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邑粵僑史

四邑粵僑史


五邑地区是我国的重点侨乡，人们喜欢把它同粤东的潮州、汕头、梅州地区以及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并称为全国三大侨乡。“邑”者，县也。现在，五邑都已先后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市(县级)了。

历史上，在今五邑地区，曾有过“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县)、“五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五县)和“六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赤溪六县)的称谓。但使用得最多、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四邑”，尤其是在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华人社区中。这一方面是由于这四个县地理接壤，语言相通(四邑话)，生活、信仰及婚娶等习俗均大同小异，有着深厚而特殊的“乡里”感情，同具鲜明的侨乡特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四个县的乡民出洋最早、人数最多。人多势众，他们在居住地的华人社区中，常起着支配的作用，特别是台山人，影响力更大。早年，台山话在华人社区里通行无阻，被称为“小世界语”。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在很多史书及资料中，在讲述五邑时，更多使用的是“四邑”的称谓。在我们的拙作里也能见到这一历史“烙印”，特别是在美洲、澳洲的篇章中。

我们这样叙说并不是要把鹤山排除于外，虽然鹤山在语言及民俗方面更接近于客家文化(五邑图书馆附注：关于鹤山在语言及民俗方面更接近于客家文化的说法有争议见http://wylib.jiangmen.gd.cn/kkl/index.asp)，但它同四邑的历史渊源同样很密切。鹤山历史文化名人宋森就说过：“本邑系由新会、开平两县改隶，是以一切文化、语言、风俗、社会观念及制度等均与四邑相同，历来在外洋与四邑人士联络与密切关系，而对冈州会馆之关系比肇庆会馆尤为深切。”改革开放后，由于广东省行政体制的变化，从1983年起，鹤山作为五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四邑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现在，“五邑”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且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区的概念。

[1]五邑各县撒县设市的时间为：台山，1992年4月；新会，1992年10月；开平，1993年1月；鹤山，1993年11月；恩平，1994年2月。

至于“六邑”中的赤溪，自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起即属新宁县(1914年改称台山县)。清朝同治六年(1867)，因发生土著人与客籍人械斗事件，后将客籍人聚居地潮居都大部分与矬峒都小部分从新宁县划出，成立“赤溪厅”，直属广东布政司。1912年，改称“赤溪县”。1953年，该县被撤，复归台山县。在历史上，赤溪地区也有不少人到海外(以东南亚地区为多)谋生，并出了叶观盛等著名侨领，也是知名侨乡。因此，赤溪有时也与“五邑”并称为“六邑”。但赤溪建县的历史较短暂，绝大部分时间归属新宁(台山)县。今天，“六邑”的称谓已极少提。

邓小平指出：“华侨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东南亚，是历史形成的。”华侨在其形成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特别是从凹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开始，这种变化已露端倪。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后，这种变化进一步加快。其最根本的变化，著名美籍华人侨史专家麦礼谦一言以蔽之：“从华侨到华人”。五邑旅外华侨亦然。

“华侨”与“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未加入当地国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华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华人”是对具有中国血统者的泛称；狭义的“华人”则是专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又称“华裔”。

1909年以前，晚清政府虽没有制订国籍法，实际上它是将在外国居住谋生的中国移民当作中国公民。1909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大清国籍条例》，明确宣布实行血统主义的国籍原则，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中国移民，即使已加入外国国籍，也都认为是中国公民。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籍法》；1929年又颁行修订的《中华民国国籍法》，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坚持血统主义国籍原则。规定凡具有中华民族血统者，均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即使根据所在国国籍法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侨，也被视为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这实际上是承认华侨拥有双重国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双重国籍原则。1955年4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国又同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签署联合公报，重申不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在取得一国国籍后即自动丧失另一国国籍的原则立场。198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原则。目前，我国旅外3000多万(一说5000多万)侨胞，一般估计，已有超过90％的人加入了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依然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已不足10％了。五邑旅外侨胞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在本书里我们原则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前后使用了“华侨”、“华工”及“华侨”、“华人”这两组概念，以示区别。其实，在二次大战前，五邑籍华侨中已有一些人被批准加入居住国国籍而成为外籍华人，完成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如美国的黄金德、李是男，澳大利亚的梅光达、刘光福等。然而，这毕竟是少数，与二次大战后大量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而成为华人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五邑的平原丘陵地貌是在地质年代全新世海侵后形成的溺谷湾中发育而成的，其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深受海湾嬗变和珠江三角洲逐渐向海湾推进的影响。

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今台山、新会、江门一带的陆地地貌还没有完全形成。海岸内侵：台山沿海一带的海岸线明显后退，与今有很大的差别，赤溪全镇南峰山孤立海中，都斛镇和斗山镇南部那时还是一片海洋，镇海湾比今宽阔，深井镇是一个大港湾，汶村镇和海宴镇大部分也是一片汪洋，隆洞河人海的广海河段西岸淹没了沿岸大片土地；在新会，潭江的人海口不在今天的崖门，而是上退到牛湾镇附近，西江人海口也大致在南海市九江镇一带，新会市除其西南部与台山市交界的古兜山等处的丘陵已经隆起外，大部分地区还未成陆地，江门市也还是海涛滚滚的一片洋面。一直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会北部的海岸线还保持在司前——江门——九江一线。历史发展到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初年，新会市的西部、北部以及江门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了陆地；新会中部、东部和南部在宋代基本上仍为洋面，宋朝《太平寰宇记》记载：“新会西熊洲、东熊洲俱在县南二十七里海中。”清朝时期的当地人对这五六百年以前的地理状况也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光绪《新会乡土志》有言：“(新会)东南方一带，唐时皆沮洳泽国。越民陆梁，本山居。”南宋时洲滩发育加快，如新会市南50里的沙堆镇即因黄沙堆积成洲而得名。最迟在距今600年左右的明朝前期，随着珠江三角洲西江下游中山冲决三角洲和西江支流的江门河下游新会冲决三角洲的发育，陆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台山赤溪和斗山、都斛一带则在距今300多年前的明清之际变成一片洲滩，深井、海宴、广海的海岸线也在这个时期基本稳定在今天的位置。

在逐渐由海湾洋面向陆地演变的过程中，五邑地区尤其是新会、江门以及台山和开平的大部分地域形成了典型的三角洲地貌。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西江切过江门丘陵和潭江进入新会地域后，呈放射状多道人海。两江之间又相互沟通，部分西江水经潭江过崖门汇人大海。平原为沼泽性湿地，常因海潮淹浸和西江潦水泛滥而成灾，汛期举目汪洋，海河相连。平原上散立着台地和山丘。这些台地顶部平缓，海拔约为20—30米，成为先民们定居、渔猎、耕作的理想之地。西江、潭江从上游带来大量富含矿物质的泥沙，受海潮顶托，沉积在台地丘陵之间，发育了平原地貌。这种旺盛的堆积，为人类围垦沙田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资源。

遥想几千年、几百年以前，五邑大地还是河流纵横，大象、犀牛漫步原野，孔雀展屏林间，鳄鱼巡行河湾，人烟稀少，村落零散的景象。

五邑地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西江下游，地跨东经112°59′-113°15′、北纬21°27′-22°51′之间。东以西江为界，与顺德、中山、斗门等市县相望；北以茶山、皂幕山为界，与南海、高明、新兴等市县相隔；西以天露山为界，与阳江市相邻；南濒南海，毗邻香港、澳门。五邑扼西江与粤西沿海交通之门户。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5．03万人（2001年4月人口普查）。

本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低山、丘陵与平原交相接壤，地貌类型多样。分而言之：恩平市一半是山区，一半是丘陵，烂头岭为最高峰(海拔1014米)，境内有大小河流13条，东流者为潭江上游水系，南流河2条经阳江市汇人镇海湾，海岸线长21公里；鹤山市也以低山、丘陵为主，山地占全市面积的34．6％，皂幕山把该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婆髻顶为最高峰(海拔807米)，西部的镇海水和东南部的址山水等4条河流南人潭江，东部的沙坪河、雅瑶水则东人西江；台山市山地、丘陵占全市土地面积的62．8％，山间盆地、台地和平原占27％，水域占10．2％，沿海有77个岛屿，上川岛面积最大，海岸线587公里(包括海岛)，古兜山主峰狮子头是全市最高峰(海拔986米)，该市北部河流向西北方向流人潭江，南部河流则南人镇海湾和广海湾汇人南海；开平市南部、北部有一些低山丘陵，中部和东部则为潭江冲积平原，潭江及其支流镇海、白沙等水在平原呈网状分布；新会市和江门市大部分土地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沃野百里，河网密布，西江自北而东南，流经两市东部的棠下、荷塘、外海、大鳌等镇，潭江自新会西部流人，东至双水镇南流形成银洲湖，经崖门人海，海岸线长14．9公里。五邑丘陵台地土壤主要是赤红壤，土层较为深厚，富含有机质；平原则为深厚肥沃的水稻土，潜在肥力高，是本区主要的农业土壤，为稻谷、甘蔗、水果、蔬菜、花卉等赖以生长的基础。

本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和多雨，阳光充足。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732-2003小时。年平均气温21．8℃-23．2℃，最冷为1月，月平均气温为12．9℃-13．7℃；最热为7月，月平均气温为28．1℃-28．3℃，极端最高气温为38°12，极端最低气温为0．5℃。全年无霜期达354天。年平均降雨量1600~2700毫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夏秋盛吹偏南风，高温多雨；冬春常吹偏北风，干冷少雨。全年降雨量70％集中在4月至9月，形成明显的雨季汛期。夏秋，台山等市沿海一带常常受到台风洪涝侵袭，台风风力最大可达12级。风灾洪潦是主要的自然灾害。

五邑地区这一自然地理环境对海外移民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将在第三章里加以具体分析。

“五邑地区”是指以今广东省江门市为首府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5个县级市，俗称“江门五邑”。

一　政区建置沿革

五邑地区行政建置的兴革，行政机关驻地的迁移，隶属关系的变更，辖区范围的伸缩等人文地理现象，深受本地区政治管理需要、经济发展规律和语言习俗的影响。因而，考察政区建置沿革，是揭示五邑籍华侨华人出国前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包括五邑地区在内的岭南大地是土著居民南越民族的聚居地，没有行政建置。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今五邑地区的新会、台山、鹤山归南海郡管辖，开平、恩平则为桂林郡属地。西汉时，开平、恩平改属合浦郡。

今五邑各市最早设置独立行政单位的，是恩平和新会。

恩平最早设县是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始称“思平县”，县治大致在今恩平良西镇恩平铺，辖今恩平全境及阳江、阳春部分地区。南朝时陈国改思平为“齐安”。隋朝立国后，开皇十八年(598)又改名“海安”。“恩平”一名的正式出现，是在唐朝武德五年(622)。其后虽有废革归并，自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设广东肇庆府恩平县”后，“恩平县”便稳定下来，县治也南移到今恩城镇。清朝沿袭不变。长期以来，恩平属粤西的肇庆府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渐渐地移归佛山地区，1983年划归江门市。这既因为在地理上恩平处于珠江三角洲西缘，与新会、台山、开平、鹤山属同一个地理单元，恩平民众在心理上也归属于五邑地区，而且在文化地理方面，恩平与东境台山、开平的共性多于与西边阳江、阳春的联系；还因为这样调整有利于以新会、开平的平原经济带动恩平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会设县与恩平基本同时，但它的辖区远较恩平大。三国时期的吴国在今新会设县，初名为“平夷”，意在对当地以土著居民为主的稀疏人口实行镇抚。西晋时，县级行政管理显然取得了成效，这从西晋太康元年(230)将县名由“平夷”改为“新夷”就可以体会到。“新会”一名最早出现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东晋元熙二年(420)，当时叫“新会郡”，它是从南海郡划分出来的，并与之平级，下辖新夷等县。南朝一直沿袭未变。隋朝初年撤销新夷，并且废新会郡设新会县，“新会”一名便延续至今。开皇十一年(591)置“冈州”，与新会县同在一城办公。后来隋朝又废冈州，唐朝初年重新置冈州。冈州管辖的范围包括今新会、台山全境以及鹤山大部、开平一部分。唐代中期废冈州，新会改属广州。台山、开平、鹤山及江门市的行政建置则主要由分析新会地域而成。

台山在元朝以前一直为平夷——新夷——新会县地，到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才分出新会县西南部设县。因为这一地域负山向海，盗贼常常在此活动，设县便于征伐管理，以求社区更新民众安宁，故名“新宁县”。民国三年(1914)，考虑湖南、广西也有新宁县，为了避免重名，于是因县城北有三台山这一自然地貌而改名为“台山县”，沿用至今。

开平原为恩平、新会、新兴3县交汇地带，大部分地域本属恩平，其北部低山丘陵区在明朝成为造反民众的聚集之所，朝廷常常为此发兵镇压，曾在此设立“开平屯”，取“开通敉平”之意，派军队驻扎，一边屯田垦荒，一边维持治安。明末设县，因名“开平”，以加强对这一三县交错地带的行政管理。县城设在苍城。明清两朝，开平与恩平同属粤西肇庆府。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县城又从赤坎迁到今三埠镇，1963年以前多数时间仍属粤西肇庆专区，此后归佛山地区管辖。

清朝前期，随着新会西北部和开平东北部低山丘陵招民垦荒得到开发，行政管理事务大增，新会、开平难以管理，“去邑辽远，山险林邃，盗贼潜藏”，雍正九年(1731)于是设置“鹤山县”于今鹤城镇，因城北有一小山，形似仙鹤而得名。辛亥革命以后县址才迁到今沙坪镇。

江门市的设置，则得益于西江流域商业贸易的发展。江门原为新会属地，它位于西江与西江支流蓬江交汇处，是西江流域各县进行沿海贸易的必经之地。元末明初，在蓬莱山西坡形成了进行简单交易的小墟集。明末，墟集规模扩大到蓬江北岸河滩，店铺增多，商街拓展。至迟在清朝康熙初年，已发展成为新会县的一个重要的商贸集镇，康熙《新会县志》疆域图中已标有“江门”地名。因集镇江北蓬莱山与江南烟墩山对峙，有如蓬江之门，故名“江门”，别名“蓬城”。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江门镇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置了海关。其在新会及西江流域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贸易中心。1925年首次成为省辖市，后来虽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多有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市级建置已是难以改变的现实。1983年，江门市脱离佛山专区，升格为地级市，成为五邑地区的首府。

从政区建置的沿革来看，五邑地区的文化中心应该说最早是在新会(它已被命名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近代以后转到了江门，这实际上是五邑地区由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向以商贸发展为主导演变的必然结果。

前述江门五邑的行政建置沿革，反映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域实施管理的政治意图和行政措施；同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海内外的五邑人心目中还存在若干种地域观念，那就是“四邑”、“冈州”、“五邑”等，它们与行政建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种建立在对本地区共同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认同基础之上并深深积淀于当地民众头脑之中的界分地域文化的标志。

五邑人心目中的区域观念明确表现出来，要归功于鸦片战争以后在东南亚和美国的五邑籍华侨。五邑是广东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最早以新会籍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主要迁往东南亚；后来，美洲成为一个新的迁移方向，以台山籍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构成了美洲尤其是美国华人的主体。为了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那样一个复杂而又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互助是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于是五邑籍华侨自觉地按祖籍地域或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这也是海外乡亲团结互助、共图发展的基本生存方式。海外的第一个五邑籍华侨地域性社团是1822年台山籍华侨在新加坡成立的宁阳会馆。“宁阳”一说是台山的古地名(一说是台山的美称)。宁阳会馆也是目前所知海外华侨成立最早的地域性社团。跳出一个县的局限把同一地区多个县的华侨团结起来，五邑籍华侨利用隋唐时期的“冈州”名称于184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冈州会馆”。当时这个会馆是否联络并不属于冈州的恩平乡亲，现在不得而知。

1848年，新加坡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陈氏华侨成立了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四邑陈氏会馆”。这里的“四邑”已突破了作为政区名称的冈州的行政范围，将恩平和开平的全部包括进来。1849年，五邑籍华侨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纯地缘性的组织，即旧金山的“冈州会馆”。这也是华侨在美国成立最早的地缘性社团之一。185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四邑会馆”建立，新会籍华侨更早一些时候已在那里成立“冈州会馆”。1919年日本横滨的“四邑公所”成为粤籍华侨“亲仁会”下属的3个公所之一。1906年英国也成立了“四邑总会馆”。“四邑”这个概念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东南亚、美洲、澳洲和欧洲，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四邑地区民众的心目中早已存在文化地理区的认同，我们完全可以视“四邑”为一个心理上的文化地域概念。1903年新会人梁启超游历北美时就注意到了这种文化现象，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是最怪事。所谓三邑，则南海、番禺、顺德也。所谓四邑，则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也。会、宁属广州府，恩、开属肇庆府，而会、宁人呢其异府之恩、开，而疏其同府之南、番、顺。”梁启超看到的现象，正是基于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民众之间所具有的认同感、亲和力并不为行政区划所削弱而更为持久、顽强的表现。他也解释说：“推其原故，则语言之异同为之也。”梁启超是新会人，他对四邑人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当有深切的感受。这个现象连美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贡特·巴特1964年出版的《“苦力”——1850-1870年美国华工史》这样写道：

四邑会馆代表两个府，联合着有共同方言和生活习惯的移民。这个会馆包括新会和新宁两个县以及邻近的肇庆府的恩平县和开平县的居民。把他们同广州府属各县和广州城各地划分出来。

四邑观念的凸现，也改变了冈州的内涵。1854年由于鹤山籍华侨的加入，美国“四邑会馆”复名为“冈州会馆”，虽然台山籍华侨当年退出另成立了“宁阳会馆”，但是“冈州会馆”仍联络恩平乡亲应该是不成问题的。1860年在秘鲁，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籍人组织的“古冈州会馆”成立，证明了冈州内涵变化的必然。这样，冈州就由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向五邑人的心理观念靠拢，完成了向一个心理文化区域名称演变的过程。

“五邑”这个文化地域概念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我国大陆以外的五邑人心中形成了。从1921年香港成立的由台、新、开、恩、鹤5县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工商总会取名为“五邑工商总会”来看，“五邑”概念早已存在于海外的五邑乡亲之中，不过流传不如“冈州”、“四邑”广泛。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行政区作了调整，1983年五邑地区从佛山地区脱离出来，江门市升格为地级市并对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以及阳江、阳春实行管辖。这个时候的行政区与文化区仍然是错位的，前者的地域范围大于后者，时称“五邑两阳”。但值得注意的是，“五邑”第一次成为一级政区的主体，“五邑”实际上成了作为心理文化区标志的“冈州”的现代翻版，因其直接揭示了几百年来积淀于五邑人意识深处的文化地域认同，很快成为凝聚海内外五邑人的一面新的旗帜。1984年在筹建侨乡大学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五邑大学”这个名称。也恰恰是这个名称的召唤，海内外乡亲合力托起了一所新型的大学，校园里以江门、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命名的楼宇、桥梁以及以五邑乡亲个人命名的各类建筑、道路齐聚一堂，生动地体现了五邑人的亲和力。“五邑”的称谓也在海外更为流行，“五邑联谊会”于1985年在英国诞生，1987年伦敦又成立了“五邑同乡会”，第二年美国旧金山也新产生了“五邑同乡联谊会”，类似的组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出现。1988年初阳江、阳春从江门五邑地区分出。经过1700多年的演进，五邑地区的行政区终于完成了与心理文化区的重合。

三 五邑文化渊源

五邑人心中的区域观念是植根于五邑地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个文化所具有的表征突出体现在它的语言和建筑方面。以台山话为代表的五邑方言(五邑地区的方言细分又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客家话特征的赤溪话和鹤山话，因为这里是五邑地区最早大量接纳客家人的地方；一种是以台山话为基础流行于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四邑话)，是粤方言区的一个亚区，它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都与广州话有较大的差异。不论您是从顺德过九江大桥进入鹤山到新会、江门，还是从中山过外海大桥进入江门，您都会发现一个操与广州、顺德、中山不同方言的群体。五邑建筑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地方文化中西合璧的个性，尤其是它那纵横垂直交错、住宅密集串联的民居与具有浓郁西式建筑风格的“洋楼”(庐)和碉楼，更能烘托出五邑文化的地域特色。

这一地方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从五邑人口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早在新石器时代，五邑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迄今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已达数十处。这些原始的先住民与当时分布在广东其他地区的先住民具有同样的文化特征，岭南的自然环境深深影响着他们衣、食、住、行的文化风貌，从而形成了广东的土著民族——越族，它是夏商周上古时期南方百越族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移民岭南，但直至东汉末年以前，今天的五邑地区从族性看应该说还是以土著越人为多，这从本地区最早在恩平设置的“思平县”以及三国时在新会设置的“平夷县”县名所反映出的政治文化色彩上，就可看出被汉族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越人依然在这里有很大的势力。古越人的后裔大部分后来被早期抵达这里的汉族人同化，小部分慢慢演变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其称谓也几经变化。南北朝时期叫“乌浒”，或者称为“俚人”，唐宋时期的壮族就是这些土著后裔的延续。从今天五邑地区的一些带“那”字、“古”字的地名中不难发现古壮族活动的痕迹。

汉代以来，就不断有北方汉族人迁入五邑地区，南宋时这种迁移达到了高潮。今天五邑地区民间盛传的“纪元必曰咸淳年，述故乡必曰珠玑巷”，就是这次移民运动的产物。所以新会有“由南雄州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的说法。大量的“珠玑”移民实际上主要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他们构成了后世五邑人群的主体。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汉族一个独特的民系——客家人从粤东大量迁入五邑地区，成为汉族的后来者，至今五邑还有83座客家村落。

明朝时，一些瑶族人从粤北迁入五邑地区，他们由恩平而台山、开平、新会，主要定居在山区，清朝前期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

宋、元时期当汉族大量向五邑地区迁移时，五邑人也走上了出洋的艰辛之路。尤其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具有出洋谋生传统的五邑人如潮水般涌向海外，五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这股移民潮的冲击。

人口既是文化的体现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上述五邑人口的内外运动告诉我们，五邑文化来源有三：一是南越土著文化，二是中原传统文化，三是外来文化。从秦汉开始，南越土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逐步交融，相互影响，土著文化在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中一些因素被保留下来，而中原文化也在吸收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表现出地方化的倾向，到清朝前期这种融合完成，使五邑地方文化成为广府文化的一部分。清朝后期乃至民国，外来文化因素的参与，催促五邑文化形成，其鲜明的中西文化兼容的特征凸现出来，并且成为岭南侨乡文化的重要代表。

五邑邻近穗、港、澳，南临浩瀚南海，海岸线长达631公里(含岛岸线)，境内河川如织，这一地理条件十分方便五邑人开展对外交往及移民活动。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北魏灭北燕，北燕苗族首领冯弘率众逃往高丽(今朝鲜)；后遣独子冯业率300人浮海投靠南朝宋文帝，不料遇风浪漂流至今新会境地，在此定居繁衍。后其孙子冯融任罗州刺史。融之子冯宝任高凉太守，他与冼氏联婚，教化越人，开发新会。这就是《隋书·谯国夫人传》里的记载：“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今印度)高僧智药三藏远航来到今台山广海港，在东门外灵湖寺手植菩提树一株(先有菩提后有寺)。康熙年间《新宁县志》记载，其时，这棵菩提树已长到“大可数围，高六七丈”。这些记述说明，在唐以前，五邑地区就开始了对外交往活动，为海外移民创造了条件。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广州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设有“蕃坊”、“市舶司”。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废冈州治，新会划归广州管辖，成为广州通往南洋的重要通道，有商船取捷径从今新会虎跳门、崖门和台山广海港往来南洋。1957年、1997年，在新会古井镇官冲崖门附近的碗山，先后发现了多座唐中晚期窑址，出土数万件古代瓷碗等瓷器及陶器，据考证，这些陶瓷的生产“上限到唐，下限至宋”。[1)这就说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新会人远涉重洋前往东南亚一带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其中定有新会人滞居不返。宋人朱或的《萍洲可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那些滞居不还即“住蕃”的新会人看成是五邑古代出国华侨的先驱或雏形，有学者把他们称之为“经商型的华侨”。

宋人朱或的《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自小海至溽洲(广海的古称)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第二望、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唐、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盛极一时的海外贸易，时人称为“海上丝绸及陶瓷之路”。五邑的新会、台山正处在这条航路的必经之地，出洋经商或充当水手“住蕃”不还的人估计不在少数，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到可资证明的确切的历史人物，但这些“住蕃”不还者已是事实上的华侨，这一点不用置疑。因为，有外贸活动必有“住蕃”者，有“住蕃”者必有华侨，这是我国古代华侨形成的规律，五邑地区亦不例外。

唐朝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山东一直打到广东，势如破竹，横扫了半个中国，极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乾符六年(879)夏，黄巢率起义军攻克广州，珠三角一带农民踊跃投军。起义军攻广州时，不少人随阿拉伯商人或自驾船只亡命东南亚，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一带避居，这些人便成为早期的华侨，其中可能就有不少是新会人。黄巢起义军在广州仅驻数月便撤走。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者从海上逃生，估计也会有五邑人混迹其中。

宋末元初发生在五邑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同南宋的灭亡直接相关。1279年，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其内海称银洲湖)展开了消灭宋军的决战——崖山之战，宋丞相陆秀夫背负宋少帝赵昺跳海殉国(今银洲湖畔有“奇石”为证)，10万宋军葬身银洲湖。大批亡国的宋朝臣民害怕蒙古(元)军杀害，“诸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宋将张世杰溺死后，他的余部及部分百姓乘船百多艘，移居安南的交趾、占城及真腊等地，人数达3万多。13J这些流民中很多是五邑(尤其是新会沿海一带的民众这是毫无疑义的。南宋灭亡前后数年间．五邑各地爆发了“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台山大江沙涌乡人伍隆起率数千乡民抗击元军，其事迹已陈列在新会崖山祠之“大忠祠”内。又如新会士民闻宋帝驾幸崖山，纷纷发起“勤王”战斗，志书记载的就有：中乐都新昌村郭荣、禄洞李宗月、凌村陈元辅陈英辅兄弟、水面村廖汝楫等；新会的水上居民(时称“蛋民”)组成乌旦舟师，规模最大者是林桂芳和赵良骑、赵良聪兄弟率领的义军。1283年，他们聚众万余举起“抗元复宋”义旗，号称“罗平国”，改元“延康”。后林桂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新会人黎德联络香山县(今中山市)马南宝、南海欧南喜起义，有船7000艘，号称20万众，起义军“陷城邑，杀官绅”，屡败元军，使“朝野震惊”。1284年11月，黎德被杀。五邑各地的“抗元复宋”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一部分起义者亡命海外。“道不行，则浮桴于海”，另求生路，宋末元初出现的较大规模海外移民活动，这也是一个重要事实。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是古代五邑海外移民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具有人数多且移动方向集中(东南亚)、祖籍地域广(除今新会、台山地域外，开平、恩平、鹤山也有人出洋)、文字记载丰富(县志、乡土志、族谱或家谱等)诸特点。这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以及国际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内环境看，这个时期促进五邑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因素有：

(1)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初实行海禁，海外贸易是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的官营贸易。广州依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当贡船进入广州港之前，必须首先停泊在明朝政府指定的“澳口”(即临时泊口)接受查验。《广东新语》列举当时有9个贡舶停靠的“澳口”，其中有新宁县辖下的广海、望峒、奇潭。这足以说明五邑沿海在海外贸易中地位之重要，以及五邑海滨之地以贩海为主由来已久，明朝虽实行海禁，仍无法阻遏海外贸易发展的势头。

明中期穆宗德庆年间(1567-1572)，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准许民间出洋贸易，这更促进了素以贩海为生的五邑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海商和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出海谋生。如早在16世纪中叶即明朝中期，开平就有人因生活所迫乘木帆船远渡重洋，到南洋群岛谋生。他们是五邑华侨的先驱者。

清初也实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一些商人及贫苦之民出洋不绝如缕的现象屡见不鲜，五邑的史志及族谱中也详有记录。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台山广海山背乡人陈学进偕同儿子陈社保赴南洋；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山端芬梅耀萱从马六甲到槟城谋生；同年，新会大泽北洋乡民林道解在马六甲以建筑兴家，槟城及吉打埠的许多楼宇都是林道解所建造，现在附属吉打的道解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3)1819年，已在马来亚槟城谋生了多年的台山人曹亚珠为英国殖民者莱佛士打头阵夺占了新加坡。台山上川人甘流芳于道光初年前往缅甸谋生。被认为是恩平最早出国的华侨李龙约在1796年前往泰国谋生。鹤山人较多出洋也是在清初。有文献可查的是清雍正十年(1732)，首任鹤山县令黄大鹏篆刻的《建鹤山县记略》碑文：“巢潜剽略之徒出入黄昏暮夜间，商贾困弊，村庄恐怖……”，这既是鹤山建县的原因，也反映了早期鹤山人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历史背景。该县雅瑶镇青溪村后有10多株桶木树，直径80多厘米，经华南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这些槁木的树龄在170岁以上，属稀有热带乔木。专家们说，国内无此树种，估计是华侨从南洋带幼苗或种子回来培植的。照此推算，鹤山在200多年前已有人出国谋生了。

清初的“迁界”令迫使五邑人出洋

清初实行“海禁”的同时，又实行“迁界”政策，五邑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新会实行“迁界”始于康熙元年(1662)三月，沿海之民必须内迁50里，共毁农田2448顷。至康熙三年(1664)五月，再下令内迁30里，数十万亩田园成为荒地，被迫“迁界”的居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迁民贫者行乞街市，露宿衢道，往往饿死”。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新会在“迁界”劫难中，毁田50余万亩(占全县田亩的六成)，被迫迁离的居民约8000户(占全县户数的五成)。新宁在这两次“迁界”中，也遭到同样巨大的劫难，全县约占2／3的沿海地区返本还原，变成荒地；人口锐减，康熙元年(1662)全县有13738人，到康熙六年(1667)减少到只有5106人．《海宴乡土志》载，海宴街原有2300人，取消“迁界”令后返回的只有23人。《彭氏族谱》载，广海奇石彭姓原有100多人，后来返回的只有彭明伦一人。人口锐减主要是死于劫难或远走他乡，但也有不少人冒死出洋谋生。新会沙堆《那伏族谱》记载的那伏人高竹就是一个典型。他一家经过“迁界”和“复界”的折腾，回乡不到一年又遇上了匪患，父母兄弟遇害身亡，年仅10岁的高竹在康熙七年(1668)被迫逃到暹罗(泰国)，习医16年。他是新会也是五邑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及归国华侨第一人。

清朝的海禁和“迁界”政策遭到沿海居民的坚决反对，引发了多起反抗斗争，较著名的是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十月由番禺渔民领袖李荣和周玉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攻人江门，杀死清官张可久。五邑人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时海迁贫民，流离失业”，包括五邑人在内的不少起义者亡命海外。

(3)农民起义失败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

明末清初，全国各地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抗明朝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清朝政府的种族屠杀政策。五邑地区农民也纷纷起来造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了明、清两朝的封建统治阶级。比较重要的起义有：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一月，新会人周义长、温观彩率领农民揭竿而起，在崖西百峰山建立据点。通邑村落贫苦大众，闻风而起。正统十四年(1449)，大岭村黄汝通率众3000人举义，响应百峰山的农民起义。

正统八年(1443)秋，“广州大饥，新会为甚”，农民起义人数大增。铁炉坑的岑子华、陂塘的谭保、南坑的黄三、那西的白大蛮等农民首领，各领起义军二三千人不等，活动于新会至恩平、阳江一带。肇庆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吴长能也挥师前来新会禄洞予以声援。

明中期，新会一带以黄肖养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黄肖养原是南海县冲鹤堡潘村的农民。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他聚众万余人，拥战船150余艘，攻下南海县辖大良、龙江等地，战船扩至500余艘，随后挥师围攻广州城，击溃前来救援的政府军，溺死总兵官安乡伯张安，生擒都指挥王清，消灭政府军5000人，声威大振，义军扩至10万人。黄肖养在五羊驿设行殿，称叫顷民天王”，改元“东阳”，封赐文武官员百余人。代宗景泰元年(1450)一月，黄肖养会合新会黄三等起义军，集战船千余艘，聚众达3万以上攻打新会城。四月，黄肖养从新会率水军返广州，在白鹅潭兵败被擒，壮烈牺牲。景泰七年(1456)一月，起义军在百峰山与古兜山交界处的大柴Gy山根据地失陷，坚持了8年之久的这次农民起义终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世风日下，天灾人祸再一次迫使农民起义。正德十五年(1520)，新会、新宁两县的饥民起义，劫富开仓济贫。起义军围攻新会城多天。

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五邑饥民造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几无宁日。规模较大的各路起义领袖有：嘉靖六年(1527)，新会、新宁的雷骨子、林子祥、汤孛等；九年(1530)，新会、新宁的曾友富、宗英、方长等；十五年(1536)，新会的许文盛、邝悦敏等；二十八年(1549)，新会的何老猫、邓四、吴孑L清、区文岭，恩平的伍崖风等；三十一年(1552)，新会的李潮兴等。这些起义席卷五邑各县，并同增城、东莞、新兴、阳江、阳春一带农民起义遥相呼应，官军穷于应付，“危城破堞”，“邑治陆沈，城门昼锁”，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清灭明后，实行血腥的种族屠杀政策，因而不断激起汉人的英勇反抗，为光复明政权而斗争。清初，五邑地区的“反清复明”起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农奴(即受地主阶级役使的奴婢、奴仆)起义，如顺治二至十七年(1645-1660)有：新会三江乡的李元聘、赵振成，江门外海的刘似涓、李茂迪、刘宗始，新会籁竹门的邓汝奇、郑伯祥等领导的农奴起义，起义者“皆杀逐其主，据其田庐，甚者掳其妻子，掘其坟墓”，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二是农民起义，如顺治四年(1647)，新会独冈(今属鹤山)人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两支义军联合起来达10多万人，共同抗击清军。1659年，84岁的黄公辅死于军中，王兴等人自焚殉国，起义失败。今杜阮叱石公园内还有黄公辅祠纪念这位抗清卫民的英雄。

明至清初发生的农民(农奴)起义，最后都被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也多被残忍地杀害了，但不少起义者及其家属则利用五邑濒临南海的有利条件出海逃生，如黄肖养和黄公辅领导的这两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就有许多人或从新会、或从台山上川岛乘船逃亡海外，他们就成了华侨。虽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这些亡命者主要是逃往东南亚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

(4)落草为寇，浪迹海外，演变成华侨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张保的部属。

张保(1786-1822)，人称张保仔，今江门市水南人，生于渔民世家。他15岁随父亲出海捕鱼时，被海盗头目郑一掳去，迫于无奈当了海盗。他年少英俊，武功甚好，深受郑一及其妻石氏(人称郑一嫂)喜爱，收为养子，成为以郑一为首领的海盗帮中的一个小头目。当年活跃在广东沿海的海盗帮共有6股，郑一帮的势力最大。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十七日，郑一在海上遇飓风溺死(一说战死)，该海盗帮便拥立郑一嫂为首领。郑一嫂早就欣赏张保的才干，后来两人又有了恋情，她便将这股海盗交由张保统率。起初，张保治军严格，曾对部下“约法三章”，严令部下只掠洋船、官船，不许滥杀百姓、不许奸淫民妇、不许私分(留)财物，违者立斩。因而深得渔民及穷人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大，据称最盛时有部属4万余人(一说10万余人、20余刀人)，大小战船300余艘，威震香港、澳门和广东沿海。

张保以香港大屿山东涌为大本营，多次打败清军的进剿，也打败清军与葡萄牙舰队的联合围剿，两广总督被频频革职，浙江提督李长庚和虎门总兵林国良成了刀下鬼，提督孙金谋兵败逃匿。张保的声誉急剧上升，引起了其他海盗帮的嫉恨，郭婆带和梁宝投降官军后协力攻打张保。1809年，清廷委任正黄旗人百龄为两广总督。他上任后，交替使用“剿”与“抚”的两手，加强了对张保的围剿和招降活动。张保的处境日益困难。特别是百龄实行“海禁”政策后，切断了张保的物资来源和补给线，张保只得改变斗争策略，除在公海上劫掠外，还经常骚扰五邑地区，袭击村落，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这样，张保就把自己置于同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从而加速了他走向灭亡。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张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香山县石岐镇向百龄投降。张保率领17318名海盗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投归当局。作为回报，当局授予张保千总职衔，允许他保留一支拥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队；奖给一大笔奖金让他安排部下成家立业、生产自救；允许张保与郑一嫂正式结为夫妻。张保投诚后，全力协助百龄实施“以盗剿盗”的恶毒计划，追剿他昔日的盟友，为平定在广东沿海地区活动了20多年的海盗立下了犬马功劳，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升至闽安协副将，成为二品大员。《潮连乡志》记载，“张保及与郑一嫂俱归正，总督百龄亲临香山抚之。张保仔受千总衔，领兵捕余寇。”张保终“以怨仇多，不自安……怏怏而死”，只活了36岁。

张保投降时，内部反对的声音十分强烈，人人骂他叛逆变节，这部分海盗达六七万人之多，有大小船只干余艘，除小部分人返回故里外，大部分人乘船逃亡海外，到了菲律宾、马来亚和北婆罗洲等地。这是鸦片战争前，继南宋灭亡后，五邑地区又一次人数较多的移民活动。

(5)被日本海盗及西方殖民者掳卖而成为华侨

在台山市广海南湾的“海波公园”里，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上面刻有“海永无波”4个大字(每字高3米、宽2．8米)，字体苍劲雄浑，气势磅礴，旁边题款是：“钦差总督备倭都张通书，巡视海道副使徐海刻”。据称这是广东最大的摩崖石刻。它既是五邑人民抗倭斗争的历史丰碑，又是五邑人民海外移民活动的历史见证。

明景泰三年(1452)，倭寇(我国人民对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的蔑称)常侵扰新会等五邑沿海地区，“渔猎其民，民困宁居”。这些被倭寇掳掠的良民便成为出国华侨。张通奉命进剿失败。天顺二年(1458)，张受参劾，英宗下诏命张通戴罪立功，务必平定倭寇。次年，张通在沿海人民的大力协助下，俘虏了大批海盗，取得平倭重大胜利。为记功，也为祈求和平，他写下了“海永无波”4个大字，表示从此海上太平无事。成化三年(1467)，浙江余姚人徐海任巡视海道副使至此，他深为五邑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所感奋，于是将“海永无波”4个字刻于石上，作为平倭记功碑一直保留至今。

值得指出的是，张通平倭后，倭寇、海盗仍经常骚扰五邑沿海，海上并不平静。如隆庆四年(1570)正月，倭寇200余人侵入新宁海宴一带，并同盘踞在藤峒的贼帮邱东闲等500多人联合进攻广海城。倭贼占城46日，杀害了3000余人，很多人摇着小船冒死渡海求生。次年，倭贼被军民合力赶出广海城，此后，新宁再没有倭寇犯境的记载。

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在南洋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开发和掠夺这些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殖民者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华人采取招徕政策。1619年出任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彼得逊?柯恩就特别训令驻外官员，务要“优厚接待北大年、暹罗、宋卡等中立国家的华侨，发给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即巴城，今雅加达)经商”。11)

1625-1627年，来到巴城的中国移民有4280人，后有2854人留在巴城。(2)这些移民约十之六七来自福建，十之三四来自广东及江、浙沿海省份。是否有祖居于沿海的五邑人?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按推理会有不少。

西方殖民者曾使用暴力手段掳掠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居民卖往殖民地，从事垦殖等开发性劳动。五邑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如明正统十三年(1518)，葡萄牙殖民者灭马六甲后，窃其名要求贡封，遭明政府拒绝。1519年，葡人人侵新会会城；嘉靖二年(1523)再入侵新会西草湾(一说台山蒲草湾)，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凶狡的“佛郎机人”，在沿海地区“掠卖良民，筑室为寨，为久居计”。明隆庆三年(1569)春，有“蕃舶泊崖门，祠庙数为秽渎。奸民多掠良家子女卖之，汤惟蛟兄弟其首也。”除汤惟蛟兄弟外，还有许永、黄恩宠等内地奸民与“蕃人”暗通往来，掠卖良家子女于外洋。这些被掠买的良民出洋后就成为新会籍的华侨。这是文献上对新会华侨形成的珍贵记录。

从国际背景看，16世纪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的开发与掠夺。由于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富有耕作和经商的传统与经验，能吃苦耐劳，西方殖民者认定中国的劳动力很有利用价值，既需要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更需要为数众多的耕作者及仆役等服务人员。利之所驱，为求生路，这是很多华侨出国的重要原因。五邑地区面临南海，五邑人勤劳勇敢，富有耕作、捕鱼及经商的传统，在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不断加重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只好远走南洋以求生计。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古代五邑人移民海外的活动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同唐、宋、元时期相比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五邑人的海外移民活动，人数要多得多，规模要大得多，影响要深远得多。如果说，唐、宋、元时期是五邑海外移民活动的孕育期、序幕期，那么，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是五邑海外移民活动的发展期。

第二，无论是唐、宋、元时期，还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移居海外的五邑人中有商人，但为数甚少，大量的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因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失败而逃生的农民、手工业者与渔民，他们构成五邑地区古代出国华侨的主体，是五邑华侨的先驱。

第三，在古代，移居海外的五邑人，除去少数是被殖民者同本地奸民相勾结掳卖出去者外，绝大部分都是一种和平的移民，它同鸦片战争后盛行的“猪仔贸易”，性质根本不同。这些五邑移民为侨居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唐、宋、元时期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五邑人都毫无例外地移向南洋地区，新会人充当了海外移民先锋的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洋地区在地理上同五邑地区最接近；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殖民者最早在南洋地区搞开发而需要大量的商业中介入和劳动者。

第五，唐以来五邑籍华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五邑人移居海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海外贸易的发展，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危机(政权腐败一农民起义一改朝换代一种族屠杀)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这些就是五邑人移居海外的基本动因。列宁讲得好：“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

五邑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出现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是本地区与迁入国家或者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当五邑地区社会经济的变化对民众形成了一种驱动力之时，东南亚、美洲、澳洲等地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又对正在寻找出路的五邑民众产生一种强烈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如果没有这种诱惑力和吸引力，五邑民众仍然会向外迁移，但是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国际移民

一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造成一般民众生活贫困，人们被迫漂洋找“出路”

19世纪中期是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耕地不足的状况日益严重的重要时期。这种矛盾在五邑地区相当突出。新会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以前，城乡民众的生活比较安稳。此后，人口上升到60多万，清朝末期更是达到80多万。“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人，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清末台山举人赵天锡在当地作了一个调查，全县一年的粮食产量只够60万人“支半年”。开平同样“地不足以容人’，“迩来地狭人稠，所谓天然物产者，既不足以赡其身家”，每年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清末只能供应全县4个月的口粮。

在粮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土地占有的不平均，自然经济的解体，更是加深了这个矛盾。当时五邑地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是：占总户数5％的地主却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60％多的贫雇农所占有的耕地仅为9％。贫雇农终年劳动仍然得不到温饱，地主的囤积居奇更使他们雪上加霜。开平塘口镇潭溪山塘村有29户人家，世代佃耕地主的田地，每年收割完毕，交了田租和捐税后所剩无几。其中经济情况较好的5户人家每天也只能稀粥和饭掺杂着过日子，而另外24户则全靠稀粥和杂粮维生。鸦片战争以后，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不少人被迫脱离农业，或做点小买卖，或游荡于城镇，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力的不足又直接影响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严重缺粮的五邑地区只有依靠大量进口洋米维持生计。台山“仰给洋米，倘舟楫偶断，炊烟立断”。每年在买洋米上的开支是118万两白银。新会的粮食供销总量中有60％-70％来自海外。粮食供应的不足直接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富者骤贫，贫者愈贫。教养并阙，民起为盗，赌盗相缘，而游手游食之辈遍城乡矣”。生活重压之下，贫穷的人们必然寻求出路，到海外谋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台山县“山多田少，人民生活维艰，查近二十年来，县民挈眷往南洋各埠寄居谋生者，计每年不下数百家”。开平山塘村在1848—1879年间就有11户14人挥泪告别父母妻儿远涉太平洋到美国去实现他们的“黄金梦”。这只是五邑地区千百个村落千万户家庭被迫骨肉分离的一个缩影。过去五邑城乡流传的“家里贫穷去亚湾(古巴)，为求出路走金山”的顺口溜，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

