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9th, '11, 18:41
东江河道变迁与古代惠州的城市发展
叶岱夫
1. 惠州古城的历史起源
惠州是粤东地区的一座历史古城，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惠州还是东江流域及其毗邻地区稳定千年的行政中心。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惠州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春秋中晚期，在岭南的古越族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不很发达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惠州市三栋镇官桥乡瓦窑岭春秋遗址出土有春秋时期的夔（Kui 音葵）纹硬陶[1]，据鉴定分析，这批以夔纹硬陶为代表的文物，其年代约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476年），属广东青铜器时代的夔纹陶类型文化遗迹；此外还在境内发掘出春秋时期的青铜编钟、兽足云雷纹铜鼎；今博罗龙溪镇银岗村的银岗遗址出土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铁斧、铁刀、铜器、铜斧、铜箭头等[2]。据此，可以推断，春秋时期东江中下游的惠州附近地区的阶级社会关系已经产生，城市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具备。
实际上，惠州原始聚落的形成发展，早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开始了。春秋时期，惠州属于百越范围，战国时期惠州一带地方曾建立过一个小国傅（符）娄[3]。《吕氏春秋？恃君篇》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该书成书三十几年后，秦朝在今惠东梁化屯设立了傅罗县治。越族无文字，历来认为，傅罗就是缚（符）娄的汉语转音记录[4]。据此观之，最迟在战国末年惠州附近地区就已经出现过城市，但位置不在今天的惠城城区范围。
惠州有史可考的城市是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立的傅罗县治。秦朝在粤东设立了龙川、揭阳、傅罗三个县。位于今惠东梁化的傅罗县治既扼守着番禺（今广州）至龙川的河运咽喉，又控制着番禺至揭阳交通的水陆转运点[5]。我们知道，今惠东梁化所在地距离东江干流最近点（惠阳横沥）约十公里，但东江古河道曾流经过今天的梁化。也就是说，东江河道变迁是梁化县治兴衰的历史地理原因。由此可见，位于今梁化的傅罗县治既是秦朝统治原缚娄国越族居民的政治中心，又是镇守粤东交通枢纽和咽喉部位的一个军事中心，同时还是东江流域的河运中心和经济中心，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典型的古代城市。现存梁化古城遗址，应该是从秦代开始建立的。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惠州一带设博罗县，东晋咸和元年（326年）从南海郡分治东官郡，博罗等县属之。从考古发现，惠州附近地区有很多东晋至南朝墓葬，说明了此时惠州附近已成为人口密集之地。秦汉至南朝天监年初，设博罗县治于梁化屯。梁天监二年（503年）徙博罗治于浮碇港（今博罗县城），并置梁化郡于梁化。自秦至隋期间805年，梁化屯都是县、郡的治所。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年）于白鹤峰设归善县治，隋开皇十一年（591年）于梌山设循州总管府，惠州已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西晋时傅罗改名博罗，南朝梁时期博罗县治升为梁化郡治[6]，从隋朝开始本地区的政治中心迁至今惠城区，此后惠东梁化附近连个县治也没有设立过。今惠城区与秦傅罗县治具有同样的地理位置，都处在莲花山脉西侧的平原低地，都是粤东的交通枢纽，城市的腹地基本重合，只不过是因为东江及其支流西枝江河道的变迁，城市具体地址有所变化而已。傅罗县治、梁化郡治，以及隋以后的循州州治[7]、宋以来的惠州州治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与东江及其支流西枝江河道的变迁密切相关。概而言之，傅罗县治的起源就是惠州城市的起源。
唐朝之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割局面，今广东省境内为南汉王国。乾享元年（917年），当时的统治者迁循州于龙川，并于原循州地立祯州，管辖原循州辖县。这是惠州史称祯州的由来。宋开宝四年（971年）改原祯州、循州为祯州。宋天禧五年（1021年），为了避太子赵祯讳，改祯州为惠州，惠州之名由此而起。据导师曾昭璇教授文[11]中分析，惠州之地名开始使用之前，即宋代以前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东江及其支流西枝江河道的特点都表现为有明显的三角洲地貌景观，其中包括东江三角洲和西枝江三角洲。其时城市的腹地与三角洲的腹地基本重合。
2. 城市的粤东门户地位
