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政治生涯中的文化信息

张九龄政治生涯中的文化信息


　　冯立鳌 何静

　　唐朝开元名相张九龄的政治功业和道德文章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千余年来，这笔财富始终熠熠生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价值发现而显得弥足珍贵。时至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笔财富的创造者和奉献者所以在民族发展史上获得了永生，也是因为他不长的政治生涯负载着能供后人反复阅读体味的不少文化信息。

　　一、士人的文化心理更趋丰富

　　张九龄出身进士，是唐初当之无愧的一流士人，他政治生涯中反映出来的复合型的文化心理应该是当时士人阶层的一种典型代表。

　　其一，儒家政治思想构成其文化心理的核心。张九龄应该是一位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儒家思想一直是他文化心理的本根和内核，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上的忠君。“致君尧舜”始终是张九龄的最高政治目标，无论是在他的上疏还是词赋中，他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意境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政治立场；在从政实践中，无论是对奸佞之臣的阻用还是对唐玄宗的劝谏，也无论是在位执政还是被黜免职时，他都严守着自己忠君的立场。儒家把忠诚视为臣子应有的最高标准，张九龄是从心底里接受认同并在一生严格遵守这一准则，任何时候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彷徨。二是人格上的“尚直”。儒家创始人孔子就非常赞赏“直”的性格，认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2]他倡导一种直道无隐的行为品格，并将“直”与“正”、“刚”视为人们内在品格塑造的基本准绳。[3]张九龄对儒家的这一思想神领心会，全面接受，由此塑定了自己“尚直”的人生品格，并在政治实践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在李林甫、牛仙客、张守珪等人的官阶晋升和安禄山的战败免刑等事上，他都有直言无讳的劝阻。也许张九龄预料到自己劝阻会无济于事，也能想象出劝阻无效会给自己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后果，但直道而行的品格决定了他在“致君尧舜”的努力中不能有过多的顾忌。一次最典型的事情是，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暗中托人请求张九龄协助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当时太子的废立几乎已是水到渠成，但张九龄不为大势所屈，他不仅斥责了传话之人，而且把事情向玄宗和盘托出，[4]表现了一种少有的耿直之气。史家司马光评价开元诸相，认为张九龄“尚直”，[5]应是中肯有据的，而张九龄“尚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爱民说、重本说，以及儒家后学的天谴说对张九龄均有影响，但相比而言，忠君和尚直是更为突出的方面，两者构成张九龄政治思想中的价值本体和行为特征。

　　其二，道家和佛家的有关思想成为其文化心理的重要补充。唐朝把道、佛两家视作与儒家相并列的教化之道，这一文化氛围自然对张九龄有不小的影响。张九龄早年生活的岭南之地，曾是葛洪神仙论和惠能禅宗的发祥之地，道、佛两教的影响更是难于忽视。张九龄有选择有保留地吸收了两教中关于出世、柔顺和天人报应的思想，作为自己政治行为的心理支持。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开阔了他的人生意境，增加了他的政治进取的心理回旋，使他常常能在官场受挫时保持从容、恬淡和平静的心情，做到政治上有失意而人生永无失落；另一方面，佛家的基本思想也曾被他借用来作为自己论证思想、说服君主的根据。张九龄在开元四年上书唐玄宗请行郊祀，疏中就曾说到：“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又说：“乖政之气，发为水旱；天道虽远，其应甚迩。”[6]道佛两家作为张九龄文化心理的重要补充，曾对他的政治行为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其三，法家思想是其文化心理中的隐性支持和机动选择。自汉以来，法家思想一直被统治者不加张扬地使用着。这一政治史实不能不影响到张九龄的思想构成。法家思想对张九龄的影响主要在于法家在君主专制下所主张的政治规则意识，包括等级名分的规则、选拔人才的规则和奖功罚罪的规则。张九龄曾上书唐玄宗提出对京官与外职的互相对调定出规范，[7]提出用人上的种种主张，曾对知己张说借行封禅礼录用亲信一事作出过忠诚地劝谏，他认为：“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8]他在阻止李林甫所荐张守珪任侍中时对唐玄宗说：“名器不可假也。”阻止牛仙客为尚书时，他向唐玄宗提出的理由是：“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9]总之，张九龄是想在国家政治和用人上推行一种自认适合的规范与规则，尽力摒弃人情好恶的左右，法家的思想痕迹是很明鲜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曾将讨伐契丹而兵败的安禄山执送京师，请求朝廷发落，张九龄坚决地表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10]明确的罚罪主张也体现着法家的相关思想。