二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只好出洋躲避鸦片战争以后广东农村自然经济不断解体，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到清朝咸丰四年(1854)，新会爆发了以10万农民为主体的红兵起义，以呼应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军在陈松年、吕萃俊的领导下，围攻新会县城达两个月之久。五邑各地起而响应，据新会《潮连乡志》记载：“四乡党首，竖旗聚众者，所在多有。”红兵起义最后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的农民有不少被迫乘船逃往国外以避迫害。太平天国失败后，新会籍的平南王黄德滋率领部众逃到澳洲。

随之而来的以台山、开平、恩平3县交界地为中心的土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长达12年之久(1855-1867)。台山的那扶、深井、四九、冲蒌、三合，开平的金鸡、东山、赤水、马冈、大沙以及恩平的沙湖、良西、朗底、那吉、大槐等土客杂居的乡镇，骨肉同胞相互残杀数百次，往来拉锯争斗，使田地荒芜，百业凋敝，人们在惊恐之中度日如年。求生者结群外逃，经澳门出洋。更有相当数量的土客青年男女被对方掠夺为俘虏，当“猪仔”卖往南美洲，仅此一项就有1万多人。例如台山人朱甲先就是于咸丰七年(1857)被本地人强迫卖“猪仔”从澳门到了古巴的。

辛亥革命以后，五邑侨乡匪祸连年。以古兜山为据点的新会帮和以大隆洞为据点的信宜帮两股土匪以台山南部的广海、海宴为活动中心，祸及台山北部及新会、恩平、开平等县。绑架勒索，劫村烧房，经常发生。匪患闹得五邑地区鸡犬不宁，百姓生活在恐慌之中，流离失所。治安状况的恶化，同样驱动人们外出谋生。三 天灾加剧人祸，把民众逼上出洋之路

五邑地区在清朝中后期是广东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尤其是这里濒临大海，除了常见的水旱灾害外，每年的台风也给这一带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损失。比如台山在1851-1908年的57年间，遭受大水灾14次、大台风灾害7次、大旱灾4次、地震4次、瘟疫4次，由此造成了5次大饥荒。自然灾害使本来就很贫困的百姓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只得背井离乡到他国去求生存。新会棠下镇周郡村在民国时期非旱即涝，十年九不收。仅1913年就有300多人因水灾而出洋或到广西等地谋生。又如恩平东成镇石岗村老华侨梁立铨是该镇最早到委内瑞拉的华侨之一，他18岁离家出走，也是因为连年灾荒，颗粒无收，家庭破产。冶山大江镇肯堂村的伍时义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困苦，与同村乡亲走上了去古巴的道路。类似梁立铨、伍时义这样的华侨在五邑地区真是数不胜数。

四海外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给生活在天灾人祸交相煎熬之下、急于寻找“出路”的五邑民众送来了极有诱惑力的信息

在东南亚，明朝中期以来，欧洲人的东方殖民开拓获得进展。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荷兰人征服巴城，后来居上的英国人在新加坡、缅甸、槟榔屿，都建立了欧洲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极为畅销，自然成为西班牙等国贸易的主要对象。比如西班牙人1571年在马尼拉立法鼓励、保护华商到菲律宾开展贸易活动。欧洲人在东南亚立足以后，为了维持各贸易据点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地开矿山、辟种植园，华人是他们认为最能干最有用的劳动力。华人帮助欧洲人沟通了与土著居民的联系，所以被欧洲人看作是最有价值的群体。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对东南亚殖民地的争夺更加激烈。殖民地的扩张在武力的推动下，由沿海地区侵入到了内地。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地掠夺矿产，开辟种植园，建厂修路，使东南亚成为一个大工地，因而产生了对劳动力和商贩的大量需求。

在美洲，独立以后的美国迅速向西部开疆拓土，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1848年，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河河谷发现金矿的消息传遍了全球，人们从美洲、欧洲、澳洲的各个地方潮水般地涌向加州的内华达山脉的河谷，以求实现他们的黄金梦，从而形成了轰动全球的淘金热潮。美国资本家们对西部开发的认识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美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交通非常不方便，由东而西乘坐马车往往需要长达数月的行程。落后的交通状况，严重阻碍了美国对西部的开发。经多年酝酿，东起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州府奥马哈、西至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终于在1863年破土动工。美国西部本来是一个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劳动力极其缺乏的地区。黄金潮的形成和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来支持。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于是很自然地成了资本家们为获取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关注的焦点。华人的到来受到美国西部各界的欢迎。1852年，加州州长麦克?杜戈尔建议在颁布土地法时，鼓励更多的华人来加州定居。他说：“中国人是我们这里最受尊敬的居民。”当地的许多报刊也对华人的勤劳、安静和整洁等特点大加赞许，说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肯做，白人能做的工作他们会做，华人是白人无法替代的理想劳动力。在当时加州的各种盛大庆典场合，华人以贵宾身份应邀出席。在泰勒总统的葬礼上，华人被安排在最受尊敬的位置上就座。1858年加拿大西部弗雷塞河与汤普森河中游一带金矿的发现，1880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动工，加大了北美洲对劳动力的需求。连南美洲在19世纪前期获得独立的秘鲁，为了修建铁路，发展农业，挖掘天然的鸟粪资源，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样把目光投向中国。

在澳洲，1851年发现金矿，也提出了吸引劳动力的要求。

五清朝政府出入境政策的改变，民间业已形成的开放心态，成为涌起大规模移民潮的间接因素

西方列强急需劳工支持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对华政策。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迫使清朝政府进一步开放海禁，允许西方各国在华自由招工、自由从事苦力贩卖活动。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1860年英、法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船只，毫无禁阻。”这一条款实际上改变了清朝政府施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从此华工出国由非法变为合法。美国内战结束后，西华德国务卿为了实现美国的太平洋帝国梦，加快西部的开发，于1868年与清朝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第五条便是鼓励华人移民的规定：“两国公民与臣民为了好奇、经商或作为永久居民者，彼此从一国自由移民到另一国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条约对以美、加为主要迁入地的五邑居民来讲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台山的广海镇是中国“海上丝绸和陶瓷之路”通往南洋、西亚、东非的古老口岸之一。宋代在广海设置了望舶巡检司，南洋等地来的商船，必须经过这里，才可进入广州贸易。新会崖门水道也是古代海上丝绸和陶瓷之路的通道之一。因此，长期的对外交往，帮助台山、新会等地的五邑民众对外界有一定的了解。1514、1517、1518、1522年，不断有葡萄牙人来到台山上川岛，均因中葡冲突或丧生或返回。从1537年至1554年，上川岛成为葡萄牙人的一个贸易地点。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也到了上川岛，企图由此展开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外来的宗教文化随着贸易的开展传人了五邑地区。民众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面较以前宽一些，了解也多一些。清朝前期尽管有政府禁海令的威胁，一些人仍然冒险到了南洋进行贸易活动，他们不断地把知道的异域风情转告乡亲。这样就形成了五邑人的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在家乡生活日益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状态很自然地促使他们在国内其他地方寻求发展机会的同时，还会把目光投向海外。政府对出洋经商或作劳工的人员所持的态度也出现了某些转变，这使早有出洋传统的五邑民众之中经济破产、走投无路的人们，希望到海外求发展的念头变得日益强固。

很多破产的农民在“出洋可以发大财”等一些不准确的消息欺骗引诱下，登上了三桅木帆船，开始了充满血泪的行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邑地区就不断有人传播各种消息，人们议论：“与其饿着肚子，不如远走高飞。不跑远程，有了金山银山，也不会流进你的口袋的。”“在外面干得好，还会升官发财。”“春天出去，冬天可以回来，捞一两百个大洋银，不就可以成个家。”……这些不实之说对急于寻找“出路”的破产农民来讲，诱惑力太大了。一些歌谣就形象地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态：“喜鹊喜，贺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得金银成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当初穷过鬼，霎时富且贵，唔难屋润又家肥，回忆囊空因命水。运气催，黄白从心遂。否极泰来财积聚，腰缠十万锦衣归。”“当初一文冇(四邑土话，意为没有)，否极泰来到。旋过个边就富豪，移步何难财主佬。时运高，老天庇佑我。卖票霎时中仔宝，腰缠十万力唔劳。”五邑地区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出国了。

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五邑地区的国际移民如开闸的洪水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掀起了第一次国际性移民高潮。开平人“涉重洋如履庭户”，有的村镇几乎家家有人出洋谋生，有的一家就有十几人。台山人大规模出洋，在外人数超过开平，仅1854年在美国旧金山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台山籍同乡8349人，1876年在宁阳会馆登记在册的台山人多达1．5万，从同时期有3．4万会员的合和会馆(台山、开平、恩平人所建)规模看，在旧金山的台山籍人数肯定超过2万。1877年海宴沙栏村华侨李仍回乡时一次便带了200多人到美国当铁路工人。据记载，1880年在美国的台山人已经达到12万。1858年首批台山华侨受加拿大发现金矿消息的影响从美国加州进入温哥华地区，从事采金工作。新会北部乡村的民众有1／10往南洋，南部各乡的民众多到南北美洲。恩平也在这个时期有很多人去了美洲、澳洲，如最早到澳大利亚的恩平人陈广大就是1858年被卖“猪仔”到悉尼的；最早到加拿大的恩平人梁远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抵加的；最早抵达美国的一批恩平人是1880年前后出发的唐奕扑、唐存芙等。

1854年旧金山四邑会馆和宁阳会馆接待的同乡人数达21500人，会馆自报在册会员16107人，而美国人的估计为1．7万人。22年后，五邑在美国加州的华侨人数明显增多。据1876年美国加州参议会对旧金山唐人街6大中国同乡会馆的调查，90200人中，冈州、宁阳、合和3个五邑人会馆就占有6．4万人。而1878年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在其日记《使美记略》中依据当地华人领袖的简要报告则称，6会馆拥有商民近16万人，其中五邑籍商民多达12．5万余人。这两个数据尤其后一个的可信性因为调查者的身份不同、被调查者的心态各异而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五邑人在美国的势力仍由此可见一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加拿大的华侨几乎都是广东籍人，其中四邑籍的华侨就占63．6％01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是澳洲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华人主要来自台山、新会、开平和恩平，他们分布在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境内的乡间小城镇。最迟于1856(一说1855)年就建立了四邑会馆。在维多利亚东北部山区中一个叫“茵陈坑”的地方，先侨们修建了一座集体坟场，以安葬那些贫穷的海外孤魂。据当地史料记载，1852-1911年先后有2000多位华侨在此落葬。从姓名、原籍清楚的435人来看，五邑人占绝大多数：新宁245人、新会141人、开平12人，三县总人数占92％弱。19世纪60年代，涌人新西兰淘金的华侨多来自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很多五邑人就是随着这股潮流进入新西兰的。

五邑地区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格局，就是在这个阶段确定的；而且与移民的序幕期相比，国际移民迁移的主要方向转向了美洲，尤其是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

随着19世纪后期北美、澳洲排华势力的增长，一些国家如美国等相继通过排华法案，五邑地区的国际移民运动进入低潮，出洋谋生的人数明显减少。同时我们也看到仍然有一些人想尽各种办法进入敌视华工而且关卡重重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据宣统《开平县乡土志》称：“今虽美严入境之禁，英增人口之税，而多方营求假道者、偷关者，骈肩接踵，虽千金不惜。”这不是开平一地的现象，台山、恩平、新会同样存在。1906年美国旧金山的大地震也为五邑地区在排华期间仍然有移民迁入美国创造了条件。一些人花高价购买“出世仔纸”，以“纸面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这在五邑各地都存在。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期里，由于劳力的缺乏，一些国家如英国放宽了移民限制，有些五邑人因此迁到欧洲，扩大了五邑华侨在欧洲的数量和分布范围。

这一个时期的五邑华侨大致是通过“猪仔华工”和“赊单华工”这样两种形式迁往世界各地的。

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两类移民作一个分析。“猪仔华工”与“赊单华工”有无区别?目前国内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本质上是一种类型。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出发前都签有合同，他们被迫打工还钱，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是奴隶般的；二是都经历了令人发指的“海上浮动地狱”的煎熬。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值得推敲。出发前签有合同，这确实是两者共同的一个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同意用“契约华工”的概念来泛指这两种华工。出国的交通条件极其恶劣，也是事实，运送“赊单华工”的船只上也确曾发生过华工的暴动。但是，因此就认为所有的“契约华工”都是“苦力”、“猪仔”，或者确定“赊单华工”就是“债奴”，是人贩子实施的“隐蔽的苦力奴隶制”，对此我们则不敢苟同，至少五邑华侨不完全是这样。

“猪仔华工”与“赊单华工”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猪仔华工”有这样几个特征：①进入猪仔馆的方式，主要是被拐骗、掳掠。②被强迫签订有5-8年期限的合同。③从一踏人猪仔馆开始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景况极其恶劣。④到达外国口岸再被拍卖给前来购买的雇主，在种植园、矿山、鸟粪场被监视劳动，限制活动范围，以其劳动来偿还债务。这类华工主要出现在南美洲、东南亚等地。

“赊单华工”的特征为：①拐骗、掳掠不是招募这类华工的主要方式，华工自由地与雇主就船票、伙食的垫付和偿还签订合同。②华工在得到船票或获得保证后，就去广州或香港住进特为移民开设的客栈，等候启航。这些客栈通常接待同一地区的移民，移民与经纪人多有特殊的关系。③与“猪仔华工”签订的合同一般都有具体期限不同(多为5年)，“赊单华工”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还债时间限定，多是规定工作确定后用每月的工资的一定比例偿还。④也没有规定到外国后必须为谁工作，负责接待、安置他们的主要是侨团。正是因为“赊单华工”具有这些特点，我们才不难理解19世纪50年代美国多次出现一些“赊单华工”拒不执行合同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招募公司、船运公司才与侨团之间形成了非正式而严格的协定：侨团有义务监督“赊单华工”还清债务，没有还清债务的华工不仅得不到侨团开出的证明去购买返乡的船票，还会受到侨团的惩罚。这类华侨主要是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美国最典型。

两者相比，应该承认“赊单华工”的人身自由度远大于“猪仔华工”，将两者等同看待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到美国的主要是“赊单华工”呢?这与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五邑籍华侨首先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在19年9月就召开制宪会议，以1．2万多票赞成、800票反对通过了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因此，要想在这里实行“猪仔华工” 工"这种变相的奴隶制是很困难的。金矿开采、铁路修建这样的西部大开发工程急需廉价劳力的现实，也迫使资本家采用"赊单制"的方式来招募劳工。从而形成了境遇与"猪仔华工"有所不同的"赊单华工"。

我们指出两者的区别，并没有否认大量"赊单华工"遭受的悲惨命运。这种分辨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早期五邑各类华侨的特点。

一 "猪仔华工"

五邑上百万海外移民的历史中最为悲惨、辛酸的一页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猪仔"贩运。"猪仔"又作"猪崽"，系广东方言。贩运被掳华工的船只(俗称"猪仔船")，皆以木盆盛饭，开饭时"猪仔头"呼华工一同就食，其呼声与乡中呼猪进食相似，故有此蔑称，但仅见于华文文献，西方文献通称 "苦力"。

鸦片战争前后，持续400多年的非洲黑奴贸易逐渐被废除，但是，美洲的开发和东南亚热带种植园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1848和1851年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维州金矿的发现，使殖民地劳动力的供应更趋紧张。东南亚热带种植园的实验使殖民者受到启发:掠贩华人是弥补劳动力缺口的最理想方式。于是，西方殖民者直接闯到我国东南沿海口岸尤其是广东、福建，非法掠夺华工，形成了华工出国的高潮。五邑地区前往拉丁美洲地区和大洋洲各岛的华侨主要是通过"猪仔华工"的形式出去的，它是由鸦片战争以前东南亚的"猪仔"贩运演变而来的。贩卖这类华工又叫"苦力贸易"。五邑籍华侨被卖"猪仔"的历史到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高潮，光绪中期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二 “赊单华工"

五邑地区以这种形式出国的华工主要是去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潮的兴起吸引了广大五邑地区的农民，他们具有发财致富的浓厚兴趣，一些华工在美国淘金赚了大钱的消息以及天花乱坠的招工广告的出现，使准备出国的人深信不疑。招工广告是这样描述华工们的"前途"的:

美国人都很富，他们希望并且欢迎中国人到那儿去。那里工资高，房子又宽敞。至于吃和穿，更是任你挑任你选的。你可以随时给亲友写信寄钱，我们保证信和钱都能安全邮到。那可是个好地方，没有官府，没有士兵，人人平等。现在那儿己经有许多中国人了，你不会感到陌生的。那里也有中国财神，还有招工局代办处。别害怕，你会走运……。美国的钱多得很，随你花！

看到这样的宣传，急于摆脱贫困和政府压迫的中国农民谁不动心？！于是，一些外国在广州、香港开设的船运公司和早年到美国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五邑籍华侨受美国金矿开采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委托回乡开始招募"赊单华工"。很多身无分文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应招，与雇主签订垫付船票、途中伙食经费的合同。他们后来的命运虽然比"猪仔华工"好一点，但是在一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环境，仍然逃脱不了同乡侨团或雇主的种种欺诈和盘剥，仅船票钱就是一笔不小的债务。船票一般是40元，到美国后连本带利就要100多元。这还不算伙食钱。因此，很多带着种种幻想去淘金的五邑籍华工到最后无钱返乡而客死异邦。仅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八年(1892，新会侨团从旧金山运回埋葬在新会会城镇圭峰山西南麓黄坑的无名氏华侨骸骨就有387具。这样的"义冢"在新会有6处之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赊单华工”悲惨的命运。

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五邑籍华侨除了“赊单华工”外，还有不少人是自由移民。他们或者抵押田产、店铺，或者向亲友举债，或者靠远在异乡的亲友寄钱回来买船票，前往美国。他们离开故乡登船远渡重洋，或登陆美国后的生活工作都是自由的。当然借钱出洋的华侨仍然有还债的义务，否则他在华侨社会和自己的家乡都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其家族也会蒙羞。

当“赊单华工”也好，被卖“猪仔”也罢，早年五邑籍华侨出国的命运都是非常悲惨的，有的人自从跨出家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或葬身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或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凉的山冈，出国之路是由他们的白骨和鲜血筑成的。每个人，每一家，每条村，都有说不完的辛酸史，流不完的伤心泪。

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自述：

郑阿安供：年四十岁，广东恩平县人。在家作手艺的。咸丰二年被人骗到澳门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门，入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后掉“钱”字]，未见到西洋官。十一月开船。到夏湾拿[即古巴哈瓦那]卖到科垄属下糖寮，待我极凶酷。

文长泰供：年三十九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读书，我来时才十九岁，被人拐去江门，搭小船到澳门，见洋官，给合同一张，洋钱一元。咸丰三年十二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糖寮。

梁阿照供：年六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我在前山开香铺，有向来共买卖的高阿苗说去上海作生意办货，我也想去上海买货，他又约我去游玩，我带了几百银子，同他到澳门街落船，我怕错上猪仔船，他说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猪仔船，高阿苗转眼即不见，我明白被骗了，真是想不到。

崔安供：年三十六岁，广东新会县人。向来做纸生意，有邻人温阿珍对我及表亲八人说，到澳门可觅工做，不料带我入虏那哈猪仔馆，关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并无银给，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于咸丰五年十月开行。

梁阿英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无生意作，遇见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门，带入猪仔行。立合同，未见过西洋官。我不想来，猪仔头共给我洋钱一元半。咸丰六年二月到夏湾拿。

朱甲先供：年四十一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客家，耕田为业，被本地人欺负，把我拿出卖与大西洋人，是澳门猪仔馆，逼我画合同，给我一套衣服，咸丰七年二月开船

梁阿壬供：年三十六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剃头生理有个同姓兄弟，叫我到澳门作工，到了澳门入白麻行，住了一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自主。咸丰八年正月，立合同一纸，洋钱一元，西洋官问过，我说不愿，他说下船再说。后来下船即开，不能上岸。

林阿龙供：年六十五岁，广东新宁县人。在家内作外科医生。咸丰八年正月，有人叫我到澳门医病，就被拐进猪仔馆。我是向来未见过洋行的，我进出不知道怎样，也未见过西洋官，到船上即开。

周阿未供：年四十二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织布，因去江门，晚上栅闸关了，不得回家，就遇见姓黄的留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问搭澳门渡船能到新会么?他说船到新会城外停住你下去，后来并不停，一直到澳门，带我入和盛猪仔行，我才知道把我卖猪仔行内，不准出来。

叶伴凤供：年三十岁，广东新宁县人。同治二年十月，因地方乱，有猪仔头骗我说出洋做工，见西洋官，立合同，给银八元。十二月开船。

黄阿满供：年五十六岁，广东新宁县人。我在家里山上作日，被人拐到澳门，共八个人，给合同一张，无钱。同治二年十二月，下船即开。

钟南斗供：年三十九岁，广东开平县人。我因客家乱，走到鹤山，被人骗我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元。同治二年九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科垄糖寮。

李阿新供：年三十三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广州府家伙铺作工。赌钱输了，不敢回铺，遇见猪仔头告诉我到澳门有事作，我到澳门猪仔馆住了两天，带我见西洋官，我在路上说不愿立合同出洋，猪仔头就打。后只得立合同了，上船给洋钱八元，同治三年十月开船。

关阿明供：年三十八岁，广东开平县人。同治四年冬间，被族叔关连登及关阿九诱我往荻海墟还帐与我，不料骗我到澳门新昌记猪仔馆。猪仔头是新宁县人余阿福、余阿得，将我关住，我不愿来，被他们六七人拳打脚踢，几乎死去。闻得西洋官过堂时，他们叫一烂脚乞丐张阿三顶名立合同，硬绑我下船。

刘阿松供：年三十四岁，广东新宁县人。我是作水手的。同治四年正月，我到澳门，有朋友请我喝酒，我醉了，带我上猪仔船，上船即开。到夏湾拿卖到糖寮。

谭连进供：年三十四岁，广东开平县人。我在家作小生意，被李阿达(新宁县人)骗到澳门作生意，我就跟到澳门，送入猪仔馆。我等他不来，不准出去，后见番官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元。同治七年开船。

黄阿成供：年二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我作水手的。同治十一年，在澳门上驳船，到外国船上讨帐，我事办完已下驳船，外国水手下来把我捆上，仍拉上船，我即刻喊叫，并无人回应。

梁丁供：年二十八岁，广东新会县人。在家作戏子。因无事可做，有新宁人约我可到澳门去唱戏，到澳门带我到安记猪仔馆，见西洋官，立合同，收洋钱八元。同治十一年七月开船，到夏湾拿卖到格颠刺司属下三安多里婀糖寮。

黄登家供：年二十五岁，‘广东新会县人。从前作油酒铺生意。有亲戚黄阿惠住在石坎，叫我到澳门寻生意，我同他去，住了几天，叫我见西洋官顶名，我立合同，亲戚告诉我下船等半个时辰，那个本人就来换了，后来不见人来，阿惠也不见了，本想上岸，船上见了不许，又重打。同治十二年八月开船。

我们从百余名五邑籍华工的调查中摘录出的上述自述，使后人看到了一幕幕具体而辛酸的移民悲剧。出洋前虽然人们的职业不同，有的种田，有的做生意，有的读书，有的唱戏，有的习手艺……，但是被蒙骗被强制押进地狱般的猪仔馆、猪仔船，开始他们苦难的历程则是相同的。五邑地区这种猪仔贩运从道光末年开始，1849年美国旧金山“冈州会馆”的成立，说明此前已有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移民到了这里。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是苦力贸易的高峰期，所以我们看到的上述华工自述情况就是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直到光绪年间，这种反人道的拐骗华工的惨剧仍时有上演。光绪四年(1878)四月，番禺破获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招华工的案件，包括两名鹤山人在内的40多人获救。光绪七年(1881)五月，在南海县迎珠街义和隆客栈黄亚均等6名五邑籍“猪仔”(新会1人、鹤山5人)获救。光绪十年(1884)五月，第三批680名契约华工抵达牙买加，其中有20余人就来自台山、新会等地。这也是到牙买加的最后一批契约华工(牙买加称“合约华工”)。光绪十七年(1891)旅美华侨、台山都斛人卫老英(人称“猪仔头”，又称“客头”)与英、美公司签约，从香港、澳门招华工1800多人到墨西哥，新会的李柱君就在其中。

五邑籍契约华工主要前往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他们的出洋绝大部分都是不情愿的，是在始而诱骗，继而武力威逼，无可奈何地踏上了血腥的死亡之途。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二十八日，古巴华工、新会李承训的控诉就生动地揭示了被卖猪仔过程中复杂的心理活动和逼迫无奈的境遇：

窃我幼家贫，谨承父严训。行年十八岁，舌耕江门镇。壬申岁父殁，五月之中旬。求施于乡党，得钱三千文。叩谢乎闾里，归家议葬亲。因丧而失馆，家无粒粟贫。愿往亲友处，觅枝以栖身。路遇梁阿高，小泽乡中民。旧识谈往事，复假问寒温。云澳一艇户，其家颇称殷。修金一十元，邀我为西宾。我信以为然，随到澳门津。伊指一洋船，云即我东人。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云往吕宋国，我初不愿闻。伊出铁利器，不从定丧身。念家存老母，妻儿女成群。若然身丧后，合家靠谁怜?迫得乃从权，泣叹生不辰。到此古巴岛，与奴隶为伦。

即使一些“自愿”走进猪仔馆的华工也是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正如古巴华工、恩平人汤壬秀等所言：“民等雇工此境，被骗拐而来者十有七八，谁愿洋海飘涉?”前面提到光绪七年(1881)黄亚均等6人之所以走进南海义和隆客栈，完全是受了到檀香山打工每月可挣银10元，20个月期满后去留自便的欺骗宣传。猪仔头正是利用人们希望多挣钱而对外界又知之甚少极易上当的特点才屡屡得手。

从前引材料中我们还看到，五邑籍华工落人猪仔头之手，有的是在广州、番禺、南海、澳门，还有一些就在五邑地区，甚至自己的家门口。猪仔头拐骗华工的网络编织到了五邑城乡。据陆佑回忆：当年他在新会就经常看到猪仔头穿行于墟集和村庄，一有机会便大肆宣传南洋如何富裕，做工收入很多，容易发财；有时还带了一两个“活招牌”回来，说是某县某乡人，过埠开矿不过十年八载，便赚了大钱，衣锦荣归。这些手法渐渐影响了许多穷苦无业的人，于是进一步用甜言蜜语找对方交游饮食，借钱与之花费。等到混熟了，才提出代垫旅费和预支安家费等等，并答允抵埠后即有工作，诱骗对方签订“受雇契约”，使之走进卖身的圈套。如上述方法不灵，则用放高利贷的手段，等对方到期无力偿还然后加以威迫；或用局赌方法引诱无知者人彀，赌输时胁迫签约受雇。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新宁县人吴华长，本开有一间小茶铺，因生意清淡，受开平人吴阿友之邀去广州觅工，不想在开平一下船就被关人舱底，拉到澳门卖人猪仔馆。同年十二月被贩卖的恩平农民吴张思则遭受到更为野蛮的威迫：“有一晚人市买物，回来半路被三个人捉我，关人一间房屋内。次早押我落艇，艇上已先捉有数十人，驶落澳门。”据同治七年(1868)抓获的9名猪仔头供认，他们在二、三、五、六、十二等5个月间就在恩平、新宁、新会拐骗华工148人。其中“单干户”文亚明4个月中就6次诱拐新会6人。像文亚明这样的单干风险很大，多数是有分工、有组织地进行的。如同治七年抓获的9人中有6人是一个团伙，统一由梅耀观负责运输，其余5人分赴五邑各地实施诱拐绑架，不料在新宁至闸坡海面被抓获。猪仔头往往以熟人、同乡、亲戚关系为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是有这层保护色，才使多数被拐骗者失去警惕。

五邑籍华工自落人猪仔船始，等待他们的便是皮鞭、棍棒、饥饿、疾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死亡的阴影时常在他们头上盘旋。经过几个月“海上浮动地狱”中缺水少食的颠簸，以及疾病和绝望痛苦的煎熬，在港口迎接他们的则是人肉市场嘈杂的喧嚣，接下来那长达数年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身负脚镣披星戴月的劳动折磨更是炼狱般的煎熬。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十日恩平、新会籍古巴华工向前来调查的中国官员控诉：“古巴一岛，形如鳄鱼，毒气熏蒸，迥殊别处。糖寮林立，四望蔗田纵横，千百里中，监房不下数千间，脚铐不止数万副。内中被虐工人，呼冤受痛之声，皮开肉裂之形，刎颈悬梁，吞烟投水之事，不一而足。”在美洲、在澳洲，五邑籍华工们遭受的是同样的命运。很多人离开故土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连骨灰也撒在异国他乡，成为海外孤魂。

华工们被欺骗、贩卖，给家乡给亲人也带来无尽的苦难。道光年间贡生、鹤山人易其彬的一曲《卖猪叹》形象地唱出了“猪仔”被骗卖的经历和给家人造成的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侨乡广为流传至今：

朝亦闻卖猪，暮亦闻卖猪，朋友忽相值，辄云慎防虞，出门久不归，惶惶寻路衢。

番儿竟何为，买人以猪呼，奸民贪其金，掠买将人愚：“红毛宝藏国，金山跨珠湖，去时为陈胜，归来为陶朱，肥甘足汝口，轻暖足汝躯。”

贫民闻辄喜，争从番儿组，或有不受欺，白刃来相驱，一登番儿船，入笠难逃逋。

汝行执行事，汝去托何区，传闻乡异词，骨肉知何如，虽不知何如，总然鲜安居，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天风何惨惨，云雨常载涂。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

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欢娱，一身曳纨彀，妻孥缀琼琚，每食必玉馔，每饮必芳醐，日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一掷轻万钱，千金获须臾。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虎豹亦可惜，大吏诚宽舒，岂无捕以献?倏忽归其间。

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鬓须，绕膝诸孩孙，垢面啼呱呱，前岁方失母，父今为番奴，我老已苦此，何能携众雏?言有同乡归，十载离鸾孤，溯自高曾来，仃伶寡友于，一子硕果存，宝之如常珠，昨日喜成人，今日供罹罩，剩有新娶妇，含啼对阿姑，我听老翁言，不答徒嘻吁，闻道只今年，卖猪十万余。

从鸦片战争后涌现的海外移民潮到1869年5月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正式接轨通车以前，五邑籍华工在北美等地是受欢迎的，因为金矿的开采和铁路的建设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五邑籍华工们被当地的白人认为是肯吃苦、有牺牲精神、遵守法纪、勤劳温和的最好移民，赞誉之词经常见于当地报刊和议员们的演说、文章之中。因此同治七年(1868)中美之间签署了《蒲安臣条约》，大力鼓励华侨移民美国。但是，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成通车，不仅没有给承担铁路修建任务4／5的华侨带来尊敬，带来安定，带来和平，反而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厄运。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的铁路接轨通车庆典上，为铁路修建贡献最多的华工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议员、法官们热情洋溢的演说词中提到了法国人、德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全都有意识地“漏掉”了牺牲最多的华工。这实际上预示着华工们被歧视被排挤的命运即将降临。排华运动首先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形成声势并影响到内华达等西部几个州。后来又蔓延到东部成为全国性的问题，1882年美国第47届国会通过了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对华人的歧视从此确定为政府意志。兴起于美国的排华运动还跨出国界影响到加拿大乃至澳洲、欧洲等地多国政府的华工政策。五邑籍华侨开始了他们新的苦难历程。

随着国际性排华运动的兴起，五邑籍华侨在侨居国的生存日益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矿山、种植园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水土不服，克服异域文化环境带来的心理寂寞、孤独、痛苦的情绪纷扰，更难以忍受的是还要承受种族歧视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低下以及工时长、报酬少、劳动条件极差、皮鞭加饥饿等等不人道的待遇。没有一个五邑籍华侨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

五邑籍华侨争取权益，抵制、反抗种族歧视的活动，其实从猪仔船上就已经自发地产生了。在侨居国的矿区、糖寮、城镇，五邑籍华侨个人、团体以及他们主办的报刊都用不同的方式对种族歧视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艰难的抗争，为此不少人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材料的欠缺，我们很难对下层五邑籍华侨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进行展示，这实为憾事。不过从两位五邑籍人士的护侨斗争中，我们不难看到当年五邑籍华侨为了争取包括自身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权益而不屈不挠地抗争的轨迹。

一 伍廷芳在美洲的护侨斗争

伍廷芳(见图3)祖籍广东新会县，道光二十二年(1842)6月23日诞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父辈家境贫寒，被迫出洋谋生，经商南洋。他3岁时随父亲返国，定居广州。14岁赴香港求学，6年后毕业于圣保罗书院，留港担任法院译员。同治十三年(1874)他自费赴英国留学，人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3年后取得英国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取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从此，他以通晓商务、刑名、律例、万国公法而受到清朝洋务派的器重。他就任香港大律师5年，光绪八年(1882)北上，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开始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其中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就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华侨出身的伍廷芳直接为广大华侨(尤其是美洲华侨)服务，是在他两次受命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担任公使期间所履行的职责。据此可以把他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伍廷芳在不同时期护侨工作的重点略有不同。

(一)第一次出任公使时期(1896-1902年)

伍廷芳出使时正是国际性排华形成、发展的时期，他面临的护侨环境非常困难，留给他的护侨空间也很小。抵达华盛顿的最初两年，他主要为解决一些具体的华侨权益受侵案件而奔走。如1897年6月伍廷芳接尼加拉瓜布卢菲尔兹华商报告，在该国金矿工作多年的华工周道瓒、周振鹏叔侄二人3月启程回国，因携带有自己多年积累和乡亲托带的金砂而被布卢菲尔兹海关扣押。由于当时清朝政府与尼加拉瓜无外交通商关系，按中美之间条约在尼的华侨由美国驻尼加拉瓜公使馆予以保护。伍廷芳于6月23日、8月24日、10月19日3次不辞琐屑地照会美国国务院，力促其驻尼公使为我华侨争辩。同年，新泽西州、印第安那州和科罗拉多州频频发生有美国政府官员参与的侵袭当地华侨的事件，伍廷芳“不忍坐视”，于7月7日、7月19日、9月1日、10月27日、11月30日、12月2日数次照会美国国务院，交涉“我华人受洋官残虐之实在情形”，严正指出“华人在本省被人欺侮不止一次”，要求美方迅速缉凶，从严惩办。除了这些具体的事务外，6年间伍廷芳针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排华举动主要进行了如下的抗辩：

乙

1．抨击排华法在美国本土执行中的弊端

伍廷芳出使美国的6年正是该国排华势力高涨的时期，他既通过分析华侨利益受损害的个案抨击排华法执行的弊端，又十分关注美国政府处理华人政策的走向，希望尽可能减少排华政策对华人利益的侵害，有时他完全是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虽不能料，但期竭尽愚忱，稍宽一分，即华人受一分之益”。

伍廷芳为了维护美国华侨权益所作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极力阻止美国国会1902年通过新的排华法令。美国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经1892年修订将于1902年到期，从1900年开始，一些反华势力就在活动，期望延续并将之扩大到美国海外属地。伍廷芳积极联络美国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和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人，并向美国总统做工作，力图加以阻止。1901年12月10日他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58页的文件，强烈抗议美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排华叫嚷。伍廷芳指出，从1880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屈从美国的愿望，诚意换来的是虚伪与敌意，致使中国合法移民到美也遇到惊人的困难。有的人散布什么华侨低廉的工资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华侨并不想成为美国公民，只愿意在美国赚钱带回中国，对刺激美国消费没有帮助。这纯粹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设。他提醒美国政府，希望国会以公正、平等的精神处理到期的排华法案，因为这项法案违反正义和人道，将直接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伍廷芳的这份声明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外交文件之一012J但是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于1902年4月下旬通过了新的排华法，致使伍廷芳在1898年阻止排华法扩大到美国海外属岛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伍廷芳对美国国会内排华势力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也做好了美国将通过这项法案的准备。就在美国国会开会期间，他还在作最后的努力。1902年3月13日，伍廷芳约见美国副国务卿时明确告之：“美廷如此定例，中国亦将设苛例以待美商或设木屋于码头，稽留查验或将美人口税则加值百抽十五，以为抵制，则将奈何。”美国副国务卿也只有承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亦无词以拒”。(1)4月29日，他又照会海约翰，要求美国总统否决该法案。3周后，伍廷芳再次向海约翰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如果美方继续禁止某些获得特许的华人进入美国，中国政府也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若管理侨民人口总局仍照近来所定章程办理，则美国各项传教及银行东家、路矿工程师匠以及承办建造铁路之人、商务经纪并各项未有定肆之商民前赴中国，中国政府自应禁止，以示报施。”

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并熟识欧美法律的伍廷芳在斗争的策略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公使，他一方面充分利用正常的外交途径表达中国政府的诉求，同时注意舆论宣传，发动有影响的人士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在美国的6年中，伍廷芳积极向《独立》、《北美评论》等报刊投稿，应邀到一些公众讲坛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宣传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在华的贸易机会，呼吁实行公正、平等、人道的原则，力图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中国侨民的认识，为护侨工作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他还“在美都联络官绅，暗为援助，并随时向外部辩论，志在删除厉禁，便我商民”。1902年初在美国参众两院就排华法案举行的一些听证会上，伍廷芳的一些友人包括前国务卿约翰?W?福斯l特都直接抨击排华法案有违中美条约。

2．反对把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

1898年夏天，夏威夷群岛并人了美国，岛上二三万华侨的地位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尤其是自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禁止华工进入以来，夏威夷群岛就成为华工的一个重要去处，“华民出洋谋食，惟檀岛是趋”，美国政府在该岛将要执行什么样的华人政策自然是清朝政府非常关心的。美国政府很快就禁止华人移民夏威夷群岛，而且禁止岛上的华侨移居美国本土。伍廷芳马上作出反应，奏请朝廷在群岛首府檀香山恢复设立领事馆，以为今后与美方谈判该处华侨的保护问题打下基础。“非仍设领事以一事权，不足以严约束而资保卫”。12月，伍廷芳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将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一事提出正式抗议。他在照会中开宗明义宣称：将排华法扩大到夏威夷群岛将会中止当地华人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重要权利。华人在当地遵纪守法，富有教养，与当地土著居民和谐相处关系甚好；而且很多华人是在当地出生或已经被同化，他们获得了往来于祖国并可以带家眷前往的权利；何况在这里华人并不存在与白人或土著工人竞争的情况，事实上很受欢迎。因此，美国政府的举动是既不必要，又不合理的。1899年2月他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1902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令，对夏威夷群岛等美国海外属地上华工的权利进一步进行限制，各岛华工既不能前往美国本土，又不得往来于各属岛之间，只能在本群岛内活动。伍廷芳立即向美国政府交涉，在给国务卿海约翰的照会中据理指出：1894年中美双方互订续约时，夏威夷群岛等并未归附美国，两国间虽有禁止华工人美的协议，但并不包括夏威夷群岛在内。“如本国政府知贵国现议将夏威夷及飞猎宾(即菲律宾)群岛包人限禁华人条例之内，当时断不允从。”他又从国际公法角度提醒美方：两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应当严格遵守，如一方欲将未写入条约的他处地段人民纳入其中，必须先与相关国家磋商，取得一致后方可推行。“否则不特有违公法，且非优待友邦之道。”

3．反对把排华法扩大到菲律宾

就在夏威夷群岛并人美国的同年12月，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对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美军司令奥蒂斯将军擅自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中国移民迁居菲律宾群岛，美国政府容忍了这一把排华法扩大到该地的粗暴行为，并向伍廷芳封锁了这一消息。直到第二年夏，他才从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处获知确切消息，随即向美国国务卿并通过他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强烈的抗议。他谴责奥蒂斯的命令违背了国际公法和基本的国际礼貌，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法律程序，没有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手续。按照美国总统的宣告，凡是美国新获得的领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其地位不变。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奥蒂斯的命令都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他要求美国政府制止这位将军的鲁莽行动。伍廷芳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开展的斗争使美国政府自己也感到被动，海约翰在回照中不得不表示，已经通知奥蒂斯将军注意中国的抗议，指示他不要容许任何违反条约的事。

但是，这位军人的行动在美国国内有相当多的拥护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果然，4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新法令，排华法作为政府行为在菲律宾实施。伍廷芳极为愤慨，他在给海约翰的照会中指出，中国与菲律宾在移民和贸易方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华人前往贸易居住已数百余年，其地与中国邻近，通商置产，历来甚为兴旺。该岛华人多有亲友家室，亦有与土民互订婚姻者。其在该岛生长之华人数以千计。该岛隶西班牙国时，华人并不禁止来往，今若遽然禁绝，华民受累实深，贵国素号文明，岂宜如此?”