粤东地区的山川形势构成了惠州城市所处的“粤东门户”地位。在粤东，莲花山脉以南主要是丘陵和沿海平原，山脉以北呈现岭谷相间的区域地貌分布。武夷山余脉延伸而下的七目嶂乌禽嶂又把莲花山脉以北地区天然分隔为东江、梅江两个流域系统。粤东山川形势呈现出三单元的格局即莲花山脉和武夷山余脉二者分割开来的三个地理单元。历史上的州郡边界与三单元界线相当吻合，而州郡治所往往就设在各单元的交通辐聚之地。
在郡县二级地方政府体制下，秦汉傅罗县的地位高于后来所称的县，它控制着相当于今天惠州、汕尾、东莞、深圳全部和河源市部分地区的广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这样大范围的行政中心城市的位置是如何选择的呢？其依据又是什么？我们知道，在秦朝设置的粤东3个县中，龙川县治在今龙川佗城，这里是东江上游地区的交通辐聚之地，亦是东江上游和梅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交通联系的水陆转运站。揭阳县治虽地址不详，但从该县在晋初并入海阳县来看，它处于韩江下游与珠江三角洲交通联系的节点上是无疑的。联系这两个县治的位置来看，处在惠东梁化的傅罗县治，正是从南海郡治番禺（珠江三角洲）通向莲花山脉南北两侧地区的“丫”字形路线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用有如粤东西部地区的一个门户。显然，东江中下游的宽广水道便成为南海郡治番禺通往粤东门户城市的最便捷的交通要道。简单地说，不仅秦代前的部落小国符娄的中心地区是占据这样一种“门户”地理位置，而且其后的东官郡治[8]、梁化郡治、惠州州治所也都是追寻这样一个粤东地区西部门户的地理位置。
实际上，门户一说是从统治者的立场而言的，粤东门户实指南海郡治控制粤东地区的一个基地。但从另一方面看，门户又成了粤东地区土著或先民的一个西进抗衡统治者的跳板。从秦时起一直到唐朝末年，每当统治者势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的起义外足以扩张势力、开拓疆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门户重镇为经略粤东的基地。反之，每当统治者势力衰退，农民起义作为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日趋激烈的时候，粤东的革命力量，也常常乘机西进，于是门户又成为统治者一个军事防守的重镇。最后到了防守无效，门户又成为必争必夺之地，并以之作为继续西进的跳板。自然，这其间也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惠州城市又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粤东的一个经济中心地。
3. 古代城市的职能演变
如前所述，早在惠州城市起源之始，它就是岭南的古越族活动中心之一，秦朝设立的傅罗县治象一个统治越族的“据点”。东晋以后，城市职能开始发生变化。
东晋至南朝时期，博罗县治发展为梁化郡治的过程，反映了惠州城市职能强化的原因。东晋义熙九年（331年）成立东官郡时，博罗属南海郡；东晋太和元年（336年）在今惠城、惠阳一带新设的欣乐县也属于南海郡。南朝宋时期设立安怀县（今惠东县）时，欣乐县和安怀县一起划归东官郡，而博罗仍属于南海郡。梁时期以怀安（安怀改名）和欣乐为主体成立了梁化郡，却把原博罗县治从博罗割出，设为梁化郡治。设县的增加和隶属关系的变更表明，这些县治所在的西枝江流域，受到当时流域开发和沿海开发的双重影响，带动了这片平原低地的经济走向成熟，从而促成了郡（州）级行政地位的确立，也为惠州城市作为中心地辐射与吸引更大范围的腹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依靠这样的基础，隋唐时期循州所辖地域比以往大为增加，惠州城市的职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直到唐代，惠州城市职能还是以政治中心为主，经济中心职能相当薄弱。按照大中五年（851年）唐朝政府的规定，“中县户满三千”才准设立市场。当时循州州治所在的归善县（今惠阳）约有3000户人口，却是个下县，还不够资格设立政府认可的市场。
惠州经济职能的完善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个时候，宋代的东江三角洲开发表现为“围堤兴筑”。因为筑堤护田，洪水不能淹入，确保丰收。农业的兴隆直接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见曾昭璇. 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历史地貌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貌研究室. 1993年7月印（油印稿）第11页）。宋代时惠州的城市经济已有相当规模。在今惠城区东平窑头的北宋窑址，出土5种胎色、9种釉色、10多种器形的大批瓷器和5.05万枚铜钱[9]，该窑品种全、规模大。由于腹地农垦事业的发展，宋代的惠州已成为广东三大米市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设施逐渐增加，城墙遗址至今可考，望野亭、东新桥、西新桥等名胜古迹至今沿用。
