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宝墓前石刻的考古文物价值

王大宝墓前石刻的考古文物价值



　　曾骐　　盛创武

　　历史是奔腾曲折的长河，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无不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古老文明、人杰地灵而引为光荣和自豪。故弘扬历史文化和保护文物古迹是每个国家民族以及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底孕育了古潮州，海滨邹鲁人材辈出，潮州古有宋朝榜眼王大宝，明朝状元林大钦等名人贤士，今有商界巨子李嘉诚和国学大师饶宗颐等知名人士。（郑通扬：《人文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2005年)名公巨儒，前后相望。据《宋史》卷386的王大宝传载：言及宋代潮州人物，首当及王大宝：而言及宋代岭南人物，亦当及王大宝也。明代状元林大钦在评论唐宋潮州先贤事迹时，曾经指出：“文章学识，直言刚正者，王大宝也。”被誉岭南六先生之一的王大宝在宋代有如今天的李嘉诚和饶宗颐的名字一样，家喻户晓，为世人所传颂，王大宝不愧是最早有载传于历史的潮州先贤。他给世人的流芳遗迹主要是现存葬于故里归湖的王大宝墓和潮州砖亭巷路口的“榜眼亭”。古墓早在一九六二年就被评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历代的盗掘，大多数南宋时期的陵墓石刻早已毁灭无存，成为历代皇陵及大墓前石刻的空白，导致上起汉唐下至明清的陵墓石刻艺术长卷在此出现了不应有的断层，成为历史的缺失，幸运的是在我国的南粤大地上还侥存着一座有大量墓前石刻的王大宝墓，这些幸存的历史文化遗产弥合了“断了珠链的艺术史”，填补了南宋墓前石刻的空缺，是我中华大地上珍贵的南宋墓道石刻的艺术瑰宝，有着不可言喻的考古文物价值。

　　大宝墓是一座墓前石刻排列规模自成和保护程度完好的南宋墓,这在国内已是罕见，在广东应是第一。2004年夏，为更好地考证和研究广州大学城工程建设中发现的宋代家族墓，著名的考古学家麦英豪带领广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专家专程亲临王大宝墓考察、论证。在现场专家一致对王大宝墓前石刻保护程度和历史价值，赞叹不已，麦老认为象王大宝墓前石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墓园之气派在我省古墓葬实属罕见，必须引起地方的重视，要很好地保护。

　　说起石像生，在潮州有一段关于归湖无头石猪传说。在大宝墓前石刻有羊有马，但无猪。说来出奇，在归湖山仔村洞口埔蛇地穴处王氏十四世祖的王赢湖墓前有一头无头跪地石刻猪，其雕刻手法与大宝墓石刻手法雷同。对此民间流传一种说法：说原在王大宝墓前一对石猪跑到王瀛湖墓来了，传说古时王大宝前的石猪经常夜间出来捣毁神前村农民的农作物，有一天被神前村民发现，神前村民聚众追赶，二只石头猪惊惶失措，深知主人王大宝很爱护当地农民，意识到此事一旦被主人知道一定会大发雷霆，肯定会被挨打，更不可能想受到庇护，所以不敢往主人王大宝那里跑，慌乱中想到在王氏地头的十四世祖可能会庇护他们，所以狂奔到王瀛湖墓前下跪求情，速度比较快的一只，被王瀛湖公庇护起来；而迟来的另一只石猪正准备下跪求情时，被赶来的神前村民用锄头猛砍下去，猪头落地，太阳一出变成现在的跪地无头石猪。这个传说，当属无稽之谈，但是这些传说却有个规律：内容莫不与被传说者的为人处世息息相关。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准秤，这不正是王大宝“刚直严正”深入人心的体现吗？上述传说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反映出简单的道理：为官者要勤政爱民、大公无私、不护短，刚直正气，老百姓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现存的无头石猪是明代风格的石刻，但与宋代的王大宝石雕群雷同，真实地反映明代承袭唐宋雕刻艺术手法的遗风。