在第一个使美阶段，伍廷芳还促成中国与墨西哥签订了通商条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5月23日，中墨双方互换了《通商条约》文本。这个条约强调墨方在华招募的华工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勉强或施诡谲之计，华人在墨往来贸易享有与他国侨民同样的权益。《中墨通商条约》的签订，为两国间开展正常的移民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第二次出任公使时期(1907-1910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16日，66岁的伍廷芳再次受命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4国，为期2年。这一阶段伍廷芳的主要精力放在加快与中南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维护华侨权益方面。

早在第一次出使美国等国家时伍廷芳就很重视中南美洲地区，例如古巴，光绪五年(1879)根据中国与西班牙两国的协议清政府在哈瓦那设立了总领事馆，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爆发，1897年古巴获得自治。美国很快插手古巴事务，取代西班牙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1902年5月5日，美国驻古巴总督宣布移民法，规定在禁例实施期间，中国工人从别国口岸或地方进入古巴被视为非法。这实际上是古巴排华之开端。熟知国际法的伍廷芳对古巴政局的变化十分关注，他分别在4月11日、6月11日、6月21日多次向外务部呈报，指出在古巴的华侨有数万之众，“自应与之立约，以便保护”。经伍廷芳的推动，11月中古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伍廷芳到任不久就向清政府外务部提议：“南美洲之巴西、智利、巴拿马等国华侨分布辄以万计，我国既未派使驻扎，亦无使臣兼辖。……可否请大部统筹全局，除巴西已与我订约外，其余智利、巴拿马等国华民繁聚者一一与之订约，添派驻使或派参赞代办，由他国驻使兼辖。”[2)在1909年12月”日的《奏巴拿马华侨商业情形折》中他再次提出：“南美未订约各国，我国商民旅居各埠甚多，似宜一律同好订约，简使专驻，藉资保护。”同日，伍廷芳上呈了《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折》，详细陈述了他对与南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他首先指出南美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巴拿马、厄瓜多尔、智利、阿根廷等16个国家，根据他出访这些国家沿途所见，各城市的华侨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总数不下数十万。这些侨民虽然有的已与当地居民杂居通婚，但仍“严奉正朔，一切风俗习惯悉守宗邦”。对故土有更深的感情，“受国种之刺激最深”。出访中，各埠侨界领袖或电函或面呈，要求政府与各国通商，派使节设领事，保护当地侨民，“俾免为外族所凌虐”。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尚未建交，侨民事务主要是委托美国驻该国使臣设法保护，有鞭长莫及之虞，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认为由驻美使臣兼管也不妥当，因为驻美使臣现已兼辖4国，其中秘鲁远在南美，遇有重大交涉时实在很不方便。基于以上情况，伍廷芳“以为南美半洲除秘鲁、巴西两国已有约外，其他无约之国，似宜一律通好订约，特简使臣专驻一国，其余分设代办、参赞、领事，以资保卫。庶几贸迁往来，权利弗失，于殖民大计未始无裨。”伍廷芳的努力换来了清朝政府与南美各国的陆续建交。

在积极推动与南美各国建交的同时，伍廷芳还对已有邦交关系的秘鲁国内华工政策的变化十分关注，极力阻止排华势力的发展。1909年5月14日，秘鲁颁布了一项停止华人移人的法令，规定移民秘鲁者每人需交纳500金镑方可登岸，“直欲实行禁绝我国人进口而后已”。秘鲁这一禁令违背了中秘双方1874年在天津签署的通商友好条约，伍廷芳于是前往秘鲁进行交涉，对秘方提出的理由逐一据理据法予以辩驳。面对伍廷芳合情合理的反驳，秘鲁总统、外长不得不承认事有不妥当之处。总统也感到敌视华工影响了秘鲁工人的生存，“事理之非公”。既然如此，伍廷芳便要求秘方废止苛法。而秘鲁总统则表现出一副无奈的神情，认为他的政府也十分为难，“即敝政府亦殊不以禁止华人为然，无如敝国劳力细民，未闻大道，以为贵国工人源源而来，又皆耐劳勤俭，将以贱值夺其生计。彼乱党遂利用其愚，起而乘之，遂致不靖，常思蠢动。以故敝政府为治安计，不得不暂时委屈以徇之。”“征之公理，固知其不合，然不得已也。”秘鲁政策已定，虽经过与其总统的两次会晤，与波拉斯外长的12次谈判，伍廷芳感到非常失望。最后，8月8日中秘双方签署了停止向秘鲁移民的协议。

纵观伍廷芳两次出使美洲，护侨是其倾力最多的事务，应该说极力维护华侨的权益，为华人在美洲的活动尽可能争取到比较公正、平等的环境，是这位出身华侨的五邑籍外交家、律师孜孜追求的目标。尽管他也深知在以美国为首的排华势力强大的美洲，留给他的回旋空间很小，但是他更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惟华工在美，为数实属不少，若无海外托足之地，则谋生愈难，不能不全力与争，期于商民有益。”所以出使期间每遇报告华侨权益受侵案件，他都“无不抗辞力辩，笔舌并争”。(1)不幸的是，伍廷芳是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出现在美洲的政治舞台上，公正、平等只是强国的专利，从总体上讲他的所有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也不可能取得积极的回应。伍廷芳个人难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这应该是他从1911年开始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而奋斗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伍廷芳护侨成效有限，但是他常常是在不可为的情况下为之，其艰难的抗争仍然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更难得的是，他常利用自己个人的影响使一些华侨被侵权的事件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受益的自然包括五邑华侨在内。二梅光达在澳洲的护侨抗争

梅光达于道光三十年(1850)诞生在新宁县端芬乡龙腾里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梅扩远凭着加工广东传统工艺装饰品的技术，在山底墟开了一间小店，艰难地维持全家的生活。咸丰九年(1859)，年仅9岁的梅光达告别悲痛而又无奈的父母，随其叔父等乡亲远渡重洋，开始了他漫长的海外移民生活。他们到达目的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阿拉顿矿区之后，与同行的乡亲马上进入到各个矿场，本来还需要大人呵护的梅光达经叔父联系到英格兰人汤玛士?福斯特的杂货店当杂工。梅光达以他的勤奋赢得了福斯特的信任，将每日记账记日志的工作逐渐交给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少年。受采矿人的影响，年幼的梅光达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采矿发财致富，当杂货店的伙计绝不是他到澳洲来的目的，所以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自学地质学知识。这位勤恳忠诚、聪明好学的东方儿童引起了常来杂货店的英格兰人爱丽丝?辛普森夫人的喜爱，在征得经营金矿的丈夫同意后，梅光达被辛普森夫妇收为养子。这一奇遇改变了梅光达后来的生活。

来到辛普森家，梅光达开始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在养母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随着年龄增长和养父矿场业务的扩大，他更多地协助养父管理矿场，担任翻译，沟通200多位广东籍矿工与场主的联系。同时他自学的地质学知识也给自己带来了财富，在养父的矿场拥有了自己的股份。21岁那年梅光达加人澳大利亚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1877年养父去世后，已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他放弃了与养母一块去澳洲北部发展的计划，继续留在矿区拓展自己的事业。1882年，梅光达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由阿拉顿矿区迁到悉尼，开始了向商业发展的计划。他一方面开设进口商行和百货公司，源源不断地从祖国输入丝绸和茶叶，从事中澳贸易；另一方面开设了中国茶楼、酒楼，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矿场和商业的成功发展，又为梅光达向学校、教会、慈善机构捐款，从事公益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1886年，一位端庄的英格兰女教师玛格丽特?史嘉烈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毅然接受了梅光达的求婚，这位出身名门的闺秀后来成为梅光达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和维护华侨权益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梅光达在澳大利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正是澳洲排华势力形成、扩大，发展成“白澳政策”的时期。澳洲在它发现金矿但劳动力不足的19世纪50年代，对华人移民持欢迎态度，不少中国劳工进入了澳大利亚。到了50年代的中期，随着华工人数的增长，白人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1855年，当地政府组织的“金矿场皇家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华人移民的建议。同年6月，维多利亚州议会通过了限制华工移民的法案，规定由中国抵达墨尔本的船只每10吨只能运载1名华工，并由船主为每名华工交纳10镑入境税。这一法案成为澳大利亚各地排华法令的蓝本，助长了排华势力。随后，新南威尔士等州也相继通过排华法令，排华事件不断出现。一些州呼吁以“澳大利亚的利益”为前提各州采取共同的排华行动。1880年，第一次州际会议在墨尔本召开，各殖民地协调对付华侨的行动。限制华人移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的州将运载华工的船只限制吨位由10吨提高到50吨，入境税也由10镑提高到50镑。到1888年，一句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即“白澳政策”在澳洲流行。同年6月，第二次州际会议在悉尼召开，各殖民地决定对华人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每500吨的船只能运载华工1名；限制华人在澳洲的行动自由，禁止由一个州转到另一个州，违者罚重款；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阻止华人人澳，即使英国属地的香港、新加坡也不得默认华人由当地来澳洲。第二次州际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标志着澳洲全面排华的开始，各殖民地在排华意识、立法措施等方面达成了一致。自此，中国向澳洲的移民越来越困难，在澳洲的华侨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梅光达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正义感的人，早在协助养父管理矿场时就经常为华工解决各种困难，并把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转告养父，为改善华工生产生活条件作了自己的努力，因此成为矿工们的好朋友。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梅光达进入了政界，1883年出任新南威尔士州调查委员会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周旋于澳大利亚政府与华人社团之间，并向清朝政府反映澳洲华侨的问题，提出护侨建议，为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维护华侨权益而尽心尽力。梅光达的护侨活动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吁请清朝政府与英国交涉，督其严守中英条约，为赴澳华人提供方便

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理应按此条约接受华人登岸而“毫无禁阻”。然而澳洲按船只吨位限制携带华人数量并交纳入境税的排华政策与此大相径庭。梅光达不仅向前往澳洲调查侨情的王荣和、余携两位使臣反映澳洲殖民政府的违法行为(见图4)，而且还致函国内政府要求通过外交途径促使英国向澳洲各殖民当局施压，平等对待华侨。“中英两国条约俱在，彼英民经商华地者，不独毫无身税，并且雇佣至厚，保护至优；而华民经商英地者，乃任其鱼肉，彼虽以限制华工为辞，然揆之庚申续约(按：指《中英续增条约》)保护华工一条，亦大相违背。”

对来澳受到刁难的华人，梅光达联合各方力量四处疏通，力争其权益。1888年，一艘名叫“阿富汗”的轮船运载80多名华人到达悉尼港，多数人有完税的凭证，即使按禁止令也应许其登岸，但是悉尼地方官员借口有的凭证是冒名顶替而加以阻止。随后又有3艘船到港，“数百人久留船中，进退维谷，凄惨之情，难以言状。”梅光达和其他侨界领袖一道出面与地方官员争辩，“复到法司衙门控告，幸蒙公判，谓地方官不得违例擅禁华人，凡系照例纳税，即应准其登岸”。这批华人最后得以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一次，有位华人妇女带着孩子从香港搭乘“长沙号”轮船来到悉尼，准备由此乘船去塔斯马尼亚岛与丈夫团聚，但是该岛有严禁搭载它岸华人人岛的法令，使这对华人母子陷入了困境。梅光达闻讯后，立即前往探望并掏钱将母子两人安顿下来，再想法疏通。恰逢塔斯马尼亚岛驻伦敦代领事艾地?道格拉斯因公务经过悉尼，梅光达便到其下榻的旅馆反映情况，得到这位代领事的同情。在艾地的安排下，母子两人才得以成行与亲人团聚。这应该是梅光达曾经帮助过的无数新到华人中的一例。

(二)吁请清朝政府在澳洲设立领事馆，保护在澳华侨的权益

澳洲排华政策的推行，也使身在澳洲的华侨日益缺乏安全感。“凡华人出市作小生理者，无赖土人三五成群，屡屡辱骂逞凶，甚有矢石暗投，炮戈相击，轻人命如草芥者，小则受辱忍气，大则禀官轻罚，似此举埠若狂，莫能禁压”，“华人商务日见艰难”。排华政策笼罩下的澳洲“各埠华民，人人汹汹”。受华民的举托，加之梅光达护侨的责任心强，他一方面积极为受害华侨努力讨回公道，另一方面极力向清朝政府提议在澳洲的悉尼、墨尔本等6地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他认为这是保护华侨的重要措施，“华人无领事保护，只得饮恨吞声，莫可如何”。1888年，在他第二次返国省亲时，特两次专程去广州拜谒了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澳洲排华情况以及自己的建议。第二年梅光达从澳大利亚向张之洞发去了《奏派领事保护华工》的呈文，再次“伏求大人俯察远人疾苦，奏派领事前往保护，并乞咨商出使大臣，与英廷按约理论，令去苛例，以敦邦交，则新金山五、六万华人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俯乞恩准施行”。12]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直至1907年才从英国争取到在澳洲设立领事馆的权利。

梅光达为了华侨获得公正、人道的对待而进行的抗争，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中仍然得到了一些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澳大利亚人士的尊敬。澳洲社会名流约翰?罗伯逊说：“梅光达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他虽然身处在一个反华社会中，仍以勤奋、廉正和活力在社会中赢得了最高荣誉。”澳大利亚著名的诗人亨利?柏克斯为梅光达写下了这样的诗章：

啊!梅光达，

慷慨正直，

你是

世界上心灵最高尚的人，

充满爱心与仁慈。

你用一颗燃烧着爱的心，

去温暖无依无靠的生灵。[1)

1903年7月26日，梅光达在悉尼病逝，享年53岁。出殡那天，3000多名悉尼的华侨和市民自发地为这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反抗种族歧视的斗士送葬，澳大利亚的报刊也载文称颂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杰出儿子，是集中国人勤劳、智慧与才干于一身的伟大侨领。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派遣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的，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容闳是留美国学生的第一人，也是他第一个提出留洋教育计划，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容闳亲自组织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学生。

作为侨乡的五邑地区与早期的留学潮关系紧密，第一代4批留学生中，五邑籍的就有10人，他们分别来自台山、新会、开平和鹤山(表3—1)。

表3—1 五邑早期留美幼童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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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出国时间 │出国年龄│留学科目│

├───────┼───────┼────┼────┤

│陈荣贵 新会 │1872年8月11日 │ 14岁│ 开矿│

│陈钜镛 新会 │1872年8月11日 │ 13岁│ 技艺│

│邝荣光 新宁 │1872年8月11日 │ 10岁│ 开矿│

│方伯梁 开平 │1873年6月12日 │ 13岁│ 技艺│

│温秉忠 新宁 │1873年6月12日 │ 12岁│ 技艺│

│容 揆 新宁 │1873年6月12日 │ 14岁│ │

│卢祖华 新会 │1874年9月19日 │ 11岁│ 中馆│

│邝国光 新宁 │1875年10月14日│ 13岁│ 中馆│

│邝炳光 新宁 │1875年10月14日│ 13岁│ │

│冯炳忠 鹤山 │1875年10月14日│ 12岁│ 中馆│

└───────┴───────┴────┴────┘

除了这些幼童留学生，五邑地区还有一些青年或公费资助或自费去海外留学，如去美国留学的有台山籍的伍盘照、雷炳林、黄伯耀、梅振文，新会籍的赵仕北，恩平籍的唐琼昌；去英国留学的有台山籍的伍连德，新会籍的伍廷芳、伍光建、谭学衡，鹤山籍的李铁夫；去泰国留学的有恩平籍的李宝华等。

在这个时期，五邑籍的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影响较大。10名第一代幼童留学生中有一半人回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如容揆后来出任我国驻美公使的首席译员。邝荣光回国后长期在唐山煤矿工作，曾任工程师，后来还担任过天津矿务临时总经理。邝炳光归国初在大沽炮台鱼雷艇队服役，后来在汉阳兵工厂任职。邝国光服役于北洋海军定海军舰，退役后曾出任上海江南造船厂经理。温秉忠服务于京师税务专门学校，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24年编辑了一本《最先留美同学录》，将当年120名留美幼童学生的姓名、籍贯、学号、年龄一一登录，为中国留学生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其他青年留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人才。伍廷芳成为清朝后期的著名外交家；李铁夫以别具风格的油画和水粉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地位(详见第八章)；雷炳林任教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为培养中国早期的纺织技术人才呕心沥血，他发明的粗纺机双喇叭喂人装置和精纺机弹簧销皮圈式大牵伸机获得专利，上海《申报》高度评价为：“一雪外国人讥笑中国人只能使用机器而不能发明机器之辱。”在他们之中还有著名的翻译家伍光建(笔名伍君朔)。他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从事翻译工作。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就是由他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此外，他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劳苦世界》(即《艰难时世》)、《二京记》(即《双城记》)以及夏洛蒂、雨果、法朗士、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早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就有不少作品出自伍光建的笔译。著名文学大师茅盾高度评价他用白话文翻译，朴素风趣，别具一格。

表3—2 1900—1911年五邑籍留学生名录

┌────┬───┬──────────────────┬─────┐

│ 姓 名│籍 贯│ 就读学校 │专 业 │

├────┼───┼──────────────────┼─────┤

│ 黄芸苏│新宁 │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 ／ │

│ 李树芬│新宁 │美国波士顿昆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 │ 医学 │

│ 马超俊│新宁 │美国旧金山庇利鲁机器专门学校 │机械工程 │

│ 马小进│新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 │ ／ │

│ 梅光培│新宁 │美国(校名欠详) │ │

│ 温雄飞│新宁 │美国侨商公立大清书院 │ 中英文 │

│ 余觉之│新宁 │日本东京同文学院 │ 造纸 │

│ 余乾甫│新宁 │日本东京同文学院 │ 造纸 │

│ 李白重│新宁 │日本东京东亚商业学校 │英语德语 │

│ 刘光福│新宁 │澳大利亚悉尼教会学校 │ 英语 │

│ 陈 均│新宁 │ │ ／ │

│ 吴尚鹰│开平 │美国澳利近大学 │政治经济学│

│司徒梦岩│开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 │

│关文清 │开平 │美国卜忌利伯克莱加州大学加州电影院 │英语编导 │

│司徒壁如│开平 │美国(校名欠详) │ 航空 │

│伍朝枢 │新会 │美国美京西区高等学校英国伦敦大学 │ 法律 │

│冯钢百 │新会 │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美国卜忌利美术学院 │ 油画 │

│陈振先 │新会 │美国加州大学 │ 农艺 │

│赵 昱 │新会 │美国(校名欠详) │ │

│陈晋英 │新会 │日本东京同文学院 │ │

│陈壁君 │新会 │日本(校名欠详) │ │

│冯 如 │恩平 │美国(校名欠详) │ 机械 │

│岑岳华 │恩平 │日本(校名欠详) │ ／ │

│李一谔 │鹤山 │美国芝加哥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

│李照衡 │鹤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育学 │

│易 孺 │鹤山 │日本(校名欠详) │ ／ │

│易大庵 │鹤山 │日本师范学校 │ ／ │

│陆运怀 │鹤山 │英国苏格兰文法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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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中国第二代留学生。目前有史可查的五邑籍学子有二三十人之多(表3—2)，仍然以前往美国留学的最多，日本成为第二位的留学国选择。这些留学生为祖国的落后痛心疾首，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学习拯救祖国的有用知识。他们中涌现了像飞机制造和飞行先驱冯如(详见第七章)、设计制造中国第一艘通航长江上游的浅水商船和第一艘万吨巨轮的司徒梦岩、在江门创办江门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的余觉之和余乾甫、回故乡鹤山创建第一所中学的李照衡、出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首任航空处长的李一谔等实业家、教育家、探险家。

五邑人移民海外的活动，是经历了先东南亚，后美洲，再大洋洲和欧洲、非洲的发展过程而逐渐展开的；其分布格局也是按照这一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在第四章里我们将对这一过程进行具体的描述。在这一节里，我们仅就目前的五邑侨情作一简介。

江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分别于1989年和1998年对五邑各市的海外侨情做过调查。1998年的调查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比前一次要大，调查统计的对象是至今还有明确通信联系的五邑籍海外华侨华人，基本上是一次普查。从调查中得知，五邑籍海外华侨华人共有2155890人。其中，台山最多，867009人；开平第二，491403人；恩平第三，307832人；新会第四，286737人；鹤山第五，181251人；江门最少，21658人。215万多五邑籍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见图5)。分布在美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有1 551426人，分布在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有476 363人，分布在大洋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有63 833人，分布在欧洲凹个国家和地区的有53980人，分布在非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有1676人，另有8612人分布在其他10个地区。

遗憾的是，这一次调查的分布详细资料至今没有公布，给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仍以1989年的调查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虽然1989年调查统计的人数比1998年的要少一点，但是所反映的基本特征与1998年是大致相同的。这就使下面的分析不致因为人数少而失去其可信性。

1989年的调查表明，海外的五邑籍华侨华人是1 775180人，他们分布在世界5大洲的91个国家和地区。

一 在美洲

这是五邑籍华侨华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地区。总数有1160308人，占五邑籍华侨华人总数的60％以上；五邑籍华侨华人分布在该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这29个国家和地区是：美国(675091人)、加拿大(294792人)、委内瑞拉(58266人)、巴西(30370h)、秘鲁(28005人)、古巴(22093人)、墨西哥(14879人)、巴拿马(10155人)、多米尼加(5130人)、哥伦比亚(5070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4467人)、智利(3501人)、洪都拉斯(2405人)、尼加拉瓜(1 372人)、危地马拉(875人)、厄瓜多尔(666人)、哥斯达黎加(590人)、姑都嫂(567人)、苏里南(498人)、阿根廷(339人)、玻利维亚(319人)、乌拉圭(241人)、阿鲁巴(160人)、伯利兹(152人)、波多黎各(150人)、圭亚那(66人)、圣马丁(55人)、斯马(30人)巴多斯(4人)。

美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所知，美国是五邑籍华侨华人最早迁入的国家。据台山上川岛《甘氏族谱》记载：“泽浓公，少读儒书，聪颖明敏。然富于冒险性，且以家计相迫，于道光初年搭船经商于美洲。”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已经有五邑人登陆美洲，很可能是美国。另据台山广海《山背乡志》记载：“陈毛齐(又名陈齐宗)于道光辛丑年(1841年)故于金山。”陈毛齐抵达美国肯定在1841年以前。这两位移民先驱到达美国的时间，距公认的华人最早抵达美国的时间(1785年)也不过迟40—60年；如果从美国移民局关于华人在美的记载看，1820-1840年在美国的华人也只有13人(实际的华人人数可能比这要多，但是总数肯定很小)。因此，我们把甘、陈二人视为华人移民美国的先驱之一，应该说得过去。

五邑人大规模移居美洲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美国、加拿大金矿的相继发现，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南美洲种植园的开辟，造成大量五邑人或被卖“猪仔”或当“赊单华12'’或自由移民进入美洲大陆。分布范围也由北美扩大到南美。南美种植园的五邑籍华人，基本上都是以“猪仔华工”的形式被连哄带骗强制性迁入的廉价劳动力。新会沙堆镇独联乡的林绍德是个读书人，因家境贫苦，其子林启为、林启党与同乡作为早期的“猪仔华工”在香港乘三桅帆船出发，经过几个月的航行才艰难到达了古巴，成为糖寮的苦力。清朝光绪年间，林启为的儿子林英朗、林英睦又和一批同乡去了古巴。到1937年在古巴的独联乡亲就有700多人。他们各自的出洋经历和在古巴、秘鲁的遭遇都是一部血泪史。一些在古巴的独联乡亲不堪非人的生活，又渡过加勒比海，进入委内瑞拉等其他南美国家。独联乡乡亲在美洲分布的变化过程，新会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新会县华侨志》。是五邑其他各乡华侨华人在美洲分布的一个缩影。

五邑侨乡在美洲的华侨华人以台山籍最多(648354人)，而且分布也最广(X个国家)，但极不平衡，绝大部分居住在美国(42万人)和加拿大(15万人)，他们占这两个国家华侨华人的比例约为50％和45％，所以有“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台山话能成为美、加唐人街的“普通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洲的其他国家，除少数几个外，台山籍华侨华人也都居五邑籍华侨华人的多数。

开平籍华侨华人在美洲的人数居第二位，有258011人，也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在古巴、墨西哥、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国，他们的人数超过了台山籍华侨华人。新会籍华侨华人有103031名，分布在美洲的17个国家，除美、加是他们的聚居地之外，在古巴的新会籍华侨华人居五邑之首。美洲的恩平籍华侨华人有93665名，其分布范围仅次于台山，有20个国家。它与五邑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美国、加拿大不是居住最多的，委内瑞拉的恩平籍华侨华人数量才最多(50500人)，占当地华侨华人的75％011)因此，说恩平是“委内瑞拉华侨之乡”一点也不过分。53950名鹤山籍华侨华人分布在13个美洲国家，除美国、加拿大外，巴拿马、秘鲁是他们的又一个聚居地，尤其是巴拿马的五邑籍华侨华人以鹤山籍最多。江门市在美洲的华侨华人只有3297人，集中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二在亚洲五邑籍华侨华人在亚洲的数量和分布范围仅次于在美洲，共有516426人，定居在23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181756人)、马来西亚(91242人)、印度尼西亚(71105人)、菲律宾(61979人)、越南(29798人)、缅甸(29301人)、泰国(28204人)、日本(8797人)、印度(6139人)、柬埔寨(5590人)、黎巴嫩(401人)、文莱(374人)、老挝(314人)、约旦(310人)、东帝汶(300人)、韩国(234人)、不丹(156人)、科威特(146人)、阿富汗(124人)、巴基斯坦(72人)、朝鲜(62人)、尼泊尔(26人)、斯里兰卡(1人)。

从上述的分布看，亚洲的五邑籍华侨华人主要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东南亚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出国最早选择的方向，宋末元初至清朝前期，五邑地区出洋的人基本上都是前往与中国接近的这些人烟稀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在五邑人的心目中，它们由于经济不发达而被称为“穷州府”。鸦片战争以后，北美洲淘金潮的掀起大大分流了以往涌向东南亚的移民潮。但是，东南亚毕竟是五邑人传统的迁入地区，在大量的移民改向迁往美洲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移民继续迁入这个地区。

与美洲不同的是，在亚洲或者说东南亚的五邑籍华侨华人中，人数最多的不是台山，而是新会，达到167558人，几乎占亚洲五邑籍华侨华人总数的1／3，而且超过了在美洲的数量。这与五邑地区最早的海外移民以新会人为主有直接的关系。新会籍华侨华人绝大部分居住在新加坡(69984人)、马来西亚(48929人)、印尼(22711人)、越南(15441人)，除印尼的人数稍少于开平外，在其他几个国家都明显超过五邑其他地区。

人数居第二位的是开平(141685人)。开平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南洋的拓荒先锋之一，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创业最值得称道。

台山籍华侨华人去东南亚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广海镇的陈学进。据《山背乡志》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陈学进就去了南洋。大致也是在18世纪的中期，端芬的梅耀萱去了马六甲。台山人大批迁往东南亚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比如广海的郑族人自大洋村郑氏三兄弟在新加坡学车衣自立门户开设洋服店后，从光绪十五年(1889)至民国八年(1919)的30年间，就有上千人在新加坡的水仙门开设洋服店七八十家。月日虽然台山籍华侨华人数量在亚洲只占第三位(119847人)，但是在菲律宾(31640人)、缅甸(19640人)、泰国(10626人)的人数都超过了五邑其他地区。有的甚至在粤籍华侨华人中都占多数，如缅甸的广东人大多数来自台山。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日记》卷3记道：“仰光粤商以新宁人为多，建有宁阳会馆。”因此台山话成为当地侨界的通用语。在亚洲台山人分布的范围比其他五邑人分布的地区要广(达20个国家和地区)，在黎巴嫩、文莱、约旦、东帝汶、韩国、科威特、朝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多是台山人。

在亚洲的鹤山籍华侨华人也集中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与新会、开平、台山相比，鹤山人去东南亚的时间稍晚，19世纪末以前一直没有像新会等地那样在异国成立宗亲团体组织，不过1904年在新加坡广惠肇碧山坟场已经有了鹤邑总坟吉地。虽然在五邑地区中，鹤山籍华侨华人的数量只排第四位，但是东南亚却是鹤山籍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地区(61 320人)，和新会一样超过了在美洲的人数。

恩平人去南洋比台山、开平人还要早，清朝嘉庆年间沙湖镇杨桥的李龙就前往暹罗谋生了，他也是恩平最早出国的华侨。不过在数量上，恩平则少于新会等地，只有15530人，新加坡就聚居了12350人。

江门市在亚洲的华侨华人为10486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三在大洋洲

这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第三大聚居区，有53689人，分布在澳大利亚(33453人)、新西兰(7652人)、斐济(6032人)、瑙鲁(5112人)、巴布亚新几内亚(607人)、西萨摩亚(444?人)、新喀里多尼亚(248人)和所罗门群岛(141人)等8个国家和地区。

五邑籍华侨华人迁移到澳洲与美洲一样，大多数人是鸦片战争以后去的，这主要是澳洲淘金潮掀起的结果，澳大利亚能集中整个澳洲2／3的五邑籍华侨华人是／顷理成章的事。在澳洲，台山人最多(37844人)，上述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有的是从南洋迁去的，雷亚妹就在1851年被人从马六甲卖到澳大利亚金矿；有的是从家乡直接前往的，如端芬的梅光达。新会居第二位，共有7143人，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4个国家，人数超过开平(5200人)。恩平籍华侨华人虽然只有1893人，但是分布比新会稍广，与开平一样达5个国家和地区。鹤山(1120人)和江门(595人)两地的人数相加还比恩平少。鹤山除在澳大利亚有1020外，在斐济、瑙鲁、所罗门群岛都只有几十人。

江门的华侨华人全聚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

四 在欧洲

欧洲的39595名五邑籍华侨华人分布在英国(26908人)、荷兰(4928人)、法国(3859人)、德国(1142人)、罗马尼亚(546人)、比利时(495人)、葡萄牙(357人)、西班牙(331人)、意大利(239人)、瑞典(212人)、挪威(188人)、前苏联(153人)、奥地利(107人)、瑞土(。73人)、丹麦(39人)、芬兰(18人)等16个国家。其迁移行为与去亚洲、美洲、大洋洲不同的是，不论早期还是二战以后，多数是从东南亚和中国的香港迁往欧洲的，少部分是直接前往的。比如在法国的五邑籍华侨华人绝大多数是1975年后以难民身份从印支三国迁去的。

英国是五邑人最早迁入的欧洲国家。从目前已有的记载看，当五邑人大批前往美洲和东南亚时，欧洲在五邑人心目中工资低，生活苦，很少有人选择这个方向。一些在东南亚的五邑籍华侨华人或作为海员或作为英国人的佣人到了不列颠群岛。据说最早到英国的五邑人是台山的余进，他于19世纪末期抵达伦敦。1906年余进等先行者创立了“四邑总会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台山端芬旅美华侨梅轩利因故转往英国，利用他在美国洗衣馆学到的技术，在利物浦开设了一间洗衣店。没想到生意非常红火，他便从家乡招来一些兄弟子侄帮忙。这些人学得手艺后独立开店，又亲戚带亲戚，乡亲带乡亲，台山其他地方和新会、开平、恩平等地也都有人随之而去。洗衣成为五邑人在英国的主要谋生手段，台山话也成为了英国洗衣馆的通用语言。二战中一些华侨从事后勤工作，战后留在英国。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成为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欧洲的大本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的五邑人中，台山人数最多(16774人)，在侨居国基本上也占绝对多数，分布最广(12个国家)。数量上居第二位的是开平人(13180人)，但在英国，它的人数超过了台山。新会居第三位(5921人)，分布范围仅次于台山(10个国家)。以下依次是鹤山(1 660人)、恩平(1 082人)、江门(978人)。

五 在非洲

五邑只有台山、开平、恩平3地有3508名华侨华人分布在非洲的11个国家。仍然以台山人数最多(2067人)，分布最广，莫桑比克、南非、尼日利亚、加纳、马达加斯加、乌干达、坦桑尼亚、毛里求斯、赞比亚等10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身影。开平居次，有1191人，聚居在莫桑比克、南非和东非地区。恩平的250人集中居住在尼日利亚。

五邑人迁往非洲是20世纪初的事，最早的落脚点可能是南部非洲。由于金矿和钻石矿的发现而急需劳动力，190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南非华工招募条例，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早期到非洲的五邑人便是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进入南非的矿场的，后来由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至1910年大部分已被遣返。今天在非洲的五邑人绝大多数是后来从东南亚陆续迁去的。

除了上述明确的分布外，开平还有1529人居住地不清楚，江门市区有14人分布在哪梳埠和背鲁布书，这两地在何洲何国何地区不太清楚；另有1人连侨居地也不清楚。

美洲地区是五邑籍华侨华人最多的一个洲，因此五邑侨乡有“美洲华侨之乡”的美誉。五邑籍华侨华人对美洲的贡献也最为显著。

一 美国

在美国与以经商为主的三邑人不同，五邑籍华侨从事的领域非常广泛，在矿区、在铁路线上、在乡村、在城市，都有他们的身影。因此，对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开采金矿

1M8年1月，美国人占姆士·马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亚美利坚河上发现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四邑地区很多苎产的农民被太平洋彼岸传来的“黄金”信息所刺激，产生了很多致富的遐想，于是不少人加入了淘金队伍，离乡背井来到美国加州(见图6)，冒险进入矿区开采金矿。他们把矿区叫做“金坑”，前往矿区叫做“人坑”，开采金矿叫做“挖金”。他们结队而行，在河流及其支流的堤岸上支起营幕居住，通常被称为“中国营”。为了避免与白人冲突，华工们宁可在白人废弃的金坑里再挖，每日仅得一二元价值的金沙，便算满意了。也有的幸运者挖得大金块。五邑籍华工们的矿区有的在深山里，要开上几百尺深的井，方能见到金块。有时碰着火险，轰轰烈烈，性命不保。有的在大河川旁边扎营，要到河底下去摸，连沙带泥的一同挖起来，一不当心，就不免葬身鱼腹。矿工们每日早出晚归，用咸鱼、咸菜、咸虾酱下饭，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整天泡在水里，弯着腰，两手不停地摆动，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更有的华工独自一人在荒山野岭“挖金”，这些人被野兽吃掉，死后久无人知，留下一堆白骨。

金矿的开采，为加州、为美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1848-1883年，加州黄金产值达12亿美元，占美国黄金总产值的2／3，（1）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华工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除加州外，五邑籍华侨还在内华达、俄勒冈、爱达荷、蒙大那、华盛顿等州“挖金”。他们还在这几个州开采铁、铜、水银、殊砂、煤炭、硼砂等矿产。

(二)建筑中央太平洋大铁路

19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东部同西部没有直通的铁路连接，彼此往来，走陆路要多次换车，走水路要绕道巴拿马海峡，既费时又费事，且很不安全。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由国家拨款修筑横贯美国大陆中、西部的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该路全长2489英里，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东部为联合太平洋铁路，由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到奥格登，长689英里，这里地势平坦，建筑较容易，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雇用爱尔兰人修筑。西部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由奥格登到加州的萨克拉门托，长1800英里，这里地形复杂，要跨越海拔二三千米的崇山峻岭，冬天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常有暴风雪；还要穿过沙漠沼泽，而盛夏的气温常在40~C以上；加上西部人烟稀少，劳力缺乏，困难更大。

中央太平洋铁路于1863年1月在萨克拉门托破土修建。开始时，公司雇用白种工人，他们劳动纪律差，常消极怠工，工程进度缓慢。到1865年1月，两年时间过去了，铺路轨不到50英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董事们决定“试用”华工。1865年2月，第一批华工58人来到工地，不久又来了50人。结果大出他们所料，这些来自中国南部的身材矮小的华工，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成绩非常突出。公司于是决定大量招募华工。当时居住在美国波特兰的台山人李天沛接受了这个任务，专以代铁路公司招募华工为业。他不仅从加州的矿山上招募，而且到香港，回台山、开平等地招募。此后，以四邑籍华工为主的华工便成为修筑西段铁路的主力，最多时，筑路华工达1．2万多人，四邑人占工人总数的大部分。在这支劳工队伍中，就有后来闻名海内外的“筑路大王”、台山华侨陈宜禧。

筑路华工的收入很低微，月资30美元，伙食自理；白人35美元，由公司包伙食。华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星期工作6天。膳食纯粹是中国餐，食用咸菜、咸鱼、咸虾酱、菜干、腊肉(肠)等。

雇用华工后，筑路进度大大加快。1866年春，路轨铺到内华达一塞拉山的合恩角，这是进入高山区以后的第一站。合恩角是一块壁状大岩石，美利坚河水在下面咆哮而过。华工们必须用炸药从岩壁上开出一条可以铺设双轨宽的路基。他们坐在悬空的吊篮里凿石打眼(见图7)，填装炸药。有的华工因绳索被岩石磨断而掉下万丈深渊；有的华工在点燃了炸药后，因迟疑或耽误，就被炸得粉身碎骨。塞拉山脉地段只有100多英里，而华工的死亡率竟高达10％以上。11J

战胜合恩角后，华工们来到了海拔7000英尺的塞拉山唐纳峰。这是整个高山区工程最艰巨的一段，坚硬的花岗岩成为五邑籍华工们的拦路虎。3000名华工冒着50~C的高温，10天时间才开出1英里路面。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华工们甘冒生命危险，使用诺贝尔发明不久、安全系数还不高的硝酸甘油炸药，在中央凿一竖井打开隧道，每天24小时轮班向两边挖掘，用13个月时间才打通1600-~尺的隧道。1866年和1867年冬天，连续两年遇上罕见的大风雪。有的地方积雪厚达15英尺，华工营地的帐篷都被大雪覆盖。很多五邑籍华工被活活冻死埋在帐篷里。几个月后发现他们的尸体时，有的还握着铁铲和洋镐。

征服崇山峻岭后，1868年夏天，华工筑路大军前进到了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这里气候干燥、炎热，气温常高达40~(2以上。华工们历尽艰辛，日夜苦干，终于在1869年1月，把路轨铺到了盐湖平原。4月28日，东西两线接轨前，华工接受白人的挑战。在不到12小时内铺轨10英里又56英尺，白人工人一天才铺轨6英里。华工创造了当时人力铺轨的世界纪录，被证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筑路工人。5月10日，东西两支筑路大军在犹他州普罗蒙托里胜利会合。这条被称为“19世纪世界铁路建筑奇迹”的交通大动脉终于建成了。

中央太平洋铁路原计划14年建成，实际上只用了7年。由于使用了廉价而又高效的华工，其建筑费用比原计划节省了2／3，公司老板们所赚到的利润多达6300万美元，其中500万美元是靠压低华工工资赚取的。(1]中央太平洋铁路是包括五邑人在内的华工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究竟有多少华工为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谁也无法弄清楚，因为铁路公司对死亡的华工从不登记。1870年6月30日《萨克拉门托报道者》说，有一列火车载运1200名华工的尸骨，送回中国安葬。[2)有一种说法，中央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葬着一个华工。华工们的丰功伟绩，是美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中央太平洋铁路竣工那天，在萨克拉门托举行了庆祝典礼，场面热闹非凡，不仅达官贵人争先出场，就连地位卑下的妓女都来捧场，而筑路的功臣华工们却无一人被邀参加庆典活动。这对号称民主、尊重人权的美国，简直是莫大的讽刺!首先倡议招募华工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E．B．克罗克尔用一句话提醒大家：“我们建造的这条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的中国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劳。”这就是美国移民史中著名的“一句话历史”013J1964年，内华达建州100周年时，州政府决定将10月24日定为“向华人先驱致敬日”，并在斯帕克斯和弗吉尼亚市建碑，表彰华工的卓越功绩，纪功碑用中英文镌刻：“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

中央太平洋铁路修通后，一部分四邑籍华工参加了美国南太平洋铁路、北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在南太平洋铁路，3000名华工以艰苦卓绝的劳作打通圣费尔南多大隧道，保障了筑路工程的顺利完成，对美国铁路交通网的形成建树了功勋，许多华工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76年9月5日，南加州华侨历史学会建立了南太平洋铁路与圣费尔南多大隧道华工纪念碑，碑文铭刻着：“加州铁路，南北贯通，华裔精神，血肉献功。”英文题词为：“值此路百年纪念之际，谨以此碑敬献给曾参加修筑南太平洋铁路与圣费尔南多(华侨俗译圣化南度)大隧道的3000名华工。他们的劳动使加利福尼亚州有了第一条南北大铁道，并改变了加州的历史。”北太平洋铁路修建时，西雅图华商、侨领陈程学(台山六村人)为其招募了大批华工，并承接过建筑工程。另一位台山华侨实业家阮洽曾任大北铁路公司发饷监督。他们为北太平洋铁路的建造作出了贡献。

(三)开发农业

五邑籍华侨最迟在19世纪60年代末即中央太平洋大铁路竣工后便开始在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州)进行大规模的垦殖，他们利用家乡开渠排涝、筑堤防淹的农田水利建设经验，在萨克拉门托河和美利坚河流域三角洲地区的大片涝洼地上开垦出1800万亩良田，使之适合种植小麦、玉米、亚麻、大麦、蔬菜、棉花和亚热带水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农场，被称为“北欧的面包篮”。华工们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全靠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开出了这片良田。他们长期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很多人被疟疾或其他疾病夺去了生命。五邑籍华工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20美元，伙食自理；而白人是30美元，由公司包伙食。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

良田的开发，为加州创造了巨额财富。开垦前，这里的土地价值为每英亩1—3美元，开垦后猛涨到100—200美元。加州农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美国的“粮仓”。潮田开垦公司总理罗伯特斯1876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人在农业上所创造的全部财富，等于我们矿产的总值。仅筑铁路和改良涝洼地，华工就为美国创造了2．897亿美元的财富。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盛“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

五邑籍华侨不仅在加州改造了低洼涝地，还在作物改良方面有突出的功绩。美国人认为：“事实上，是华人教会了他们的老爷们如何栽种、培育、收获果园和庭园里的作物。”

五邑南临南海，境内河川纵横，渔塘密布，捕渔业向称发达。早期赴美国谋生的邑侨中不乏从事渔业者，在旧金山圣帕布罗湾的中国渔村里，也不难觅得五邑人的踪影。

(四)服务业

以裁缝洗衣业、中餐馆业和理发业为代表的“三把刀”(剪刀、菜刀、理发刀)式经济，加上杂货业，是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所有早期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世界各国发生恶性排华活动的时期，更是他们赖于安身立命的主要职业。梁启超在游记中记述：“洗衣业，实在美华人最重要之职业也，东部诸省，十有九业此。其工价最廉者，每礼拜美金八九元。最昂者每礼拜二十元。”“饮食店有两种：一为华式者(即杂碎馆)，东部诸省最盛，芝加哥以西则无有矣。因获得殊丰，现纽约市将三百余家，波士顿、费城等市各数十家，芝加哥有一家……一为西式者，则正常之西餐馆也……”梁启超的记述欠全面，餐馆业、洗衣业等，最早、最盛者首推西部加州，尤其是旧金山，五邑籍华侨控制了那里大部分洗衣店、小零售铺(即杂货店)和中餐馆。

从投资及谋生方面说，洗衣业是最省事的，一块搓板、一些肥皂、一个熨斗和熨衣架，加上简陋的铺位就可以开张了。但洗衣业极其辛苦，工作时间长、劳动繁重、单调重复、孤单乏味、收入低微是其特点。华工早起晚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星期日也常要开工；熨斗八磅重(洗衣业又称“八磅生涯”)，一不小心把衣服烘坏了，不但工钱分文无收，还要照价赔偿。有这样一首歌谣，说尽了五邑籍华侨从事“八磅生涯”的艰辛：

一把熨斗八磅重，

十二小时手不闲。

一周干满七天活，

挣了一点血汗钱。

拣到洗，

熨到叠，

为了一碗活命饭，

辛苦劳累在“金山”。

在经营杂货业方面，台山华侨陈程学是成功的典型。他于1860年来到美国西雅图谋生，是该埠第一位中国人。1868年创设华昌公司，是西雅图最老的商号之一，专营雪茄烟、茶叶、爆竹，兼营裁缝，又向中国出口小麦；还做包工，承接建筑工程，招募铁路华工。

(五)开发夏威夷

夏威夷群岛位于北太平洋交通要冲，盛产檀香木，故五邑华侨称为“檀香山”。这里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宜种甘蔗、菠萝，但因缺乏劳力及技术，发展缓慢，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不断从中国输入劳工。仅1852—1899年，到达檀香山的华工就达34311人，其中香山(今中山)人居多，四邑人次之，他们主要在甘蔗及菠萝园里劳动。司徒美堂撰写的《祖国与华侨》一书有这样一段记述：1897年，新会汤心海、李东号及中山郑进禄等600多名华工，从香港运到夏威夷群岛的考爱岛林场、农场，从事繁重的劳动，许多华工葬身荒野。他们3人在种植园干了53年，做到耳聋、眼瞎仍是“光棍汉”，回国时身边的积蓄仅30美元。当时，乘坐同一艘轮船从美国回祖国定居的著名画家、开平人司徒乔，根据这3位老华工的血泪控诉和形象，创作了传世佳作《三个老华工》，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酷本质。

五邑籍华侨在夏威夷主要从事种植水稻、水果、蔬菜等农耕活动，有的人因此致富。比如祖籍台山下川的区尊让以契约华工身份来到檀香山，获得自由后靠种植菠萝发家，拥有一个种植园、一间罐头加工厂。他种植的菠萝没有毛眼，清甜似蜜，故被人尊称为“菠萝王”。1929年区尊让带着菠萝种苗返乡，在下川岛推广种植。今日下川岛能够成为远近闻名的“菠萝之乡”，确实应该归功于他。

也有的五邑籍华侨在夏威夷从事商贸活动，成功人士中首推邓荫南。邓荫南(1843—1923)，祖籍开平赤坎护龙乡乐土村。1871年赴檀香山，得长兄资助经营农场、商店，以后又在茂宜山开办糖厂，有工人数千，以华工居多。他同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是挚友，致富后倾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兴中会创立时被推为值理，是兴中会创始人之一。孙中山赞誉他“爱国以命，爱党以诚，家不遑顾，老而弥贞”。

祖籍台山水步的刘祥也是从事商贸致富的，在当地侨界享有很高威望。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他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是兴中会创始人之一。

二加拿大

中国人到加拿大谋生，以五邑人，尤其台山人最早、最多。1858年6月，当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英文简写为B．C．省，五邑籍华侨俗称卑诗省)的弗雷塞河发现金矿时，首批华工数百人就由美国加州进入维多利亚，在弗雷塞河下游金矿区“挖金”，其中台山籍华侨占了90％。到80年代，由于修建太平洋大铁路，以台山人为主体的五邑华侨急剧增加：1884年加拿大华侨中几乎有2／3来自五邑地区，台山人又占其中的1／3。纳奈莫的华侨60％是台山人；奎斯纳尔溪溪口的华侨3／4以上是开平籍人，利顿的华侨1／2以上是新会人。[1)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加拿大的台山籍华侨约占华侨总数的45％。[2)如果加上开平、恩平和新会3县(鹤山人极少)，比例估计高达七八成。100多年来，四邑话是北美华人社会通行的“唐话”、“普通话”，各地唐人街是四邑乡音的“天下”。

同美国的五邑籍华侨一样，加拿大的五邑籍华侨对加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地也表现在开采金矿、修建铁路、农业种植和服务业等方面；不同的是，加国的五邑籍华侨在经济活动的范围方面比不上美国的五邑籍华侨广泛，影响也没有那么深刻。

(一)开采金矿

1858年，加拿大发现金矿后以台山人为主的第一批华工从旧金山抵达维多利亚，华工们把这一地区称为“加拿大金山”。消息传回五邑，很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五邑人通过各种方式，主要经由香港的招募公司，多以“赊单32'’的身份来到“加拿大金山”，加入淘金者的行列。

加拿大的淘金主要是用盘子或箩筐等容器，将河中的沙土铲人，然后在水中不停地摇动，冲走较轻的杂物，再细心地洗掉其他沙石，较重的金沙便留在容器里。矿工们整天泡在水里，劳动是很辛苦的，一般至少淘洗50盆(次)，才能勉强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河流表面的金沙淘光后，要将河流改道，再深挖下层的金坑，或到深山掘井采金。华工的工资十分微薄，无充足的食物，一瓶从家乡带来的咸虾酱要吃二三年。他们睡在简陋的木屋地板上，不少华工伤腰折背而致残，或因水土不服被痢疾夺去生命，或被土人和白人流氓殴打、劫掠、杀害。许多人终生辛劳，一贫如洗，无钱回国，望洋兴叹，“皓首留异域，妻儿倚门闾”。

