作物群体中，人们并没有给每一种作物取名。这与英语的corn一样，在苏格兰可以泛指小麦、大麦、燕麦。故玉米从美洲传入英国，便用印地安人原名，称maize ，以与本地的麦类相区别。但玉米在美国则称corn，因为不会发生与麦类发生混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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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竹著《苗族神话研究》第一章，11～1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 董楚平，「鸟田器」试说，《故宫文物月刊》，16卷 5 期，1998，8
[3]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前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 徐松石， 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杭州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8
[5]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Van Heekere,H.R.,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s ,Sector 3, Kettle drums,1958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0] 张增祺，略论铜鼓的峄和传播，同[10]
[11]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汪宁生，佤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4]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5]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6] 程侃声，《稻米之路》（渡部忠世）中译本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稻作的起源和传播离不开人，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把稻作起源历史推前到距今8 000年前。那么，距今8 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黄河中下游生活着的是些什么氏族？彼此间如何交流融合？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古人类学着重研究农业起源之前的旧石器及其以前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只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它们区别的标志是什么样的陶器，彩陶？黑陶？印纹陶？什么样的石器，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磨棒？石杵和石臼？考古所藉以区别的只是物，而非人。考古上牵涉到人的，只有非常有限的墓葬的方式，推断其社会的性质而已。在文献记述方面，可以推溯的最早期氏族名或人物，像少典、炎帝、黄帝、颛顼、祝融、尧舜等，或是传说或是神话和传说的揉合，早些的很难与考古时期挂钩，迟些的已接近夏商的时期，与8 000年前还有数千年的空白。这些传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关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多，却紊乱而矛盾，它们本身还处于研究和争鸣之中。研究水稻遗传分化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使用现代手段，深入地分析线粒体 DNA、植物硅酸体等，并以之结合出土的遗址年代，作出一些有关稻作起源、分化的结论，但同样不能与当时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提供某些信息。
因此，对稻作的传播，我们只能大体上按比较可信的传说材料，作一点分析。
中国新石器早期的氏族人，主要是西北甘青高原的羌人和东部沿海的东夷。所谓三危、三苗和蚩尤是羌人的三个部落。据传说[u1] ，他们约在6 000年前就和炎帝一起，沿黄河向东迁徙，直到鲁中。在迁徙过程中，三个部落融合为一，由蚩尤统领，先战胜炎帝，后来和黄帝族争夺中原失败。战败的蚩尤族分不同的路线撤退，一路沿老路西迁至豫西山区，经历唐、虞、周长达2 000千年的征伐，再向江汉平原洞庭一带退避，成为史书上所称的南蛮。另一路继续向西南迁徙的，便是今苗族(苗、蛮同音)。当然，未曾撤退的便和汉族融合了。所谓南蛮，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其实他们的先人是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部落群体，后来因被羌戎、东夷等联盟集团战败，逐渐迁到长江中下游，以后迁至珠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因而被称为南蛮。同样迁至北方、东北、西北的，被称为北蛮。黔东北的《苗族史诗》里唱道：“…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的地方，打从人间出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苗人留恋过去住过的“旺儿的城池”(旺儿指帝王)，还有“勾吴水乡”(勾吴意为水乡之国，今苏、皖、浙一带)[1]。这些史诗反映了苗人最初是南蛮的一支，住在太湖地区水乡，从事水稻耕作，他们每迁至一个新的地点，依然种植水稻，直到进入山区，才被迫改种杂谷。他们经过的地方，可能人烟稀少，稻作还是他们携带传播的。