　　王大宝（1094—1170年），字元龟，海阳汤头(今潮安归湖)人，他出生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生活在哲宗及南宋高宗，孝宗三代，终年七十七岁。王大宝是宋代岭南唯一的榜眼，建炎二年（1128）考中进士，列第一甲第二名。这是宋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故称为“龙飞榜”。座落在潮州市太平路，砖亭巷路口的榜眼亭正是为表旌王大宝及第而建，正名“秋台坊”，背书“榜眼”亦叫红亭。他家乡归湖汤头村对面的三万五发电站附近古时建有刻着“文官在此下轿，武官在此下马”的落马亭，也为纪念他而建，当日显赫的事迹成为今日的古迹，这些胜迹的修复完成将构成潮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王大宝公曾授南雄教授，差监登闻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观，知连州提点福建刑狱，提点广东刑狱，礼部侍郎，兵部侍郎，乾道元年（1165年）起为礼部尚书，卒于乾道元年1170年。葬于故里神前山。

　　王大宝富学识，崇俭朴，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悉心力，坚持抗金大业，誉满朝野。朝中奸佞都惊心肉跳地称为“王老虎”。多有意义的绰号——既反映投降派畏之如虎，又看出他抗敌的气概如虎！就是时至今日， 我们也还会为大宝能获这样一个光荣的绰号而感到自豪。王大宝去世后，国师奉命为之择地葬于故里归湖，王大宝墓曰，沉江月。

　　墓地凭借地形地貌及周围自然景观构筑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神道依山势高低错落，平缓的坡道的两侧对称列置着石像生，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这些对称排列的石雕刻,形象壮实稳重,外观的线型与石雕阴刻线条十分简练,在造型方面显着略笨,但气势宏大,有一种雄厚的力量内蓄着,雕塑风格粗旷豪放,予人以奋上的力量,真实地反映着承袭汉唐北宋遗风.停立墓前神道，墓之气派有“如日月之丽天，瞻仰而不坠”。（饶宗颐语，《潮州先贤象传序》）

　　宋代盛行堪舆风水术，即相墓术风糜时期，帝王崇尚，大臣效仿。大宝墓前最能代表南宋墓石刻文化主要是，墓前石刻的择地和墓前石刻的构成。

　　择地：

　　据《地理新书》卷一所载，北宋皇帝赵姓即角，令“西北低垂，东南仰角”。的地理形势为风水上佳。大宝墓坐甲向庚，居高临下，靠坐东南的神前山，向西北山坡平缓低垂，正是宋代时期上佳风水。另外大宝墓前视野广阔，远山峰峦环抱，左右两侧有狮象两山守口并和远处的将军山相呼应，当时墓前石刻前方是大面积的七星墩，有“七星伴月”的美称。古时对面远处韩江滚滚南来，静静归入大海，连结五州。这种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环境可称是藏风得水的风水圣地，也是我国堪舆术的上佳风水。我国堪舆术认为“风水宝地”应是“藏风得水”，即郭璞《葬经》所言“气乘风败，界水则止。”而“气”的运动即“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环境大多能“藏风得水”。而这样的环境，既是生人的理想居住环境，又是墓葬的理想所在。于是王公贵族的墓葬着力选择这样的“山环水抱”背山面水、山坡平缓的地域，这也是江南特有的地域的气候所造成的墓葬环境。国师选此佳作，确实不辱使命，亦酬知音于长久，高明之至。

　　石刻：

　　最能体现石刻文化的是墓园的整体构成和排列的石像生及石刻组合所反映的民俗意义。

　　大宝墓占地4000平方米，墓室坐东朝西，墓碑高2.3米，墓面阴刻“礼部尚书大宝王公墓，夫人郑氏，夫人黄氏”的字样，王大宝居中，左侧黄氏右侧郑氏，此墓是王大宝和夫人黄氏、郑氏的异穴合葬墓。神道长约45米,宽约7.5米，神道依山势高低错落,平缓的坡道两侧自西向东对称排列着石马、石柱、石石羊、石狮，文武石翁仲各一对，共14件。守着文相的前庭约长4.8米，站着武勋的中庭长约5.1米，后庭长约2.5米，前中后庭宽都约7.5米。后庭通往拜桌两边有石阶连着，拜桌两侧是长方形墓围，刻有石鼓各一，石鼓下边左右有弥云头装饰，衬托鼓面。