淘金华工为加拿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仅1878年，由华工开采的丹辛比尔金矿，就创造了90万元的价值。至于地方政府向华工收取的淘金“执照费”、“保护费”，白人劫掠华人淘得的金块等，更是无法统计!弗雷塞河上游一个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金矿区巴克维尔，人口最多时达2万余人，华人占8000人，华人商店、餐馆、赌馆、烟馆林立，成为当时旧金山以北、芝加哥以西最兴旺发达的城镇。现在，这里建起了华人历史博物馆，是华人在加拿大创业作贡献的“见证人”。

(二)建设太平洋铁路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时，西部广大地域仍是荒野一片，东部至西部未有铁路相连接，交通极不方便。1878年加国议会决定修建太平洋铁路，它东起蒙特利尔，后延伸到大西洋岸边的港口城市哈利法克斯；西至木地港，后延至温哥华市，全长3800~,公里。1880年4月，由蒙特利尔到温尼伯的东段由两端同时施工，这里地势平坦，进展相当迅速。西段要通过落基山脉，工程最为艰巨。由于缺乏劳力，迟迟未能开工。后来美国人安德鲁?安德唐克投标承建这段铁路。他吸取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五邑籍华工取得成功的经验，1880、1881年分别从旧金山和波特兰招募了1500名有筑路经验的华工。当时，加拿大联邦总理麦克唐纳也强烈主张雇用华工。于是大量华工便从香港运到加拿大。据记载，1880年6月至1887年7月间，有2．5万名中国人来到加拿大，占当时卑诗省总人口的1／5。他们主要来自四邑。招募华工多由华商承包，最主要的承包商是台山人李天沛，他也是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华工的主要承包商。他与同乡族人、维多利亚广安隆商号的李枯芹、泰源号的李奕德和旧金山广华源商号的李天宽，联合组成联昌公司，在维多利亚和香港两地设立专门办事处，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招募华工。他们除了到旧金山、波特兰招募熟练华工外，还亲自到香港，并返回家乡台山及开平等地进行招募。仅1881年，李天沛就从香港招募华工2000人，用6艘船运送到加拿大，其中1739人抵达维多利亚，加上从美国运来的华工，总数达到2939人。台山另一承包商、广安和商号督理叶春田(叶生)也为铁路公司招募了7000名华工。表4—1是1884年进人卑诗省的5056名筑路华工的统计表012J从表中可以看出：被招募的筑路华工来源相当广泛，但以四邑为主，占招募华工的近7成。

五邑籍华工承担了最艰巨的西段铁路的建筑，特别是雷夫斯托克至温哥华的400公里路段。这里峭壁悬崖，古木遮天蔽日，脚下无一寸平地，弗雷塞河奔腾而过。1882—1883年，华工在这个地区凿石爆破，修筑涵洞100多个，桥梁10座，开凿隧道几十公里。不少五邑华工死于爆破、塌方、暴风雪、疫病，甚至被出没在荒岭中的熊罴吞噬……，仅1882年的一次塌方，就有几十个台山华工被压死。1884年有2000名华工死于坏血病。在筑路的5年间，华工究竟死了多少人，实在无法统计。有人说，整个弗雷塞河谷每一英尺铁路下面都有中国人的尸骨，称得上是“死亡河谷”。也有人说，每修筑一公里铁路就有4个以上华工死亡!正如人们所说：“千岩万壑创新路，铁路华工泪斑斑。”1891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就从弗雷塞河谷收集到300具华工尸骨，运回中国安葬。

由于华工的艰苦劳动和重大牺牲，太平洋铁路得以如期于1885年胜利竣工。麦克唐纳高度称颂了华工的伟大功绩，他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没有华工的巨大努力，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就不能按计划完成，加拿大西部的资源就得不到开发。”11)铁路总监兼工程师亨利?坎比也赞扬华工是“我所见到的一帮最好的劈石老手”。华工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伟大功绩早已载人了加拿大史册，为加国人民所崇敬和景仰。事隔1个世纪后的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起一块铜质记功碑，上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刻着：“19世纪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之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团体社区之基石。”(1)1989年，加国政府

表4—1 188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筑路华工籍贯统计

┌────┬─────┬─────┬─────┐

│ │ 县 份│ ％ │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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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邑│ │ 63．6 │ │

├────┼─────┼─────┼─────┤

│ │ 台山 │ 22．9 │ 1 158 │

├────┼─────┼─────┼─────┤

│ │ 开平 │ 18．8 │ 949 │

├────┼─────┼─────┼─────┤

│ │ 新会 │ 12．2 │ 615 │

├────┼─────┼─────┼─────┤

│ │ 恩乎 │ 9．7 │ 491 │

├────┼─────┼─────┼─────┤

│ 三邑 │ │ 18．3 │ │

├────┼─────┼─────┼─────┤

│ │ 番禺 │ 15．8 │ 798 │

├────┼─────┼─────┼─────┤

│ │ 顺德 │ 1．5 │ 78 │

├────┼─────┼─────┼─────┤

│ │ 南海 │ 1．0 │ 51 │

├────┴─────┼─────┼─────┤

│其他县份 │ 18．2 │ │

├────┬─────┼─────┼─────┤

│ │ 鹤山 │ 6．0 │ 302 │

├────┼─────┼─────┼─────┤

│ │ 增城 │ 3．9 │ 195 │

├────┼─────┼─────┼─────┤

│ │中山(香山)│ 2．2 │ 111 │

├────┼─────┼─────┼─────┤

│ │ 宝安 │ 1．6 │ 81 │

├────┼─────┼─────┼─────┤

│ │ 花县 │ 1．2 │ 瞪 │

├────┼─────┼─────┼─────┤

│ │ 阳江 │ 1．0 │ 51 │

├────┼─────┼─────┼─────┤

│ │ 东莞 │ 1．3 │ 64 │

├────┴─────┼─────┼─────┤

│其他 │ 1．0 │ 50 │

└──────────┴─────┴─────┘

和人民又在多伦多市土多巴丹拿大道的公园人口处，竖立一座高11米的纪念碑，碑文曰：“1880年至1885年，17万[原书引文如此。疑为1．7万]名中国广东省的男士，来到加拿大西部，参加穿越洛矶山(即落基山)危险地段的铁路修建……筑路过程中400多人丧失了生命，另有数百人在完工后飘泊异乡无法回国。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寂寂无名，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三)服务业

同在美国的五邑籍华侨一样，“三把刀”式经济和杂货业，也是旅居加拿大的五邑籍华侨的重要职业，对加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在从事服务业的五邑籍华侨中，不少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善于抓住发展时机，加上艰苦奋斗，省吃俭用，终于成为富商。前述李天沛、李枯芹、李奕德、叶春田(叶生)等人即是。

台山籍华侨李祥也是一位杰出的成功人士。他原是旧金山广利号店主。1858年加拿大开采金矿时，他即来到维多利亚，在考马伦街开设分行——广利行，其业务范围是进口并销售白米、食糖、茶叶和中国货物。他还在金矿区的主要市镇开设分店，拥有100多匹骡马，往返金矿区载运货物，并代理船务，是维多利亚最大的华人商行。1862年，在纳税的华商中，广利行居首位，仅次于洋商哈德逊海湾公司，是维市第二大商家。1860年6月，他的妻子、儿女也移居到维多利亚。李祥的妻子是第一个到达加拿大的中国妇女，也是台山第一个出洋的女性。

在李祥的带动下，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维多利亚已出现唐人街，有广利和泰生两大商行，还有8家杂货店、8家洗衣店、1家西餐馆、1家菜店、1家腌鱼店、2家养猪户、1个厨工。维多利亚很快变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

三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原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1790-1826年间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摧毁了殖民统治，一些国家纷纷独立。非洲黑奴贸易在这些国家逐渐废除，但是建筑铁路、发展矿业以及垦辟种植园又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契约华工制应运而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量五邑籍华侨就是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运往拉美地区的。据估计，19世纪40-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契约华工输人拉美地区，他们主要分布在古巴以及英、荷、法等国所属的拉美各产糖殖民地，盛产鸟粪的秘鲁，矿产资源丰富的墨西哥、智利和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墨西哥、巴拿马等国家和地区。在这支如此庞大的契约华工队伍中，五邑籍华工有多少，从未有过精确的统计，但估计为数不少。仅以古巴的台山人为例(见图9)，据古巴驻英国领事登记华人进入古巴的清单显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同治五年(1866)，共有142422名中国人被卖往古巴。经抽样调查，在240人中祖籍台山的12人，占总人数5％。据此推算，来到古巴的台山人共有7121人，其中不包括途中死亡率达9．3％的华工。

五邑籍华侨对拉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一)开发墨西哥

墨西哥是美洲的文明古国，资源丰富，盛产白银。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势力不断渗入墨国，开发银、铜、煤等矿，开垦麻种植园、修建铁路等，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华工正是从这时起大量迁入的。

80年代，美国建筑商承建起自美国帕索市至墨西哥城的墨西哥中央铁路。由于美国排华，许多参加美国南太平洋铁路建筑的华工被解雇，加拿大太平洋大铁路竣工后也有一批失业的华工，他们纷纷来到墨西哥修建铁路。1885年，旧金山台山籍华侨投机商卫滋德组建荣华公司，从旧金山招募40名华工、从维多利亚招募200名华工送往墨西哥筑路。到后方知无工可做，荣华公司将华工们驱人山中开矿，后又由地方官责以修路。华工将卫滋德斥之为“猪仔头”、“骗子头”。1898年，墨西哥南部瓦哈卡省修铁路，五邑籍华工也是重要的建设者，由于劳动繁重、饮食不良、水土不服，死者甚众，华工将此地称为“第三枉死城”

1891年，墨国的英、美公司需要大量华工开发尤卡坦半岛梅里达(四邑籍华侨俗译尾利打)地区。美国华侨、台山人卫老英为代理人，他往澳门、香港等地招工，当时有新会人李柱君等1800多人应招来到梅里达地区。他们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进行筑路、开矿、垦殖，因山林瘴疬，或水土不调，数月之间，死亡过半，华工将这一地区称为“枉死城”(即第一枉死城)1

1896年，墨西哥圣菲利佩煤矿上的800多名华工，被驱人毫无安全保障的矿井中劳动，很多人被塌方压死。这个地方被华工们称为“第二枉死城”

1900年，梅里达地区麻种植园需要大量华工，台山人李明、新会人吴斗受墨国公司委托，回国内招工800余人输往各麻园。这里的麻园收益甚丰，15元成本的产品可卖至45元，获利3倍!华工为资本家、农场主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五邑籍华工还参加了墨西哥银矿、铜矿的开采，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如1911年5月13—15日，在墨西哥发生了“菜苑惨案”，有303名华侨被杀害，其中台山籍华侨就有102人，这是五邑华侨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二)修建巴拿马铁路和运河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人移居巴拿马始于1851年。今日巴拿马4万华侨华人中，很多是鹤山人。鹤山人的先辈多是以契约华工身份，被招募来到巴拿马修建铁路和运河的。除鹤山外，四邑人也不少。

五邑籍华工为修建巴拿马铁路付出的牺牲很大。当时，铁路沿线地区丛林密布，蚊虫肆虐，疫病流行，由于水土不服、过度劳累和疾病，大批华工死亡，据当地人说：华工死亡人数比全路所用的枕木还要多。铁路工地每天都要开出一列车，将死人运往万人坑埋葬，其中大部分是华工。这条铁路上有一个站名叫“马塔秦”，意思是“已死的中国人”。故有人把巴拿马铁路称为“死亡铁路”。1856年1月铁路正式通车，营运仅4年的收入就超过原来的投资。1856-1904年，铁路公司获得了3700万美元的巨额利润。

华工为开凿巴拿马运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881-1890年，法国入主持巴拿马运河开凿期间，五邑籍华工先后3批共四五千人参加了这一伟大工程，约死去400人。[：)1904—1914年，美国夺取巴拿马运河开凿权以后，包括五邑人在内的华工又陆续从美国、古巴、牙买加、圭亚那等地，来到巴拿马运河工地。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十二日，张荫桓在一件奏折中说：“中阿墨利亚(亚美利加)，南阿墨利加两洲交界之处，曰巴拿马岛……其时广东客民赴役者二千人(指开凿巴拿马运河)，不逾年而瘴殁几尽。”[3]所以，巴拿马运河又被称为‘‘死亡运河”。在当初运河工程最艰难的地段——库莱布拉山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凉亭，取名为“契约华工亭”。这是巴拿马人民为纪念死去的华工们而修建的。据统计，为了修筑巴拿马铁路和运河这两大工程，共有2万名左右的华工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三)开发秘鲁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太平洋沿岸。曾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21年宣布独立，建秘鲁共和国。秘鲁气候温和，海岸线长达2254公里，沿海地区很多肥沃的河谷地带布满了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沿海岛屿上有丰富的鸟粪。从1840年开始，这些鸟粪得到开采；加之铁路和港口的建设等，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1849年11月17日，秘鲁议会通过一项总的移民法，其主要目的在鼓励引进中国人，故被称为“中国人法令”。据估计，从1849-1874年的25年中，约8-10万华工来到秘鲁，他们主要是契约华工，其中不少人是来自五邑地区的。瓦特·斯图凡特著述的《秘鲁华工史》里，有一份恩平人谢林签字画押的契约全文，这是成百上千赴秘鲁谋生的五邑人的一纸卖身契，是残酷的契约华工制的历史见证。1998年10月，秘鲁共和国审计长维克托·恩里克·卡索·赖偕同夫人，不远万里来到鹤山宅梧镇寻根探祖，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的祖父赖天佑就是石门村人，早年赴秘鲁谋生，后在当地结婚成家。

在秘鲁的契约华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被卖到种植园后，要改名、注册、编号，打上烙印，饱受欺凌与虐待。华工们每天天未亮就出工，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动作稍迟即受鞭打。容闳在秘鲁底果比山寮调查时亲眼见到种植园的华工日食米8两(旧市制1斤为16两)，“霉烂不堪，若以之喂猪，猪亦不能食”华工死亡率之高，令人震惊。容闳调查的山寮有华工186人，6个星期内就死去37人。在钦查群岛上挖鸟粪的华工更惨，这里寸草不长，长年无雨，水源奇缺，鸟粪堆积如山，被视为“毒瘴之区”。在华工到来之前，派秘鲁人在这里当兵，由于怕受毒瘴，故10日一换，不然即中毒而死。洋人更是不愿意前往。契约华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从事挖鸟粪劳动。到1861年，有4000多华工在钦查岛上，在这“死亡地狱”里备受煎熬，死亡率极高。不堪煎熬的五邑籍华工或服毒自尽，或投海自杀，或愿被活埋于鸟粪之中以求解脱，更多的人是因劳累和疾病而死。马克思揭露说：“受骗的契约华工在秘鲁沿岸被卖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备受虐待，‘直至残杀’……。”秘鲁种植园主的暴行不断被揭露出来后，国内外舆论哗然。1853年，秘鲁政府派往钦查岛的调查团证实：岛上的华工每天都遭毒打，每天都有人自杀。清朝政府也不得不于同治十二年(1873)派遣容闳为专使与秘鲁谈判华工问题，并率调查团到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杀情况。容闳在秘鲁调查期间，新会华工金阿单哭诉说：契约合同规定，每年发给华工衣服两套，不用扣工钱，实际上是衣服自费，按每月一比索从工钱中扣还。每年派发的一套衣服，是用装米、麦的口袋中间剪开而成的。

鸟粪是一种天然肥料，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秘鲁已开始挖掘并向国外出口了几百万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鸟粪按其在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来衡量，已成为秘鲁财富的唯一的来源”。[1]五邑籍华工们的血汗使奴隶主们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五邑籍华工还参加了修建由奥罗亚到万卡维利卡，由利马到瓦乔等段的铁路，也参加修筑从利马通往沿海各城市的主要公路、扩建卡亚俄港口等工程。他们还从事商业、服务业，这对活跃秘鲁市场、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遍布秘鲁各地的中餐馆就深受秘鲁人民欢迎，以致源出广东话“吃饭”的近音“奇发”(Chifa)成为秘鲁人民对中国餐馆的俗称。有一些五邑籍华侨因勤俭和懂得经营而致富，伍时畅、伍松悦即是其中的代表。

(四)古巴的种植业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1511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殖民统治者发展畜牧业、烟草业和甘蔗种植业。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大批被运往古巴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其中广东籍华工占90．9％，广东籍中又以五邑地区为最多。贩到古巴的契约华工，90％被卖到甘蔗种植园和糖寮(糖厂)劳动，其余的则在烟草、咖啡、蔬菜等种植园里，也有的充当仆役。西班牙殖民政府在古巴推行最残酷的奴隶制度，华工像牛马一样在围有铁丝网的种植园和糖寮里，被手持毛瑟枪、长刀和鞭子的监工强迫劳动，许多华工被无辜打死，台山黄阿养就是其中之一。华工死后其尸体还被用于烧灰炼白糖。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种贩卖华工的方式，是以“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

五邑籍华工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古巴殖民政府创造了金子般的财富——糖。他们生产的水果、蔬菜、杂粮和畜产品，开设的洗衣店、餐馆、杂货店，满足了古巴人民的生活需要。古巴驻华大使夫人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德格拉在她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在古巴，“衣服洗得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华人洗衣坊”。

在当年来到古巴的五邑籍华工中，也有以医为业的。如台山县的陈黄阳，1858年赴古巴，在哈瓦那行医，用中医药为华侨及当地人治病，成为名震古巴的中国医生。又如新会县的李锦泉，原在澳门行医多年，1873年被拐骗卖到古巴，也在哈瓦那行医。他把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传授给古巴人民，并为华工和古巴人民治病除痛，受到华工和古巴人民的爱戴。

(五)其他国家和地区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地区外，在巴西、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南美洲大国，以及英属殖民地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五邑籍华侨俗称千里达)、牙买加，荷属殖民地圭亚那(苏里南)，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地的咖啡、甘蔗、棉花种植园里，也有大量的五邑籍华工。1884年，牙买加通过香港辅政司招募华工680人，送往其甘蔗、香蕉种植园劳动，其中就有20多人是来自台山等五邑地区的。五邑籍华工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同样作出了贡献。英属圭亚那的何受就是一个代表。

何受(18527-1906)，新会县人。1874年2月，他作为契约华工乘坐“科罗纳”号“猪仔船”抵达乔治敦。最初被卖在贝尔艾尔种植园劳动。契约期满后，他前往德梅拉拉河右岸海德公园的商店里当店员。稍有积蓄便转往凡尔赛种植园、达农种植园自营商店。1894年应巴里马金矿区经理之请到阿拉卡卡设店经商，以后又在其他矿区发展，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聚越多。1897年，他在乔治敦购置地产，成为当地名声大噪的华侨富商。

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东南亚同五邑地区之间的距离，比美洲、澳洲、欧洲和非洲地区要近得多，因此，历史上五邑地区出洋的华侨，最早是到东南亚谋生，其中又以新会、鹤山两县的人居多。早期赴南洋谋生的五邑籍华侨多数人在锡矿和橡胶种植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是木匠或泥水匠，他们聚居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槟城的漆木街打工。五邑籍华侨对东南亚的开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基座上镌刻着一段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我们认为，这其中也包括了五邑籍华侨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炎长和赵煜，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华人富豪黄亚福，医学权威伍连德，南洋巨富陆佑等等。

一 新加坡、马来亚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182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位于中南半岛的南端，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两国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分出，各自成立共和国。新、马的华侨多是广东人，其中五邑人又占多数。

(一)曹亚珠与新加坡开埠

1949年2月6日，新加坡庆祝开埠130周年时，《南洋商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注目的报道，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1819年2月6日，莱佛士的船，驶至新加坡海面，惟不审土人实力如何，未敢造次。该船木匠曹亚志，毅然肯为先锋，乘小艇登岸，将英国之国旗，高插于十字路口(一说插于今升旗山顶)，莱佛士见旗才敢登岸。”这段文字说明，曹亚珠是新加坡开埠元勋、登陆新加坡的先锋。

曹亚珠(1782—1830)，又写作曹亚志、曹亚枝，字符义，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3月27日，台山端芬那泰村人。幼读私塾，稍长到澳门学艺，以木匠为业。后在望厦村普济禅院结交反清义士，成为反清的“天地会”成员。1802年赴南洋谋生，是台山县华侨先驱之一。他同各地的“公司”(实为反清秘密组织)都有联系，因此熟识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后来，他定居在槟榔屿，是槟城秘密组织“义兴公司”的领袖人物之一。当时，“义兴公司”的成员遍布新加坡、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它与“和成”、“华生”、“建德”、“海山”等“公司”，虽然派别不同，但宗旨一致，都是为了“反清复明”，崇尚关公和桃园三结义，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凛然正气，互相通融，相互提携。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荷兰等西方殖民者早已垂涎，并展开激烈争夺。莱佛士是英国殖民者，他来新加坡之前，对马六甲海峡一带的情况已作过调查，并了解到曹亚珠是反清志士，精明强悍，于是委以重任，命其为开路先锋。1819年2月6日，曹亚珠随莱佛士的舰队去新加坡，在南岸棋樟山率水手20人，怀挟短枪，各驾小舟登岸，探得荷兰人并未设防，于是在岛上插上英国国旗。之后，莱佛士率大队英兵由新加坡河登陆，占领了新加坡。曹亚珠从此成为新加坡传奇性人物。“事平论功，曹居第一，于是恩礼叠贲，宠赐有加，曹至是遂觉富贵逼人；而政府复以宾帅之礼处之，凡事咨而后行。”曹亚珠在自己的赐地上建立了曹家馆、广福古庙及五虎祠(社公庙)。莱佛士在规划新加坡的市政建设时，又将大坡划归华人，曹亚珠于1822年在大坡创建了东南亚乃至旅居世界各地五邑籍华人最早的宗亲会馆——宁阳会馆。道光十年(1830年)3月26日，曹亚珠在吉隆坡可能由于饮了当地首领献上的毒酒而暴卒。灵柩运回新加坡，葬在青山亭(这里后来成为曹氏族人归葬的坟场)。

(二)陆佑与马来亚的开发

陆佑不仅对马来亚的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马来亚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和金融业等多方面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华文化的传播，都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是饮誉南洋的传奇式人物。早年在吉隆坡就流传着“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吉隆坡”的赞语。

陆佑(见图10)(1844-1917)，鹤山雅瑶黄洞村人，本姓黄，自幼丧毋，因家境贫寒，少时被迫到新会桐井岑溪村一户陆姓的财主家当童工，后改姓陆。16岁左右被卖“猪仔”到马来亚，起初在一锡矿当矿工。陆佑在锡矿场苦熬了3年，侥幸活了下来。陆佑发迹后是这样回忆自己这段做“猪仔”的惨痛经历的：

在锡矿的最初几个月，老板规定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先用棍棒擦身，以适应水土和气候，这是一种痛苦的熬炼。然后，集体洗澡，才可吃些糙米早饭。只有少许咸鱼仔、萝卜干、咸菜佐膳。草草吃完便由包工头带到矿区开工。工作时，不许歇息。根据各人体力和特长，指定锄山、铲土或肩挑。包工头多是狰狞凶恶，对苦工们督责苛酷，如果工作稍慢或跟他顶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殴到伤重死亡，也无人过问。中午暂停工作，又在工地吃一顿粗饭。不一会便继续开工，直至日落为止。晚饭后，集体洗澡一次，由包工头带返棚厂睡觉。苦工住的棚厂是草顶、木墙、泥地，空气秽浊，夜间只有一两盏惨暗的煤油灯，以备巡逻和防守。除了新年有一两天休息外，终岁不停，无论刮风、日晒、雨淋，一律开工。每天上山下井，苦不堪言。有时山洪暴发，便断绝归路；矿坑挖深了，上面倒塌下来，往往发生活埋惨剧。在矿山，时常受着毒蛇、野兽、蚊虱、害虫的袭击。当地恶性疟疾、霍乱、痢疾流行，得病而死者很多。苦工们多数患有风湿、脚气、腹肿和黄疽病；由于工作过于劳苦，受热或不服水土，常常晕厥或窒息。矿场里没有医生，也缺乏药品，不论病情轻重，只胡乱搽些药油，服点土药，不少人丧失了生命。侥幸活着的人，下身长年浸泡在水坑里，只穿一条由面粉袋改成的短裤，爬山越岭，涉涧扳藤，十指起泡，双脚红肿，遍身斑痕。尽管苦工们卖力拼命，主子依然毫无同情心；反因部分苦工死亡，更把剥削转嫁到活者身上。连跟国内亲人通讯也没有自由。卖身的“猪仔”由主子按劳动量每月发零用钱三至六元，此外并无其他福利。不小心损坏工具或因病停工，还要扣钱。

3年期满后获得“自由身”的陆佑来到星中街新会乡亲罗奇生开设的烟庄当伙计，他省吃俭用，5年后积蓄了99元，就在马洁街开设了兴隆号杂货店。1868年，他把这间小店委托给可靠的伙伴代管，只身来到霹雳邦拿律镇甘文珍锡矿场，同五邑籍矿工一起劳动，并经营货运，兼做为英军供应粮食的生意。后来，他以小本钱买下一个已废弃的“旧龙口”锡矿，深挖下去，竟奇迹般地成为富矿。陆佑顷刻间成了“暴发户”。之后，陆佑来到吉隆坡，在台山邑侨赵煜的扶助下开设了典押店；并通过替殖民当局承办鸦片烟、酒、赌博和典押等饷码而致富。他除了经营好自己的矿场外，还收购了濒于破产的小矿场。由于经营有方，数年间，便拥有新街场、锡米山、双文丹、暗邦、叻思、古毛、万挠、关丹、文冬等多处锡矿场，雇工数千人，成为当地的大矿主，有“锡矿大王”之称。据记载，1898-1900年，马米亚每年锡产量约4万吨，95％为华人矿场生产。其中陆佑经营的矿场年产量达数千吨。10多年中，他至少获利1000-2000万元。

陆佑开采锡矿致富后，又把目光投向橡胶种植业。1896年，他同后来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的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和陈齐贤(祖籍福建海澄)合资开辟了马来亚第一块橡胶园，取得很大成功。陆佑在鹅雁、箕筛、文冬、巴生、和丰、雪兰莪等地开垦了很多橡胶园，最大的橡胶园由吉隆坡伸展到彭亨，呈带状绵延100多公里。橡胶业的发展使陆佑的财富滚滚而来，并得到“橡胶大王”的美称。他们3人连同陈嘉庚被誉为“马来亚橡胶王国4大功臣”。陆佑还办起巴生咖啡园、丹戎马林胡椒园、雪兰莪港口椰子园及北根椰子园。

在工业方面，陆佑办起东兴隆红毛灰(水泥)厂、罗臣铁厂、雪兰莪港口椰油厂等。其中以椰油厂规模最大，左右了当地市场。

在商业方面，除新加坡的兴隆号老铺外，陆佑在马来亚各地先后开设了10多间东兴隆分店，统称“七州府庄口”，总公司设在吉隆坡。吉隆坡茨厂街整条街的店铺都是他个人的产业，俨然是一位“商业巨子”。

1913年陆佑做大股东的广益银行在吉隆坡创办，经营的全盛时期，当地政府批准东兴隆庄自己发行银票，各地流通，与政府发行的钞票具有同等效力。此种银票，用英文印上“东兴隆陆佑”、“东兴隆第X号银毫伍圆，任随时兑换”以及“光绪X年X月X日发单”等字样。这种情况在南洋并不多见，足见陆佑之地位与实力非同一般。据说，陆佑去世后，这种银票仍一直流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才被日本军票所取代。由于陆佑对新、马金融业贡献重大，他又得到“金融巨擘”的雅称。

除了上述经营收入外，饷码的税捐收入也是陆佑聚敛财富的又一大来源。他以100多万元的代价，从殖民政府获得承包税捐的专利权，把获利最大的烟税和酒税留为自营，赌税则选择有利地点自营大部分，余下僻远山区的则议价转让别人承办，典押税则全部转让，招人承办。上述两税转让，陆佑就可赚回向殖民政府缴纳4年税饷的大部分。陆佑与黄福(台山人)、张弼士(广东大埔人)并称为“3大码王”。陆佑靠99元起家，到他去世时，财富已达叻币七八千万元(折合英镑约1000万镑)，成为富甲新、马的大富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陆佑富而好善，为吉隆坡及马来亚社会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建树良多。他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将当时仍属榛莽荒秽、蒙茸沼泽之地的文冬和关丹两镇建设成为现代化都市。南洋的历史学家断言，写文冬和关丹开埠史和发展史，如果不重笔浓墨写上陆佑的名字，就毫无意义。

自幼失学、文化程度不高的陆佑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这促使他大量捐助办学，惠及广大地区。在吉隆坡，他创办了养正学校、维多利亚英文图书馆、尊孔学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在雪兰莪，他创办了尊孔学校。陆佑还捐资于医疗卫生事业，独资在塞连达建立诊所，在吉隆坡建同善医院，成立吉隆坡老弱院，建造吉隆坡中华大会馆。他资助马来亚各地修建大小会馆、庙宇，他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建造广肇会馆和广东义山。其善举美德使之成为受人尊敬、遐迩闻名的大慈善家。

陆佑以73岁高龄辞世，安葬在吉隆坡冷结路浩道登橡胶园内的陆家坟场。他去世后东南亚有3个国家首都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即：新加坡的陆佑街、吉隆坡的陆佑街和文莱的陆佑大街。他的家乡鹤山市的乡土教材中，载人了他的传奇事迹和乐善好施的美德。

(三)开发新、马的五邑华侨先驱

除了曹亚珠、陆佑外，早期对新加坡、马来亚的开发作出重要贡献的五邑籍华侨先驱，还有很多，下面择其要者作一介绍。

陈炎长(?—1900)，台山端芬上泽堡冲巷村人，早年到南洋谋生，居住在马来亚槟榔屿漆木街，以木匠为生。他为人正直、果断，深得华工爱戴，被任命为拿律镇抚委员、邦略会议的代表、霹雳邦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陈炎长在任内做的主要工作是：一、倡导华人团结和睦，并同敌对派别的首领和平相处，共同维护拿律的安定，使拿律镇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后“拿律”改称“太平”，以昭示华人后代世代和好，共同发展。二、支持太平古冈州会馆收殓在械斗中死亡的华人尸骨，举葬于文甘珍冢山。三、支持各地邑亲建立古冈州会馆，自我保护，自谋发展。陈炎长因力促侨界团结而备受后人称颂。

赵煜(1843-1892)，又名赵荣煜，台山都斛龙溪里人。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通文墨，能计算。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太平军将领。革命失败后，他随兄长逃亡到南洋，在槟城为人佣工。未几，迁居霹雳邦拿律当锡矿工人。后又转至吉隆坡，先在一矿场劳动，不久在巴生找到一储量丰富的锡矿，于是动员在拿律的亲朋好友前来开发，并创立了义兴公司。1872年，雪兰莪邦华人甲必丹、惠阳人叶亚来支持巴生土酋反抗素丹的税收政策，当素丹攻占吉隆坡后，叶亚来向与他结为兄弟的赵煜求助，赵煜不仅从槟城及拿律招募1000多名四邑籍勇士前往参战，还力保粮食及军需供应，使叶亚来免除后顾之忧。在赵煜的大力支持下，1873年，叶亚来终于夺回吉隆坡。这就是“叶亚来打州府”的由来，赵煜功不可没。

在1873-1880年叶亚来任吉隆坡甲必丹期间，赵煜既提供资金支持叶亚来大搞市政建设，建立养老院、学校，修建第一批砖瓦楼房和牛车马路，向马来人传授种植技术；自己还出资出力参加修建由吉隆坡至巴生、吉隆坡至暗邦的铁路，使暗邦一吉隆坡一巴生连成一体，大大方便了锡矿及其他物资的运输，加速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叶亚来修牛车路，赵煜修建铁路”的佳话流传至今。

赵煜为人慷慨，豪爽仗义，热心公益。他捐助9000多元，创建吉隆坡广肇会馆，并设广肇义学培育英才，故广肇会馆章程规定每年都要祭祀之，以彰其功勋。赵煜还大力资助叶观盛创建的培善堂，为贫苦华工和马来人施医济药，成为吉隆坡第一位受封太平局绅士的华人，其善举美德到处传颂。

叶观盛(1846—1901)，台山赤溪北门乡人。出身贫寒，1864年到马来亚谋生，先在芙蓉当锡矿工人，后改做小生意。1870年迁居雪兰莪，协助叶亚来开发吉隆坡，转而从事锡矿开采，成为“锡矿大王”，其矿场工人达7000人之多，产量居雪兰莪之首。1890年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并以此身份承包鸦片烟、酒、赌博和典当饷码。他开设吉隆坡新就记商行和新加坡新兴泰商行，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商。他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881年捐巨款创建培善堂(后改称同善医院)，独资维持13年之久，免费为穷人施医济药。1894年又捐款参与创立吉隆坡维多利亚书院，与友人合作在平民医院内设立大华楼，收容流离失所的穷人乡亲，并任大华楼基金委员会主席，成为新、马地区鼎鼎大名的慈善家。吉隆坡人民念其功绩，以他的名字及其开办的新就记商行命名街道以示纪念。

黄亚福(1837-1918)，又名黄福、黄福基，生于台山县。1853年移居新加坡，以木匠为业，后经商，成为鸦片烟、酒、赌博和典当饷码的承包商及橡胶种植园主，誉满马来亚柔佛州，与陆佑、张弼士被华侨并称为“3大码王”。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商，曾承包修建柔佛邦素丹王宫，因此获素丹颁发柔佛王室效忠勋章。1913年与陆佑等创办了新加坡广益银行。1910年在新加坡创建广惠肇留医院，并购买大片土地，作为华人义山，称黄福山。他还热心资助新、马华文教育事业。由于贡献良多，英王赐予太平局绅荣衔，柔佛素丹封之为拿督。黄亚福是柔佛新山市的开发者，该市有黄亚福街以资纪念。

为新、马的开发作出了贡献的新会华侨中，邓泽如、张郁才、曹尧辉等最为著名。

邓泽如(1869-1934)，江门市郊区篁边乡人。清光绪年间以契约华工身份到马来亚谋生，初在橡胶园当雇工，后在陆佑商行当伙计。几年后转赴霹雳邦甘宝开采锡矿，颇有所获。后到森美兰邦瓜拉庇劳开垦橡胶园，种植橡胶达500多亩。他还兼做生意，开设图南号商店，经营杂货批发。产业逐渐扩大，成为富商及侨领。他倾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黄兴曾赞誉：“以言南洋爱国之士，吾必以邓君泽如为巨擘。”[1)

张郁才(1869-1958)，新会县人，壮年南渡马来亚，最初在陆佑设于吉隆坡的东兴隆号任职。稍有积蓄后自营锡矿，他在吉隆坡至新街场开设的鸿发锡矿有限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锡矿公司之一。之后，他又经营房地产和商业，并与陆佑等共创广益银行；还经营娱乐业，开办柏屏戏院，专演粤剧；创办柏屏义学，免费招收穷家子弟，并长期赞助当地尊孔中学和坤成女校。他从陆佑手中接管了中华大会堂的领导职务后，与诸位董事合力建成了大会堂的会所；资助和领导中华总商会(前身为中华商务局)和锡矿事务局(后改称矿务公会)；参加创建同善医院，造福社会；对广肇会馆、广东义山，出钱出力；他任雪兰莪精武体育会会长多年，对精武事业在马来亚的发展、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尤大，被社会人士称誉为“慈善老人”，被封赠太平局绅和OBE等勋衔。

(四)新加坡的“中街七家头”

一般人认为，新加坡自开埠以来，亚逸街(俗称源顺街)、马吉街(俗称中街)一带都是福建人经营生意的地方，而忽略了100多年前，新会人和鹤山人曾在中街大显身手，经营粮油杂货生意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他们不但曾称雄当地，而且垄断了南洋各地的粮食杂货行业。这就是闻名南洋地区的新会“中街七家头”，即开设在中街的朱广兰、罗奇生、广恒、朱有兰、同德、罗致生、朱富兰等7大杂货行。

朱广兰等“七家头”不仅同属新会人，而且分属朱氏和罗氏两大家族。朱氏家族的先辈在新会原做染料生意。据说他们在莱佛士开埠不久就到新加坡创业。罗奇生则在1841年来到新加坡，开设烟庄和酱油杂货店。朱、罗两大家族逐渐垄断了新、马和南洋地区的杂货海味生意和酱油业，成为饮誉南洋地区的“酱油大王”。

在“七家头”中，名气最大、鼎盛时期维持最久的是朱有兰，生存时间最长的是广恒。朱有兰的业务之大，店号之多简直算不清。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地都有它的店号与联号。在印尼还建有糖厂。朱有兰结束营业之后，后人仍用他的招牌名字作为生油与红烟的商标名字，可见其名气之大!

新会“七家头”不仅在经济上对新、马及南洋地区作出了贡献，而且热心当地公益事业，捐助甚巨。如“七家头”与同济医院的关系就很密切。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一块匾额上刻着49位同济医院倡建总理的名字，“七家头”中除朱富兰之外，其余6家都名列其中。在同一块碑铭上也刻着朱广兰、朱有兰、罗致生、罗奇生、同德号是当时的司理。在倡建协理的21个店号中，罗奇生的联号茂生号的名字也在匾额内。从1893年至1933年的40年间，“七家头”都以店号名字或司理身份担任同济医院的总理、值日督理、主席、董事等，可见“七家头”都对同济医院的支持不遗余力。“七家头”对广惠肇碧山亭的捐助也很多。碧山亭福德祠一块光绪十六年(1890)立的碑石上刻着，在碧山亭建造之初，朱广兰、罗奇生各捐500元，广恒捐80元，朱富兰捐50元。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七家头”的这些捐款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七家头”对冈州会馆、广惠肇留医院及养正学校等的捐献也不少。陆佑的起家，也曾得到过同乡罗氏家族的鼎力支持。[1)

(五)名医伍连德

早期赴南洋谋生的五邑籍华侨，多为苦力劳工，很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不少人十分注意培育自己的后代，他们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供儿女们学文化，学技术，甚至送到发达国家留学，使之成为有知识的“上等人”，而不希望他们重操父辈以出卖劳力为生的旧业。不少新一代华裔勤奋学习，学有所成，给父辈们争了一口气。伍连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南洋，受业于英国，服务于马来亚和中国，对马、中、英三国文化的交流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伍连德的父亲伍棋学，台山人。19世纪中叶来到马来亚，在槟城操金饰业，初为学徒，后自开金铺当老板，生活逐步富裕。伍连德(1879-1960)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业主家庭。他8岁人读大英义学，18岁考取女王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医科就学。在校期间，以优异成绩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奖章。1899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获得免费进伦敦圣玛丽医院实习3年，成为在该院实习的第一个中国人。1902年获医学士学位，又先后赴德国哈勒大学和法国巴斯德医学院，专门研究细菌处理和破伤风病症。1903年秋，他关于破伤风研究的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返回马来亚，在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研究热带流行病。次年回槟城，自开诊所，挂牌行医，并致力于社会改革，反对赌博，反对吸鸦片，提倡妇女教育、开展体育运动，深受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爱戴。

1907年，伍连德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回国，任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清宣统二年(1910)12月，东北3省发生50年未遇的大鼠疫，清廷委任伍连德为东三省考查鼠疫专员。伍连德视察灾情后，提出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将病者与常人隔离，对死者采用集体火葬，共焚毁了2000口棺材，才得以彻底消灭病毒的传播。据称，这次鼠疫病死者约6万人之多!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不到4个月就把这场骇人听闻的传染病扑灭。伍连德因此被国内外称誉为“战胜瘟疫的有力斗士”、“防疫科学的权威”。清廷特赏他为医科进士。在祖国服务的30年间，他创办医院多所，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为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在谈到这30年的经历时说：“在那动荡不安的时期，如果缺乏信念的话，一个人很容易便会绝望到举手投降的地步。”伍连德的高尚情操值得人们学习和发扬。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年近6旬的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在怡保，开设私人诊所，继续为新、马华侨和当地居民看病治病。他晚年创办公共图书馆，集资兴建火化炉，提倡火葬，推动当地移风易俗。

伍连德晚年曾当选世界华人学生联合会槟榔屿分会主席、槟榔屿戒烟会副会长，并曾获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驰名世界的热带病学权威、防疫专家。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主动提出把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赠给中华医学会，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伍连德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鼠疫战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传》、《中国医学史》、《论肺型鼠疫》、《鼠疫概论》等。

二 菲律宾

中国与菲律宾仅一海之隔，古代就有贸易及人员往来。由于贸易关系，移居菲律宾的华侨基本上可以分为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3大部分。菲律宾华侨，以闽籍为多，他们在工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居支配地位。粤籍者仅占15％—20％。在粤籍华侨中，主要来自五邑和南海等地，他们多集中居住在首都马尼拉和宿务、达沃等大城市。五邑人从事的主要是“三把刀”式经济活动，即饮食业、成衣业和杂货业。在饮食业中，酒楼一项就占全菲华侨举办的酒楼的90％以上；此外，还有旅馆、面包制作、缝纫、洗衣、理发等。手工业则有木作、藤织、工艺品制作等；也有从事药材、杂货、汇兑、印刷、造船、出人口贸易等行业的。C1)特别是印刷业，值得大书。

菲律宾印刷业的历史十分久远。从1587年印刷术传人菲律宾时起，直到1800年初，因西班牙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义及政府发布公告、印行报纸等，菲律宾的印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菲律宾仍未出现商业性印刷业。菲律宾商业性印务业的首创是同五邑籍华侨任恩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任恩长(1855-1924)，鹤山古劳麦村人。1875年，年仅20岁的任恩长同几名既有胆识又有事业心的朋友一起来到菲律宾，创办了第一家商业性印务所——东祥信印务公司。菲律宾印刷业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起初，东祥信印务公司的设备很简陋，只有一台手摇机，业务也仅限于印刷商用的单据、表格及广告纸等，设计及颜色也甚为单调。虽然当时已有活字印刷，但公司仍沿用雕刻的木版印刷图案与文字。随着业务的发展，后来才增添了脚踏机、电动机，购置了能印全张债券纸的平床机。

任恩长对菲律宾印刷业的贡献还在于，为菲律宾培育了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造就了为数可观的印刷界的知名人士。在东祥信印务公司存在期间，任恩长呕心沥血地培养他的子女、亲戚、朋友，使他们成为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经他培养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菲律宾印刷业的成功人士。任恩长有一位堂兄叫任美长，在东祥信印务公司工作10年，从徒工成长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在马尼拉开办了东兴印务公司。晚年归国后，他把印务交由他的独子任志康管理，这就是今天马尼拉的东洪印务公司。任恩长的侄儿任志坤，12岁就在他的手下开始了学徒生涯，一干就是20多年，到35岁时“出师”，自创华兴印务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分成今日的华南印务公司与泽修印务公司。

任恩长身后留有4子：任志成、任志钊、任志云、任志安。他们继承父业，毕生经营印刷业。任恩长一手创办的东祥信印务公司经历了72个春秋，于1947年结束了它的印刷业务。任恩长和他造就的“印刷王国”，不仅在菲律宾，而且在东南亚、在香港都享有盛誉，更为五邑侨乡添光增彩，侨乡人民为任恩长及其后裔的杰出贡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三 其他国家和地区

五邑籍华侨对婆罗洲、沙捞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婆罗洲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包括沙捞越(中国古籍称渤尼、婆利、婆罗等)、沙巴和文莱。沙捞越和沙巴于1963年同马来亚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五邑籍华侨参与开发婆罗洲，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其中，开平、台山籍华侨的贡献最大。

开平籍华侨开发婆罗洲有两大历史功绩，其一是婆罗洲沙巴艮地咬的开埠。100多年前，开乎波罗乡华侨周道积，由亚庇来到马利，越过崇山峻岭抵达根地咬，开荒辟地，是开埠先锋。随后周孚、冯信也步行到达，周厚昌、周柏贤、冯炳源接踵而至。他们用当地的木材建“鸭挞屋”，做小生意。以后，四邑籍人陆续来到这里垦荒开发，建设根地咬埠，使之逐渐兴旺起来，成为一个交通发达、风景秀美、经济繁荣的小城镇。“现该埠业商之人，占70％是四邑籍人(其中以开平最多)，有四邑埠之称。”这里的居民，无论是华侨，还是土人，百多年来，世代相传，很多人至今仍操四邑话。