东夷是上古时代亚洲东部最昌盛的一个族群，与羌族群媲美。东夷族奉鸟为图腾，主要是雁鹄、燕子等候鸟。从河姆渡、良渚文化到春秋时吴越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图象。(图4-6、图4-7)。
良渚出土的“耘田器”，当初只是形容其形状像现在水田里使用的耘田工具，后来竟以良渚文化时已有耘田技术传播开去，经过许多人的怀疑和质疑，虽然不大有人坚持是耘田之器，但也说不出该器究作何用的解释。最近董楚平根据台湾学者发现“耘田器”和饕餮纹可以重合的现象，象征图腾神和人的合一。因而作出新的解释，即所谓“耘田器”当是一种飞鸟的图腾象征，拟取名“鸟田器”[2]。笔者建议可取名为“鸟田徽”，董先生表示同意。(图 5)。」
何光岳[3]认为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如南蛮族团、北狄族团、东胡族团、百越族团的分支，几乎都是从他们两个大族团中分出去的，或是由这两大族团的某些支系在融合中分出去的。西羌族团的始祖是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东夷族团的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这四个支族的共同祖先便是华胥氏。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是东夷族团的代表类型，但东夷族团的支系繁多，其来源、迁徙、演变、融合比较复杂，难以清理，至今是个难题。
长江中游最早的稻作遗址已有 8 000 余年历史，下游也有7 000 年历史，黄河流域早期的稻遗址没有超过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4 500年)的，这是否意味着在龙山文化以前，稻尚未传入黄河流域？同样，黄河流域的黍粟亦未曾传入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族群还没有南下至长江流域？那么，在长江中下游从事稻作的又是那些族群？是南蛮和东夷的先民？这些似乎都有可能，也都欠有说服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稻作的北移(或黍粟南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们要经历一个年复一年的相当长的时期，从小规模的迁徙聚居交流，逐渐扩大范围。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不大可能都留下遗迹。贾湖遗址地处淮河上游，贴近黄河中游，既然已经出土了稻谷遗存，是给上面推断的一个有力支持，我们期待有进一步的发掘，获得更为肯定的回答。到了龙山、良渚文化时期，部族间的交往或战争渐趋频繁，石器、陶器型制的变化，出现相互影响的痕迹，日益明显，自然亦意味着稻作和黍粟的交流日趋平常，龙山文化稻作的落户，遂为稻作的进一步向朝鲜、日本传播奠定了基础。朝鲜和日本稻作遗址的年代又较龙山文化为迟，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稻作东传的终点站，再往东便是茫茫汪洋了。
如果说稻作北传在早期是朦胧不清的话，那么，稻作从长江流域向南的传播则要清晰得多。稻作南传与北传还有一点不同，北传的稻作，到日本的弥生时期(秦汉之交)业已结束了，此后是稻作在日本境内扩大的事。但稻作南下的时间要拖得很长，内容也很丰富，因为南传牵涉到很多的少数民族，上述苗族的迁徙便是一例，其他如傣族、侗族等也类似。而且传播的地理范围直到南洋岛屿(详下)。
现今南洋的马来人、印尼人、菲律宾人，都不是南洋岛屿的原住人。据徐松石研究[4]，南洋的原住人是小黑人(negro)，现今马来半岛的沙盖族即是小黑人的孑遗。东南亚大陆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大批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他们与小黑人通婚，形成波里尼西亚族(夏威夷土著)。到了约2 300～2 200 年前(战国秦汉)时，另一支移民即百越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包括渤海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迁入南洋，把大部分波里尼西亚人挤走，又与留下的波里尼西亚人通婚而形成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即人种学上所称的棕色人种。百越人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又名鸟夷，今马来语称稻田为Lautan，此时此刻即汉字“雒田”的音译，雒是短尾候鸟鸿鹄之类，与古籍所载“鸟田”有关，故徐松石称南洋人的血统为“鸟田血统”。但徐松石释鸟田为“海洋”，我们则认为鸟田当指稻田。P.Whealley[5]指出“有关水稻在东南亚传播的文献必须在该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是很对的，所以论鸟田血统局限于海洋而排除水稻是不完整的。
R,P. Hill指出，马来、波里尼西亚制陶系统的“Ban-Malay”可能来源于中国东南的几何型陶，几何型陶的原始人已经知道种稻，并驯化饲养了猪、狗和牛羊等。约3500年前 Ban-Malay已经非常明显地形成自己的传统，所以他们不是在秦汉时因避汉人南下才开始制陶的。他认为外迁的汉人中，一部分人向北，把水稻带到日本，更多的是向南、向西到达巴拉望岛(菲)、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亚、泰国、越南及柬埔寨[6]。比此前 Solheim 的估计要早得多，后者认为南下的中国人约在公元前200 年(西汉)到达巴拉望，约公元500年(南北朝)到达沙捞越，约公元1 000 年(北宋)到达马来亚，这些人都是种稻的[7]。Solheim把中国人到达南洋的时间估得这么迟，同Hill所估的相差很远，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向南洋的迁徙是个历史延续的过程，并非局限于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