　　然而，法家思想在张九龄那里毕竟只是隐性的备用和机动的选择，而非心理结构中的主体，当其中的主张与自己的主体意识不相合拍时，张九龄会不曾犹豫地将其搁置。如法家主张君主的绝对权威，主张臣下对君主的无条件服从，张九龄在朝廷却常常是一位谔谔之臣。开元十七年千秋节，王公大臣们均向明皇送去器物宝鉴以贺之，张九龄却送去自号《千秋金鉴录》的“事鉴”十章，[11]希望君主以人为鉴，洞察吉凶，表现了甘作谏臣、直臣的风范。

　　其四，文学兴致构成其文化心理的丰富内涵。张九龄出身当朝进士科而非明经科，这一文学科考以诗、赋和文章为主要内容，属于“诗赋取士”的渠道。幼时聪敏，七岁知属文的张九龄自然要因科考的需要而精攻诗文。约三十岁进士及弟后，他对诗文的爱好始终没有放弃，作诗写赋伴随了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来，诗赋文章成了他表达思想、展现自我、谋得进取和思想宣泄的手段，甚而成了他一生中的某种生活方式。历史上不曾入流的文学诗赋成了士人文化心理的构成要素，这一现象只有在唐代才迅速形成，而在张九龄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张九龄在文学诗赋上有着极高的成就，流传至今的诗作据传有二百多首，形式多样，风格炯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笔。同代中书令张说就称张九龄“后来词人称首也。”[12] 张九龄的诗文风格影响了唐朝一代文豪。自宋以降，历代文人对其诗作都有颇高的评价。张九龄通过他的诗文谋身进取，也因此团聚了一批有为之士，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此外，他的大量诗作以咏物托喻的手法抒发胸臆，宣泄块垒，维持着他政治行为及其人生心理的平和。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表现于他大量的诗作中，文学作为思想载体的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地发挥。

　　以儒家思想及其忠君、尚直精神为核心，以道、佛思想为补充，有选择地利用法家思想，并以文学诗赋为必要的表达方式，张九龄塑定和构筑了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结构保持了一种昂扬的进取精神，又兼具对政治失意的泰然承受与人生回旋。“九龄风度”中不能没有这种文化心理，它是唐代士人适应社会生活的产物，也表现为一种最为机智的人生方式。

　　二、岭南文化的地位大大提升

　　五岭之南当时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这里的“蛮荒”自然是就文化状态而言的。宋代时岭南仍被作为中原人物的贬谪之地，可见自古对岭南之地的文化歧视之深。然而，随着秦汉以来一统局面的多次实现及其政制文化的一体化推进，随着岭南经济的开发，人口的迁移和民族融合的加深，内地与岭南的文化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唐朝前期，出身岭南的慧能曾被五祖弘忍大师鄙称为“獦獠”，张九龄也曾向玄宗自称自己是“荒陬孤生”，[13]但这种对岭南的地域性轻贱已经开始被当地人物的卓越出众所逐步改变。如慧能后来两次拒绝了朝命招请，武则天又赐给他百衲袈裟与钱帛以为供养，卑贱的出身并未最终妨碍他成为当世“文化名人”；张九龄尽管自称出身贱类，但仍坚定地表示自己耻于与目不识书的牛仙客同列为伍，地域出身的自卑感在张九龄身上已明显下降，而学识的文化优越感则非常坚定。这些微妙的变化正反映着岭南文化在历史的落差中正迅速提升。

　　一定人物的政治地位是其文化认同度的反映，反过来它也极大地影响到该文化的地位。《资治通鉴》载，唐朝以武功得天下，唐太宗继位后，声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又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心。”[14]他明确地认为，治天下不同于打天下，因而精选文学之士，“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表现了对重用文士的极度热忱。元人胡三省对此注释云，唐太宗“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15]取得天下的唐朝在守成时期要重用儒生学士，又要显示四海一家，至公无偏，就必须淡化地域上的文化歧视，而地处荒陬的士人正好有如张九龄那样出色的人物，唐朝的执政者自然不能因地域出身而委弃大才。公元707年张九龄擢进士，被授校书郎，掌朝中校勘书籍、订正讹误之职，其后凭自己的才干逐步升迁，后来位至国相，其政治地位的被认可和不断提升正是岭南文化之地位提升的曲折反映，同时这一过程也推进了岭南文化渗入主流政治文化的进程。当一个荒陬地区的人物进入国家政权核心之后，人们对该地区的文化无论如何是卑视不起来的，甚至会渐次发生敬重的心理。

　　出身琼山府（今海南琼山）的明代思想家丘濬写过《寄题张丞相祠》，以岭南同乡的身份对张九龄做出高度称赞：“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炯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16]丘濬在赞赏、推崇、颂扬的诗作中，也表达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张九龄的入相提升了岭南文化的地位，带动了南方的人才辈出。稍前自岭南入朝做官的还有一度被贬作广州都督的宋璟，以及出身高州良德的宦官高力士，但以岭南才士入朝为相的，张九龄的确是第一人，他对岭南后学之士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引导。