　　人兽像惟妙惟肖，虽是同一对，但神情各异，面面相对，有远望、俯首的，线条中能刻划出雌雄之别，形神兼备。使观众观看以后有狮子露牙裂口，威猛怒吼，石马石羊温驯可亲，武官威严可怖，文臣却彬彬闲雅，沉思热虑，跃然于石雕艺术形象之中，以至几百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令人觉得其呼之欲活，代表着岭南宋墓石刻最为杰出艺术成就。

　　石马高1.6米，鞍座鞍头高翘，披鞍系绳，忠诚站立，带有听从主人呼唤的灵性，准备随时为主人效忠；石柱高2.5米，神道柱是我国古代贵族墓葬的标志，也叫牌坊柱，在牌坊柱前再立竹笋形的墓表柱是南宋时代的先例，竹笋是南方特有的植物，繁殖能力强，有繁荣谦逊的美称；石羊高1.4米，一对中有昂首静卧的，有俯首屈膝的，形态优美，古代石“羊”读音均同“祥”，有吉祥之义。石狮后腿蹲踞，前腿直立，裂口露牙，令人敬畏。

　　大宝墓的墓前石刻中的珍品应是文武石翁仲，特别是武士石刻，不仅是雕刻艺术，也是研究南宋衣冠服饰文化的宝贵资料。武士高2.1米肩宽0.8米，文臣高1.8米，肩宽0.6米，文臣和武士相距4.8米。文武臣像也都健壮浑实，文臣双手诚惶诚恐地棒着朝笏，头戴无梁帽。镇陵将军双手按剑恭立，身材魁伟，形象威猛，斜眉竖眼，神情震怒，体现雄健气宇轩昂，另一方面还刻画出人像的愁眉苦脸，翘唇闭口的表情，强调墓前文武侍者对墓主逝世的哀伤之情，真实而生动。

　　武士头戴护耳冠，顶部有缨，下额有系带，长披及肩，说明官阶高。是南宋墓前石刻武士的最好实例。武士的长袖则有缚袖之制，束系上半部露出肘腕和手，愈显勇武神气，武士的甲胄，勒帛与飘动翻卷子裙边垂带相映衬，刻画得精细微，胸前左右有双人面护心镜，两护肩饰复龙首（兽头）披膊。石刻武士的手腕部还戴有十分精致的皮革护腕，饰有花纹增加了武士的肃穆和威风，摆出一副随时作战的姿势。在后庭上拜桌的墓围的两侧有二石鼓，石鼓是中国吉祥物，我国民间有“除邪辟恶镇宅大吉”的说法，显示威严。鼓面下面左右刻祥云衬托，鼓面如冉冉旭日，鼓座又刻如意祥云，祥云托日之意。

　　武士的衣冠服饰，真实反映了南宋继承汉唐北宋遗制，这是由于南宋建都临安，因江南河道纵横，战车戎马不利于作战，故大力发展甲胄，使南宋的铠甲制作和应用推向精密细致。南宋石刻中侍卫武士的长靴，既可御寒，又不怕兵器，靴面帮腿装饰十分华丽，既反映南宋物质生活之充裕，又显示服饰手艺之精湛。唐和北宋坚实的服饰传统文化到了江南为主要地域的南宋，融入了江南的水土风情，南宋墓前石刻成为研究南宋衣冠服饰文化的宝贵依据。