明代以来，随着农村墟市的兴起，惠州城市职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开始分化。明嘉靖年间，惠州已具有十字街（今中山东、南、西、北路）、东新桥头和水东街3个较大的固定市场。十字街是与官署相联系的传统商业中心；东新桥头和水东街分别处在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临近西枝江河口的地方，是凭借水运发展起来的东江流域及其毗邻沿海地区的物资集散地。需要指出：宋代以后，随着人工围垦的加速，东江的水运能力日益增加。因为，人工围垦把东江下游三角洲放射状三角洲水道系统，改变成单一正干流道，增大了船舶的吃水深度。当然，人工围垦也直接限制了东江河道的自然摆动。
4. 缚娄古国与东江河道
最近，博罗县罗阳镇横岭山发掘出广东目前最大的春秋时期墓葬群[10]，墓葬及大量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和探索广东先秦时期考古学的编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为寻找和复原先秦之前存在于惠州境内的缚娄古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著名史学家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 1982年第一版）上，在战国时期我国的版图中，明确标明，博罗曾是“缚娄”（符娄）国的所在地，从版图上看，这个小国管辖的范围不仅限于惠州、博罗一带，可能深圳、东莞、河源、龙川、海丰、陆丰等地亦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从目前已发掘的几个重大遗址（铁场苏屋岗春秋时期青铜器遗址、园洲镇田头塘角村春秋窑址、龙溪镇银岗先秦遗址、新发现的罗阳镇横岭山两周时期墓葬群遗址）的分布看，它们大致位于博罗县境内东江沿岸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带东西长约30公里。由此可见，缚娄古国的形成与东江有密切的关系。反之，东江河道的改道变迁也会影响到当时古国和古城的分布。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曾涉及到以东江河道变化推论古城的存在。如果将这一推测用在博罗县境内的东江沿岸狭长地带的话，缚娄古城遗址的位置很可能在东江的古河道岸上。需要指出，位于博罗县东北部的公庄镇散屋村春秋时期古编钟遗址是一个距离东江沿岸狭长地带较远的春秋遗址，虽然距离罗阳镇（博罗县城）70公里，但距东江最近距离约30公里，也许这个遗址的所在地就是东江故道或其支流的流经地。
我国著名地貌学家曾昭璇教授在70年代末研究了东江水系河道变迁情况时指出：东江在史前已有古河道由泰尾（美）出小金洞（口），于温坑、田螺川（即田螺旱峡，今汤泉附近）一带接入东江水道（见：《珠江水系下游河道变迁》，曾昭璇、黄少敏，广东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1期第5~15页）。据此分析，这一时期（历史年代有待于考证）的东江渡口位置就不在梁化和惠州两地，而是在汤泉附近地区。根据上述所说的“县治、郡治应该处于控制东江渡口的位置”的论点，可得出推论：汤泉附近地区有可能是古东江渡口的所在地，进一步说这里就有缚娄古国和古城遗址存在的可能性。曾昭璇教授还认为东江在史前“博罗以下才属于河口区放射状汊道”（这一论点还可以从博罗以西下游地区的聚落地名密度明显较大的事实上得到证实），这样就进一步证明了缚娄古国和古城遗址有可能存在于古东江三角洲的顶点与古东江渡口之间的位置。但完全断定先秦之前缚娄古国（城）遗址的存在，还有待进一步的材料充实，如找到古人的居住遗址或城墙遗址等。
5. 惠州方言与东江河道
东江流域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与楚越古国所在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极为相似，来源于楚越古语的惠州方言便有了承传发展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东江河流地貌、地理环境。惠州方言是典型的沿江聚落语言，楚越古语中的许多元素在沿江河的地理环境和交流频繁的城市环境中得以延续。但是，惠州方言的使用地域内部，也存在着方言口音的地区差异性。惠州方言最明显的口音差异分化就是以惠城区所在地的东江中游为中心，向上游客家山区的分化和向下游广府三角洲平原区的分化。简单地说，就是惠州方言具有两个方向的空间分化：向上游方向口音渐渐接近客家方言；而向下游方向口音则渐渐接近广州方言。如果以惠城区所使用的方言为地道的、纯正的惠州方言的话，向上游扩散的惠州方言口音、声调有着朝客家方言转变的空间趋势；相反，如果向下游扩散，惠州方言的口音、声调却有着朝广州方言转变的空间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惠州方言的形成除了受楚越古语的最初影响外，东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门户地理位置，决定了惠州方言对来自两个空间地域的方言进行文化整合。即对来自下游方向的广州方言和来自上游方向的客家方言进行区域语言文化整合（另据笔者最新研究和考证，惠州方言还极有可能通过西枝江流域的文化扩散和文化交流形式，对韩江流域的潮汕方言有所整合，令惠州方言中隐存着潮汕方言的语份）。这就是惠州方言乍听起来，既有点象广州话又有点象客家话，是广州方言和客家方言甚至潮汕方言的柔和。另外，由于古东江下游三角洲河道在宋代以前的摆动较为上游频繁[11]，所以，惠州方言受广府三角洲平原区的影响也较大，口音、语调、土话、叠词等的运用更具有广州方言的特色。由于东江上游的河道摆动幅度较小，所以，惠州方言的使用区域呈现线状分布格局，并很快就过渡为客家话。而向下游方向，惠州方言的使用区域呈现出块状分布格局，并融入面积广大的广州方言区。由此可见，东江河道摆动的空间差异性是惠州方言内部分化的重要条件。