　　张九龄入朝为相，把岭南文化带进了主流政治文化中。历来被中原人鄙夷的岭南文化的某些特征，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显示它的独特气质，发生自身的影响。

　　一是商业性特质形成的平等意识。岭南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相迥异，具有较强的商业性特质，商业交换是重品质，讲平等的行为，这种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必然是看重人的个性品质，而漠视人的出身和等级。张九龄在政治生涯中结交了一批文士贤才，而对才具不足的人物持拒斥态度，始终有一种尊贤抑贵的精神，不能不是某种特殊文化气质的反映。

　　二是开放性特征促成的通达意识。濒临大海的岭南自古对外交往不绝，其文化少有内陆地区的保守意识。张九龄以货畅通达的心理对待政事的治理，于是有重开梅关古道的见识，有“不禁铸钱”的奏请，有对限制人口流动的“扩户”政策的抵制等等。[17]以开放通达的心态来处政，同样反映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

　　三是贸易交换养成的规则意识。商品贸易是有规范约束的行为，这会养成行为个体轻人情重规则的意识。张九龄对唐玄宗几次人事任用上的劝阻，正是强调应有的政治规则，这一行为除过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外，也有来自地域文化上的支持。

　　四是从容淡定的生活方式。岭南地处偏远，历来不是争国者的觊觎之地，少有金戈铁马的驰骋扫荡，人们的生活虽有贫苦，但稳定清平，没有中原那样的大起大伏，因而养成了人们生活上的从容恬静。张九龄正是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入朝为相的。他恃才无骄、宠辱不惊，数度贬职时心里扔惦念着仙山赤松、孤鸿翠鸟，表现了与历来王公受贬时恨气断肠所不同的精神风貌。张九龄母丧居家时“白鸠、白雀巢家树”[18]，据说他少年时就喜养信鸽，[19]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喜好，这也显示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影响了王维、孟浩然等一批内地后学的从政理念与诗文风格，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官场恶性竞争的不良风气。

　　岭南文化地位的提升和向中国主流文化的渗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优化了传统文化的品质，尤其是商业特性及其相关因子的文化渗入，对以政治、伦理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是极有益的补充，相信这一过程是在张九龄所处的唐代加快了速度。唐朝的对外交流盛况非前，宋朝时的商业已高度繁荣，商业文化对民族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久就显示了它的成效。

　　三、专制体制下的官场文化千疮百孔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文化丰富庞杂的社会，但由于产生、设计和运作上的原因，政治文化一直没有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张九龄入朝为相，对国家政治自是一件幸事，但传统政治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健康，使参与其中的洁净者必然要蒙受伤害。官场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特殊而显现的表现。我们从张九龄洁身做官的二十多年政治生涯中，已经能看到官场文化的一些严重弊端。

　　一是，由于没有一套科学而规范的用人机制，官场晋升表现为完全的随机性和人缘性。科举制度自然对此是一种良好的改善，但即便将科举实施中的弊失暂置不论，它也仅能保证优良者进入官场的门槛，往后的重用与晋升完全依赖于高位者的赏识和荐举。由于人们个性气质的不同和个人交往的限制，官场上的荐举就只能表现为人情随机。在官场自然有芝兰互美、两贤相推，但也不能排除臭气相投、狼狈为奸；而现实中的善恶两类常常交织不清，并非泾渭分明。这样的相互引举，就使国家政治中因为人物间的人脉情缘而出现山头分立、派系交错和宗派相争的现象。这一方面使身处官场之人要用相当大的精力去忖度和应付与各类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使官场竞争在同派系中总是呈现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这又加深了派系相争的残酷性。而暗中竞争中的各方为了保证自己一方的力量不至弱化，又要不断地发现和荐举情意相投的人物，并设法阻止对立一方人物的任用，于是延绵不断地造成所谓“阿党”之争。唐玄宗痛恨朝中的党派之争，用人物贬黜的手段欲加制止，但仅仅是把明争压制为暗斗，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种制度引发的问题无法靠某一人物的削职得到解决。