百越后裔把水稻带向南洋的另一重要证据是铜鼓。中国西南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行着特有的铜鼓文化，铜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诸如乐器、礼器、祭祀、贮贝、庆典、集会、战阵、赏赐、上贡等，还有炫耀财富、显示身份等作用。但追溯铜鼓的初期使用目的，还是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铜鼓不是农具，不能用于田间任何操作，但铜鼓确实是农业生产的精神寄托力量。上述铜鼓的各种社会功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增添上去的。铜鼓最初作为乐器，是与祭祀祖先、祈求稻谷丰收分不开的，它的纹饰内容最基本的也是这两个方面。因此，抓住这一线索，看看和水稻传播的关系，就很有启发。铜鼓上常有鸟人纹饰，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上即有鸟人乘舟的纹饰，似有“羽化登仙”的象征(图4-8)，与云南西林出土铜鼓上的羽人乘舟类似(图4-9)。
20世纪五十年代，海格尔(Van Heekeren)曾首先对流行于南洋的铜鼓作了调查研究，将他所看到的铜鼓分为海格尔Ⅰ、Ⅱ、Ⅲ、Ⅳ四型，把铜鼓的起源中心定为越南东山铜鼓，把中国铜鼓归入 Ⅳ 型，缅甸卡伦铜鼓为 Ⅲ 型等。[8]海格尔的这个分类有很大错误，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当时不可能想到中国西南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积累起1300多枚的铜鼓，改变铜鼓研究的面貌，明确了中国铜鼓的时间系列大大超过越南东山及整个东南亚铜鼓的时间。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和祥云大波那铜鼓是最早的铜鼓，属春秋早期或中期，而东山铜鼓已属战国晚期，与云南晋宁、江川铜鼓及广西西林铜鼓相当。迄今为止，所有早期铜鼓都出土于云南境内，越南境内所有出土铜鼓，以东山最早，地理位置最北，其余铜鼓都在东山以南，表明它们自北而南的传播。云南中期(战国至东汉)的铜鼓以晋中宁石寨山铜鼓为代表(包括东山铜鼓)，上与楚雄万家坝式相衔接，下与冷水冲式相衔接，时间在东汉至南朝之间，上下继承关系清楚。其中冷水冲铜鼓是出现羽人和蛙饰的重要时期。[9]海格尔将铜鼓在印尼的分布情况，绘为示意图，一目了然，但需要加以补充修正，如图4-10。
图4-10中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越南北部加上阴影，表示这些地区是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老挝、越南中南部、泰、缅、柬埔寨等国为铜鼓分布的次中即过渡地带，马来亚及印尼群岛为铜鼓传播的最后地区。云南、广西、广东、湘西、越南北部(四川南部未绘出)因数量太多，只用一个铜鼓表示，泰、缅、柬、马来和印尼群岛的铜鼓符号基本上代表实际出土地点和数目，但只限于五十年代，不过此后也不再增加了。图中的箭头传播方向系据外电报道张增祺论文[10][u2] 加以简化并稍有补充。表明以云南洱海滇池为中心，向北经金沙江而进入川南(图中未标出)；向东偏南进入广西、广东。向南入缅甸，以纠正海格尔Ⅲ型原产缅甸的观点。另外，考虑到两广直接从海路传入南洋的可能而增添。铜鼓到达南洋的时间并不很迟，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罗安岛及帝汶以东都有铜鼓分布。铜鼓到达爪哇及其以南的岛屿的时间据认为在公元 100～500年(东汉至南朝)[11]。引人注目的最大最漂亮的铜鼓是在印尼最东端最不重要的一些岛屿上。铜鼓上的图像和纹饰很多，图像方面加以归纳，不外两点，一是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如人的劳动、狩猎，动物如青蛙、飞鸟，天象如太阳、星星等。二是与精神生活有关的，如羽化的人，飞鸟等，当然，二者又有密切关系。表达农业劳动的如“芒人”(Muong，按，实即“蛮”的同音)的铜鼓上有两个人舂稻谷的图象，Ngoc-lu 人(芒人的一支)的铜鼓上有两个人持杵臼、四个人持点种棒打穴播谷的劳动图象。Hoang-ha铜鼓上有两个怀孕妇女从事打谷、扬谷的劳动。这种有舂米劳动的铜鼓，在冷水冲式铜鼓上其“鼓面既有十只以上的鹭鸟环飞，又有一晕羽人跳舞，击鼓、舂米的圆阵图”[12]。共有170 余面，表明与稻作的密切关系。泰、缅、老挝山区的拉棉人(Lamet)在水稻收获时，必用铜鼓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他们用羽毛蘸鸡血，洒在铜鼓青蛙图象的身上，一边唱念，一边击鼓，祈求祖先亡灵赐给他们更多的稻谷，他们认为祖先亡灵听到铜鼓的敲击声，会感到喜悦高兴，给他们带来丰收。印尼罗安岛上有一面当地人非常崇敬的铜鼓，问他们这面铜鼓的来历时，一些岛民说，这铜鼓是沿西部的岛屿带过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显然以前者的回答较为正确。这些事例都表明水稻的传播是与铜鼓的传播密切不可分的。
铜鼓上的蛙饰是非常重要的求雨象征，据海格尔的调查，对印尼大小九个岛屿上的所有铜鼓逐个描述，每个铜鼓的面上都铸有四只青蛙(古籍作蟾蜍)，广西民间的传说，天上有四个雷公，雷公最怕蟾蜍，因为蟾蜍能压制雷公，所以在铜甏上铸四个蟾蜍，以为相互对抗。云南佤族人说铜鼓上的青蛙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喜欢”。缅甸克耶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之时，便敲击铜鼓，同时唱道：“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富饶。”[13]他们又称铜鼓为“蛙鼓”。海格尔的书中称青蛙为“rain maker”(雨师)，他是按印尼人的说法给以英语翻译，完全正确。
青蛙和飞鸟图象在铜鼓上常常同时出现，代表了人的物质生产(稻米)的丰足有保障，以及精神信仰的寄托，朴素而智慧的抽象概括，是鸟田血统文化的特色。