其二是婆罗洲吉打毛律埠的开发。吉打毛律是沙巴西海岸的一个小商埠。100多年前，这里十分荒凉，后经四邑籍人不断开发，才使这块处女地日益繁荣起来。最早开发这块处女地的是开平人龚庆煜、林德伦、黄胜瑞、周炳昌、杨新君等人。他们从亚庇步行而至，披星戴月，艰苦劳动，后来经营小生意，繁荣市场，使之成为兴旺的小商埠。四邑籍人看到这里的土人穿着十分落后，无论男女均以一块土布遮掩下身，于是教会他们缝制衣服。杨新君是一位裁缝高手，他耐心向土人传授剪裁及缝制技术。土人的原始风俗为之一改。杨新君去世后，至今每逢春秋两季，当地人仍对他顶礼膜拜，纪念他的大恩大德。现在，吉打毛律己建成现代化城镇，商业中四邑人仍占1／3的份额，扮演着重要角色。

沙捞越中部地区的开发，以台山籍华侨的功劳最大。沙捞越中部的达斗县，现有人口1．6万多人，华人多经商。县政府所在地的达斗镇，居民约1600多人，以华人居多。台山华侨丘正嫒是达斗的开发者。他少年时代跟随乡人南来，初抵新加坡，在洋人的公司当侍应生。后来到沙捞越古晋，再到民都鲁。他从土人那里了解到离民都鲁不远处有一地方称为阿纳港世，土特产甚丰，惜无人收购。丘正援认为有利可图，在土人帮助下，来到达斗收购土产，经营杂货生意。当时达斗是一片原始森林，荆棘丛生，毒蛇猛兽出没其间，人烟稀少，只有部落民族达斗族集居于此，过着刀耕火种和狩猎的原始生活。但境内盛产木材，尤以盐木最为有名，其他土产如树胶、胡椒、蜜糖、燕窝等极负盛名。1862年，丘正媛在达斗开设瑞源号，用帆船专营古晋至达斗间的土特产贸易，很快便发迹。嗣后台山人朱瑞亦到此开设瑞成号。再后才是潮州籍人士许长发创设万发号。四邑人和潮州人逐渐地多了起来。丘正嫒的两个弟弟丘正观、丘正彬也携眷来此创业。丘正嫒还将当地产的盐木出口到中国，其运输工具是帆船，大者可载三四百吨，小者可载二三百吨，靠风力行驶。

五邑籍华侨对达斗的市政建设，建树良多。达斗的店屋原用“亚答”叶搭盖，五邑人则用本地盛产的盐木搭建，既坚固又美观。他们还修路办电，兴建商店，使达斗镇从一块荒芜之地变成商业中心。五邑籍华侨向来重视教育事业，1926年，他们在达斗设立中华公学，以粤语教学，主要对象是华人子女。第一任教师就是一位台山秀才丘灵恩。

达斗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是台山人江世钦，他早年随舅父丘正嫒南来，18岁回乡成婚，复南来，创立丰源号，专事土特产生意。他乐善好施，致富后热心侨社福祉，深受华人爱戴，被沙捞越王委任为华人甲必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统治当局再委任他为华人甲必丹，在位40多年，达斗人有口皆碑。[1)

五邑籍华侨侨居东南亚地区的以新会人为多，对新、马以外的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作出贡献的华侨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在泰国有冯平山、黄宜义、黄宣充，在越南有陈瑞祺。台山、开平、恩平籍的华侨也有成功人士。

冯平山(1860-1931)，新会会城镇沪湾街高第里人。他15岁随叔父往泰国学习经商，经营丝绸和土特产杂货。他从学徒做起，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聪明好学、勤奋肯干，有生意头脑，很快便学会当买手(采购)。20岁时，便可独当一面，常为叔父奔走于泰国——香港——广州之间办货及销售。他的才能被一位姓龚的华侨富商所赏识。1881年，这位在泰国经商致富的华侨，见冯平山气宇不凡，办事利落，为人正直，将来必成大器，爱才之心甚切，虽知冯平山已有妻室，但仍要以爱女许之为妾，且以巨资为女做嫁妆。冯平山不为财色所动，遵循“立品做人”宗旨，以“新婚未久，若纳妾，需长客异域，还得禀命父母”为辞，婉言拒之。这一年年底，冯平山以父病为由返回家乡，并去信龚先生谢婚。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冯平山感到泰国的商业环境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决定回国另创基业。冯平山在泰国虽然只有五六年时间，但这几年的经历为他后来驰骋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商场上，并成为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及银行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黄宜义(1888-1984)，祖籍新会，其父早年来到泰国谋生，创办了永盛隆火锯兼木材有限公司。黄宜义幼年被送回家乡读私塾，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后返回曼谷人易三仓学校及曼谷基督学校。高中毕业于香港育才书社，考入香港大学工程学系，获学士学位。返回泰国后，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任司库兼副经理长达20余年，后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木业界的翘楚。他热心社会公益及社团服务，是泰国著名华人富商和华人社团领袖。

黄宣充(1872-1930)又名黄顺，新会双水龙头见龙里人。1891年赴泰国谋生，先习木工，后搞建筑，创办顺兴隆商号，承办建筑业务。曾受泰国国王委托，主持建造宫殿衙署多座。其后又发展房地产，并经营中国土特产品及大米等商贸，成为泰国著名的建筑商和富商。

陈瑞祺(1885—1950)，新会罗坑陈冲乡人。父陈澄波青年时在香港谋生，在广盛米行当雇员。少有积蓄后便与人合伙在香港和越南海防市开广利米行、广兴米行、广恒兴米行。陈瑞祺小时候在家乡受教育，13岁往香港深造，18岁赴越南随父经商。从商一年，便赴法属东京(今越南海防市)等产米地区考察。先后在东京和西贡(今胡志明市)开设广和兴、广中兴(后改名广正兴)米业公司，专营大米生意。年仅30岁就总管香港和越南所属各米店的业务，生意日益兴隆。其中西贡粮食加工厂几经扩建，成为日产300吨大米的大工厂。他又购买了一艘1000多吨位的货轮——“黄石公”号，常年航行于越南、香港之间，运输大米。陈瑞祺还于1936年创办“正心按揭置业有限公司”，向香港地产业扩展业务，成为誉满越南和香港的大富商。

台山的马棠政是誉满泰国的华人实业家、社团领袖。马棠政(1871-1923)，生于台山白沙上朗村。8岁时只身来到泰国谋生，当机械工。他聪明好学，刻苦求知，积数年学徒经验，终于成才，成为泰国火砻(碾米厂)机械技师，后为泰国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火砻机械技术人才。当年，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火砻多由他设计承建。以后自创振盛火砻，日产大米500吨，居全泰同行大米日产量之冠。他是泰国著名华侨富商、机械工程专家。他热心社会公益及侨社事业，是泰国华侨华人社会著名领袖。

光绪年间，祖籍恩平沙湖李边蟠龙村的李宝华，来到泰国谋生。他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走出了一条华侨成才之路：在泰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远赴英伦，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回到曼谷，历任律师、法院推事、法官等职，成为华侨中的佼佼者，是恩平华侨中最早的泰国法官，为泰国的法律建设和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受到人们的赞扬。

在印度尼西亚的开发中，台山广海月明村的刘维美作出了贡献。他于清同治年间来到荷属印尼谋生，与荷兰亲王结识后，奉亲王之命前往开发沙湾埠，后被任命为该埠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后来光绪皇帝赐封他为“二品衔武功将军”。

五邑籍华侨对缅甸的发展贡献甚多。旧时缅甸华侨称呼台山籍华侨为“马交人”。“马交”(Macao)即澳门，是葡萄牙人对澳门的称谓。因台山籍华侨早年多从澳门上船来到缅甸谋生，故有此称呼。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缅甸的华侨中，台山籍人不在少数。开平籍的吴玉成侨居缅甸11年，他说“吾在南洋到过许多地方，不论穷乡僻壤，凡有烟火之区就有四邑人足迹”。五邑籍华侨在缅甸或务农，种植稻谷、果菜；或从商，活跃市场，有的人勤劳致富。陈洪安父子就是其中的一例。

陈洪安(1893-1979)，生于台山县。1906年跟随父亲离乡别井来到缅甸谋生。先在仰光开设富南酒楼，生意兴隆；后又经营碾米、锯木、典当等业，成为缅甸华侨商界巨富。

贸易是日本华侨经济的重要支柱，直到明治时代早期，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仍发挥重大作用。在长崎港对外贸易中，华侨贸易占有很大比重。如明治四十一年(1908)，该港外贸输出输入总额中，华侨贸易分别占40．2％和22．6％。主要商号为广东华侨经营，他们大多来自广州、肇庆两府所属的三邑和四邑，即所谓广肇帮。在最著名的商号中，有新会籍华侨李萃石的晋恒号、简心茹的裕益号、华克阶的永生隆号、黄业堂的三和号，他们同三水籍黄守庸的致祥号，南海籍潘仕熙的均利号、潘达初的万昌和号、李维芝的德源号共8家，将海产品运往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并运回越南和缅甸等地的大米。长期以来，贸易业和“三把刀”式经济一直是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日本华侨经济的两大支柱。在横滨的四邑籍华侨主要经营饮食业、银钱业和杂货业等。

一 澳洲

五邑籍华侨是开发澳洲的主要功臣之一，其丰功伟绩早已载人史册。

(一)澳大利亚

1851年2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发现金矿；8月，又在距墨尔本不到100英里的巴拉腊特和本迪戈发现了金矿。澳大利亚于是掀起了淘金热潮，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潮水般涌来。五邑人移居澳大利亚即始于这时。从现有材料看，最早把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五邑地区的是雷亚妹。

雷亚妹(1826—?)，又名雷亚梅，生于台山大江塘面村，年青时到新加坡，在漆木街以木匠为生。1851年他以契约华工身份被卖到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州金矿区劳动。他把维州发现金矿的消息，写信传递给了家乡的亲人，1852年即有一批同乡与雇主订约到达维州矿区。1853年有19人回乡，又带去了一批乡亲。1854年6月，有3000多以五邑人为主的粤籍契约华工到达墨尔本。为了区别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五邑籍华侨俗称三藩市或旧金山)，五邑籍华侨把墨尔本称为“新金山”。雷亚妹契约期满后，自谋生路，从事商贸业。他在墨尔本经营第一间华侨碾米厂，又办运输商行，从事黄金及土地买卖，开设商业银行和茶叶商店，是澳洲第一位经营茶叶的商人，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侨富商，为澳大利亚金矿业和商贸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是维州洪门致公堂的首领之一。其子雷美好，生在澳大利亚，后成为著名的华人建筑师。

另一位为澳大利亚金矿业作出贡献的是刘光明(1831-1888)，他祖籍台山县，生于马来亚槟城。1853年随淘金人流涌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淘金，他也引荐了很多乡亲到维州淘金。刘光明在维州淘金毫无所获，1854年去墨尔本经商，组建运输船队，在墨尔本与中国进行贸易，逐渐致富，在澳大利亚多个州和新西兰都设有分店，经营保险、矿产、甜菜种植、银行等业，成为当地华侨富商。

新会人黄德滋，原是太平天国平南王。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他宁死不降，率部众乘数十艘海船，南渡海洋抵达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之后南来，定居在墨尔本附近，从事淘金及农牧业。这是五邑人移人澳大利亚过程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

1856年，全澳华侨达27272人。1881年增至3．8万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五邑人，又以台山、新会人居多。如在维州，这两地的移民占该州华侨总人口的88％。在淘金的鼎盛时期，五邑籍华侨多数矿工住在矿区，少数人住在城镇做小本生意。随着金矿的日益枯竭，越来越多的五邑籍华侨来到大中城市，尤其是墨尔本、悉尼(五邑籍华侨俗称“雪梨”)、布里斯班等州府所在地，以经商、木工、种果菜为生。表4—2反映了1891年五邑人占大多数的维多利亚州中华侨从事的职业情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五邑籍华侨从事的职业比较多样化，但以淘金和农业为主，约占华侨人数的60％；另外，自己拥有产业的店主也不少。这种现象在新南威尔士州更为明显。1901年，该州的华侨水果商及蔬菜水果商有369人，占全体华侨食品杂货商及零售店主799人的近一半。著名侨领及企业家梅光达、余荣、黄来旺、刘光福等都是经商而发迹的。

五邑籍华侨同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侨一起，为澳大利亚的开发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开采金矿

澳国的黄金在河流的冲积床中，易于开采。但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歧视、排挤下，华人受到诸多苛待，他们只能在白人废弃的矿坑里淘金。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过度劳累，患病而死亡。有的死者在侨团帮助下得以魂归故里，但也有不少死者被葬在异国的华人公墓区。1997年1月，一位澳大利亚史学工作者送给我们一本《巴拉雷特市华人死亡录及墓碑(1854-1955)》(《Bal-larat’sChineseGravestonesandAssociatedRecordsl854—1955》)，要求我们为死亡者核查籍贯。后经我们查核，这个公墓的611名死者中，台山(或宁邑)269人，新会(或冈州)128人，开平8人，鹤山4人，江门市1人，江门五邑共410人，占67％。另无地址或地址不详者134人，其他为三邑、潮州、东莞等地人。

在五邑众多的淘金者中，台山的邝仕德和恩平的陈广大及其家族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早期澳洲华人史的一个缩影。

邝仕德，1853年生于台山县，1873年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金矿区淘金，逐渐致富，并发展成相当大的一个邝氏家族：他先后育有24个子女，100多个孙儿女。现在，邝氏家族已繁衍到第6代，近800人，除澳大利亚外，还分布在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人成为博士、硕士、工程师、科学家、商人等成功人士。不久前拍摄的名为《邝仕德家族》的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澳洲华侨史上的这一家族史。

表4—2 维多利亚州华侨职业统计

┌─────────┬──────┬──────┐

│ 职 业 │ 人 数│ 所占比例％│

├─────────┼──────┼──────┤

│ 淘 金 │ 2 181 │ 27．48 │

│ 菜园业 │ 2 104 │ 26．51 │

│ 畜牧业 │ ％ │ 2．21 │

│ 其他农业 │ 530 │ 6．68 │

│ 普通工人 │ 583 │ 7．35 │

│ 家庭什役 │ 385 │ 4．85 │

│ 旅 游 │ 邱 │ 0． 85 │

│ 商 人 │ 30 │ 0．38 │

│ 果菜商贩 │ 93 │ 1． 17 │

│ 店 主 │ 492 │ 6．20 │

│ 小 贩 │ 289 │ 3．64 │

│ 店 伙 │ 73 │ 0．92 │

│ 家具业 │ 246 │ 3．10 │

│ 洗衣业 │ 74 │ 0．93 │

│ 14种职业统计 │ 7244 │ 91．27 │

│ 有工作华侨总数│ 7937 │ 100 │

└─────────┴──────┴──────┘

陈广大，1838年生于恩平东城坦巷村，一家10多口人，清贫如洗，他自小就替人家看牛。20岁时，有人对他讲：“红毛(英国)在开发香港，大量招用人，发银元大洋，做得好还可以升官发财。”他只身来到香港，后被卖“猪仔”到澳大利亚淘金。至今已发展到第5代，共198人，分布在澳、美、加、英、墨、委内瑞拉及南洋地区。

华工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851—1861年的10年间，澳国共生产黄金12．14亿镑。1877年，昆士兰州的白人生产黄金130万盎司，华工生产100万盎司。

此外，四邑籍华工还参加了澳国锡矿、煤矿、石英等资源的开发。

2．种植果菜

五邑籍华侨多是农民，富有耕种经验，他们带来了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农具、良种，不少人在金矿枯竭后转而从事农耕，以种水果、蔬菜为生。1901-1902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所需的蔬菜，有一半是由华人供应的。其他许多城镇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靠华人的蔬菜供应。1901—1921年间，菜园的年产值，在维多利亚是20万-40万镑之间，在新南威尔士则在20万—60万镑之间，其总额的半数为华人菜农、小贩和蔬菜水果商所得。如果没有华侨垦荒种地，澳大利亚人就不可能吃到品种多样、新鲜可口的蔬菜。

新会籍华侨阮三福是靠种植业致富的成功人士。阮三福在20世纪初年，与乡亲来到澳大利亚，起初在维多利亚州东北部京河盆谷一带打工。后经人介绍到当地一位种植烟草和麻类的庄园主马缘士的庄园做工。他工作勤劳，又富有耕作技术，深受庄园主赏识，并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件事在澳洲曾被传为佳话。

在西澳大利亚，也有华侨从事采珠业和畜牧业。

3．修路建桥

五邑籍华侨还被雇去修建公路、铁路、桥梁及其他公共工程。在1888年前后，有5000名华工被雇修筑从达尔文到松溪总长为144英里的铁路，对改善澳国交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商贸活动

从事商业的华人占澳国华人总数的13％左右。五邑人在矿区、在城镇开设的商店，经营中国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等土特产杂货。不少人从事小商小贩生意，他们走街穿巷，或下到农村，贩卖副食晶，对活跃城乡经济、促进澳中贸易和澳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些华侨华人成为富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的成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维护在澳华侨权益的领袖人物。除梅光达外，还有：

刘光福(1893～1983)，祖籍台山水步，生于澳大利亚悉尼。父亲早年在维多利亚州当过金矿工及伐木工。母亲是一位英格兰移民。1900年刘光福和弟弟刘光荣被父亲送回祖国，在乡间的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1908年重返悉尼，在一家教会学校补习英文。不久到一家中文报馆任职。1911年任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英文秘书，结识了著名华人律师麦锡祥(祖籍四邑，生于澳大利亚)。以后他同麦锡祥等人一起成为争取华人平等权利的斗士，被誉为“澳洲华人社会之父”。

黄柱稳(1862-1919)，生于台山县，受过少许传统的中文教育。16岁移居澳大利亚，定居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朱尼，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后购地600英亩，自己种小麦、养羊，成为羊毛经纪人，以此致富并闻名全澳。1908年他向英国出口的羊毛价值5万镑，1916年更增至20万镑。他是中澳轮船公司创办人之一。他好交际，慷慨大方，颇受澳人和华人的拥戴，一直是华人社团共济会、少年中国会的领导人。他热爱祖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维护华人的权益，是德高望重的侨领。

黄来旺，台山县人，移居澳大利亚后，在墨尔本从事香蕉贸易，是泰生号果栏老板之一、墨尔本的主要华商、商会领导人之一，中澳轮船公司创办人之一。他一生为维护华人权益做了不少工作。晚年加入基督教会。

梅东星(1831-1919)，生于台山端芬镇，1852年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是四邑地区最早移居澳洲的人士之一，经商致富。他早年在矿区组织秘密会社“义兴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领导义兴会的55年中，他本人共发展了3000名会员，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侨领。黄柱稳是他的莫逆之交。

谢日昌，开平塘口潭边园乡人。早年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从事经商活动，开设泰益号，专营进出口丝、茶、瓷器、杂货等贸易，后致富。是澳大利亚洪门领导人之一，其妻郭氏是旅居澳洲的第一个中国妇女。其子谢缵泰生于悉尼，长大后走上了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革命道路，并从事航天科学的研究，是我国第一艘汽艇的设计者。

新会籍华侨在澳大利亚经商致富的人士也有，如钟胜朗，在塔斯马尼亚州府所在地蒙巴特市经商，是当地有名的华商。他有子孙多人，均热心公益事业，如陈宽典、黄国重，均是墨尔本富商，他们开设的商号坐落在小伯克街。两人后来都成为维多利亚中华商务总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该会致力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梁启超的姑丈谭烈成，是新会旅澳洲华侨的先驱之一，他在维多利亚州阿腊腊特市经商，业绩不菲。1901年梁启超访问澳洲时，他一直陪伴在左右。

5．城镇建设

在墨尔本唐人街竖有一块铜匾，上面刻写着这样的文字：“此匾纪念墨尔本中国人团体的拓荒先锋于公元1854年到利通宝街这个地区立业。这些华侨先人是来自中国广东省四邑。”我们认为，这段文字记录的不仅仅是五邑籍华侨开发和建设墨尔本的历史功绩，也是五邑籍华侨开发和建设悉尼、本迪戈、达尔文、巴拉雷特、阿腊腊特等一批重要城镇的历史丰碑。今天已与台山市结为友好城市的阿腊腊特的开发，就是五邑籍华侨对澳国城镇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典型例子。

阿腊腊特(又译为阿拉雷特、亚拉腊)在墨尔本西北部，是一个只有1万多人口的乡镇。1997年8月，该地动工兴建一座“广东金山博物馆”，以纪念华侨为开发阿腊腊特所建立的功绩。馆前广场上矗立着两尊华人兄弟矿工的铜像，铜像附近有两座铜碑，分别用中英文刻着歌颂华人历史功绩的文字，详尽地记录了五邑籍华侨开发阿腊腊特市的艰辛历程。碑文说：

1857年一支700人的中国淘金队伍，从中国珠江流域南部的四邑地区(现广东境内)出发，于同年3月从香港登上一艘美国P．P圣人号快速帆船，4月抵达澳大利亚国。当时维多利亚州有禁止华人上岸的法令，他们一直航行至南澳一个叫罗希的地方才下船。

他们用扁担挑着全部财产，头戴苦力帽，辫子盘在头顶上，经过400公里跋涉于5月底才到达目的地。该地点被命名为“广东矿脉”，并成为最丰富的冲积层金矿区。在最初的12个星期里，挖出的每筐金矿沙中黄金含量多达64至80英两。在开始的5周中，该地是被称作“广东矿脉”，后改称阿拉雷特山，最后简称为阿拉雷特。“广东矿脉”的开采一直持续至1912年，长达55年之久。

阿拉雷特市发展的顶峰时期，该市人口曾多达5万人，其中9000是中国人，平均每50名居民中就有9个中国人。最后一批中国矿工于1926年离开阿拉雷特迁往旺特基矿区。在阿拉雷特公墓中掩埋了300多名已故的中国人，大多数坟墓无墓志。

1861年6月18日，阿拉雷特及城郊近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和67名中国人联名，向当时成立不久的维多利亚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切依据种族而设立的人头税及各种赋税。此前，中国人每季度要缴2英镑的保安费，1英镑居住费和采矿费，外交10英镑的维多利亚殖民政府的入境费。1862年华人税取消后，阿拉雷特市的华人人数增加了3倍。当地居民信任吃苦耐劳的华人，并欢迎他们在这里留居。这些华人后来都很成功，为此，阿拉雷特闻名澳大利亚并成为全国金矿区民主的典范。

经过五邑籍华侨和澳大利亚人民140多年的开发与建设，现在，阿腊腊特市工农业生产都很发达，城市建设井然有序，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设施也很先进，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小城镇。可以这样说，没有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广大华侨的艰辛劳动，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就没有澳大利亚这些城镇今日的繁荣兴旺，因而也就没有澳大利亚的今日。1988年澳国庆祝建国200周年时，联邦政府总理霍克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这200周年庆典之际，我们的思潮转向澳大利亚殖民的历史，那是一部有成功也有过失的历史，很可悲的是，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在过去没有被其他澳大利亚人所完全接受。同时，华侨华人的贡献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评价。”

6．中医草药

五邑籍华侨从事的职业中，还有中医。梁启超访问澳洲时，对此有专门记述：“余前在澳洲，见有所谓安利医生者(指新会县岑祥、岑元昆仲，他们在澳洲以中草药医病致富而闻名远近——编者注)，本不识字，以挑菜为生，贫不能自存。年三十余，始以医诳西人，后竟致富三百余万。”他还说：“医生亦争利权之一法门也。西人有喜用华医者，故业此常是以致富。有所谓王老吉凉茶者，在广东每帖铜钱二文，售诸西人，或五元十元美金不等云，他可类推。”

除了岑祥、岑元兄弟外，前述的阮三福亦是。阮三福赴澳洲前曾在家乡学过中医。他同庄园主马缘士的爱女结婚后，得到岳父的赞助，带着妻子定居在巴拉雷特开设医疗所，用中医草药为病人治病。由于医术精良，医德高尚，声誉鹊起。后来他又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开设分所，悬壶济世，深受华侨华人和当地居民的欢迎。

(二)新西兰

据有关资料，19世纪60年代新西兰发现金矿后，大批中国移民开始进入新西兰，1867年新西兰有华侨1219人，1874年已达4027人，最多时的1881年为5004人。在早期的新西兰华侨中，如奥克兰(五邑籍华侨俗称屋仑)华侨大部分祖籍为增城、香山、番禺和台山等县。到19世纪末，五邑人“就几已踏遍了它的全境”，他们成立了“四邑会馆”、“冈州会馆”，自我保护，相互关照，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五邑籍华侨主要从事开采金矿、种植蔬菜、商业贸易、洗衣、城市杂工等劳动，对新西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西兰的乳酪业，就是中国人开创的，其中最杰出的人物首推周祥。

周样(1830—1920)，又译张朝，生于新会县，幼年时到新加坡，在一富人家里当仆役。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他于1855年转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因受到白人排挤欺凌，毫无所获，转而经商。1860年，新西兰奥塔戈地区发现金矿，他又辗转到新西兰，先在矿区淘金，仍一无所获。两年后转赴达尼丁经商，专门收集废弃的五金材料转销到中国，几年后稍有积蓄。在从事废旧钢铁出口贸易过程中，他发现新西兰许多地方的森林中长有一种类似中国名贵滋补佳品白木耳的野菌。于是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向当地人收购，然后转销中国，获得巨利。1870年，他在新普利茅斯设立专营商号。由于这种木耳产在塔纳拉奇的森林中，当地人把它称为“塔纳拉奇羊毛”。1872—1882年间，由新西兰出口的“塔纳拉奇羊毛”多达1700吨，价值7800镑以上，在当时新西兰全国出口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周祥对开发这种产品作出了很大贡献，到1904年，周祥的木耳贸易已为新西兰创造了37．5万英镑的外汇收入。

新西兰土地肥沃，牛羊成群，盛产牛油、乳酪等产品，周祥在木耳贸易获得成功后，便转而从事乳制品生产和贸易。1885年，他在英国伍德和爱森设立了商号，把新西兰牛油运往英国，成为新西兰从事这项贸易的第一人。在他的带动下，新西兰的农畜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到欧洲，并成为新西兰一项十分重要的财政收入。1887年，周祥兴建了“禧庆乳品厂”，是新西兰第一家带有冷藏设备的现代化乳品工厂。1889年，达尼丁农商展览会上，他的“禧庆”牌牛油被评给最优奖，荣获一个大银质奖杯。周祥还是多家农产品工厂和纸匣厂的大股东，堪称当地最富有的商人。作为新西兰乳制品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周祥的事迹已载人《新西兰乳品工业史》中，并且是《新西兰百科全书》列有传记的唯一华人。

第一位出任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领事的新西兰华人余职慎(1881—1955)，祖籍台山三八镇岗美区李园村，字恩和。他的父亲早年从台山来到新西兰淘金，后与一苏格兰女子结婚，育有子女5人，余职慎排行第四。1886年，余职慎的父亲因劳累亡故，他的母亲领着他及兄妹等人，于1890年回乡归宗及求学。余职

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13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慎1897年到香港，在一洋行打工。数月后转去牙科医务所，拟人读英文学校。后因母亲病亡，兄长力不从心而作罢，改人教会学校。1904年返回新西兰，次年人读丹衣顿职业学校，一年后取得小学教师资格。1906年到中国上海，在美国人办的洋行任会计，前后4年。1907年同一位新西兰女子结婚。其夫人在女儿出生6周后，因染天花病去世。1910年，余职慎返回新西兰。从1912年起到退休，长达30多年中，他一直在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任职，从秘书到领事，为维护华侨权益、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国与新西兰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贡献。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南太平洋，分布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瑙鲁、西萨摩亚、塔希提(五邑籍华侨俗称大溪地)、汤加和所罗门等岛国，原为英、法、德等国的殖民地。这一地区棉花、甘蔗、烟草等种植业发达，瑙鲁还盛产鸟粪。这里也有五邑人的足迹，他们为这些岛国的开发及发展洒下了汗水。

1855年，第一个华商来到斐济；1872年，第二个华人到此。这两位先驱者都是台山人。斐济共和国移民中心(香港)办事处提供的资料表明，19世纪70年代，就有中国契约华工被招募前来种植甘蔗，也有一部分原在澳大利亚淘金的华工在金矿枯竭后转来这里，以做小生意谋生，他们以五邑人为最多。这些人富有农耕经验，在农场中引种了许多地道的广东蔬菜。故此，市场上，从西洋菜到芥兰、通心菜、椰菜，各色各样，应有尽有，他们“为当地人民带来了吃的享受”。

瑙鲁，1907年初，首批契约华工743人从汕头运抵这里，从事鸟粪的开采。从1907—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共有3000哆名契约华工运往瑙鲁，他们多半来自五邑，尤其台山和恩平。直至1946年还有来自恩平的胡旺、何暖等千多名契约华工运到瑙鲁，开采鸟粪和磷酸盐。直至1970年，华工为该国开采了4500万吨以上的鸟粪，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在塔希提岛，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从香港及广州运人契约华工采集鸟粪，种植棉花、咖啡、蔬菜，或经营小生意。至1866年已达1000余人，1926年达4000人，80％来自惠阳、宝安及东莞等县，其余为五邑人。

五邑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创造的业绩更辉煌。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北部，由巴布亚(北部)和新几内亚(南部)组成。该国现有的400万人口中，华人约5000多人，79％以上为开平及台山两县的移民，又以司徒、陈、周3大姓的人最多，80％住在首都拉包尔。五邑籍华侨建立了台山会馆、冈州会馆。

巴新华人的历史起自1884年。这一年，德国侵占了新几内亚岛的东北部，为了开发岛上的椰子和烟草种植业，当局陆续从新加坡、苏门答腊和中国香港输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契约华工，1892年已达1085人，至1914年增至1377人。五邑籍华侨在这前后进入巴新岛，他们除从事种植业外，也有从事工匠及商业活动的，商业以贩卖杂货和收购土特产为主。还有经营旅馆、餐馆及洗衣业的。他们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不少人成为富商，个别成功人士还涉足政坛，出任政府要职。朱利叶斯?陈、陈秉达、司徒协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利叶斯·陈，中文名为陈仲民，是出生在巴新的的土生华人。父亲陈柏早年从台山县来到巴新谋生，后同一位来自巴新的新爱尔兰岛一个颇有势力的氏族土著妇女结婚。他做零售生意，并租了一块地耕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成为当地一名富商。陈仲民自小在华校读书，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天主教中学毕业后返回到巴新，协助父亲经商。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一段时间，渐渐地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后成为巴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一位杰出的华裔政治明星。

以陈秉达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不仅富甲巴布亚新几内亚，而且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富豪。他的父亲陈均和大伯父陈乐、二伯父陈齐都是巴新的第一代移民和“开荒牛”，为开发当地的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华人社会中颇具影响的人物，直到20世纪60年代，陈氏家族仍是当地的三大望族之一。

陈乐(1870—1939)，又名陈大喜，西名保罗阿乐。早年离开家乡台山县，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不久到一艘德国商船当厨师。1894年随船到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岛，任德国行政官员的厨师。7午后经营商品交易。1905年，他在新爱尔兰岛上承租了约50公顷的土地，创办兰投农场，成为第一个在该岛经营农场的华人。他先后于1897年和1902年把两个弟弟陈齐、陈均接到新几内亚。陈乐十分热心华文教育事业，致富后捐资在拉包尔创办养达中学，并且是该校的终身校董。

陈齐(1881-1971)，又名陈大欢。幼年移居新加坡。转到巴新后先在一个德国人家中做了两年厨师，1899年起在米奥科岛经营椰干贸易。1901年回台山老家结婚，半年后回到巴新。1904年，在一艘航行于新西兰、三毛亚和太平洋各岛的轮船上做厨师。一年后转到新爱尔兰岛协助兄长陈乐开发兰投农场。不久，他在该农场附近开辟了卡拉斯农场，开始独立经营。陈氏家族的家业进一步扩大。

陈均(1888-1963)，又名陈大耀，西名阿鲁易阿昆。他来到新几内亚后，大哥陈乐送他去拉包尔附近的卡巴坎达的福音教会学校，后转入鸟纳波音天主教学校，受到良好的德文、英文教育，成为拥有文化知识的新一代华人。同年皈依天主教，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天主教徒。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兄长也都先后皈依了天主教。1907年，他回到台山家乡成亲，并携妻子返回新几内亚。陈均在3兄弟中的成就最大，是陈氏家族事业的主要创业者。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为当地华人领袖李谭德(广东惠阳人)当西文翻译秘书和会计，一年后离职与同乡陈锦在马拉贡纳合作开办了一家交易所。

所罗门群岛上的华人也主要来自五邑，尤其是开平县，许多是姓“关”的。他们几乎都住在霍尼亚拉城镇里，主要从事商业、食品加工业、餐馆、旅馆、汽车修理、航运等，为所罗门群岛的开发作出了努力。

二 非洲

中国同非洲虽远隔重洋，但两地交往的历史十分久远。在古代，这种交往便从埃及开始，明朝时发展到鼎盛。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第五、六、七次都远航到非洲东海岸。到了近代，大量华工被拐运往非洲的种植园。据目前所知，1783年运到法属留尼旺的132名华工，是最早被拐卖到非洲的“猪仔”华工。估计从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被贩卖到非洲的华工人数在10万左右，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其中以1904—1907年到南非金矿的华工为最多。

在近代，五邑籍华侨同非洲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南非。此外，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旺等地，由于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华工，尽管运到这里的契约华工主要是客家人和顺德人等，但也有一些五邑人流人，他们或从事农业，或从事商贸。台山的刘光明即是一个例子。刘光明17岁时到毛里求斯求学，20岁以后先后在印度及毛里求斯经商，直到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才于1853年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淘金。1988年出任津巴布韦政府教育部长的台山籍华裔朱惠琼，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在20世纪初从台山来到津巴布韦谋生的，主要从事中餐业，并在津站稳了脚根，成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商。

南非德兰士瓦的兰德地区，1884年发现金矿，1886年开采。1899-1902年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者从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手中夺取了这个盛产黄金和钻石的地方。资本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开采，但他们对使用黑人、印度人、布尔人及其他白人移民劳工多有顾忌，且成本高，于是萌发招募低廉的契约华工的念头。英国资本家吸取美、加、澳雇用华工的经验，首先把目光投向五邑地区。1904年6月，第一批契约华工抵达南非兰德金矿区，以后又陆续运人五邑籍华工。早期来南非淘金的广东籍契约华工，五邑人居多数。据有关资料，1904-1910年间，共有63695名契约华工被运人兰德地区开采黄金和钻石，广东人占900多名，多是五邑人。由于华工同白人冲突不止，英国当局决定从1907年6月起不再招募华工，已招募者期满后一律遣返中国。1910年3月，南非契约华工几乎全部被遣返。

华工为南非金矿的开采作出了重大贡献，如1903年，黄金产量只有2972897两，1907年则达到6450940两。华工的血汗铸就了约翰内斯堡市的繁荣，使它从一片荒野变成南非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

兰德矿区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矿区不同，矿层深埋在1500-7 800米的岩层中，开采要垂直打井下去，矿井深达

l800米。华工们在矿井下以手钻和斧锹挖掘，分成日夜两班轮流作业，每班劳动10小时，还要受到监工的监视、鞭打，食不裹腹，加之水土不服，病死者不少。对此，邑人谢子修的《游历南非洲记》一书有详细记载。

谢子修，又名谢缵叶，别名谢圣宏，祖籍开平塘口潭边园乡，生于澳大利亚悉尼，父亲谢日昌是澳大利亚富商、中国独立党领导人之一，爱国侨领。哥哥谢缵泰，也是一名热诚的爱国者，中国第一艘飞艇的设计者。1887年，谢子修随同父母、兄妹回香港定居，并就读于英文书院。他自小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03年初，他参加广州起义失败，父亲在忧郁中病逝；10月底，他便来到南非。起初在约翰内斯堡中华会馆当书记，后转到英国皇家顾问处任职。1904年10月，被伊斯特兰金矿矿主聘请在矿区工作半年，使得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五邑及其他地区契约华工的劳动及生活状况。华工的非人生活激起了谢子修的悲愤，于是把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了《游历南非洲记》，全文约1万字，用毛笔小楷书写。他在书中记述了华工在矿区劳动的惨状：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条件恶劣(无安全设施，常发生工伤事故)，华工健康极差(多患矽肺病、脚气病，因劳累过度吐血，工伤事故常导致死亡)，工资极低，医疗条件极差，常遭监工头无端辱骂，拳打脚踢，或以莫须有罪名送官惩办(囚禁、判处罚款或劳役)。书中还揭露清政府同西方殖民者在招募华工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情形。这本书是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本质的血泪控诉，它为研究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的契约华工在南非的情况，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谢子修为我国华侨史研究作出的一大贡献。参阅《五邑侨史)，1993年，总第14期。

三 欧洲

近代欧洲华侨，主要是19世纪以后移人的。但同其他各洲相比，欧洲华侨人数甚少。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大机器工业化生产水平高，剩余劳动力充足，不需要运人华工补充劳动力市场；二是欧洲与中国相隔遥远，旅途极不方便。华工大规模运人欧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英、法、俄等国急需大量劳力进行军工生产或开挖军事工程，这期间共有23万华工被招往欧洲，他们主要是东北、华北地区的劳力。根据英伦五邑总会馆提供的资料，在欧洲，五邑人最早涉足的地方是英国，其先驱者是台山人余进。19世纪末叶，余进在伦敦某船务公司当佣工时来到了英国，胼手胝足，几经艰辛，才积累了一点钱，后在利物浦埠开了间洗衣店，以洗衣为业，终其一生。

从20世纪起，前往英国谋生的五邑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各自为工为商，尚未组织起来，更谈不上守望相助。1906年9月，有黄球、梅显利、黄秀池、黄兰策、何立琼、黄秀初、何立尧、何立义、李瑞、梅长、黄轩秀、陈兆光、吴池波、梁庭耀、梁庭辉等人为筹备委员，正式组建了“英伦四邑总会馆”，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涉政治及宗教活动为宗旨，在邑人中互助互济、相互提携。黄球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

在早年，也有一些五邑人被卖身来到英国。台山市博物馆里展出的毛五光的材料，即是一个说明。

毛五光(1860-1924)，台山白沙盛华村人，因家境清贫无以维生，1878年被卖身到英国。他把出国前后及途中的亲身经历写成《自叹木鱼》留给后人：

祖国艰难无生计，时时思考走南洋。

就将身价来抵押，四邻借贷甚彷徨。

应承唔怕利息重，连忙稽首别高堂。

直出香港来写位，落船赤体洗硫磺。

水路先从上海过，横滨过了太平洋。

烟云暗黑鱼龙啸，洪涛大浪水茫茫。

人在船中齐颠倒，劳劳碌碌打千秋。

头晕目眩心作闷，频频呕吐不成眠。

毛五光的“自叹”道出了五邑众乡亲早年飘洋过海远赴英国和其他国家谋生的艰辛，是华工的一页用血与泪写成的历史。“祖国艰难无生计”一语更道出了华侨早年出洋的真正缘由，这既是华侨发自内心的呐喊，也是华侨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愤怒抗争!