　　在这种体制中，政治有为之士要想奋发进取、建功立业，必须要有人情依托，如张九龄对张说那样；同时也不能没有对后辈的荐举，如张九龄对严挺之、周子谅等人那样。但这样的依托与荐举同时也是政治命运的外托，失去了自我对命运的把握和控制。张九龄几次受贬，就是受到张说“犯错”的影响，六十岁时又因周子谅之罪而被罢朝官。人们认为张九龄受张说推荐是理所当然，他荐举严、周等人也是为国选才，难能可贵，而对张九龄无端受累难免心生不平。其实在传统的用人体制下，这却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张九龄及严、周等人果有治国才具，在一种良好的选人机制下，他们完全可以自我脱颖而出。他们不得不受人荐举而任用，又不能不在一损俱损的局面下遭罢斥，这完全是一种弊漏制度下衍生的官场文化使然，这种制度与文化使杰出如张九龄者亦不能免受伤害。

　　二是，专制制度下的人治政治在行为准则上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是一种唯最高当权者情感好恶为定夺的游戏，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过程进行中的裁决者均是最高执政人，而其中的规则也因最高执政者的情绪冲动而反复修改，因而使政治领域成了一个不断有裁决作出而始终没有是非的场合。一方面，最高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认识能力和进取态度决定着国家政治运行的总态势；另一方面，即便是贤能有为的掌政者，也难免受到政治投机分子的种种蒙蔽，才识不足和追求荒淫的执政者则极易与奸佞之徒达成心理契合，更会使国家政治沦落得一塌糊涂。唐玄宗执政的前期和后期，朝廷政治呈现出正反不同的局面，正是由于最高执政人政治进取心的改变所致。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是唐玄宗堕落之心上升和对奸佞之徒全面认可的反映，因而被后人认定为唐朝的治乱之分。

　　历史上，在以最高执政者心理好恶作裁决的官场，政治投机者会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击正直之人，蒙骗最高执政，使政治领域常常成了一种不讲道德、背地里任意而为的场合。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在玄宗后期受到重用，正表明了朝廷官场上阴暗之术的得逞。史载，有一次唐玄宗想起了已被贬徙绛州的严挺之，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在哪里，这个人是可用之才。”李林甫退朝后立即召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与其叙旧，耐心表白以前的误会，许诺另作荐举，并且说：“皇上看重他，最好找借口从绛州回京，想法见到皇上，能得大用。”他暗地里让严挺之以患病就医为名回京师。当李林甫拿到严挺之称病回京的上奏后即去对玄宗讲：“严挺之年龄大了，有病，最好给个闲官以便疗养。”玄宗叹息良久，按李林甫的意思给了一个洛阳闲职作罢。[20]李林甫就以这样欺下瞒上的手段阻止了严氏的任用，一时达到了他把持朝政的目的。在这里，李林甫是卑鄙者，但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正直的人恪守正道，不屑于卑鄙，反而常常是政治争夺中的失利者。张九龄为相时与李林甫同朝，被后者视为对手，他出身进士，才气超人，反而败落李林甫之手，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在历史政治中，使卑鄙得以通行无阻的正是专制制度的那种政治设计及其文化。

　　三是，官场的潜规则往往使官员队伍表现为一种逆淘汰。竞争的存在和规则的缺失使官场之争表现为无序状态，最高执政者的好恶裁决则使无序之争转变为阴暗和投机之术。人们采取的政治行为常常和政治教化的内容相互分离、毫不沾边，后者反而成了对前者的掩饰，前者因为人们的忌讳和掩饰，则成了人们只能在长期的参与过程中才能逐步摸索到、体会出的东西，如人缘晋升、同党同命，讨好权势、暗中制敌等等。如张九龄那样具有深厚文化教养而对世界忠诚信任的人物，不会放弃正义的追求，当属优秀的从政者，他们不屑堕落和卑鄙，因而往往不敌践踏人间正义的奸邪之徒而被清理出局，特别是在最高当权者荒唐荒淫的时期更是如此。事物在进展中扬善抑恶、保优除劣是一种正常的淘汰，历史官场上相反的却是扬恶抑善、保劣除优，表现为一种逆向淘汰，在专制体制下，官场逆淘汰反而是正常的情况。唐开元二十五年，一代名相张九龄在六十岁时被贬为荆州长史，在朝廷的复杂政治运作中被拒斥出局，令人不平但却毫不反常，因为弊漏丛生的官场从来只有对优良者的伤害打击，而没有对优良者的识辨与保护功能。

　　张九龄政治生涯中的文化信息是这位先贤以生命之尊奉献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仔细嚼味、深刻反思、倍加珍重。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2]《论语·雍也》
[3]参见《孔子研究》2007年第四期《孔子对民族“内方外圆”理想人格的塑造》
[4][6][7][9][11][13][18]见《新唐书·张九龄传》
[5]《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8][10][12]《旧唐书·张九龄传》
[14][15]《资治通鉴·唐纪八》
[16]转引《岭南思想史》李锦全等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7][19]参见《张九龄研究论文选集》 王镝非主编，广东高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17、116页。
[20]《新唐书·严挺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