同样是稻作文化的传播，为什么铜鼓不见于日本和菲律宾？因为江南吴越人并不使用铜鼓，铜鼓在南方的边界线，未曾进入湘、赣、闽，远离边界线的吴越人把稻谷带往日本和菲律宾时，铜鼓还远在数千里以外的西南边陲。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和地域差，吴越人只到达菲律宾为止，没有再南下印尼群岛，以后是云南广西一带的百越后裔，把铜鼓随同稻作传进印尼岛屿。在稻作传入菲及印尼以前，当地的原始农业是种植块根类作物为主，且已有相当发达的灌溉设施和梯田兴筑等，辅以小动物为蛋白质来源，前节业已论及。
中国稻作向南传播的关系从泰、缅语与壮傣语的关系上也有迹象可寻。据对泰、傣、壮三种语言词汇对比，在2 000个常用词中，泰、傣、壮三种语言都相同的有约500个，泰和傣相同的约1 500个。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词，都是基本的单音节词根，表明这三种语言起源于共同的母语——越语。三种语言都没有本族的“冰”、“雪”这类词，而同有“船”、“田”“芭蕉”等词，表明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温暖多雨水、但不见冰雪的南方，他们都以稻作为业。壮语使用汉语听借词很多，而泰、傣族则保留本族语词汇，就说明壮族比泰、傣族较早分化，泰、傣族则较晚分化。这种情况与百越南迁之说吻合，壮族留在汉人势力范围较强的两广，语文受汉语影响较深，泰、傣族迁徙到汉人势力不及的西南边远地区，语言上保留本族成分较多。
泰国如今称陆稻为 kao rai，(或记作 kauk lat)，称水稻为 kao na ，这两个称呼都是百越方言。kao 即汉语“谷”，rai是“山”，少数民族的“雷”姓，也是“山”的意思。na 是“水田”的意思，壮语也称水田为 na 。百越语的词汇序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后，汉语则是修饰语在名词汇之前，故换成汉语的词序，应是rai kao 即山谷(陆稻)，或 na kao 水谷(水稻)。在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北部，至今还有大量的小地名，汉字作“那”，即 na ，最远处在缅甸掸邦的“那龙”( 97°5′E)，南至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16°N)。[14]这些带“na”地名的残存，反映了当时水稻分布的广泛性。泰国的陆稻品种都带有khao (即谷)的词汇头，如khao daw khao nam mum khao man tun khao sim (均为陆稻)，khao jao dawkpradu khao jao nga chang (为非糯稻)[15]。缅甸如今称籼稻为 kauk kyi,称粳稻为 kauk yin，这两个词汇的前半kauk 是“谷”音的另一种拼写法。缅甸现在的稻品种名称，不少仍带有 kauk 的词汇头，如 kaukhlut, kaukunan, kaukhangl, kauksan 等 [16]，和泰国的一样。云南少数民族的稻品种名称亦类似，都带“谷”或“禾”的词头，从略。谷(或禾)是极其古老的谷物称呼，且是大名，即泛指一切栽培的禾本科谷物，如黍、粟、稻、麻、薏苡、高粱等。这与原始农业实行混播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混播的作物群体中，人们并没有给每一种作物取名。这与英语的corn一样，在苏格兰可以泛指小麦、大麦、燕麦。故玉米从美洲传入英国，便用印地安人原名，称maize ，以与本地的麦类相区别。但玉米在美国则称corn，因为不会发生与麦类发生混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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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竹著《苗族神话研究》第一章，11～1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 董楚平，「鸟田器」试说，《故宫文物月刊》，16卷 5 期，1998，8
[3]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前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 徐松石， 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杭州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8
[5]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Van Heekere,H.R.,The Bronze-iron Age of Indonesis ,Sector 3, Kettle drums,1958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0] 张增祺，略论铜鼓的峄和传播，同[10]
[11]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转见 Hill,R.P. ,Rice in Malaya;: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p.1～13,197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汪宁生，佤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14]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5] 游汝杰，从语言学角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传播，《农史研究》，第三辑，农业出版社，1982
[16] 程侃声，《稻米之路》（渡部忠世）中译本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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