唐人街是一个几乎全部由华裔居民组成，集生产、商贸、宗教、娱乐、社交、教育、生活为一体，基本上由华裔各种组织控制的社区。对外它是统一的华人社会，而其内部则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以五邑籍华侨华人曾占相当比例的美国纽约唐人街为例，今天这里就聚集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讲各种方言。

并且带来自己的专门行业和特有的爱好的华人，他们居住在唐人街内的不同街区：福建华人住在迪维兴街，缅甸华人住在亨利街，越南华人住在东百老汇，台湾的华人则住在中心街。不仅居住区有别，而且经济生活中的交易也经常在县的基础上进行。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唐人街中，四邑人和中山人大多买本县零售店主的货物；同样，增城或东莞的店主除了赊账给本县人外不大可能让其他各县的人赊账。这种街区、行业以及交易行为所带有的鲜明地域特色既在战后的唐人街中存在，更应该在唐人街形成的早期有反映。因此，地域是我们考察唐人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视角。尤其是从唐人街的发展史来看，广义的唐人街包括早期各矿区小镇的华侨聚居点“中国营”、“中国村”(ChinaCamp)，狭义的唐人街多指成熟期大小城镇中具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亚政治组织的华人集中居住的街区网络“中国城”(ChinaTown)，它是一种Ghetto，即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在华侨迁移带有明显家族乡里互相提携指引特点的情况下，他们的居住地必然打上地域的印记。

一五邑籍华侨人口运动与唐人街的形成

唐人街不论是早期的居民点还是成熟期的社区，无不与华侨华人这一人口因素相关。

如前所述，五邑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有215万多，散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又有突出的集中性。那么，五邑籍华侨华人在这些国家、地区以至城市所进行的人口移动，势必对这里唐人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淘金潮”中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发现，185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采金得到政府鼓励的消息不胫而走，185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现金子的消息见诸报刊、私人书信和口碑，引发大量的五邑人争相出国去实现自己的“黄金梦”。在美国，早期的五邑籍华侨绝大部分奔向加州，选择加州以外就业的人不多；而在加州的华侨又集中在亚路多拉多、加勒化拉斯等矿区。有资料表明，1870年在美国西部的矿区中，54％的华人矿工集中在加州的矿区。1860和1870年银矿和其他矿的发现，为五邑籍华侨提供了新的工作场地，他们又出现在太平洋沿岸的华盛顿、俄勒冈、犹他、内华达、科罗拉多、怀俄明和爱达荷等州，这应该是五邑籍华侨在美国的第一次大扩散。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各矿区也是五邑籍华侨的首选之地。当加拿大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美国加州，这里的五邑籍华侨便有不少人从旧金山前往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有的人徒步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采矿区。随着五邑等地华侨的到来，一个个由帐篷组成的小型“唐人街”就成为各矿区的一道风景，为矿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随着五邑籍华侨对侨居地的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采金不是唯一的致富之路，在码头、车站摆个小摊做点生意，或者在矿区附近城镇开个店铺，或者去做佣工，也可以赚到想赚的钱。于是有的五邑籍华侨便在码头、车站留了下来，或者进入大小城镇另图发展。也有一些五邑籍华侨后来从矿区或筑路工地回流到码头、车站、城镇。码头、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逐渐出现了向刚刚抵达、两眼充满着好奇、兴奋而又疲惫不堪的同胞高声吆喝招徕生意的摊贩，矿区附近的城镇里也新增添了几家挂着让外国人感到新鲜而不知其意、结构复杂的方块汉字招牌的店铺、中国餐馆。这样，就出现了最初以小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另一种性质的唐人街。

当然，码头、车站也好，城镇也好，最初的店铺、商摊是非常简陋的。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公使张荫桓在他的《三洲日记》中就有记载：“华人来金山始居之地，初本海滩，支布棚以避风雨。商务渐拓，沿海砂砾逐年填筑，遂成冲衢。”据说美国加州三藩市最初的唐人街是由几张帐篷支起来的屋舍。而加州奥克兰的唐人街1868年时只是在靠近“百老汇”和第十六街的广场上有几间用粗糙的木板建造的房屋，与其说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区，不如说很像一个矿区简陋的营地。再如秘鲁的介休港是华侨抵达秘鲁的第一站，鹤山籍华侨黄志强的父亲清末到达时，这里并没有码头，由小船载客上岸。他的父亲便在介休港留下来以小本的茶水铺起家。今天介休成为一个港口城市，黄志强父亲留传给他的兼营猪油、米等业务的溢逢源茶庄成为当地唐人街中的一部分。虽然回忆很简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想象黄志强父亲当年在荒凉的介休港创业时的艰辛。

这类早期的华人商业街实际上是为矿区华人服务的，它是华人矿工的物质供应站，休息娱乐、传播信息的聚会处和忍受不了矿区艰苦孤寂生活者的避难所，也可以说是华侨集散的枢纽。华人商店里摆放着中国杂货，除铜壶、铁锅、葵扇、药材等生活用品之外，还有来自家乡的咸鱼、茶叶、腊肉、米酒等食品。矿工们定期来这里采购唐山货，淘得金沙的人或来这里委托亲友带回家乡积蓄，或来此享乐挥霍一番。五邑籍华侨比例极大的旧金山唐人街在19世纪60年代就只是由招揽华人顾客的商店所组成的街区。19世纪50年代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矿产后，一些五邑人由加州的旧金山来到这里，构成西雅图一带华人的主体。第一个在西雅图定居的中国人就是来自新宁的陈程学，1860年他到达时这里还是乡村，陈程学有了一定积蓄后于1868年与人合伙在海港旁开设了专为五邑矿工和筑路工人提供唐山货的华昌公司，成为西雅图唐人街的开端。陈程学的创业经历就是早期华侨分流、两类唐人街相互关系的反映。

(二)排华时期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唐人街在经济上由单一的小规模的服务业发展成为制造业、批发业、服务行业、娱乐性行业等百业兴旺的社区；在社会结构上由少数商贸服务从业人员逐渐演化生成过去不存在的洗衣、餐馆劳动大军，以及由专业人员、推销人员、批发零售商等组成的中产阶级……，由几条商业街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封闭的社会。这一切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排华运动引起当地五邑籍华侨的人口移动直接相关。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五邑籍华侨比例很大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

早在19世纪50年代，五邑籍华侨非常集中的加州就出现了排华的苗头。随着加州金矿矿源逐渐枯竭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尤其是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贯通而出现的失业，排华便由加州蔓延到西岸其他的州，并且从美国西部扩散到中部和东部。到70年代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社会心理为基础并掺杂着政党因素的种族歧视逐渐演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排华运动，1882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排华法案，排华事件频频在各地出现。在加拿大，同样随着1885年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一个前所未有的失业危机也向华侨袭来。

侨居国有组织的种族歧视运动的兴起，必然影响到作为少数民族的侨民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自卑与自尊心理共存，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基于民族历史的群体自豪感即是对自卑心理的一种补偿，这促使他们效忠自己的群体和固守本民族的习惯，群体忠心通过聚居等外显的行为表现出来。侨居国的敌意态度迫使他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聚在一起互相依靠，才能使自己在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中立住脚跟。于是，五邑籍华侨出现了新的人口移动。有的向种族歧视相对较弱的美东、加东转移，有的向铁路沿线的城镇靠拢，有更多的五邑籍华侨进入亲友同乡集中的城市如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西雅图、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例如台山、新会、开平、鹤山籍华侨占76％的加拿大，1．3万名李姓华侨的分布就非常集中，仅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维多利亚等5个城市便聚集了83％。这应该是五邑籍华侨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又一次人口大移动，其特点是向唐人街聚集。所以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些大城市华侨人数大增，有理由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五邑籍华侨。

旧金山自不必言，美东的纽约唐人街也成为五邑人的天下，其中50％是台山人。纽约近邻的新泽西州第一大城市纽瓦克在1870年便有第一批华侨抵达，他们都来自台山。这些五邑籍华侨聚集在今天的法拉叶街、绿街、哥伦比亚街以及桑椹街一带，进当地的蒸汽洗衣厂和鞋厂工作，1875年人数达到250人。第一家手工洗衣店和中药店就是他们开设的，这街区逐渐形成为中国社区。1870年当西岸兴起排华潮时，新宁人梅宗周与其他几位同胞从旧金山出发去东部寻求发展，直到1876年只剩下他一人抵达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到这里不久他就发现：“芝加哥人对待中国人，比在太平洋岸的美国人似乎好得多。”梅宗周在克拉克街开设了一家商店，经营古玩、药材和中国杂货，从而播下了唐人街的种子。1878年约有60多人从西岸来到芝加哥都获得了适当的居住和工作，这些人又穿针引线地招集其他乡亲。1880年有209名华侨离开西岸来到伊利诺斯州，其中202人进入芝加哥。据说1885年就有40多位梅氏乡亲是渡过太平洋从新宁抵达这里的。至今，虽然芝加哥的华人人数和唐人街的规模已远非梅宗周时可比了，但是梅姓家族始终是最大的一支队伍。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的唐人街则是来自开平华侨和新会华侨。

因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竣工而失业的五邑籍华侨来到了东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他们主要由来自新宁、新会、开平的李姓、黄姓和谭姓族人组成，被称为“蒙特利尔三大姓”。来自新宁的华侨又占其中的大部分，据说直到今天，蒙特利尔的两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台山人或台山人的后裔。来自开平楼冈的吴姓华侨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有很大的势力。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首府温尼伯的华人社区在1910年以前则是鹤山华侨李氏家族的天下。这些城市的唐人街也就因五邑籍华侨的到来而获得发展。

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给华人街区带来了就业的压力，同时提出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需求，自身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消费市场。因此排华促使唐人街的主要功能转变，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所以排华期也是唐人街的真正发展时期。它演变为华侨们避开那个怀有敌意的社会的避难所，成为华侨们赚钱的经济基地，在这里华侨们似乎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同族、同姓、同一文化传统的人聚集在同一地域，感觉上更为舒服。在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社会里，这样的社区又往往形成与外界隔离、排斥的弊病。唐人街隔离状态的出现还由于外部的因素，统治种族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总是试图避开被统治种族，常常小心翼翼地在社交上和行为上不受“低等”种族玷污，追求在居住方面、教育方面、社交方面的隔离。于是，过去以服务业为主的街区变成与外界隔离、内部功能齐全的社区，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个堡垒、避难所、贫民区的混合物。12)五邑籍华侨的人口运动无疑对这一转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其他地区的五邑人与唐人街

在华侨生存环境很不相同的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华侨同样对唐人街的兴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邑籍华侨对澳洲唐人街的兴起与发展，前述墨尔本唐人街之铜碑可为证。

欧洲的第一条唐人街——英国利物浦唐人街的出现，如前所述是与五邑籍华侨余进、梅轩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较多五邑人到利物浦定居也是19世纪后期的事。1866年英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利物浦开辟了第一条由中国到欧洲的直通航线，不少华人受雇于英国船只当海员，随着雇主来到利物浦，这些华人海员主要来自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脱离海船选择利物浦定居下来，其他亲友乡里在其相邀下陆续来到这里。还有一些五邑籍华侨是以其他身份进入利物浦的。这些五邑人开设的洗衣馆、餐馆和中国杂货商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集中在市区的上皮特街，二战后才重建于今天唐人街所在的市中心纳尔逊街和贝里街一带。东南亚是五邑籍华侨最早选择的出国方向，那里分布着大量的五邑人。虽然鸦片战争后很多五邑人坐上了横渡太平洋的三桅船而东去，南来的人流减少了，但是19世纪50年代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仍然吸引了不少五邑籍华侨从缅甸(如台山的梅百星)、马六甲(如台山的梅耀萱)或国内前来，为当地唐人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沙巴州内地的一些城镇，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的兴起、发展贡献至多。如根地咬和吉打毛律这两个沙巴州西海岸内地商埠的成长，就深深地打上了五邑籍华侨的烙印，根地咬过去就有“四邑埠”之称，当地工人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侨多能通晓四邑话。

二、 唐人街经济结构中的五邑因素

在五邑籍华侨分布集中而且排华曾经形成全国性运动的美洲和澳洲，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后的唐人街并不是简单的移民聚居区、避难所，它同时拥有生命力强大的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早期唐人街的经济结构按从业人员状况分析，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二是小业主，开洗衣店、杂货店、餐馆；三是工人，为华人以及外族业主开办的企业提供劳动力。从产业结构分析，主要有以洗衣和餐饮为主的服务业，以及基本上以唐人街华侨为服务对象的杂货店、屠宰店、肉店和各种零售商店。其中，劳动密集型的洗衣业、餐馆业以及杂货零售业是3大支柱产业，它们吸纳了大部分涌进唐人街的华侨，例如1920年洗衣和餐饮业的华侨高达就业华侨的50％以上，如果加上商业则可达到74％。这种产业结构实际上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因为经济职业的专门化是被统治种族的行为特征之一。

(一)洗衣业与五邑籍华侨在美国，从整体看，五邑籍华侨在洗衣和餐馆这两大支柱产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洗衣作为一个行业19世纪中期最初出现在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加州旧金山，到70年代随着华侨的东移而在美国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扎下根来，到20世纪初洗衣业发展成为美国华侨的第一产业。在洗衣业发源地的旧金山，虽然我们不能肯定1850年开设第一家洗衣店的李华是否五邑人，但是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地洗衣业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五邑籍华侨，大部分洗衣店被他们所控制。东部的纽约是洗衣业十分发达而且最有组织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在旅居纽约的3万多华侨中，洗衣工人就有1．6万人；40年代洗衣店发展到了5000多家，除一部分在唐人街外，还有很多散布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街区；这里将30年代出现的洗衣工厂叫做“洗衣偈”源自台山口语的“机”和“偈”同音，反映了台山华侨在当地洗衣业中的强劲势力。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1884年台山梅姓华侨开设第一家洗衣店后，同县以及新会的李姓紧随其后，1890年洗衣店增至19家，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达到500多家，[1]从业人员同样以五邑籍华侨为主。台山的梅姓、陈姓占多数的芝加哥同样洗衣业很发达，1892年有洗衣店65家，1903年增至200多家，1928年达500多家。[2]后来回国兴建新宁铁路的陈宜禧在19世纪70年代也曾在西雅图开设过洗衣店。[3]五邑籍华侨对美国洗衣业的垄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五邑人占华侨总人数百分之六七十的加拿大，洗衣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样与五邑籍华侨有紧密的联系。如蒙特利尔的洗衣业，也是早期从铁路竣工后进人唐人街的华工们一条主要的就业门路，1891年以前有洗衣店21家，1911年发展到1063家，在当年的1197名华侨中有近千人从事洗衣店的经营和劳动。[4]联系到前述这座城市台山人所占比例极高的情况，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五邑籍华侨对该城洗衣业的控制。这种情况还在温哥华、温尼伯等城市有所反映。

(二)餐馆业与五邑籍华侨

唐人街的餐馆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末以单身华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形成期：排华之前多是为经唐人街中转的新华侨或到唐人街采购、度周末的华工提供服务，因为消费群体不大，餐馆规模也就不大，数量不多，1870年在美国受雇华人50名以上的36种行业中餐馆工人排25位、餐馆业主则居32位，也就是说从事餐馆业的华侨数量很少，这是餐馆业的萌芽期；排华运动出现后大批华工涌人唐人街，这里成为单身汉的天下，餐馆的生意火爆起来，一些华侨看准这个市场投资餐馆，使之成为又一个吸收华侨就业的门路，唐人街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用黄绸制作的三角旗作为招来顾客标志的中国餐馆，餐馆形成为唐人街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今的发展期：唐人街的餐馆服务对象由以单身华侨为主转为向广大美国人开放，进中国餐馆饱尝一顿中国饭菜成为美国人游唐人街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否则便感到欠缺点什么，现在每年餐馆业为唐人街带来了300万游客和10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中国餐馆还走出唐人街开到了其他街区，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中国餐馆都有数百家，1920年对华人职业的统计，厨师，饭馆服务员，饭馆、咖啡馆和快餐馆老板分别排第二、三、五位。在洗衣业还没有衰落以前，餐馆业堪称为唐人街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不论是在形成期还是发展期，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餐馆业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旧金山的餐馆业大部分同样为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华侨所控制。从以台山为主的五邑籍华侨占纽约华侨数量的极高比例以及唐人街满街都是台山话来看，作为第二大支柱产业中餐馆的业主和工人理应以台山、新会、开平等五邑籍华侨为主体。芝加哥唐人街中餐馆的兴起一开始就受到台山梅宗周的影响，在其倡导下1893年第一间中餐馆琼彩楼在唐人街开张。梅宗周还将中餐馆的发展与其推动华侨与芝加哥人增进相互了解的设想结合起来，他鼓励乡亲们到全市其他街区开设餐馆。这样，芝加哥餐馆业就走了一条与旧金山、纽约等城市餐馆业不同的发展道路，一开始它就是以非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这可能也与芝加哥唐人街发展初期华侨人数不多的实际情况有关。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中餐馆从业人员的绝大部分来自台山、新会、开平。而澳大利亚墨尔本唐人街的70多间中餐馆店主中来自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的华侨最多，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中餐馆就是台山华侨所开。

(三)商业与五邑籍华侨。

从唐人街商业领域的总体情况看，五邑籍华侨所占的地位似乎不如前两种产业显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又表现不同。五邑籍华侨最为集中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商业领域，他们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杂货店方面，大部分杂货店主和雇员是四邑同乡。芝加哥唐人街的形成如前所述离不开梅宗周，克拉克街那间经营古玩、药材、中国杂货的协隆号商店就奠定了梅氏家族在芝加哥唐人街商业活动中的地位。考察五邑籍华侨在美国唐人街商业领域的影响不能不提到西雅图。西雅图唐人街的开拓者陈程学1868年开设的华昌公司就是最老而且人人熟知的批发零售兼而有之的商号。它既经营茶叶、爆竹、葵扇等杂货，又制造雪茄，兼营缝纫服务，还办理中美间的进出口业务。陈程学曾经一次就运送4000袋美国面粉到香港，通过香港将中国茶叶输往美国更是经常性的业务。陈程学的华昌公司后来的合作伙伴陈观也是新宁人。1860年陈程学的堂侄陈宜禧来到西雅图，他先在陈程学的华昌公司打工。1888年他离开华昌公司与人合伙在华盛顿街开设了广德公司，开展劳务中介和承揽西雅图市镇建设业务，自任总经理，成为一名商家。陈程学、陈观、陈宜禧被誉为开拓西雅图唐人街商业的核心人物。纽约唐人街里的商业发端据说是从1866年由旧金山来的一位叫李记的华侨开设的商店算起，这位华侨是否五邑人不得而知，但是莫特街32号那间创办于1891年，至今仍在经营的唯一一家百年老店广源盛号商店是台山人的产业则是事实。

加拿大唐人街商业领域中五邑籍华侨的势力是不可小视的。台山籍的李氏华商就是加拿大华商界的开创者。同治年间，已在美国经商的台山水楼乡人李祜芹移居维多利亚，在科莫兰特街创立广安隆商店，专营中加贸易，李祜芹后来成为加拿大侨界领袖，发起成立了加拿大中华会馆并当选为总理。光绪元年(1875)，在澳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开设商号经营中美贸易的水楼乡人李天宝，从旧金山来到维多利亚科莫兰特街投资开设了泰源号商行，委托其族侄李奕德料理，也专营中加贸易，因经营有方，发展很快，信用昭著，泰源号位居加拿大华商领袖地位达30年之久。李天宝另一位族侄李奕卫也是在泰源号习商而成为华商界的领袖的。光绪初年，李勉辰(台山唐美村人)之父李英三从经商已有基础的美国加州奥克兰到达维多利亚，设宝源号于唐人街，专营杂货，后从台山将其子李勉辰带来，父子合创英昌隆商号经营中加贸易，成为中国天津永利威五加皮、玫瑰露的加拿大总代理，后又经营农场获利甚丰。1898年孙中山由英国蒙难第一次来加拿大就在英昌隆住了几日。光绪年间，水楼乡的李福基来到维多利亚，开设广万丰商店，经营丝发、绸缎、鞋帽及工艺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从日本来到加拿大创立的保皇会就设在广万丰的三楼，由此可见李福基在华侨界影响之大。他后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成为加拿大华侨参加革命的第一人。在加拿大华商界影响较大的还有开利源号于温哥华的李骥(也是水楼乡人，李奕卫的堂侄)。

在南美洲的秘鲁首都利马，鹤山、台山、新会等五邑籍华侨争得了商业的一席重要之地。1897年台山籍客家人邬子才来到秘鲁，第二年便创办了经营土产批发和中药材等商品进出口业务的保安公司；后来业务向农场种养业发展，到20世纪初保安公司跻身于秘鲁华侨社会8大商庄之列。而秘鲁其他一些城市如兰巴耶克省首府契克拉约市的华侨多数来自台山和鹤山，家具商店和土产杂货店的批发零售是其主要职业之一。五邑籍华侨华人在这个国家商业中的地位从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编印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与秘鲁华人》一书中所列当今工商界65位著名华人中鹤山、台山、新会、开平籍就有21人即可见一斑。与美国近邻的墨西哥到1947年约有华侨2万人，他们中以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籍最多，台山又占其中的大多数。唐人街经营古玩、杭州刺绣、丝绸、药材、瓷器、茶叶、中式服装等杂货和百货商店均为五邑籍华侨华人经营。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时，在两大华侨华人聚居中心的悉尼和墨尔本同样能够看到五邑籍华商活跃的身影。维多利亚州是以台山为主的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地区，首府墨尔本不仅餐馆服务业为其所控制，在唐人街经营杂货和进出口业务的同样有出色的表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澳大利亚第一大都市悉尼唐人街商界的表现从总体规模看似乎在中山及南、番、顺等三邑人之下，但是其影响不可小视。梅光达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商界最出色的代表。1882年他来到悉尼不久就开设了一家规模颇大、专营中国丝绸和茶叶的进出口商行，随之开张的中国茶楼吸引了大批游客和澳大利亚社会名流争相前往品茗。梅光达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仅为中国商品打开了市场，同时他也成为悉尼报刊经常出现的新闻人物。经营的红火促使梅光达在悉尼其他街区和新南威尔士州别的城镇陆续开设多间分店，经香港转口的茶叶是梅光达商店里的抢手货，1894年他又积极拓展澳大利亚羊毛输往中国的业务。五邑籍华侨在悉尼商业领域的整体情况还可从两个侧面得到反映。1892年悉尼成立了以保护共同利益、协调相互关系为宗旨的商业社团组织——联益堂，它由8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华人商行组成，这8家商行分别代表各县商人的利益，其中就有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商人。联益堂1903年10月的解散还与梅光达1903年7月过早逝世无法协调悉尼唐人街两大华商群体的矛盾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到梅光达在悉尼华商界中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另一个侧面是1917年成立了一个由经营中澳进出口业务的商人共同发起的企业——中澳轮船公司，这个公司的顾问局由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局、国民党、华人共济会、温和派等党团派别组成。由这5个党团派别派出的15个顾问中四邑籍华商就有6人，他们或是进出口商，或是香蕉等水果批零商，或是日杂百货商。中澳轮船公司最热心的人士是台山籍的余荣和刘光福。从澳大利亚华商上层的人员构成不就清楚地表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唐人街商界的地位了吗?

东南亚唐人街的商业领域总体上讲是来自福建、潮汕、客家的华侨经济实力最强，多为其控制，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一些城市或某个行当五邑籍华侨居统治地位的实情。前举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内陆城市根地咬华人社区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为五邑籍华侨所支配，1930年唐人街的商店有19间，五邑籍华侨就占15间。吉打毛律唐人街的商业领域五邑籍华商也占有重要的一席，缝纫业完全由他们控制，1979年39间商店中五邑籍华商拥有1／3。马来西亚的槟榔屿1876开埠后台山端芬的梅氏家族华侨即由缅甸的仰光来到这里，在漆木街开设了家具商店和建筑公司；其中一位叫梅百星的商人原来在仰光就很有成就，经营米店、当铺、烟酒杂货店，他到达槟榔屿后开设的“梅同安”号商店很快成为当地头号杂货商店，他本人也成为该城的经济名人。新加坡的水仙门大街是一条主营西服的商业街，它的兴起和发展均与台山广海镇的郑氏家族有关。据说光绪六年(1880)郑章广兄弟3人来到新加坡学缝纫，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并自立门户；10年后广海的同族乡亲纷纷前来拜师于郑章广兄弟门下，到20世纪初水仙门的郑氏西服商店发展到七八十家，1000多郑姓族人成为这条大街上生产经销西服的专业户，所以当地人又习惯把水仙门大街称为“老郑街”。

(四)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与五邑籍华侨

唐人街形成后，为什么在美洲、澳洲种族歧视、排华气氛浓烈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没有逐渐消亡，反而生存下来并且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华人社区的经济、文化、生活日益欣欣向荣?显然，简单地将唐人街看作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贫困落后的移民聚居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美籍华裔学者周敏运用“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理论对唐人街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的揭示，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比较有说服力的依据。不过她研究的重点是1965年后中国新移民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从此以后过去那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型的附属性的民族经济”为基础的陈旧的唐人街变成一个崭新的稳固的有凝聚力的民族经济聚集区。[3]我们认为同样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去考察1965年以前的唐人街，分析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唐人街在19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这100年间条件最恶劣阶段的顽强生存与发展，才为新移民提供了熟悉美国、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基地”；唐人街内在发展的机制和动力不可能完全是在1965年前后才形成的。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当然不可忽视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内在机制和发展动力的形成所作的贡献。

1．五邑籍华侨既给唐人街带来了就业压力，又促成唐人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劳务市场的出现

排华运动兴起后，离开矿区、铁路建筑工地、农场以及其他工作场地的五邑籍华侨除一部分返回国内，其余的人都涌进了规模不大、容纳能力有限的唐人街。1886年1月至4月，2力人流人旧金山唐人街，悉尼和墨尔本在19世纪70-80年代成为华侨逐渐集中的重要中心(1881年墨尔本有1057人、悉尼有1321人，10年后墨尔本有2143人、悉尼有3499人)便是明证。以往唐人街主要为过往的新移民和在矿区等地工作的华工服务，这个功能决定唐人街在侨居国的华人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是新移民的中转站、矿区和铁路工地华工的物质供应站和休闲场所，不是大多数华侨的生产、生活基地，那么它的服务业、商业的规模也就与此相适应。在种族歧视的压力驱动下源源不断涌来的人流迫使唐人街的主要功能发生转变，由过去的服务基地演变为华侨生产、生活的社区，这对唐人街那时的基础和经济结构是一个挑战。唐人街并不是在作好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这一挑战的，它是被迫应战的。转变之初，涌入者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当时服务业、商业所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可以想象唐人街当时面临着何等的安置生活、吸纳就业的压力；在人们为进入语言、习俗、人际关系相同或相近的环境获得安全感而舒心、安慰的同时，生活质量的下降、一次次找工作的失败所滋生的挫折感、焦躁情绪、无所事事的烦恼也会随之在这个群体中蔓延。

任何挑战和压力同时都蕴藏着商机，大批华工集中到唐人街同时就是一个庞大消费群体的出现，唐人街获得了一个稳定、独特的消费市场，这就为其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

五邑籍华侨在这一转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就是适时地发展起前述劳动密集型的洗衣、餐馆业以及杂货业。大批五邑籍矿工、铁路工人被白人排挤后进人唐人街，只好去干别人不愿干的极劳累而又工资很低的活；对于主要来自农村身体健壮能够吃苦耐劳，但身无技术和资金的这些劳动者来讲，洗衣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适合的工作。于是，这些单身的男性华侨或是弯腰坐在洗衣盆前或是手持熨斗站立在熨衣架旁，干起了在他们的家乡为男人们视为低贱不屑插手而由妇女独揽的活，靠延长工时、增加服务去赚取那可怜的工资，使生存有了保障。

此外，唐人街初期的房地产出租市场也随之出现。美国旧金山、纽约、芝加哥乃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等城市唐人街街区的扩展，实际上也是房地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扩张的过程。大量华工进入唐人街首先要有住的地方，唐人街的居住有着浓厚的地缘、血缘色彩，多是以村落或者家族为单位吃住在一起的，这种早期的生活管理单位被称作“坊”。由于绝大多数人是单身并且没有长久居留的决心，所以采取了租房的形式暂且栖身。纽约的吉恩殷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姓殷的都是堂兄弟，所以全住在一起，大伙凑钱，合租了一套房。……合租房子住就是有这个好处。一般是6至10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全部开销大家共同分担。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可以不出钱留住在这儿。”自然唐人街的居住条件就非常的拥挤，为了省地方，床都钉在木板墙上，而且是双层或三层的；有的房子实在住不下，人们只好轮班睡觉。求租的范围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必然逐渐突破唐人街原有的街区，向四周扩展。房屋出租无疑就成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同乡会馆、团体或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不论是为了安置乡亲增加凝聚力还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都势必介入这个领域。纽约唐人街随着人口的增长，由最初的莫街(Mort)、柏克(Park)、多义(Dover)3条街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26条街、600多间大小商店，致使欧籍居民逐渐他迁，这个过程也就是华侨住宅区扩张的过程。新扩展街区的房地产无疑也由非华籍人士手中转入到会馆、团体或华籍商人门下，尤其一些商人同时变为房产的拥有者。根据1972年的调查，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房屋大部分是1906年大地震后所建，除了餐馆、商店外还有几千套居住条件很差的住房单元，说明重建时住房是一个重要规划因素。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唐人街始创于1868年，最初只是在靠近太平洋铁路火车站附近的西南二街租地自建木屋。随着华侨抵俄人数的日增，唐人街也由西南二街扩展到阿达街，纵横达3条街，重新兴建楼宇，临街的中式楼房楼下开设商店，楼上是出租的宿舍，出租屋约12尺宽20尺长，均架设上下层床铺，每房至少可住15人。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房地产市场为华工提供相对廉价的出租屋，华工们求租房屋也就比较方便了。

五邑籍华侨为唐人街主要功能的转变所作的又一个贡献，就是孕育、形成了唐人街独有的劳务市场。在美洲、澳洲种族歧视的阴影下，华侨们被迫聚集到唐人街谋生，尽管这里的工资低、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而且同样存在剥削，但是这对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唐人街有他们熟习的工作、生活环境，家庭成员、亲属和乡里都可以对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商业信息，这样就保障其免受语言障碍、文化教育程度低、对大社会了解不够等缺陷的困扰，也用不着为寻找所谓“好”的工作而到大劳务市场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唐人街虽然工资低，但是加班加点地工作仍然可以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收益，为家庭积蓄些钱。在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下，唐人街就出现了由本族成员组成的稳定的劳务市场。由于供求关系有利于业主，加上地缘、血缘的因素，业主就有了低廉劳动力的稳定供应，唐人街上的华人工商业于是可以凭着自己低廉的成本在大的经济环境中提高竞争能力。唐人街的劳务市场具有工人、业主互利互赖的属性。

大量五邑籍华侨涌进唐人街劳务市场，既为前述五邑籍华侨开设的洗衣、餐馆业提供了劳动力的保证，又为南海、番禺、顺德华侨控制的制衣、修理、屠宰以及中山华侨独有的鱼店、女服等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五邑籍华侨在唐人街的聚集所形成的特定消费市场，带来了经济活力，推动了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从消费角度考察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形成、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餐馆业。餐馆业的兴起在唐人街的民族聚居区经济成分中内向型色彩最浓重，在唐人街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初期就打下了这个烙印。当唐人街还是新华侨的中转站、矿区华工的物质供应基地和休闲娱乐场所时，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的中餐馆的出现本身就是满足华侨们对家乡饮食文化需要的产物，一开始它就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本民族成员，一开始它就是脱离侨居国大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排华运动时期，包括五邑移民在内的华侨大量涌进唐人街，或在洗衣房或在杂货店或在其他行业挣钱，这个以单身男性为主的人口群体的涌入立即就向这个聚居区提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需求，同时也给原本就是以华侨为服务对象的餐馆业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稳定的消费市场，餐馆业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机遇，因此逐渐成为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即使在同时逐渐孕育出外向特点的时期，餐馆业所具有的特定服务对象、稳定的消费市场仍然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杂货批零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与发展也同样得益于特定的消费市场。唐人街上的商店按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以华侨华人社会为主，一类以美国社会为主。(1)从起源看，第一类一直是唐人街商店的主体，那些零售店、米店、衣服店、蔬菜水果店、家具用品店、药材店以及古玩店、当铺等都是针对华侨基本而又特殊的消费需要出现的，各店铺陈列的铜壶、铁锅、葵扇、围巾、棋子、药材以及各种珍品，外加咸鱼、腊鸭、火腿、茶叶、陈皮调料等食品满足了远在异国的华侨饮食消费和其他生活消费的特定需要，商店的发展也与特定的消费群体人数的增减、经济状况的好坏紧密相联。进出口贸易也是随此而产生的，其中不乏五邑籍商人涉足，虽然这并不是五邑籍华侨控制的行业。

我们列举这两方面的情况，是为了说明1965年以前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的顽强生存，日益兴盛，同样得益于这个经济所具有的内向发展机制的保证，使它有足够的活力在侨居国大经济之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较少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五邑籍华侨人口群体在唐人街的聚集就为这个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无疑这又是他们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的建立间接作出的贡献。

3．五邑籍华侨控制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唐人街的民族经济模式抹上了一层外向型的色彩

唐人街里由五邑籍华侨控制的洗衣业从其创办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主要为白人服务。在美国，它是19世纪中期首先在旧金山出现的，这与美国西部开发时的人口结构有直接的联系。西部开发之初，居民多为男性，他们多喜欢穿那些可以拆洗的硬前胸和硬衣领的衬衣。最初几年他们的衣服脏了常常送给印第安妇女或西班牙妇女洗，而一些纨绔子弟甚至把衬衣送到香港或檀香山去洗涤，当然费用也就很高。据说送一打衬衣到香港洗来回要4个月，洗衣费是12美元，而送往檀香山是8美元。显然这是一个有钱可赚而且市场需求也很大的工作，一些聪明的华侨早就看准了这一行。1850年第一家洗衣店在旧金山出现，一打衬衣只收5美元(后来降到2美元)，而且洗得同样干净，一下于便引起了轰动，很多华侨后来跟进，洗衣店纷纷开张，很快占领了洗衣市场，并由美国西部发展到美国中部和东部，有华侨的城市很少没有华侨洗衣店的，洗衣于是成为华侨在美国以至加拿大的垄断性产业。华侨开设的洗衣店不仅集中在庸人街，而且还散布在城市的其他街区，为市民提供就近方便的服务，华侨洗衣工肩挑箩筐走街串巷上门收接脏衣或送回洗干净的衣服就成为城市里的一道人们十分熟悉的风景。不论是唐人街内还是唐人街外的洗衣店，以白人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这一点是共同的。

五邑籍华侨控制的餐馆业与洗衣业相比是一个具有双重特征的产业，在其兴起和后来发展中立足于本民族内部消费市场这一点一直存在，因为最初主要是为了满足单身汉社会的消费需要；同时，在其发展中又孕育出对外服务的属性，而且还越来越明显，以至成为唐人街招徕游客的重要产业。唐人街早期的餐馆只有华侨光顾，自从1890年纽约一些记者报道中国烹调独特的风味和精美的技术后，始有非华裔人士前来品尝。1896年李鸿章的访美更是将以“杂碎”为代表的中国菜肴推出了唐人街，为其他种族的民众所接受，他们公认中国小吃店是最可口的小吃店。唐人街的中餐受到欢迎，不仅是其味美，还在其价廉。低价格分量足的大众化特色，不仅满足了其他种族民众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好奇，又使他们达到了填饱肚子的生理目的。中餐馆业也随着那一个个流动的活广告，在唐人街以外的街区开拓出市场，办到了其他种族聚居的街区。最早到唐人街外去拓展业务的还是五邑籍华侨，1898年新会籍华侨钟爵在纽约唐人街外的十三街接十四街的地方开设了“中原楼”，这是中国餐馆专以“杂碎”为号召供西方人就餐的第一家，钟爵也因此赢得了“杂碎王”的美誉。不断扩大的外族消费者队伍，是以唐人街为主体的中餐馆业长盛不衰的因素之一。

通过对唐人街这两大支柱产业属性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外部大经济环境，它并不是在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是其不断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唐人街的民族聚居区经济与外部大经济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五邑籍华侨从事的行业不是机械制造这样的主流经济部门，它是白人涉足很少，竞争较小，而社会需要的潜力又很大的行业，它是外部大经济的一个补充，洗衣、餐馆业都是服务性质的工作，是附属在外部大经济体上的独特组成部分。产生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是城市劳动分工的日益细致，这也是在排华势力强大，种族歧视气氛浓烈的时代仍然无法将华侨华人完全驱赶出侨居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洗衣、餐馆业的外向属性不仅是外部大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而且对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突破了唐人街的地域范围，拓展了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市场，扩大了民族经济的规模，增加、拓宽了华侨的就业渠道，为民族聚居区经济的发展赚取了必要的资金，弥补了自有资金不足的缺陷，增强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其次，这两大行业是一个窗口，华侨通过为非华裔消费者服务，了解了外部社会的卫生习惯、社交礼仪、口味爱好、价值观念以及、市场竞争规则，这对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增强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些行业的对外经济服务中，五邑籍华侨逐渐学会了依靠更高的质量、更整洁的环境、更周到的服务去赢得顾客的信任，烹调时在不改变中国菜肴整体风格的前提下增添一些西式调料以适应非华裔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在激烈的竞争中才立于不败之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1965年以前的唐人街民族聚居区经济模式也不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的，外向型经济的属性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已经具有了二元结构的特点；内向、外向共存的产业结构，使其获得了两大发展动力，形成了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如此看待，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唐人街产业的兴替，结构的变化。

三唐人街文化结构中的五邑因素

从文化角度考察，唐人街又是华人在侨居国的一个“文化孤岛”，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氛围，给本民族成员以安全感、舒服感、方便感，又让外族成员感到神秘好奇。唐人街文化结构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五邑籍华侨的贡献。

(一)语言文化

来到唐人街，人们通过建筑、匾额、文字、商品……能够马上看到它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色，通过交谈同样使人立刻感受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区。语言是唐人街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突出标志。外族人以为他们在唐人街听到的就是中国话，其实那只是中国的一种方言。在北美的唐人街最为流行的语言是以台山话为代表的四邑话，比如美国的旧金山和纽约，四邑人数量众多，台山话在华侨华人社区极为通用，有“小世界语’’之称。不仅其他广东侨民会听甚至会讲四邑话，连一些美国黑人或白人也以会讲几句台山话为趣。曾经有一部在世界各地上映卖座率很高的美国电影叫《鬼马神仙车》，片中专门安排了一位美国汽车工人用四邑话与华侨交谈的情节，为电影发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反映四邑话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的生动事例。

四邑话对华侨的现实作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在唐人街顺利求职，与人交往，方便生活。尤其在由四邑籍华侨控制的洗衣、餐馆、杂货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找工作，适应并融人唐人街华侨华人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四邑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在英国洗衣馆集中的地方也同样重要，即便是五邑籍华侨不占多数的东南亚，会不会四邑话对华侨在个别城市(如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的根地咬、吉打毛律)进行商业活动影响至大。四邑话对侨居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则起着保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增进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华侨在海外的居住、从业有一个按方言聚集的特点，五邑人多去美洲(尤其是北美)，客家人多去婆罗洲，潮汕人多去泰国、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福建人多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方言的移民也会聚居在不同的街巷。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因此，对语言或方言的认同也就是对它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对它所体现的情趣爱好、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接受。四邑话在一些地区、国家、城市的通用，突现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时时刻刻将中华文化浸入华侨华人的头脑，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

(二)宗教文化

宗教是唐人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寺庙，各地唐人街上都设佛龛供神。美国旧金山1849年设立第一座寺庙——冈州古庙，1892年发展到15座，这一事实(1)可以说明宗教在华侨华人生活中影响之大。其中，五邑籍华侨是宗教意识比较浓厚的移民群体之一。(：)五邑籍华侨主要祭祀崇拜的关公和财神构成华侨华人社会多神崇拜的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加，对关公的祭祀崇拜随着五邑籍华侨最早的大规模移人而成为唐人街宗教生活中最早的活动。1849年四邑籍华侨在教会人士帮助下，在旧金山坚尼街和都板街之间的板街得到一处陋室，不久新会籍华侨余老济接管，加购毗邻地段，使房产扩大到200方尺，建立了冈州庙，供奉关公，作为四邑乡亲的精神寄托。冈州庙名扬加州则是在1851年庆祝咸丰皇帝登基举行的迎神活动引起美国人的好奇而踊跃参观之后，它是华侨在美国最早建立的庙堂，也是美国冈州会馆的前身。由于关公为儒、佛、道三教共同承认的神灵，儒教尊其为五文昌之一，道教奉其为玉皇大帝的近侍，佛教以其忠义敬之为“盖天古佛”，因而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可以满足非五邑籍华侨华人进行宗教祭拜活动的需求。

与祭拜关公相关的是“龙冈古庙”的建立。龙冈古庙是刘、关、张、赵四姓祭祀之地，起源于开平水口镇草步乡。相传清朝康熙年间，草步乡刘姓有一地，其中有一小冈，似龙头昂起，为灵气所钟，因称之为“龙冈”，但是刘姓族小力薄，外族屡想霸占，于是刘姓联络关、张、赵3姓兴建祠庙于冈上，供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和诸葛亮，名为“龙冈古庙”。随着五邑籍华侨向世界各地迁移，这种寄托团结、互助、忠义精神的宗教祭祀活动也被带到了侨居国。1873、1885年新加坡、菲律宾的4姓团体就在侨居国进行自己的祭祀活动。1876年，美国旧金山的五邑籍4姓华侨在布录仑巷兴建了“龙冈古庙”，即“龙冈公所’’的前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刘、关、张、赵的祭拜扩大到美国纽约、檀香山、屋仑、棉佛等市，加拿大维多利亚、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古巴、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华侨华人社会。实际上去龙冈古庙进行祭拜活动的不单是五邑籍4姓华侨华人，它还吸引了不少非五邑籍的刘、关、张、赵姓华侨华人前往，不论是来自何处，海外的华侨都把开平水口龙冈古庙称作“4姓麦加”。

四邑籍华侨还将关帝庙带到了澳大利亚，1856、1898年墨尔本、悉尼关帝庙在城郊先后落成，又称“四邑庙”。后来新南威尔士也建立了一座四邑神庙供奉关公。这里的关帝庙也同样吸引了一些外乡的同胞。尽管澳洲这几个城市的关帝庙建在城郊而不在唐人街，但是它对包括唐人街在内的华侨华人社会的宗教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三)商业文化

唐人街是一个工商活动频繁的民族聚居区，有自己特殊的商业文化。五邑籍华侨对唐人街商业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五邑籍华侨经营的洗衣店、餐馆、杂货店是唐人街家长式集权管理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唐人街上的商店、洗衣店、餐馆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在这里没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丈夫既是业主又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对外联系的业务员；妻子主要担当工人的角色，也承担一定的管理事务；雇佣的同乡则是单一的工人身份。这样雇佣本民族或乡里乡亲便于交流，人际关系为管理奠定了基础，餐馆使用华侨还有利于营造中国饮食文化氛围。

其次，五邑籍华侨开设的杂货店、餐馆为唐人街内外的华侨华人提供了日常交流信息，相互联络情感的场地。唐人街的杂货店、餐馆不仅出售食品、百货，还提供其他的服务。据美国西雅图一位华侨回忆：

有些华人商店是做买卖的，有些根本不做买卖，只在店门口挂个招牌，以吸引华人来聚聚。不仅亲戚们愿意来，谁都愿意来聊聊，谈天说地，或者教小辈们应当做些什么事和该怎么做等等。有时他们还互相交流国内来的消息。比如我们村里如果有什么事，人们会写信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的人便凑到一起商量出个办法，然后给村里写封回信。所以你看，我们常聚在一起聊聊，不然的话太寂寞了，也大闭塞了，什么事都不知道。[1]

这不仅是西雅图的情形，在美国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唐人街也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在唐人街的一些店铺经常看到聚集着一些华侨华人，他们不是在做生意，而仅仅是在聊天。一到晚上，人们便出现在乡亲开设的店铺，在那里遇到乡里亲戚，或交流交流彼此的情况、家乡的消息，或坐下来打几圈麻将。为了适应需要，一些店铺的后面常常留出一块地方供人们喝茶、买彩票、打麻将、吸鸦片。由于不少华侨流动性大，没有固定居址，杂货店、餐馆又承担起代转信件的任务，甚至代办汇款。应该说这些店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俱乐部、阅报站、邮政所、信息场。如果说会馆、寺庙提供了重大节假日华侨华人欢庆聚会的机会和场地，那么五邑籍华侨开设的店铺则满足了人们日常消遣娱乐的需要。

侨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它主要以唐人街为活动范围，控制着华侨华人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人把它称作“唐人街上的政府”。有五邑籍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五邑籍侨团。解剖五邑籍侨团的结构，分析其功能，不仅是认识五邑籍华侨华人群体特征的需要，同时也是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运作规律的途径之一。

一 五邑侨团的特点

海外五邑籍侨团究竟有多少，根据我们从海外的五邑籍侨团编印的各种纪念册或特刊中的资料统计，海外的五邑籍侨团有133个，显然这不是全部，而且离实情还相差很远。因为1998年江门市侨情调查显示，经常保持联系的海外华侨社团就有647个。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五邑籍侨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分布很不平衡

从洲别看，美洲最多(81个)，亚洲其次(42个)，大洋洲第三(7个)，欧洲最少(2个)；从国别看，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的侨团数量占总数的79％。这个特点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世界上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因此，下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反映五邑籍侨团的总体特征。

必须指出，这个统计很不完全，有五邑籍侨团存在的国家绝不只这12个。五邑籍华侨华人数量很多的一些国家就没有反映在表中，如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等。这些国家肯定有五邑籍侨团，只是我们手中缺乏资料才没有列出来。即使已有反映的国家，也存在遗漏。以已知侨团最多的美国为例，纽约的一个由讲台山话的劳工阶层组成的协胜公所就因具体地址不详而无法计算在内。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五邑籍侨团的整体认识。

2．“乡党莫如齿”

海外侨团主要可以分为地缘、血缘、业缘3类。五邑籍侨团中业缘性组织不多，133个团体中业缘组织只有11个，不到总数的1／10。五邑业缘组织又主要分为同学会(以台山和开平两市为多)、商会两类。按地缘组织的会馆、联谊会、同乡会有91个，按血缘组织的堂、公所、互助会有31个。

值得注意的是，从绝对数量上看，五邑籍华侨华人中的血缘组织虽然只占地缘组织的1／3，但这并不反映“地缘”这条联结五邑乡亲的纽带一定比“血缘”纽带更强而有力得多，其实很多五邑地缘组织身上都有着深深的血缘影响。在五邑籍华侨华人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北美地区，血缘在五邑籍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决不比地缘小，如果拿非五邑籍侨团来作个比较的话，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明显。

这里我们以美国旧金山的五邑地缘组织为例作一个分析。

首先，五邑籍侨团的分合，血缘因素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早在1849年旧金山的五邑籍华侨就成立了“冈州会馆”，1851年会馆中的新宁、开平、恩平以及部分新会华侨分裂出来成立了“四邑会馆”。3年后四邑会馆解体，新宁华侨单独成立了“宁阳会馆”，开平、恩平华侨成立了“恩开会馆”，新会华侨回到最早的冈州会馆，从此冈州会馆变为新会、鹤山华侨的同乡会。到了1862年，新宁的余姓，开平的邓、胡、谢、朱、潘、利、区以及恩平的郑姓从各自原有会馆中分裂出来，另组织了“合和会馆”。合和会馆的出现就反映了血缘的力量。起源于开平水口的“龙冈公所’’(刘、关、张、赵4姓)和“溯源堂”(雷、方、邝3姓)，看起来是依赖于一个地方，实际上是源出一脉和以忠义为基础的姓氏文化把他们联在一起的。

其次，会馆内部组织以姓氏为单位。这一点与香山、东莞、增城、博罗、南海、番禺、顺德，以及广东客籍的梅县、宝安、、惠阳、赤溪(新宁一部分)等地华侨华人组织的地缘团体内部以地域为单位的运作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台山籍华侨华人的宁阳会馆、以开平和恩平籍华侨华人为主体的肇庆会馆、以新会和鹤山籍华侨华人为主体的的冈州会馆内部组织也以姓氏为单位，董事名额按团体分配，合和会馆就更是如此。如宁阳会馆1922年有董事40名，黄、李两姓各6名，陈姓4名，伍、朱、雷各3名，刘、马、谭各2名，赵、曾、林、麦、叶、蔡、甄、梅、邝各1名。冈州总会馆1981年制订的章程规定，董事45名中新会占36名，按“注册姓氏人数多寡为分配原则”，鹤山根据权利义务1／5原则占9名，以县为单位推举。而香山、东莞、增城、博罗4县华侨华人成立的合和会馆内部则按地区分为12堂，37名理事依照规定名额派出，主席、通事由各堂依次序轮选。

这个特点说明，五邑籍华侨华人比非五邑籍的华侨华人群体有着更为浓厚的血缘宗族观念，崇尚家族主义，最重同宗关系；不重区域，同一区域的侨民不及同姓关系密切，是非利害常常以姓氏划分，“乡党莫如齿”的意识深入人心，遇事求助同宗同族多于求助同地乡亲。这一点台山籍华侨华人尤为突出。所以在美国华侨华人社会五邑人以宗派组织多而出名。与其他侨团相比，大量血缘因素渗进五邑地缘性侨团，自然会造成侨团内部利益冲突更多，凝聚力受到一定的削弱，并且影响议事办事的效率。因为，血缘比地缘具有更大的排他性，它不仅影响对本地他姓乡亲的团结，而且还削弱了对同乡同姓而不同宗族同胞的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美国陈姓华侨向冈州总会馆反映旧金山一些新会籍陈姓乡亲没有加入会馆内部的姓氏团体——颖川总堂，从而影u向了由团体推荐出来的理事所具有的代表性。为了改变和防止少数人长期把持、操纵总会馆理事选举的现象，他提议重视和做好吸纳更多同姓乡亲参加工作，并且不能忽视小姓乡亲参加理事选举的权利，反映者认为这是一个“最现实、最严重的问题”。