6. 结论
综上所述，惠州古代城市的迁移与东江古河道的摆动密切相关。东江古河道的几次摆动，使惠州古城的位置发生了相应的移动。首先是向东的迁移，即从春秋时代开始，随着古东江在本地区的向东弯曲曲率的增加，古城市的位置也自西向东迁移。如从最早西部的缚楼古国，到中部惠州古城，再到东部的梁化古城。但是，历史上东江河道在本地区的向东弯曲曲率并非一直在增加，相反也会减小，即河道向西裁弯取直，这时候城市的位置也随着河道的取直而向西迁移。如古城又从东部的梁化郡（今惠东境内）西迁至惠州府城。从整个东江中下游流域来看，这种城市位置的东西迁移更为明显。处于东江下游的东莞市北部的古城（如石龙、石排、企石、桥头一带）很可能是在东江古河道向西裁弯取直的情况下建立的。产生这种河城共生地域系统的根本原因就是古东江的重要水源水运价值。从存在主义的人地关系理解，“依水建城”与“水流离城”是人地的一对矛盾，前者有利于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后者却是消减城市活动对河流污染的自然地理过程和地球物理过程。“水流离城”尽管是一个漫长岁月，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需要”。因此，从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未来的“依水建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执着在河岸建设城市，可以扩大江河水景对城市环境的空间辐射范围，不失为生态环境保育的自然之“道”，弃“依水建城”之下策，顺应“水流离城”的自然规律性，尊重河流分流入海的自然规律性，就不会出现水位涨幅与河堤高程竞相“攀高比赛”的被动局面。这样一来，随顺自然而不与其抗争，此举正应古印度《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12]，人与水的对立、城市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对立才会根本化解。处理人与水、城与河的关系，金刚般若教导我们要离相、离执[12]，也就是说，从以科学知识处理人水关系转变为以科学智慧处理人水关系，进而上升到以科学智慧处理好城市与河流的关系。建造一种顺应自然的人水“气氛”和城河“气氛”，唯其如此，包括人水互感、城河互感在内的人地互融的微妙景观才有可能逐渐形成。东江（包括西枝江）与惠州的城市的关系莫不如是。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邹永祥,吴定贤. 惠州文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5
[2] 见《惠州日报》，1996.12.31.1.
[3] 惠州市情调查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惠州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4
[4]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54~58
[5] 据笔者的导师曾昭璇教授的研究认为, 惠东梁化是东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今惠东梁化能成为一个稳定800余年的县治、郡治完全是因为它曾控制着东江渡口的位置。此后河道变迁使渡口和水运转运站的位置出现在今惠州城区所在地，治所移出梁化郡治后，即设在今惠州中山公园附近。从城市的起源与东江河道的关系上看，今天的惠州城区与古代的惠东梁化的交通位置是一致的。今惠东梁化所在地据东江干流最近点（惠阳横沥）大约十公里，但东江古河道曾流经今天的梁化。也就是说，东江河道的变迁是梁化古城兴衰的历史地理原因。
[6] 秦时五岭以南为陆梁地，意为岭南之人。晋置南海郡博罗县，梁化为博罗县城。梁化表示“强梁已被开化”之意。
[7] 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州县两级地方行政建制。开皇十一年（519年），废梁化郡，设循州总管府，府治在今惠城区内。
[8] 晋统一后，于咸和六年（331年）分出南海郡部分地方，设立东官郡，欣乐县在东官郡的管辖之下。
[9] 邹永祥主编. 惠州市惠城区地情500问.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231
[10] 见《惠州日报》，2000.6.6.1
[11] 曾昭璇. 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开发历史地貌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貌研究室. 1993年7月印（油印件）: 70-71.
[12] 琼那·诺布旺典. 图解金刚经[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