　　由于封建迷信，导致灵魂不灭和“视死如生”的思想存在。墓前石刻也是一种直接体现帝王贵族灵魂观念，礼仪观念与审美观念艺术的形式。而整个墓园的设置，则暴露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墓园石雕群排列有序,形象壮实稳重，气势宏大,有一种雄厚的力量内蓄着，显示了当时南宋早中时期国力之强盛，物质生活之充裕，雕刻艺之精湛，封建势力之强大。那些俯首屈膝的石马石羊，则喻义驯服与祥瑞，是孝顺、忠勇、义气的象征，最能体现地方特点的是墓前那对耸立的石笋，竹生长于南方，人们观察到雨后春笋，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阴宅植竹笋，寓意主人对后世子孙繁荣昌盛、节节长青高升、世代相传的祈盼，那些狞厉威猛的石狮是封建不可能犯的象征，那里捧笏挂剑的文武侍官当是墓主的护卫；在后庭通往拜桌的两侧上有石阶，在墓碑前明显形成有差别的堂、阶、地。活生生地体现了自汉唐以来，“人主如堂，臣为阶，庶人为地”（汉贾谊）的封建等级制度。这种种观觉形式因素所造成的朴素不浮华但又庄严冷峻、威武、宏伟的气势，暴露折射着森严的宗法秩序观念。令拜谒者崇敬的心情在感觉巨大压抑的同时，自觉卑微，望而生畏，这不正是陵墓设计者得到授权后刻意宣扬封建法权的用意所在吗？

　　江南特有的植物竹笋摆上石刻之列，文武官的衣冠服饰的变化，以及墓葬着力选背山面水,山坡平缓特有江南的墓葬环境，是南宋偏安江南特定历史背景的奇观，是前所未有的，是南宋墓葬文化的特有产物。

　　先贤已逝，但大宝墓保存相对完整的宋墓建筑及整齐划一的石刻陈设，加上美丽的“藏风得水”山水画，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沉浮。使整个墓园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珍品，可垂久远。同时大宝墓前石刻的择地和构成的民俗，凝聚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理伦观念，成为反映南宋时代社会墓葬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既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思想，也充分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和艺术才能。

　　值得一议的是解读王大宝墓前刻着“广东省重点之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背面内容告知王大宝墓面是坐南朝北，笔者于2009年7月偕同乡人风水师陈华中先生，用罗盘测得为“甲山庚面式（兼寅）丙寅丙申坐，尾缩五度分金。”按度数正北为零度，正东为九十度，该墓坐东为七十二度，确定墓向为坐东朝西为主，而非坐南朝北，石碑碑刻内容有误，应尽快纠正，以免以后世人被权威误导。这一点再一次提醒我们，田野考古比历史文献更真实可靠，田野考古是检验历史文献的试金石。另外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中山简王死后，“大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曰 “墓前开道，建石柱为标，谓之神道。”现存大宝墓前石柱在石马之后，不知对否？或许在修复时期错乱了。第三，南宋时代的王公大臣墓前石刻在浙东有统一的规制，主要石像生几乎都以五对十件为一套，排列依次为羊、马、虎、武士和文臣，只有石虎像，没有石狮像；每一组石像生都以象征孝道石羊为先导，体现宋代“百善孝为先”的观念；文官的排列在武官之上，即文臣石刻像最接近墓主人，体现宋朝“抑制武将，推崇文臣”的体现。而大宝墓前石刻只有石狮像，没有石虎像，文官排在武官之后，这或许是地方差异吧。最后笔者想再提的是，与王大宝墓同一时期的浙江宁波地区史诏墓前石刻和叶氏（史诏生母）墓前石刻，以及被称为南宋早中期石刻像的代表作的史渐墓前石刻，都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大宝墓前石刻无论是规模、件数，特别是保存完整程度都比较之更有优势， 但1962年至今一直只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理应升级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可惜目前尚未有此方面的动向，这需要文化工作者的继续研究和努力。当然各地南宋墓的大同小异或许有其合理性和地方性，有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调查论证，以求指点迷津。


　　参考文献
一、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潮州史志办，2005版
二、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三、 汕头市民教馆印：《潮州先贤象传》1947年版。该书有王大宝象传，国学大师为该书作序。
四、 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 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五、 陈朝云：《南北宋陵》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六、 [宋]王洙等：《地理新书》 集文书局影抄金明昌三年本，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