3．成立早，势力大

五邑籍华侨是在海外建立侨团的先行者，创建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第一个五邑籍华侨建立的侨团是1819年台山端芬人曹亚珠在新加坡创建的“曹家馆”，这也是新、马一带首个宗亲组织。1822年，宁阳会馆在新加坡成立，在当地它是第一个地缘侨团，在新、马地区也是最早的侨团之一。美国的第一个侨团也是五邑籍华侨建立的，即1849年旧金山成立的“冈州会馆”；185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建立的“四邑会馆”、1860年秘鲁利马建立的“古冈州会馆”、1906年英国利物浦建立的“四邑总会馆”等，都是目前所知所在国家中最早出现的侨团。侨团是移民有了一定的人口规模、经济条件和社会需要后的产物，能够在华侨社会最先创建自己的团体，这件事的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移民群体在当地侨界的影响。五邑籍侨团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事实。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是全美华侨的最高机构，其55名董事中，宁阳会馆占27名、肇庆会馆(主要是开平、恩平华侨)8名、合和会馆6名、冈州会馆5名，也就是说五邑籍华侨的社团成员占了该会馆董事的绝大多数(46名)。台山籍华侨的宁阳会馆有极大的势力，中华总会馆的总董每任两个月，一年六任，按宁阳—肇庆一宁阳—合和一宁阳一冈州一宁阳一阳和一宁阳一三邑次序轮值，直到1988年经过长期努力人和会馆才得以参与轮值。这样，宁阳会馆每年可以轮值6个月，其他侨团每年只能轮值2个月。再看被称作纽约“唐人街的政府”的中华公所，它由宁阳公所、联成公所(为新会、鹤山华侨控制)、安良工商总会、协胜公所(主要由讲台山话的劳工阶层移民组成)、致公党、国民党美东支部和中华总商会7个永久团体会员与12个非永久团体会员组成；其主席有“唐人街市长”之称，这个职位任期两年，长期以来一直由宁阳公所和联成公所轮流出任。所内的中文书记员、英文书记员、财政员、核数员也由宁阳和联成公所轮值。1913年由27个秘密结社(堂口)、血缘侨团和地缘侨团在旧金山成立的“美洲华侨和平总会”，最初的基金来自四邑会馆，最初的主席由冈州会馆主席李宝湛出任。1914年分别向各地华侨筹款，至1919年筹得的20股中，五邑或五邑人为主的侨团占了一大半：宁阳会馆5股半，冈州会馆3股、肇庆会馆2股半、合和会馆2股。在美国侨界的一些公益性机构中，五邑籍华侨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旧金山成立了“东华医局”，经费来自各侨团捐助，首批的5150美元捐款中，中华会馆捐2000元，剩余的3150元分别由各地域侨团捐赠，而五邑或以五邑人为主的侨团就捐了2000元(宁阳1100、冈州500、合和250、肇庆150)。五邑籍华侨在当地侨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在南美洲的秘鲁也有反映，中华通惠总局；是秘鲁华侨的最高机构，古冈州会馆是这个机构的10大基本会馆之一，不少冈州会馆的会员当选为监理事中的各要职。

二五邑籍侨团的功能

华侨们来到一个语言、生活习惯、自然和社会条件都与故乡完全不同的孤独无靠的陌生环境，最痛苦的是那种不踏实、恐惧和孤寂的感觉时时萦绕于心，渴望有所归依，互相扶助，共同应对外界的天灾人祸。侨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07年清政府驻美公使、新会籍的伍廷芳为旧金山重建的冈州会馆题写了一副对联：

三百余年， 白沙教泽，远被鲸洋，我公使节东来，如历劫以还，犹是海滨邹鲁；

二十世纪，黄帝子孙，同作燕厦，此际列强环伺，舍合群而外，讵争种族文明。

这副对联主要从社会环境、政治角度揭示了侨团产生的必要性。五邑籍华侨伍佩琳的《冈州事迹说因由》一诗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反映：

先侨远涉重洋来，

人人胝手兼胼足。

精诚团结互相助，

设立会馆计划周。

侨团产生的因由也就决定了它的功能，这在各侨团的章程中有明确的表述。美国冈州总会馆的宗旨是：“团结乡亲，巩护邑侨，怀以慈善，增进公益。设立冈州庙，尊崇宗教信仰；设立坟场，照料乡亲身后事”。英国四邑总会馆的宗旨也是“联络旅英梓里感情，增进团结互助精神，共谋事业发展及社会福利，安置及照顾老弱梓里，维护会员正当权益，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及优良传统”。从这些侨团的宗旨看，它们都避免牵涉所在国家的政治、宗教问题，是社会公益性的非政治组织，是维护华侨合法权益、沟通华侨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当然，它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仍然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排华时期，侨团为了维护华侨权益而向所在国政府和排华势力进行了有效的抗争；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大楼悬挂出美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反映了侨团的政治倾向。只不过侨团绝非出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而成立，它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替代任何政党，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五邑籍侨团宗旨决定的功能与其他侨团没有两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交流，联络情感

这是侨团最主要的功能。侨团往往通过各种庆祝活动、恳亲大会以及提供娱乐休闲场地，为日常生活而拼搏各在一方的中青年华侨和休养在家的老年华侨，创造了相聚的机会和条件。人们久别以后的问候是那样亲切温馨，从团体和个人处获得的亲友以及故乡的最新信息又能极大地满足心里的渴望，在沟通了共同对故乡的牵挂中人们获得了“同根”的感觉，相互间也增进了亲情。所以，华侨华人们(尤其中老年)都很看重侨团开展的活动，把它视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大事，每一次分手都相约着下一次的聚会。侨团也因此成为华侨们心中的旗帜，凝聚的中心。

另一方面，侨团承担着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义务。各种祭祖、节庆活动的开展和侨团刊物的发行，实际上是侨团在努力向分散的同胞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规范他们的道德行为。

(二)发展社会福利，举办公益事业

福利公益作为团结侨团成员的重要手段，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侨团凝聚力的强弱，所以各个侨团都很注意这方面人力财力的投入。早期的福利公益工作主要是为新到来的同乡提供食、宿，安排、介绍工作，以及为无亲友的病故老客保存尸骨，运回故土安葬。随着移民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结构的日益复杂，移民行为方式的某些变化，侨团这方面的工作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

1．购地建公坟

筹资购买土地兴建坟场，清朝末年以来就为各五邑籍侨团所重视。将逝世同乡的尸体集中安葬在一个公共墓地，这是生者为死去的同胞营造的另一个世界的社区，让他们在那里仍然如生前一样能够时常聚会，交流情感，亲爱团聚，继续进行侨团活动，即所谓“生相近，死相迫”。光绪三十年(1904)新加坡的鹤山籍华侨踊跃捐款辟建总坟，就是为了“首联桑梓之谊，俾拜扫之有方；次为安葬先人金塔，不致有丧失之虞”。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五邑籍侨团大多有总坟之设。侨团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福利工作认真对待，也有一个直接而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借此显示侨团的势力，从精神上加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侨团之间的依赖和联系，借此团聚乡亲。

2．办学校设奖学金

随着年轻一代华侨的增加，在侨居地建立家庭，侨生儿童也日益增多，他们从小就与当地儿童有密切的接触，受到异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而他们辛勤劳作的父辈不分日夜地忙碌，必然疏于对其进行语言教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灌输。这不能不引起长辈们的忧虑，担心天长日久会产生严重的传统继承问题，后代会变成“外黄内白的香蕉人”。同时，部分的土生华侨华人(主要是第二代)也有学习中文的意愿。因为中文是他们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能够帮助他们调整与本民族群体的关系，也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与父母沟通，缩短父母与侨居国的认知距离。因此，教育的问题就摆在侨团的面前。加拿大台山总会馆1984年章程就将“兴办教育”列为9大会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文学校的产生成为唐人街上的一景，五邑籍侨团是兴办学校的重要力量之一。旧金山的冈州会馆早在20世纪初新馆址规划、建设时，就将“冈州学校”安排在正堂。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四邑华文学校”成为唐人街上的重要文化景观，内分中文班和粤语班。鹤山籍华侨在越南堤岸市开设的“同义学校”在越南华侨教育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古冈州会馆1956年在会馆附设义学部，“收容会员中之贫苦子弟，以补救超龄失学儿童”，使“不少同乡男女身受其惠”。[4)

重视教育是华侨华人的一个鲜明的群体特征。它既表现为个人含辛茹苦为孩子积攒学费，还表现为侨团利用有限的资源设立奖学金、贷学金，积极鼓励华侨华人子弟勤奋好学。五邑各侨团大多有奖学金之设，每年奖励品学兼优的子弟。比如马来西亚西海岸四邑公会一年分两次对参加会考获甲等成绩者，小学每名奖30元，初中每名奖50元，高中及升人剑桥大学者每名奖100元。此外，还设有贷学金，其意是为了培养优秀子弟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霹雳州古冈州公会立有“奖贷学基金章程”，奖励在华、巫、英、印学校就读的会员子弟，从小学到高中凡期末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第二、操行列乙等以上者均给予不等的奖学金；凡被新马大学录取的会员子弟，还可申请贷学金。五邑一些血缘侨团也为自己的子弟设立了奖学金，如新加坡四邑陈氏会馆。桥团在促进华侨华人子弟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方面，工作成效是十分显著的。

3．关怀残疾孤老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五邑籍侨团的福利公益事业就有关怀老人的重要内容。澳大利亚墨尔本冈州会馆通过开办老人院，为同乡长者提供经常直接的服务。1962年7月，在新会籍的香港富商陈经纶倡议下，墨尔本成立了“冈州老人院”，收容本会及其他华族老人，院内有专人常驻照料。此举使举目无亲的孤寡老人有了一个大家庭。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四邑公会、新加坡四邑陈氏会馆节假日去安老院分派红包，为会员发放养老金，嘘寒问暖。英国四邑总会馆、加拿大各台山会馆等侨团新年元旦召开敬老大会，号召人们关心老年乡亲。对残疾同乡，侨团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马来西亚沙巴州西海岸四邑公会福利部互助会章程第五章第十八条“互助事项”就明确规定：凡该会会员“身体受严重之伤害，以致双目失明，或损失双手，或损失双足，或损失一手一足，确系不能工作”者，经董事会审核批准，可分月或分期领取善后金。霹雳州古冈州公会、金宝古冈州会馆也都开设了留医所、疗养院，为本会身患疾病尤其是经济困难无力求医者提供服务。而新加坡鹤山会馆福利互助部的章程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残疾同胞给予关照，其第十一条规定：有5年会籍的会员，如“不幸身染恶疾或残废时……自报告之月份起，免纳月捐”。各五邑籍侨团优抚残疾同乡的力度自然因其经济实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

4．开展文体活动，活跃业余生活

五邑籍侨团随其功能逐渐向文化教育方面转移，各种文化娱乐团体如剧团、音乐会、乒乓球会、国术馆等相继出现。其中，五邑籍侨团组织的醒狮团在唐人街声望颇高。1850年，加利福尼亚并人美国版图，旧金山全市大巡游以示庆祝，刚成立一年的冈州会馆出动龙狮助兴，备受美国人民欢迎，博得当局的赞赏。在东南亚的新、马地区，来自鹤山的冯庚长被尊称为“广东狮王”。早在1904年，鹤山乡亲就每年春、秋两季在碧山亭坟场舞狮拜祭先灵，1920年组成“怡怡堂”狮团。20年代初对舞狮独有创研的冯庚长携带舞狮的全套道具从家乡来到新加坡，加入了“怡怡堂”，使该狮团的舞狮技艺更趋完美。到50年代各种大小表演及庆祝会争相邀请鹤山馆狮团表演助兴，冯庚长带来的那头瑞狮被同行与报界公推为"狮王之王"。这些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既丰富了华侨华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成为增进交流沟通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又寓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于娱乐之中，对海外的乡亲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 "教化"作用。

(三)互相扶助，发展工商

华侨们离乡背井来到异国他乡，图的是发财致富，来日衣锦还乡。单枪匹马在异国创业是十分艰难的，侨团在成立之初就以"互相扶助"，"发展工商事业为宗旨"。早期侨团的互助功能主要是接待新来的移民，介绍工作。后来发展到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有的开展了资金上的互助活动。一些经济实力大的血缘性侨团给予新来的同胞(多是亲戚)衣物方面的装备，还提供一笔钱让他去做买卖。如英国四邑总会馆以“月会"的形式，帮助乡亲发展产业。设立股金每股每月一英镑，允许四邑乡亲自由认购。筹集的资金每月开投一次，出利息高价者得，并以新建立的洗衣店抵押，保人担保。此法一出，皆大欢喜。不久，洗衣馆如雨后春笋陆续出现在英国很多城市，四邑籍华侨既因此缓解了就业的压力，又垄断了英国的洗衣业。

(四)裁决纠纷，协调关系

五邑地缘、血缘侨团的成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外抵御外族的种族歧视，对内调解矛盾，增进团结。1928年修订的美国《台山宁阳总会馆章程》第五章"会务"之第三条、第五条规定:"凡经注册商店或个人，横被非法苛疟或意外奇冤，由本总会馆查明属实，据理代为伸雪";"凡邑侨与邑人或别邑人，因事起争端，或款项JLAOGE，本总会馆应尽力为之处分排解"。1984年修订实施的加拿大《台山总会馆章程》第四条"会务"之第五款也规定:"凡会员间之纠纷，尚无法解决时，如双方当事人向本总会馆投诉请求调解，本总会馆应予受理，秉公调解，以息纷争"。在东南亚、澳洲的一些五邑籍侨团章程中同样有诸如"排解纠纷"的规定。

五邑籍华侨在海外生存不仅要对付外民族的歧视，同时民族内部的矛盾也很突出，纷争不断。早期的华侨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意识保守、眼界狭窄的农民，他们在异族压抑下的偷生中，相互之间还常常因为争夺金坑，争夺赌场、鸦片、娼妓经营的经济利益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小则几人自刃相对，大则呼朋唤党发生群殴。

五邑籍侨团受宗族文化的影响很大，内部派系林立，不同姓氏之间、同姓不同宗之间，都存在矛盾冲突。下以美国旧金山最大的五邑籍侨团“台山宁阳总会馆"主席一职的争夺为例予以说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各会馆主席一职的轮派，每次都多有争执。宁阳会馆主席例由各姓轮派，而各姓内部又据房份的多寡轮充，但是每当轮职时就矛盾百出，争执诸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伍姓出任，翰苑、柱国两房相争激烈，后来柱国房占先。第二年，刘姓轮职，刘庆云、刘尊周又争夺不休。1920年，李姓轮职，李陇西堂的国泰房与怡祖房相争数月才有结果。1934年，邝姓轮职，宣城堂与本仁堂各推出自己的主席人选相争。1941年，黄姓轮职，发生黄芹波、黄起扬之争，经过调停，各任职半年。主席职位之争的背后，是各房各堂对利益的争夺和实力的较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来自五邑的李、黄、谭三大姓之间围绕地域和经济权利问题展开过激烈长期的争斗。主营赌馆、鸦片馆和妓馆的黄姓在与喜欢用拳脚解决问题的谭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中，经常失败。蒙城的失利并不影响他们联络在温哥华的黄姓家族打击对方。每有谭姓家族成员途经温哥华回国，在车站就会有一个黄姓的人在此“恭候”，他问每个下车的人：“您是谭大叔吗?”经验不多的谭姓成员如误以为是温哥华的同姓来迎接而点头承认的话，立刻就会换来一顿痛打，挨上几刀。打人者会一边打，一边责骂：“这些年你和你们姓谭的一直争强好勇。我代表蒙特利尔的黄氏兄弟教训教训你们。”以经贸为主的李姓，其宗亲会也经常为自己一个成员或在赌场上受黄姓、谭姓欺侮，或在洗衣店交易中受骗，或经营的“地理特权”受到损害，而以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对黄姓或谭姓展开进攻。群殴武斗的时间常常安排在星期天下午——洗衣工人停工休息日。五邑各地域或血缘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积极筹款，购地，建馆所，就是一种对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控制权力的展示。

唐人街中五邑籍华侨的暴力争斗，不仅仅存在于内部不同地域、不同宗族的侨团之间，更发生在五邑侨团与非五邑侨团之间。美国旧金山华侨社会早年五邑籍华侨与南海、番禺、顺德、花县的华侨，与中山、东莞、增城、博罗华侨的械斗，曾惊动了清朝政府，给华侨形象带来很坏的影响。其中，旧金山五邑籍华侨与南、番、顺三邑籍华侨的暴力冲突是轰动当年唐人街的重大事件。

光绪十六年(1890)，三邑人骆东常常与警察勾结，专与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华侨为难。一次，一位刚从五邑家乡来美的陈姓青年惊慌之中误入三邑人开的餐馆，被餐馆主人枪毙。骆东捏造陈姓青年欲抢餐馆的谎言，为主人开脱。五邑陈姓华侨对其恨之人骨，在金矿雇杀手将骆东击毙。骆东命案后，三邑籍侨领、南海籍华侨冯正初又与警方联手封闭四邑籍华侨开设的赌馆、妓馆，意欲垄断这两个行业，挤压四邑籍华侨的经营空间。此事激起四邑籍华侨的愤怒，他们迁怒于三邑籍华侨，发起了抵制三邑商店的活动，如发现有四邑籍华侨到三邑人开的商店购物则罚款25美元。械斗也因此而起，唐人街的街巷常出现双方同乡的尸体，四邑籍华侨还悬赏2000美元取冯正初的首级。由于四邑籍华侨的抵制，三邑籍华侨的商业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一年中有10余家三邑人开的商店破产，有的三邑籍华侨离开旧金山，迁移到墨西哥、古巴等国。这场伴随着暴力的冲突，蔓延到了香港，情形曾经相当严重。三邑籍华侨内部经过多次会议，认识到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在香港请声望颇高的顺德县进士梁联成来美出任三邑会馆主席，负责调停。梁联成首先在香港拜会了台山等四邑籍商人，并邀请四邑和三邑籍商人共进宴饮，当众说明了美国三邑籍同乡的错误，恳请台山等商人支持其调停活动。条件是：“十二堂各首领每人奉送红包二十五兀，一万头爆仗五条，烧猪一个。”没想到，梁联成起程之际，冯正初的枪手又在旧金山唐人街枪杀了四邑籍华侨余富，台山籍华侨稍息的怒火又起，非杀冯正初不解心头之恨。梁联成抵达旧金山后受到四邑和三邑籍华侨的尊重，但在三邑籍华侨内部的调停上，冯正初一意孤行，梁联成的调和失败，械斗升级，双方的“斧头仔”在吕宋巷两端对垒枪击，经警方干预才稍息，唐人街的一些工厂瘫痪。1897年1月23日下午，冯正初终于在华盛顿街819号一理发店内被四邑籍华侨重金雇佣的杀手连开5枪击毙。

冯正初的死并没有平息这场唐人街最大的械斗，因为它的背后实际上是四邑籍华侨与三邑籍华侨极大经济利益的冲突，这场抵制与反抵制的暴力争斗直接影响到双方对唐人街某地域某行业的垄断。所以，虽然美国警方进行了力度不小的干预，但是成效不大，唐人街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一片混乱。此事也传回国内，清朝政府命令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制止此等顽愚举动，但华人的“窝里斗”仍然不息，驻美公使杨儒因此被撤职。伍廷芳出任公使后与旧金山总领事一方面会同中华会馆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另一方面通告四邑籍和三邑籍华侨，今后凡唐人街出现凶案，唯其在国内的亲属是问。四邑籍华侨在取得进入三邑籍华侨垄断的进出口行业的权利后，抵制活动才逐渐收敛。但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八年(1902)两年中，四邑籍华侨对三邑籍华侨的抵制、械斗仍时有发生。从光绪十六年(1890)至二十六年(1900)间，唐人街的华侨人口由2．5万下降到1．4万人。四邑侨团参与其间的械斗成为唐人街上的毒瘤，西方人常常以此鄙夷华侨。

面对华侨社会的四分五裂，帮派林立，包括五邑人在内的一些有远见、胸襟宽广的侨领逐渐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消弭纷争，才能够共图发展。尤其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华侨的民族觉悟有了提高，他们开始突破狭隘的地域、宗族观念，共同利益的认同逐渐增多。侨团裁决纠纷，协调矛盾的功能增进了更多正面的理性的成分。1913年5月15日，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和平总会”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平总会的出现，五邑籍华侨和侨团功不可抹。出自冈州会馆的首任和平总会主席李宝湛为该会成立所写的“序”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华侨旅居美国，堂斗之事，日有所闻……，不独贻讥外国，亦且自害同群。本同人等久思设法维持治安，徒以时机未熟，蹉跎至今。方今民国成立，国会已开，五族一家，国民平等，祖国既群趋于共和，我辈岂宜复狃于陋习?是以联合各界，组设一和平会，以为和平之进行，保公安而联亲谊，无事则互相亲爱，有事则合力排解，务使恶感全消，亲情益洽。”该会宗旨“专为调和堂界，排难解纷，保持和平。”此后虽然五邑籍侨团参与的争斗并未完全消除，但是和平谈判成为化解矛盾的主要手段这一大的趋势不可逆转了，五邑籍侨团在维护会员利益和侨界共同利益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大。

旅居海外的五邑籍华侨素来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身居异域他乡的五邑籍华侨由于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与居住国人民差异较大，很难完全适应，因此，他们对祖国文化更加偏爱，且希望自己的后代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此其一。其二，早期的五邑籍华侨大都由于家境贫寒而少受教育或未受教育，他们在海外主要从事采矿、筑路、洗衣、餐饮、理发等繁重而低贱的工作。生活的卑微，地位的低下，加上种族歧视政策和语言不通，使其子女无法进入居住国公立学校接受良好教育。自己出资出力，倡办学校，培养自己的人才，就成为华侨的共同心愿。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许多早期出洋的五邑籍华侨在海外都积极致力于华侨学校的创办和中华文化的传播。

一旧式学校教育时期

华侨教育是随着华侨社会的发展、侨团的成立而产生的。早期的海外华侨教育经历了萌芽期、旧式学校教育期和新式学校教育期等几个发展阶段。

萌芽时期的华侨教育，办学形式主要是私塾。其规模很小，一般为有地位或富有的私人所办，借用华侨会馆和宗庙进行教学，或在家庭、商号教学，处于少量、分散、小型和自发的状态；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

旧式学校教育时期，以1690年印尼巴达维亚(雅加达)华侨创办义学“明诚书院”为开端，经历了约200年。其办学形式是私塾、义学和书院并举，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增加尺牍、珠算等实用课程。义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办学形式，由侨团或慈善机构开办，入学儿：童免缴或少缴学费；办学地点大多设在会所、宗祠、庙宇内，有的设在医馆内。这时期的私塾和义学，大都没有校舍。书院大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改办的，有官办的，也有侨团办或私人办的；办学层次比私塾和义学高，规模也大些，且有简单的学校管理规章。

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参与创办了美国旧金山大清书院。它筹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原名金山中西学堂。教师中设正副教习2人，正教习多由举人或秀才充任，其地位与会馆主席同，故多由会馆主席轮流担任。创办之初，宁阳会馆主席、秀才刘庆云为正教习。

这时期五邑籍华侨在海外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的多为台山籍乡亲，他们当中有：

端芬镇旅澳华侨梅光达，1877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贝尔斯河城华侨公立学校校董；

赤溪镇马来亚华侨叶观盛，1894年作为主要捐资者，创办马来亚维多利亚书院；

都斛镇马来亚华侨赵煜，1873—1880年在吉隆坡捐资兴建广肇义学。

他们都是五邑籍华侨中从事华侨教育的先驱者。

二新式学校教育时期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废科举，兴学堂”呼声四起。海外的华侨教育也从过去的蒙馆私学改而创办新式学堂，采用新学制，开设新课程、讲授新知识，逐渐建立起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制。20世纪20-30年代，海外华侨教育最为兴旺发达，也是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积极创办和发展华侨教育，入学人数最多的时期。

新式学校教育时期，以1897年日本横滨华侨在孙中山支持下创办的中西学校(后改名大同学校)为标志，直至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历时60多年。

(一)在亚洲从事华侨教育的情况

新会的陈少白和梁启超是新式华侨教育的开拓者，发源地在日本。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一书中记述：1897年秋，陈少白与邝汝盘、冯镜如等兴中会的先进分子在横滨三余轩商讨为华侨子弟建立学校及筹集建校资金问题。之后，他们向中华会馆提交了方案，得到董事们的支持，议决学校暂设于会馆内，建校经费一部分由会馆提供，其余向侨胞筹募，教师则从国内招聘。其时正巧孙中山从英国经加拿大来到日本，陈少白将此事向他报告，孙中山表示支持，将校名定为中西学校，并荐梁启超出任校长。[1)时梁启超正在上海办《时务报》，他便推荐徐勤、林奎、陈荫农3人前来横滨。1897年冬，横滨的第一所华侨学校中西学校在横滨中区山下町140番设址开学。当时有学生160多人。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日文、数学、历史、地理、体操、唱歌等。

徐勤出任校长后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不久，神户也建立了华侨同文学校。1899年5月，梁启超从横滨来到神户，他向华侨宣传应重视发展教育，同文学校就是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创办的。同年，梁启超还在东京创办了大同高等学校，并自任校长。

早年追随康、梁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新会人士陈荣，也转而投身教育救国。他在日本5年，一面从事华侨教育，一面考察日本的启蒙教育，后回到澳门、香港，为启蒙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他用白话文编写的教材被广泛选用，其著作《教育遗议》也为当时广东教育当局所采纳。

光绪末年，南洋地区受康、梁维新变法的影响，新学之风勃兴。光绪三十二年(1907)，吉隆坡甘榜亚答创办尊孔学堂，新会的王天全时为律师，亦为创办人之一，并命其子王佐邦就学。他们父子对马来亚华侨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王佐邦在尊孔学校就读两年后，回国升人国立南京暨南中学。1913年他学成回归马来亚尊孔学堂任教，在校长钟卓京帮助下，学问日进，教学经验渐丰。3午后，他前往雪兰莪的古毛，署理校长。他将原改良私塾改建为新式学校，且仿办模范小学，深受社会人士好评。之后，他受聘古毛的金宝、培元小学。1923年，受聘任槟城丽泽学校校长，得到当地和丰银行副经理陈维龙大力支持，上任后设立学生图书馆、阅览室，并注重华文的规范教学，成绩显著。期间，经陈维龙荐介，还充任律师公会主席林清渊的家庭教师，辅导其女儿的学习。后又受聘泰国董里新华学校校长多年。1935年，星洲大富豪胡文虎兴办义学，王佐邦被聘为校教务长兼代校长。他向华侨子弟推行平民教育，选用三字经、五字经一类课本，收效甚速，深受胡文虎赏识，被委往星、马各地创设分校的负责人。王佐邦毕生从事华侨教育事业，是著名的教育家。

新会籍马来亚华侨张郁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吉隆坡创办柏屏义学，免费招收穷家子弟，并长期赞助当地尊孔学校和坤成女校。

新会籍马来亚华侨曹尧辉，历任精武学校董事主席、柏屏学校监理及尊孔中学、尊孔小学、独立中学3校董事会主席、坤成女校受托人兼副董事长、坤成小学董事。

这个时期，旅居东南亚的鹤山华侨中，对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陆佑、宋森及王植庭。

陆佑从1906年起在吉隆坡创办养正学校、尊孔学校、坤成女校，其中，尊孔学校于1916年将高小部改为乙种商业班，开创了马来亚华侨职业教育的先河。在新加坡，他捐资3万元给中央学校设立工程系，捐款给莱佛士学院，还捐资9000元给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在雪兰莪，他捐叻币3万元创办雪兰莪尊孔学堂(后改名尊孔学校)。

宋森从1900年起，先后担任新加坡养正学校校长、吉隆坡坤成女校校长、吉隆坡雪兰莪尊孔学校校长。在教学实践中，他锐意改革，把学堂改称学校，开设数理化课程，还开办乙种商科班和夜间商业讲习班，使华侨劳苦大众得到学文化的机会。1919年他因响应“五四”爱国运动，领导华侨及学生抵制日货而被英国殖民当局递解出境，成千上万华侨及学生挥泪相送。他无限深情地说：“我今去矣，我去何处?归我祖国，尽我天职。诸君爱我，爱我祖国可矣!诸君念我，念我祖国可矣!”乡亲们无不为宋森的爱国之心所感动!宋森回国后，两度出任鹤山县教育局长和县立中学校长，是鹤山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王植庭被誉为越南华侨教育的“垦耘先锋”。1911年，X岁的王植庭应聘南渡越南担任穗城学校体育、国术、数学主任。他文武兼备，侧重德、智、体、群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历时12个春秋。由他训育的华侨子弟很多日后成为越南华侨社会的中坚分子，至今越南许多社会名流、团体首长，都是他在穗城学校任教时栽培的桃李。这期间，王植庭还在越南的南海、惠宜两校兼职。1923年他同旅居越南的鹤山乡贤黄柱臣、冯星符、黄次屏、冯子飞、冯洛石等，在堤岸共同创办同义学校。王植庭从建校起即任校长达34年之久，为越南华侨社会培育了众多精英。该校从校长到教员，均是鹤山籍乡亲，因教学质量高而成为越南较著名的华侨学校。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南洋学务视导员到该校视察，认为该校成绩优异，实为越南华侨学校之冠。

鹤山籍越南侨胞冯星符1911年在堤岸地区也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德成学校。

祖籍台山的东南亚华侨中，热心华侨教育的人士也不少，比较著名的有黄洁和马棠政、马立群父子等。

祖籍白沙镇的黄洁，30年代中期与一批粤侨热心人士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创建华侨学校，并亲任该校董事会主席。40年代后期，他不仅担任巨港华侨总会副主席，还兼任该会下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1948年，他与人合作经营的公司捐款40万印尼盾建立华侨中学，并进一步扩建华侨学校校舍，使巨港华侨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祖籍白沙镇的泰国华侨马棠政，20年代初捐巨款赞助明德、坤德等学校。其子马立群继承父志，为了让华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30年代任曼谷中华总商会第12届主席时，首倡华校进行国语教学，举办华语演讲比赛、华校联合运动会，设立华文图书馆，捐资兴办中华中学和光华堂等。

梁任信曾任泰国广肇公学复校委员会主席、中华中学校董。旅缅甸华侨陈洪安，曾任缅甸粤侨育德中学董事长。黄树芬曾是马来亚柔佛新山埠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长，也是南洋大学创办者之一并任该校理事达20年；历任马来亚养正学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华南女中等多所学校的校董。

刘芝田曾任菲律宾华侨爱国学校校长、马尼拉师范专科学校(后改为学院)教授。

祖籍大江镇的李东海，抗日战争前曾赴南洋教育界服务。台山籍华侨1926年在沙捞越达斗县创办中华公学，以粤语教学，第一任教师是端芬镇的一位秀才丘灵恩。

台山旅印度华侨余绪贤1943年参与创办加尔各答的建国学校，历任副董事长、校长。1944年又参与创办加尔各答华文全日制华侨中学，历任副董事长，是印度侨区著名的华侨教育家。

旅居东南亚的开平籍华侨中，从事华侨教育取得卓著成绩的，是印尼的华侨教育家司徒赞。1919年，年仅19岁的司徒赞刚中学毕业，便开始了教育生涯，在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推荐下出任爪哇文池兰中华学校校长；1922年后任爪哇八帝贯中华学校中学语文教师，巴达维亚八帝贯中华学校、巨港华侨学校、巨港丹戎厄林爱群学校、巴达维亚广仁学校等校校长；1927年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视学；1937年被选为巴达维亚华侨学校教师公会主席。此外，他还于1922年参与创办苏门答腊巨港华侨学校，1945年与数名教育家一道在巴达维亚创办联合中学(1946年改名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并出任第一任校长。

经过司徒赞的努力，短短10年时间，“巴中”成为一所具有一定

规模并在印尼颇有影响的华侨中学之一。

开平籍印尼华侨关祟涧，二战后曾任印尼广华学校董事长、华侨中学校董。

吴伯康在日本从事华侨教育的事迹值得一书。吴伯康，祖籍香山县翠薇乡(今属珠海市)，1919年，他随父亲到日本横滨华侨学校——大同学校任教。1923年，关东大地震，学校被毁，他全力投入中华会馆发起的复校工作，建成横滨中华学校，被任命为校长。二战时，学校毁于战火，战后他捐巨资并与侨界富商共同重建中华学校，被推为董事长。后回国定居江门。他从事华侨教育达30多年，是驰名日本侨区的教育家。

恩平江洲镇的华侨岑菊邻，辛亥革命时期，担任马来亚中华学校校长，一边任教，一边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二)在美洲从事华侨教育的情况

美洲地区的华侨教育，除了新式中小学教育外，还包括华侨为了援助祖国革命与抗战而创办的航空学校，贡献较突出的是台山籍华侨。1908年创办的沙加缅度侨民学堂，又名中华学校、侨立华文学堂，是美国最早的华侨学校之一。邝琴南是主要筹办人之一。该校开设国文、修身、经史、地理等课程。次年，易名为二埠中华学校。黄芸苏1909年与同乡黄超五等人在旧金山创办金门两等学堂。黄芸苏任校长。学堂兼收男女生，设修身、国文、史地、经学、刺绣、体操等课程。伍平一被聘为教师。斐士那设有分校。1910年由致公堂接办。

旅美台山华侨热心兴学的人士，在旧金山还有刘兴；芝加哥有梅宗周、梅麟耀；奥克兰有梅伯显、梅耀云、梅鹏海等。伍盘照的次女伍玉清，1918年被奥克兰公立教育系统聘为小学教师，成为加州当时任职于教育系统的第一位女性华裔。

台山籍华侨在美国还开展了航空教育，这为海外华侨教育发展史添写了新的篇章。水步镇的黄伯耀，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旧金山红木城创办第一间华侨航空学校——中华飞行学校，并任校长，为祖国培养飞行人才。旅美华侨飞行前辈蔡司度，1916年在旧金山创办美洲飞行学校，培养华侨飞行员。三八镇的黄仁俊，抗战期间发动侨胞捐巨资创办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专门培训飞行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祖籍开平的旅美侨领司徒美堂，19世纪末就开始不遗余力兴办华侨学校，在波士顿建立广华学校，在纽约唐人街兴办中华公学并附设华文夜读班，他还担任多所华文学校的校董长达几十年。在20年代，开平旅美华侨方玉屏在旧金山受聘任公立小学教员，成为女性中的佼佼者。

美国冈州会馆的新会籍华侨，1926年在旧金山创办了冈州学校，会馆总理罗承德任董事长，李亦民任校长。当时有教师2人，学生80人，有初小1—4年级，采用复式班形式上课，选用商务及中华两书局的教科书，用华语教学，方言解释。学校免收一切费用，经费由董事会向乡亲募捐。

恩平籍华侨中致力于华侨教育的以唐明照最为突出，30年代他在加州唐人街开办明照学校(英文学校)，帮助当地华人学习英语，以利于与西人沟通。

加拿大的台山籍华侨十分热心华侨教育。1899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创办乐群义塾，这是加拿大华侨最早创办的学校。学校延聘光绪年间的秀才、台山侨胞李扬光和黄介石为教师。李扬光取“敬业乐群”之义，定塾名为“乐群”。学校免收学费，经费主要靠中华会馆资助和侨商捐输、戏班义演收入等支持，施行中国传统私塾式教育，甲班授四书、经史、千家诗，乙班授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课目。

另外，台山三合镇的黄笏南，一生为教育事业贡献良多。1908年，加拿大华侨在维多利亚筹建华侨公立学校该校是加

拿大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20多岁的黄笏南应聘前往该校任教，数年后转任温哥华民强学校校长。斗山镇的李期灿，1909年在维多利亚华侨公立学校成立时，任校长。附城镇的朱硕存、朱佐文曾任加拿大华侨公立学校校长；后到温哥华创办文华学校，自任校长。

台山附城镇的古巴华侨朱家兆，辛亥革命前与同乡好友李荣兆等联合创办古巴中华学校，并连任该校校董会会长多年。

综观新式学校教育时期五邑籍华侨教育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几乎所有热心兴学的人士都是华侨富商或华侨领袖，他们在侨界显赫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提供了办学的经费及人力资源，身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他们新的办学思路，有力地促进了华侨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教育对象都是华侨的子弟，对穷家子弟多实行免费教育；学校经费一般由会馆、社团或富商捐助。

第三，用粤语作为“母语”进行教学(少数用四邑话)。

第四，多采用新学制，传授新知识，除主要讲授中文、中国传统文化外，还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如数、理、化等。

第五，师资普遍不足且素质不高，不少学校从国内聘请“名师”前往教学。

第六，就地区而言，以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教育最为发达。

华文报刊与华文学校、华人社团，被称为华侨华人社区的“三宝”。华文报刊是世界报业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是海外华侨社会发展、侨团建立和华侨教育兴起的产物。

五邑籍华侨在海外从事华文报业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成就卓著。其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50年代中的发生期，五邑籍华侨对海外华文报刊的创办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90年代中至凹世纪40年代末的大发展时期。其间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20世纪20年代，大体上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大体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两个阶段里，五邑籍华侨为华侨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 五邑籍华侨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日报

从现有资料看，世界上第一份华侨创办的报纸，也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日报，它是旅美华侨司徒源创办的《沙架免度新录》。

1856年12月，司徒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创办《沙架免度新录》(英文名为《ChineseDailyNews》)(见图12)，并任编辑。美国人韦伯斯特(PletcherE?Webster)任出版人。该报初时为日报，报费每周25美分，不久改为周三刊，后为不定期出版，1858年停刊。

《沙架免度新录》为16开两版，第一版主要报道当地“唐人”(华侨)新闻，并摘译英文报刊上的要闻及刊登美国官方的消息、法令等；第二版主要介绍火车、轮船班期及刊登商业广告等。如1857年4月8日第67期，第一版头条新闻是“唐人杀红毛兵”(“红毛”是五邑人对英兵的通称)，另一条消息报道当时“蕃人”(五邑人通称外国人为“老蕃”、“蕃鬼佬”)歧视和虐待我淘金“唐人”的情况，可看出报纸反对种族歧视的爱国、爱侨胞、痛恨“英夷”(英兵)的立场。

关于创办人司徒源的身份，见之文字记载的资料不多。从他刊登的广告，可以知道他当时在沙加免度唐人街的兴泰洗衣馆附近设址经营《沙架免度新录》，包接刻印中文，承接刊登广告。他同时是一位英语教师和翻译，曾开设私塾向华侨和他们的子弟教授“番语”。司徒源的籍贯现虽未能确定，但美国著名华侨历史学家麦礼谦认为，“司徒源可能就是开平人”开平市侨史研究工作者刘华也认为，“从报纸使用的一些方言及译名多是四邑方言，司徒源可能是开平县人氏”。

据麦礼谦考证，司徒源创办的《沙架免度新录》比向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日报、香港的《中外新闻》还要早一年，因而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日报。如果说五邑籍华侨为世界华文报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那么司徒源就是开拓者。此后，美国的华文报纸才逐渐增多。直到19世纪70年代，旧金山成为西半球唯一的华文报业中心；到80年代，美国其他地区才开始印行华文报纸。五邑籍华侨究竟创办了多少报纸，目前还缺乏资料加以揭示。

二辛亥革命时期五邑籍华侨的报业活动

1898年，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后变成保皇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海外掀起了一场大论战，双方为宣传各自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竞相动员和鼓励华侨创办报刊。于是，辛亥革命前后，海外的华文报业有了较大发展，不仅数量激增，思想活跃，而且版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这时期五邑籍华侨办的华文报刊，对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动革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898—1922年，五邑籍华侨就创办了26种报刊(表6—1)。

在众多的办报人中，名气最大的首推梁启超(详见第三节)，其次是陈少白、伍盘照、李是男、温雄飞、梁朝杰、唐琼昌等人。旅居美国的台山籍华侨投身华文报刊的人数最多。

台山四九镇的伍盘照，在同乡伍于衍、伍时雨等友人的支持和协助下，1898年5月在洛杉矶创办《华美新报》。1900年2月，伍盘照将报社迁往旧金山，重新集股，与伍于衍等人改办《中西日报》，并自任总编。该报以改良社会、教育侨民、宣传革命救国思想为宗旨，是美国第一家标准型华侨报纸，代表了美国华文报刊的一个时代。

台山籍进步青年李是男、黄伯耀、黄超五、黄芸苏、温雄飞、黄杰亭、许炯黎等于1909年在旧金山组织“少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美洲少年周刊》，其宗旨是：“以民主立宪为志愿，以美国政体为主义”，鼓吹反对封建帝制，走民主共和道路。1910年，《少年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革命。黄伯耀任总经理，黄超五任总编辑，黄芸苏任主笔，李是男负责副刊和新闻的编辑工作。

台山附城镇的温雄飞，1900年便在同乡梁朝杰创办的《文兴报》当排字工，1903年任该报翻译。1906年应聘为恩平籍华侨唐琼昌等办的《大同日报》翻译兼助理编辑，后与李是男等创办《美洲少年周刊》，1908年赴檀香山与人创办该地同盟会机关报《自由新报》并任总编辑。

台山端芬镇的梁朝杰，是维新运动的骨干分子，变法失败后退居故乡，以讲学为务。1899年赴旧金山创办《文兴报》，该报后改为《世界日报》，他在该报当主笔40多年，还曾创办《交通旬报》。

祖籍恩平君堂镇的唐琼昌，不仅是第一个在美国法律学院毕、比的华人学生，而且是第一个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这位学贯中西的华侨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心，曾大胆地提出：“要使祖国进步，惟有革新政治，而政治要进步，必须先推翻满清帝制。”为鼓吹革命，他与朱三进等人一起于1902年在旧金山创办《大同日报》，并任总司理。当时康有为的门徒欧榘甲为主笔，他反对与孙中山合作并著文攻击孙中山，黄三德、唐琼昌等力劝不从，便逼其辞职。这就是华文报刊史上有名的“《大同日报》易帜事件”。从此，该报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热情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并大力传播中华文化，报道华人创业事迹，反映华侨生活，鼓励华侨热爱祖国。祖籍恩平东城镇石桥头乡寨村的梁菊东，辛亥革命前应聘任《大同日报》总编辑。

祖籍新会的李啸岳，1904年出生，早年侨居马来亚槟榔屿，20多岁投身报业，出任马岛的《中南晨报》编辑。不久，受聘为《光华日报》主笔，长达7年。他是一位资深的华文报业开拓者。

印尼华侨司徒赞，1922年创办《工商日报》；1927年在三马旺编辑出版《教育月刊》；1928年出任巴达维亚《工商日报》主编。

祖籍鹤山的冯斯栾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日本华侨报业工作者。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为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深受孙中山、冯自由等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899年与郑贯一(号自立)、冯自由一起创办《开智录》，世人称之为“三自”(冯斯栾号自强)。该报抨击清朝卖国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的发动作出了贡献。

1898—1922年五邑籍华侨主办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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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报刊名称│种类 │ 地点 │ 时 间 │创办人或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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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东亚报 │旬刊 │神户 │1898．6-10 │简敬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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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议报 │旬刊 │横滨 │1898．N-1901．12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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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智录 │半月 │横滨 │1899-1900 │冯斯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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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丛报│半月 │横滨 │1902．2，1907．11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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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小说 │ │ │1902．11~1906．1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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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华美新报│周报 │洛杉矶 │1898-1900．2 │伍盘照伍于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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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日报│日报 │旧金山 │1900．2—1951．1 │伍盘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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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日报│日报 │旧金山 │1902~ 1927 │唐琼昌梁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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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少年│周刊 │旧金山 │1909．7—1910．8。 │李是男黄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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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魂日报│日报 │旧金山 │1907—1910 │张启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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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892—1969 │ │

│ │文兴报 │周报 │旧金山 │(1909年易名 │梁朝杰 │

│ │(宪政报)│ │ │ │ │

│ │ │ │ │<世界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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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晨报 │旧金山 │1910．8—1991．4 │黄伯曜辛即弹│

│ │晨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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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旬报│旬报 │旧金山 │ │梁朝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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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公报│周报 │纽约 │1913-1949 │司徒美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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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气日报│日报 │纽约 │1913-1956 │黄芸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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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星周报│周报 │西雅图 │1921．9-1927 │阮洽黄仁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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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记报 │ │檀香山 │1895—1900 │温雄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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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报│ │檀香山 │1900-1923 │梁启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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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日│ │ │ │

│ │自由新报│ │檀香山 │1908—1946 │温雄飞 │

│ │ │1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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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智新报│1日1期│[檀香山 │1908-1912 │温雄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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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蔡鹤明(编辑)│

│加拿大│白话旬报│旬报 │ │ │ │

│ │ │ │ │ │黄浩明(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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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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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 报刊名称│种类│ 地点│ 时 间 │创办人或主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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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维多 │ │黄伯度等 │

│ │新民国日报│日报│ │1911—1985 │ │

│ │ │ │利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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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公报 │日报│温哥华│1907—? │郑振秀(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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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开明公报 │ │哈瓦那│1920．2，? │朱家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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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声日报 │ │哈瓦那│1922．9”? │蒋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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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天南新报 │日报│新加坡│1898-1905 │黄伯耀(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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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南日报 │日报│新加坡│1904-1906 │黄伯耀(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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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中国日报 │ │马尼拉│ │刘芝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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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理报 │日报│马尼拉│1911-? │刘芝田(主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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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工商日报 │日报│雅加达│1922-? │司徒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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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新报│ │悉尼 │1898．6—1925 │余荣伍洪培 │

│澳大 │ │ │ │ │ │

│利亚 │‘(东华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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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余荣黄柱稳 │

│ │民国报 │ │悉尼 │1912—1925 │伍洪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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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见图13)，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新会茶坑村。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的领袖之一、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还是华侨教育与华文报业的倡导者。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翻译出版的大量西方名著，他惊讶：“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梁启超由此得到启发：一个民族没有名著、缺少悠久文化并不可怕，这可以用“拿来主义”弥补；可怕的是这个民族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安于现状，反对自新图强。中国要变法维新、富国强民，首先必须启发民众。于是他作出了具有历史9义的选择：利用自己的口才和笔杆子，在海外致力于自己最擅长的办学和办报，从教育民众做起，补思想启蒙的课。

一 创办华侨学校，以开民智

梁启超认为，无论是改良或是革命，欲取得胜利都需要知识和文化。到日本不久，他就决心重执教鞭，以开民智。1899年8月，在曾卓轩、郑席儒等华侨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大同高等学校，为流亡海外的青年学子和华侨子弟提供高等教育。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是东京最早创办的华侨学校，招收学生30多人，梁启超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校址设在东京牛区东五轩町。梁启超把自己掌握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尽可能地传授给学生，所开设的课程有：世界文明史、西方哲学、人群发达史、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泰西学案、政治学、伦理学、资生学(即经济学)等等。对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特点，梁启超作了如下归纳：第一，不出门可知天下大事；第二，摒除落后及愚昧无知；第三，费用少，收益丰；第四，精选西洋及日人的文化精华，结合华夏文化比照、钻研。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梁启超的领导下，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很快得到侨界的认同与支持。

二 以新民为己任，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得到旅日华商资助，在横滨创办了到日本后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该报以“维护中国之清议，激发民众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为宗旨，同时肩负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之使命。每10日一期，每期40页，发行量约4000份，行销日本、朝鲜、南洋、欧美。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就是从《清议报》开始的。《清议报》共出版发行100期，登载梁启超的文章达100篇以上。

在办《清议报》的3年里，梁启超译载了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等论著；发表新体诗，鼓励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借途日本，吸收西学；发表《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国家思想和破坏主义；开辟“政治学案”专栏，刊载《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系统地介绍他们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说；从第25期开始，以“饮冰室自由书”为题，连续刊载自己读日文书刊后的感受和体会，直至第100期。正是在梁启超这些文字的影响下，国内不少青年读者开始从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方面思考中国的现状，并走上了反对清朝的革命道路。有人称梁启超“实在是一位制造舆论的大手笔”。《清议报》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揭露清政府的文章。他用犀利的笔锋，对清廷腐朽、昏庸、卖国、独裁，进行了层层揭露、猛烈抨击。

在这一时期的启蒙宣传中，梁启超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把提倡民权作为办报的第一要义，认为唯有民权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维新图强。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呵旁观者》、《少年中国说》等文章，批评中国人的奴性、愚昧、奸伪、为我、怯懦、无动等不良心理和行为习惯，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呼吁中国的青年一代力戒老大帝国的衰颓习气，努力创造一个青春活泼、富有朝气的少年中国。梁启超的这一呼吁，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少年中国”一词常常出现在20世纪初的报刊杂志上。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原《清议报》的馆址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时他的启蒙思想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宣布《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以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为表示这一决心，梁启超将自己的笔名从此改为“中国之新民”。

《新民丛报》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这组文章约11万字，分20节，从第1期开始，连载4年，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彻底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借鉴西方的进步思想，系统地向人们宣传新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如权利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等观念，力图造就一代新国民。对于《新民说》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是这样称赞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

《新民丛报》还大量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地理。仅在1902年刊登的肋幅卷首插图中，介绍西方景观和人物的就有75幅。在这一年里，梁启超发表了《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专门介绍西人学说的文章，以及西人传记、西方地理、西方小说等多篇。据不完全统计，《新民丛报》介绍的西方思想家、学者、科学家逾百人，介绍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学史等几乎所有领域。《新民丛报》还辟有“新知识之杂货店”、“绍介新著’、“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等栏目，专门介绍国外的新知识、新书刊、新消息。这样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是独一无二的，在海外众多的侨报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启蒙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还通过《新民丛报》改造旧学，鼓吹学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力求开创一个新局面。在学术思想领域，他大力反对学术专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用7万余字的笔墨，第一次撇开封建纲常礼教思想和儒教的正统观念，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对先秦诸子学、佛学及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长短得失，进行了概括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并注意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各派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这部力作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

在史学领域，梁启超自《新民丛报》第1期起，就连载他的《新史学》一文，“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他认为中国以往的史著存在诸多弊端，难读难理解，对启发民智、鼓舞民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严厉抨击旧史学的“帝王中心论”，提倡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宗旨的新史学，并采用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撰写了多种专题史和人物传记，为新史学的创立做了开榛辟莽的工作。

在文学领域，梁启超从《新民丛报》第2期起，开辟“小说”专栏，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殖民伟绩》等文艺译作和创作。在1902年的一年里，《新民丛报》共刊登6部小说，其中5部以西方国家的人物故事为题材，介绍西方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和青少年如何为国家和民族，为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生活而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英雄事迹。

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新小说》。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第一次把人们视为文章小道末技的小说，提高到最有文学价值又最具社会教育功能的艺术高度来评价，呼吁文学作品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和人生，力避流于诲淫诲盗，或为“尖酸轻薄毫无取义兰的游戏之文，同时大力提倡白话文学。

在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还与黄遵宪、夏宗佑等人发起诗界革命，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为新体诗的创作原则，积极创作新体诗，为诗界革命开路。

1899-1903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通俗易懂，情感丰富，“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与他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喜欢它，称颂它；与他政治立场相左的人也爱看他的文章，承认其别有一种“魔力”，“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可以说，梁启超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新民”的口号下进行的启蒙宣传，对近代中国贡献极大，不仅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整整影响了从邹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不仅在日本，而且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地游历时，也鼓励华侨办报，如1900年在檀香山与陈继俨、黄绍纯、李大明等人创办《新中国报》，梁启超任主笔；在旧金山支持改良派创办《文兴报》等。梁启超在海外倡办的报纸，除了进行启蒙宣传外，还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由于梁启超坚持保皇立场，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及政治主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种子。

辛亥革命前，海外几百万华侨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以一改往日低人一等、与畜牲为伍的地位，一遇适当的时机，蕴藏在广大侨胞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革命积极性就会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义无反顾地参与或支持革命。

孙中山早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之后，就萌发了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想法，尤其是1894年10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遭到拒绝后，便更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路。他远走海外宣传革命主张，百折不挠地奔走策划，1894年11月24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正式成立。最初的会员约20多人，五邑籍华侨是重要组成部分，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是最早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志士之一；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任该会值理。1895年初，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江门外海人)等建立兴中会总部，并且制订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从此以后，凡加入兴中会者，都必须按此誓词宣誓。这一誓词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兴中会成立后，广州、横滨、台湾、河内、旧金山、南非等地相继成立分会，广大华侨纷纷加人各地的革命组织。1895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组织兴中会日本分会，会员约20人，新会旅横滨华侨赵明乐及其族弟赵峰琴欣然加入，并分别被推举为司库和书记。1901年春，旅日台山青年李白重，从外文报刊上看到清政府欲将广东割让给列强为商业之地，遂组织广东留日学生集会声讨清政府奴颜婢膝的卖国行径，并在横滨组织“广东独立协会”。此举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和支持。1903年8月，孙中山从泰国抵达横滨，李白重便登门拜访要求帮助自费留日学生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这与孙中山培养军事人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孙中山就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专家担任教授。李白重等14名学员一起入学，并宣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

1904年，孙中山为了扩大革命势力，决心亲赴美国本土宣传革命。但在当时保皇会势力的控制下，许多人担心自己在国内的亲属遭受清廷迫害，大都不愿加入兴中会。唯有当时任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的台山籍华侨邝华汰，在旧金山与孙中山结识后，对他的革命主张非常拥护。他不顾保皇派的种种压力，率先加入兴中会。邝华汰成了孙中山在美国华侨中吸收的唯一一名会员。

同时，孙中山为改组美国致公堂，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受旧金山致公堂职员的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程肋条，将推翻清朝、实行民主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孙中山的改组活动得到了总堂大佬、台山籍华侨黄三德和总堂英文书记、“杰出革命之母”、恩平籍华侨唐琼昌的大力支持。随后，孙中山在黄三德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以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每到一处，黄三德就召集会员，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当孙中山到达波士顿进行革命宣传时，当时任洪门安良堂总理的开平籍华侨司徒美堂约同当地洪门兄弟一起去见孙中山，并任孙中山的卫士，请孙中山住进旅馆，款待食宿。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组织能力颇为赏识，给他讲了很多推翻满清的革命道理，指导他整顿当地的洪门组织，使之带上革命色彩。司徒美堂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向孙中山表示，保证从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持革命，他说：“我们深知祖国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要捐钱。”

1905年，孙中山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李白重被委派回广州和港、澳等地发展组织，其父李煜堂、叔父李启文都主动加入同盟会。1905至1906年，台山华侨李是男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后来，又和同乡温雄飞、黄伯耀、黄芸苏、黄杰亭、许炯黎等于1909年成为旧金山同盟会会员，旧金山同盟会也成了美国同盟会的总部。

1910年1月18日，孙中山在芝加哥进行革命活动，并主持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见图14)，当时参加分会的仅台山籍华侨就有梅乔林、梅友伙、梅就、梅斌、谭赞、伍颂唐、梅光培、曹汤三、梅天宇、李雄、梅赐璧、梅寿、梅冠豪、梅乃衡等数十人。除台山籍华侨以外，五邑其他地方的华侨在各地加入同盟会的约40多人。五邑籍华侨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特别是在协助孙中山办报宣传、募筹军饷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籍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宣传，主要是通过同保皇派的论争进行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分别流亡海外，并在当地打起了“保皇即革命”的旗号，把国内的政治斗争带到了海外华侨社会中。由于保皇派所宣传的“救圣主”以“救中国”的思想在海外颇有号召力与欺骗性，而革命派此时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其舆论宣传也远不如保皇派。因此，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很快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许多富裕侨商和华侨中的头面人物纷纷加人保皇会，从而使各地的华侨会馆处于保皇会的影响之下。不到半年时间保皇会在海外共建立了100多个分会，其中加拿大12个，美国58个，墨西哥9个，中美洲4个，南美洲3个，此外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会。可见，五邑籍华侨集中的美、加是保皇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面对保皇派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得到了华侨中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觉醒的五邑籍华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在1899年，台山旅港商人用“联安”名义在德辅道中购有一幢4层楼房，由李煜堂主管其事。后来革命党人陈少白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来到这里组织《中国日报》社，自任社长和总编辑，作为宣传革命的机关。该报宣传革命，不遗余力，“为革命机关报之元组”，“自己亥(1899年)以迄辛亥(1911年)，此13年中，凡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唯一之喉舌。中间遭遇无数之风潮及莫大之阻力，均能独立不挠，奋斗不懈。清、英二国政府均无如之何!”

1904年4月，孙中山第二次赴美国，准备在美洲华侨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旧金山保皇会成员同清廷驻该市领事串通一气，向美国移民局诬告孙中山是中国乱党，以非法入境罪扣留了孙中山，将他关在天使岛的“候审所”里，后来又判令他候原船离境返回原处。得知孙中山被拘留的消息后，《中西日报》总经理、台山籍华侨伍盘照立即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唐琼昌联系，进行积极营救，使孙中山获得自由。此后，伍盘照在《中西日报》上刊登自己亲笔所写《非禁说》一文，作为历史佐证。

鉴于邹容《革命军》一书在宣传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孙中山同伍盘照、黄三德商议在美洲发行此书，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决定由《中西日报》社排版印刷，书印成后，伍盘照又慨然允诺免收排印费，黄三德则答应由致公堂负责寄书邮费。这本书共印发了1．1万册，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广为散发，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晶之启导，不及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多焉。”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旧金山的活动受到保皇党人的攻击，保皇党人欧榘甲利用自己把持的《大同日报》，发表文章诬蔑孙中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唐琼昌极力劝告欧榘甲同孙中山合作，欧榘甲不但不从，反而变本加厉地在报上攻击孙中山，激起致公堂总堂职员的无比愤慨。黄三德等迫使欧榘甲辞职，并请孙中山推荐人来主持《大同日报》。孙中山将《大同日报》改组为美洲洪门机关报，从此，革命派在美国又多了一块自己的宣传阵地。

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革命派同时进行致公堂全美总注册。1904年5月下旬至9月下旬，黄三德陪同孙中山从旧金山出发，先后到弗雷斯诺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匹兹堡、圣路易斯、亚特兰大、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芝加哥等数十个城市。每到一地，孙中山登台讲演，使爱国华侨深受鼓舞。在纽约期间，孙中山还同一些留美青年学生讨论革命问题，并将他于途中用英文写成的告欧美人土书《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分赠给各国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及其国际意义，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本书后来很快译成中文，香港《中国日报》等革命派报纸全文刊载，成为一部流传甚广的革命文献。

1909年春，李是男和温雄飞、黄伯耀、黄芸苏、黄杰亭、许炯黎等一批台山籍华侨青年成立少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美洲少年周刊》，宣传革命思想。1910年2月，孙中山改组少年学社为旧金山同盟会分会，并将《少年周刊》扩大为《少年中国晨报》，成为美国同盟会的机关报，该报在发刊词中鲜明地提出：“革命事业可分两时期，一日空言鼓吹时期；二日武力实行时期”，今日的口诛笔伐，是“使革命思潮，为之澎湃而不可抑”，最后达到倾覆清朝，建立民主共和政制的目的。《少年中国晨报》高举起反清、共和的旗帜，与保皇势力进行反复的斗争。

1911年，孙中山第四次赴美国宣传革命时，建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以利于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这个建议得到李是男等同盟会会员的拥护及致公堂黄三德、唐琼昌等领导人的赞同。《少年中国晨报》为了配合孙中山的宣传活动，特在该刊发表了双方的联合布告。联合布告的发表，标志着致公堂与革命党人的成功联合，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黄伯耀曾任新加坡《图南日报》记者、编辑，这是南洋第一份鼓吹革命思想的侨报；恩平旅加华侨郑振秀，曾任温哥华同盟会机关报《大汉公报》总理；台山旅美华侨梁朝杰，任旧金山《世界日报》主笔多年，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思想；台山籍华侨蔡鹤明、黄浩然，辛亥革命时期分别任加拿大《白话旬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发表大量革命言论，反对保皇党人；鹤山籍马来亚著名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陆佑，辛亥革命时期，资助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开办《星洲晨报》，宣传革命思想。这种宣传活动，不仅促进了华侨的觉醒，提高了华侨的革命觉悟和意识，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革命斗争。正如檀香山的《自由新报》所说：“文字收功之日，还我山河；英雄应运之秋，荡平丑虏。”(辛亥革命时期，五邑籍华侨创办的报刊参阅第六章第二节。)

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是五邑籍华侨最为突出的功绩之一。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策动了10次武装起义，共耗资约62万元，80％为各地华侨资助，其中美洲华侨捐资12万元，约占总额的20％。

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为筹募广州起义的经费而“异常焦灼”。这时，开平籍华侨邓荫南变卖其全部财产，追随孙中山回国参加起义，表示了义无反顾的决心。在后来的反清起义中，这位华侨资本家用尽了自己所有的钱财，尽管身陷贫困，革命决心仍然毫不动摇。他的精神不仅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连政敌也为之折服，梁启超曾对康有为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中山，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

1904年孙中山访美时，伍盘照、伍于衍认购了孙中山从夏威夷带去的军需券，此券规定每张实收美金10元，待革命成功后，凭券即还本息100元。邝华汰教授捐献美金1800元，为孙中山此行得到总经费的半数。

新会旅港富商李纪堂为香港“益隆银号”店东，拥资百万，加人兴中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驻港财政主任。从此时起至惠州三洲田义师解散，革命党人的赡养、抚恤、遣散等费用，大部由其解囊供给；之后7年时间，《中国日报》及党务经费，都依赖李纪堂提供。1902年，革命党人与洪全福(洪秀全堂侄)计划夺取广州时，“纪堂允担任发动费50万元”。“经是役后，家业耗费过半”。李纪堂为支持革命事业可谓竭尽全力了1

1907-1908年，孙中山在粤、桂、滇3省领导了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廉州防城、镇南关(今友谊关)、钦州、河口等6地的武装起义，南洋华侨为此捐献了大量款项，其中新会籍华侨邓泽如“鼓励策动者为多”。孙中山称赞他“热心革命，力任筹饷以济军需”，“足见苦心劳力，为国奔驰，钦佩无极也。”

越南华侨黄启祥(字景南，新会棠下人)在堤岸开豆芽菜店，是当地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人。孙中山来河内筹款，常到“黄祥记”逗留，俨如店伴。黄启祥支持镇南关起义，孙中山曾在其自传中写道：“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印尼坤甸华侨邓祝三(新会双水人)由药材店佣工而成为店主。他自参加同盟会后，将月人捐献给南洋同盟会。为此孙中山曾发给他“旌义状”。

1904年孙中山访美时，李是男通过义演粤剧，把出售门票获得的款项，悉数归公。当时，筹集新军起义军费，适逢年关，时间又紧，会员大多不富裕，虽经多方面活动，所得仍然有限，李是男为应付军需，把其父在美经营的“和隆鞋店”会银1000多元，倾囊相助。孙中山对此十分感激，说：“款项虽少，但救命力甚大。”

华侨对历次武装起义的捐资，以1911年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最为突出。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召集国内外同盟会骨干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策划第10次武装起义——“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当时万事俱备，唯缺军械、粮饷二项。会后，孙中山经欧洲赴美洲大陆募捐。孙中山到美洲的筹饷，得到了加拿大、美国华侨的热烈响应。美国三藩市设立了“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指派李是男为局长兼会计，黄伯耀、郑占南、李旺、黄晋三、刘汉华、刘达朝、余森等为委员，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华侨称为“孙文银纸”并踊跃购买。为支持辛亥“三二九”一役，海外各地华侨共捐款157213多元，其中加拿大7刀余兀，美国1．5万元，这两处近9万元，占捐款总数的一半以上。旅加拿大温哥华的恩平籍华侨岑发琛当时担任筹饷局副会长兼司库，个人捐款最多，并积极发动侨胞捐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称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电岑发琛请他回国供职011J

1911年6月，美国致公堂筹饷局成立后，在黄三德、司徒美堂等的领导下，华侨支持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倾囊为革命捐款，甚至向亲友借债来捐献。孙中山曾经回忆道：“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从筹饷局成立至这年年底，美国华侨捐款总计达40余万美元，这些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回国内，资助革命活动，对推翻清王朝起了重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司徒美堂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4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募集革命经费。致公堂会所为侨胞捐资建造，是他们在海外聚会的场所，但为了光复华夏而不惜变卖，这在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是第一次。

古巴华侨蒋道日(新会梅阁人)自办《民声报》，热心宣传革命和努力募捐。“孙中山屡次革命、讨逆，而蒋在外接济军饷不下四万元之多。”1920年11月16日孙中山复电蒋道日进行表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库空虚，黄三德率领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在3个月中，筹得美金l444130元以充实国库；澳大利亚的五邑籍华侨也积极捐款，以黄柱稳为首的少年中国会1911年就将两次筹募到的1300镑汇给孙中山。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给它颁发旌义状，说：“美利彬(墨尔本)少年中国会于中华民国之始踊跃输将，军储赖济，特给予优等旌义状。亦代后民永多厥义。”这些捐款缓解了革命政府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对稳定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刘光福降下了墨尔本中国领事馆清廷的龙旗，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

辛亥革命前后，美洲华侨的捐资活动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而美洲华侨的许多捐献都与五邑籍华侨有关。

综观辛亥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包括五邑人在内的广大华侨爱国志士是武装起义的骨于力量。

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其主要参加者皆为华侨。邓荫南就参加了华侨兵操队，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支民主革命军队。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起义来不及发动就被清军镇压下去。尽管如此，爱国华侨回国参战的义举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檀香山新会籍华侨夏百子也回国参加这次武装起义。

1900年，孙中山策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惠州起义，邓荫南又是积极的参与者。

1907年，孙中山策划了镇南关起义，革命军黄明堂等联络清军作内应，占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3个炮台，孙中山和黄兴从河内到炮台督战。当时担任敢死队队长的越南华侨张云田，原籍新会，参加同盟会后，在海防以开设“云田书塾”为掩护。这次战役中，张云田率其书塾弟子林焕廷等20余人参战。张在攻打镇北炮台的战斗中英勇献身。

1910年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又策划更大规模的起义。纽约同盟会员、新会籍华侨陈永惠从美国私运枪支、弹药并携带资金到香港，开设“德日新”洋货店，以作革命活动机关。之后，又在广州高第街开设“德日新”洋服店，成为孙中山筹备黄花岗起义的联络点之一。1911年初，新会旅日本留学生聂益之(同盟会员)与黄兴等图谋起义。聂益之在广州通过友人李田的关系往谒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潜人其内部。李准委其为省河新装鱼雷艇管带，后其身份为李准查悉。2月26日，聂益之应李准之宴，宴罢回到西关新胜街广隆昌新衣店寓所暴毙身亡，年仅27岁。这期间，越南堤岸的黄启祥，奉命向各地办事处传达起事计划和筹款。堤岸同志组成一支30余人的敢死队回穗参战。黄启祥还派其子黄桓押运武器去广州支援起义。3月29日(公历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新会籍华侨胡少翰、容少兰等积极参加，胡少翰担任民军东路副统领，率队进攻清总督衙门、督练公所，作战十分勇敢。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缅甸开平(一说新会)籍华侨李雁南，在战役中受伤被捕。清吏严加审问，李慷慨陈词：“可恨我现在身中两枪，不能复战。虽然，从今以后，不数年，中国必亡国，百年必亡种，虽生何益?!”他痛斥审问的满清官员：“此尔辈甘为奴隶之言，讵足挠吾辈心。”说毕即求速死。清吏命警兵枪杀，李跃起，走到空地，张开嘴巴对警兵说：“请用枪从口击下!”说毕，饮弹壮烈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另一位开平籍华侨劳培，18岁时父母准备为他成亲，他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拒绝。20岁到新加坡，任《星洲晨报》记者，并加人同盟会，宣传革命。后来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

黄花岗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其意义却永不可磨灭。对此，孙中山本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书写“浩气长存”4个大字以志纪念。五邑籍华侨为起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华侨还用暗杀手段刺杀清朝大臣，几起著名的暗杀事件几乎都是五邑籍华侨所为。如1910年同盟会会员、鹤山古劳镇的刘铿暗杀清廷派来镇压广州革命党人的凤山将军获得成功。曾获万国飞机制造大会比赛冠军奖的开平旅美飞行家谭根，1911年3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参与谋杀清将军孚崎，他加入当时“美洲幻术马戏杂技团”，表演施放乘人气球节目，吸引孚琦观看，以便刺杀。孚崎往观表演途中，被革命党人温生财杀死，事成后谭根返回美国。美国同盟会会员、旧金山工人、台山籍华侨邝佐治刺杀赴美考察海军的清朝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洵贝勒失败后，邝佐治被美国警察逮捕入狱，审问时他慷慨陈词说：“我欲救国，虽死亦所不辞，中国必将为民主国，今我所谋不成，早已预备，别无人知。”他被押送监狱途中，送者千人，有哭者、有歌者、有高呼“佐治万岁”者，人山人海，世所罕见。华侨革命志士的这种暗杀手段虽然不能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也不可能对旧有社会制度有所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志士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与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其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无不欢欣鼓舞。为了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美国旧金山华侨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旧金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温雄飞的妹妹温征德回忆了当时游行的盛况：“游行是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日举行的。是由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组织、中华商会出面而主办的。参加游行的同盟会会员和华侨有数万之多，很多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华侨闻讯也都远道赶到三藩市参加了这次集会游行。这次游行仅花车(彩车)就有二十多辆，有的是马拉的，也有汽车改装的。游行队伍中有舞龙、舞狮和其他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活动。游行队伍中有洋鼓洋号的乐队，也有中国式的锣鼓，敲打得震天震地；还有唢呐笙箫等中国乐器，吹奏得欢歌嘹亮；游行中还放了大量烟花炮竹，非常热闹。游行是在中华商会门前集合，经唐人街、克尼街，直到马杰街市中心，游行的全部路程差不多经过1／4三藩市的道路。”“游行后的当天晚上还举行了庆祝演出，演出了京戏和粤剧。”

辛亥革命时期，由五邑籍华侨组成、领导或担任骨干的4支航空部队——广东军政府飞机队、华侨革命飞机团、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飞机队、大元帅府航空处，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及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挽救民主共和国、支持孙中山讨袁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五邑籍华侨都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中任职(表7—1)。也有不少华侨谢绝了孙中山和广东军政府的邀请，没有回国“当官”。如司徒美堂在复电中说：“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岑发琛也复电表示：“窃乃粗人，安敢受禄荫庇乎!”孙中山对华侨“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质十分赞赏。

袁世凯窃国后，在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有一支以五邑籍华侨为主体的中华革命军华侨义勇团(也称义勇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队伍是中华革命党驻加拿大特派员夏重民(广东南海人)奉孙中山之命，在温哥华组织的“华侨敢死先锋队”改名而来。该团由夏重民任团长，伍横贯任团副，陈煊任参谋人皆为新宁人)，下分3个队，第一队队长蔡鹤民，第二队队长李宜民，第三队队长李锐军(皆为新宁人)，从现存的中华革命军华侨义勇团93名团员名单来看，大部分为五邑籍华侨。其中，新宁37人、新会14人、开平9人、恩平3人，共53人，占57％。华侨义勇团是一支组织严密、宗旨明确的革命武装，他们回国后驻守在山东潍县，与东北军并肩战斗，壮大了反袁武装力量。后来，随着袁世凯“南柯一梦”的破灭，华侨义勇团也宣告解散，并发表了一个布告，说：“袁贼无道，窥窃神器，国家频危，千钧一发”，我们这些海外赤子，“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于是集合同志，联翩回国，组织华侨义勇团”，现在“袁贼自毙，余孽受诛，国会恢复，大局粗安”，为了“不应苦吾父老昆仲之负担”，并表明我们“并非希荣谋利之徒”，所以决定“解甲归田”，“各自复回本业”。

孙中山在讨袁军事结束后，发表了《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高度赞扬海外华侨从军讨袁，万里归来，参加革命事、“不特为中华革命军之光荣，于国民思想，亦大有关系”。孙中山还对海外华侨回国参加讨袁之役专门发了嘉奖。

五邑籍华侨还参与了平定陈炯明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2年9月，正当孙中山率部准备北伐之时，广东东江军阀陈炯明发动反革命政变，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走避“永丰”舰。在孙中山的命令下，从美国回国的台山籍华侨、时任革命军政府航空局第一飞机队队长的黄光锐，与战友黄秉衡、林伟成、杨标等华侨飞行员驾机出击，利用空中优势，集中炮火轰击陈炯明部属沈鸿英的主力部队。他们在陆军的配合下给叛军以沉重打击，解除了广州之围。

1923年10月，军政府航空局又组成了以黄光锐为队长的飞机队，飞往东莞石龙，随孙中山东征。在石龙攻击战中，黄光锐与黄秉衡、杨官宇、胡锦雅(开平人)多次驾机出击，与地面部队互相配合，给叛军以致命的打击。尤其在11月19日的战斗中，黄光锐率领的飞机队为广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叛军在陈炯明的统率下，分4路围攻广州，部分叛军已进A市郊，形势十分危急，孙中山亲自指挥军队进行抵御。黄光锐通过马湘、黄湘(皆为台山籍华侨)两位孙中山的卫士长，向孙中山请示，将机枪和子弹安装在飞机上，进行空对地射击。孙中山立即批准，黄光锐身先士卒，与其他队友一起先后驾驶3架陆上飞机对叛军进行低空轰炸和机枪射击，后来又驾驶水上飞机携带4枚百磅炸弹对叛军进行轰炸。这次战斗，惊心动魄，后来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取得了广州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并为北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舆论、军事支持外，五邑籍华侨还在经济上为孙中山革命政权提供援助。1921年，为支持孙中山北伐，美国华侨设立了“美东洪门北伐筹饷总局”。该局在北伐军誓师之后，召集各地洪门人士，开会商议援助北伐大计，在该局的悉心指导下，洪门人士掀起了捐款活动的高潮。在洪门人士中，不少是五邑籍华侨。7月，费城等地成立于华侨北伐后援会，在各地华侨后援会的组织领导下，全美出现了捐资献物、支援北伐的热潮。1924年春，由于滇桂军阀包庇走私，滇军将领蒋光亮甚至骑劫缉私船“南平”号，私自在九江设卡抽税，使政府盐税收人几乎断绝，财政濒于绝境。当时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五邑籍华侨邓泽如和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共同向孙中山建议，委任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南洋华侨将领张民达(广东梅县人)兼任两广盐务缉私处主任，以整顿盐税，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的盐税收入

1920年11月，当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第二次护法运动时，刘光福从澳大利亚回到广州，经郭标介绍，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他谈及中国文盲的高比例、中国的落后积弱、官场的腐败及某些高官企图依赖日本的危险性。刘光福对孙中山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刘光福是澳华人中见到孙中山的第一人。

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左侧，埋葬着一位与七十二烈士英灵长伴、为发展祖国航空事业而奋勇直前的忠魂，这就是集飞行家、科学家、企业家于一身、被誉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的冯如。

冯如(见图15)，原名冯九如，字鼎三，号树恒，乳名珠九，今恩平市牛江镇昌梅管理区杏围村人。1884年1月12日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儿童时代就读于邻村莲塘恩举书馆，略懂《三字经》、《论语》、《孟子》等启蒙读物。10岁进入西阐学校半工半读，喜欢用纸盒、竹片、木块等废弃物料制作车船等模型玩具。1895年，冯如随其伯母之弟来到美国旧金山谋生。他在亲友的帮助和介绍下，白天做工，夜间补习英文。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使冯如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内心十分羡慕，“尝谓国家之富强，由于工艺发达，而工艺发达，必有赖于机器。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oI：]因此，他立下决心，为振兴中华学习机器。经过10年的工作和学习，冯如终于在机器制造方面有所建树，尤其对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几乎达到了精通的地步，制造出了小型发电机、抽水机、打桩机等实用机器。

正当冯如潜心钻研机器制造的时候，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沙丘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不久，日俄又为争夺我国东三省的权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件事对冯如触动很大，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是(机器制造)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于是，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立志航空救国，为祖国研制飞机。冯如在1907年向旧金山和奥克兰的华侨提出集资设厂制造飞机，得到五邑旅美华侨青年黄杞、张南(又名张道南、张檀南)、谭耀能的大力支持，共筹得资金1000元，租赁了奥克兰东九街第359号二座面积仅为80平方英尺的房屋作厂房，定名为广州制造机器厂。1908年5月，该厂正式开工，开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伟业——制造飞机。1909年9月，冯如经过艰辛劳动，终于制成了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并在奥克兰南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中国动力载人飞行史的第一页。

冯如在美国的试飞成功，立即引来了舆论的一片赞誉，美国引日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都曾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详细报道和高度评价了冯如的这次试飞。这些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于是冯如与他的3位同道者一起，联合旧金山华侨工商业家黄梓材、刘一枝、朱竹泉(台山人)等，于1909年10月，将原来的广东机器制造厂改组，扩充为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并以试制飞船(飞机)招优先股名义，公开招集优先股东及股金。到1910年2月，人股的股东67人，股金5875元，股东大会选出黄梓材为总经理，冯如为总机器师，分别负责营业和技术工作。经过多次失败，到1911年1月，终于制成了一架“顿异前制”的飞机。

1911年1月18日，冯如驾驶这架飞机在奥克兰约翰斯大街终端，靠近圣弗兰西斯科海湾的艾劳赫斯特广场公开试飞，取得成功。后来，冯如又在奥克兰进行了几次飞行表演，飞行技术不断提高。最叫绝的一次是，飞机时速105公里，航程35公里，飞高110米，其时速超过了1909年8月在法国理姆斯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飞行速度冠军寇蒂斯(时速75．2公里)的成绩。冯如的系列飞行表演，使“冯君名誉已飞腾于世界”。

1911年2月22日，冯如和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台山人)、司徒璧如(即司徒恩，开平人)，携带飞机两架(其中一架在装配中)及制造飞机的机器和原材料等返国，经香港转往广州燕塘。两广总督张鸣岐因冯如拒绝为清政府工作，怀疑冯如与革命党人有联系，派人监视其行动。冯如在清政府的监视下，不能公开作飞行表演，广东飞行器公司的业务陷于停顿，赋闲数月。6月，冯如在燕塘作非公开飞行试验，检验飞机性能，但飞机在船运途中受潮，机件锈蚀，飞机被毁。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广东光复，成立了广东军政府。冯如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朱竹泉为飞机次长，朱兆槐、司徒璧如为飞机员。冯如在广州燕塘陆军(冯如飞机队属陆军建制)军营内，设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广州飞机制造厂，加紧制造飞机。

广州飞机制造厂是当时中国第一间民办飞机制造厂，其设备在当时国内是第一流的。冯如在这间工厂内，用从美国带回来的自制飞机零部件，加上在国内搜集到的竹、木、布匹等材料和补造欠缺的零部件，于1912年3月制成飞机一架。这是冯如为辛亥革命制造的第一架、也是中国人在国内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

为了唤起广大群众和华侨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拥护民主共和国，普及航空知识，经广东军政府批准，冯如决定把飞机运到广东著名的华侨之乡台山作飞行表演。1912年4月，冯如在台山县城南门大球场表演飞行，有2000多人到场参观。这是中国人驾驶中国自制的飞机，在祖国领空上的公开飞行表演。后来，冯如根据飞行表演的情况和体会，把飞机的升降舵由单帆改为双帆，以改进其飞行性能。

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大操场表演飞行。大操场内外，观众数以万计。冯如头戴飞行帽和防风眼镜，脚蹬一双长筒皮靴，起飞前先向到场参观的各界人士介绍飞机的性能与作用，他说：中国欲求富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今民国建立，当能达到这一目的。听者无不鼓掌称善。接着，冯如登上飞机，驾机凌空直上，顺利地飞上了120英尺的高空，飞行情况良好，观众鼓掌之声不绝于耳。飞机向东南方飞行了5英里后，冯如意欲再向上攀升，不料用力过猛，致使飞机头部抬升过高，头高尾低，失去平衡，失控坠毁于燕塘陆军炮兵营房后之竹林内，冯如伤重身亡。他临死时仍念念不忘发展祖国航空事业，吃力地把失事的原因告诉他的助手，并勉励他们继续奋斗。

冯如牺牲后，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官员及各界人士在冯如坠机牺牲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广州南武中学的挽联：“新器发明，方御器乘风，造化胡夺之速；遗规存在，促前仆后继，精神历劫不磨。”表达了人们对冯如不幸牺牲的痛惜和悼念之情，号召人们完成冯如未竟之业。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呈报临时大总统批准，按陆军少将阵亡例拨款1000元抚恤其家属，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馆。

为了让人们永远缅怀冯如的光辉业绩，1985年，恩平县人民政府在恩平县城鳌峰山顶建立了冯如纪念馆，又将冯如故居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另外建有冯如纪念中学、冯如纪念亭、冯如纪念楼等。1988年12月，“冯如坠机处”纪念碑建成揭幕。

表7—1 五邑籍华侨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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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籍 贯│侨居地│ 职务及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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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德│台山 │美国 │中国铁路总公司顾问(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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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总统府秘书、陆军部委员及华侨飞机队助│

│梅乔林│台山 │美国 │ │

│ │ │ │理(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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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培│台山 │美国 │总统府机要秘书(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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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度│台山 │美国 │大元帅府内部参事(1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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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男│台山 │美国 │大元帅府秘书(1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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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总统特派广东宣慰委员、大本营秘书、│

│页云办│台山 │美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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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元帅府秘书兼广州市财政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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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卓文│台山 │美国 │大元帅府航空局长(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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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俊│台山 │美国 │国会议员(1912)、广州市市长助理(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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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湘│台山 │美国 │孙中t113／~长，少将副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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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期

第八章 五邑华侨在逆境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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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侨居地 │ 职务及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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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湘 │ 台山│加拿大 │孙中山卫士长，少将副官 │

│(黄惠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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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锐 │台山 │美国 │大元帅府航空处飞机队队长(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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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总统府咨议(1912)、大元帅府内政部农业│

│邓荫南 │开平 │檀香山 │ │

│ │ │ │局长(1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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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缵泰 │ 开平│澳大利亚│总统府咨议(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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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平 │ 台山│新加坡 │临时议会议员，广东都督府参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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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广东军政府实业司长(1911)、大元帅府内│

│邓泽如 │新会 │马来亚 │ │

│ │ │ │政部矿务局长兼广东矿务处长(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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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元帅府军务处长(1917)、大本营军粮局│

│赵公璧 │新会 │美国 │长(1922)、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两广盐运使│

│ │ │ │(1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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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1911)、南京临时政│

│伍廷芳 │ 新会│马来亚 │府和大元帅府司法总长(1912)、外交总长│

│ │ │ │(1917)、代总统(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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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广东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1911)、总统府│

│陈少白 │ 新会│ 日本 │ │

│ │ │ │咨议(1921)、大本营参议(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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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谔 │ 鹤山│ 美国 │ 广东军政府航空处长(1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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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排华法，对五邑籍华侨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由于华人被禁止入境，加上华侨的自然死亡等原因，这些国家的华侨人数在急剧减少。以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美国为例，其大陆的华人由1890年的107488人下降至1900年的89863人。20世纪初期，这个数字继续下降，直到1920年达到最低点，只有61639人。之后，华人人口才慢慢回升，1930年达到74954人，在宣布废除排华法前的1940年再升至77504人。增加的这部分华人主要来自五邑地区。

人们不禁要问：在美国实施排华法、不许华人进入美国的情况下，五邑人是怎样进人美国的呢?这里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语叫做“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期，包括五邑人在内的华人进入美国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是冒死偷渡。华人主要是从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墨西哥伺机偷关进入美国。起初，因美、加和美、墨边境都未严格进行盘查，华侨通过贿赂关员或其他办法取得一定成功。如1911年墨西哥发生革命，一些华侨趁机进入美境，人数多达527人。1922年美国会通过法案特许当时仍留下来的365人合法居留权。这些人很多定居在圣?安东尼奥市，到40年代这里的华人已发展到500多人。1923年以后加、墨两国相继禁止华人移民入境，这条路线便被基本上堵死了。但仍有少数华人冒死乘轮船偷渡，他们在船上当海员、厨工等，待船只抵达美国港口后潜逃上岸，达到偷渡入境的目的。有人估计1910-1920年间，通过冒死偷渡的办法，从加、墨两国非法进入美国的华侨最少也有7187人。

二是“善良欺骗”。根据美国法律，凡出生在美国的人即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孩子有继承其父或母遗产的公民权，因而这些人就有权进入美国。1943年以前，真正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是很少的，华人又被剥夺通过加入国籍而取得公民权的权利，因而，即使是这部分华人也没有办法申请自己的孩子进入美国。但皇天有眼，这个好时运终于给他们等到了。

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和火灾，这场灾难几乎把这个城市化为一片灰烬，市内存放档案材料的许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华人便利用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及习俗的无知，利用美国官员无法核查档案，进行“善良的欺骗”。许多华侨回国探亲后再返回美国时就向移民局申报家里生了孩子，而且都是男孩，不少人还申报生了“双胞胎”男孩。这样就制造了一个个“移民空额”。几年后华人便可以将这些空额及有关口供资料，转让或卖给其他华人冒名入境，这些人被称为“纸面儿子”(也有译为“合同儿子”的)。这种现象在五邑侨乡十分普遍，如新会古井霞露乡赵亚伦买了台山刘植山第五子的“出世纸”，以“刘迎梅”的名字来到美国。有材料说，仅1921—1924年间以美国(华裔)公民的子女(外国出生)身份进入美国的华侨就有8894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纸面儿子”。从1920—1940年以土生、土生子、土生孙身份进入美国的华人竟达71040人之多(其中包括真的和冒认的)，占这期间入境华人的51．8％。但是，华人作出这种欺骗行为是逼于无奈的，所以称之为“善良欺骗”。《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一书作者周敏曾采访过一位92岁的台山籍美国华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种行为作了阐释：“那时候，很难进入美国，因为法律不准中国移民来。我是作为商人而来的，我在纽约唐人街与香港之间做生意。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留在家乡台山县。每次我回中国，我申报又生了一个儿子，亦领取出生证。这样，我把小儿子和两个侄子带到纽约来，把大儿子留在家乡照顾我的妻子，她一直留在家乡，直至最近才来美国。许多商人都是这么办的，否则谁能来美国呢?”

本来，美国在实施排华法后，为了阻止“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华人人境，美国移民局分别在纽约埃利斯岛和旧金山码头设立了移民候审所，对所有进入美国的移民进行审查。华侨主要在旧金山候审所接受审查。旧金山大地震后，华人的“善良欺骗”引起了美国移民局的警觉，对入境华人的审查更为严格。由于原码头的候审所是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间小木屋，条件极恶劣，引起了广大华侨的抗议和美国开明人士的抨击。1910年移民局才在旧金山湾的埃仑岛(天使岛)另建新的候审所，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逐一审查这些“纸面儿子”，核实他们的身份。被称为“天使岛之难”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赴美华侨一到达旧金山，立即被送往天使岛按男女分隔开居住。首先是健康检查，不分男女赤身检查，有的妇女忍受不了这种羞辱而自寻短见。体检的目的是要“发现”华人移民是否患有某种疾病，一旦发现了，移民局便以“防止传染”为理由将他们遣送回中国。过体检关后便准备接受那无休无止、荒诞无稽的问“口供”和长时间的拘留“审查”。当年的《新宁杂志》曾载文揭露说：“而彼反复研讯，挑剔离奇，务令本人与证人之所供，必有一两句之不符，彼即执为假冒之铁证，立判拨回，无可转圆。例如男客，则问以一二十年前绝难记忆之事，以验证人所供之异同。女客则问以闺房内最秽最亵之事，必使咬牙忍羞尚不敢言。故虽以素称美国籍民之土生，二三十年久客之殷商，亦多以执一二言之乘错，至判拨回者。”这种审问常伴之以贿赂，钱能通关，快则几月、几周，否则要等数月到一年以上。美国华人参政先驱邓悦宁1919年从家乡开平赴美国时，就在天使岛上被关押审查了3个多月，在监禁中渡过了他的15岁生日，才获准进人美国同父亲团聚。天使岛的苦难与屈辱，在邓悦宁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他发誓，有朝一日要当个律师，为华人争回公道、人格与尊严。有不少人因无法忍受这种精神折磨而自杀，有的人则在候审所的墙壁上刻下诗句，发泄心中的悲愤与绝望感情，如：

木屋拘留几十天，

所因墨例致牵连。

可惜英雄无用武，

只听音来策祖鞭。

为乜来由要坐监?

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门无消息，

妻儿拥被叹孤单。

纵然批准能上埠，

何日满载返唐山?

天使岛移民候审所于1940年关闭。从1910-1940年的30年间，共有17．5万名中国人在这里被囚禁过，不少五邑人魂断天使岛，留下了一页血与泪交织的历史!

通过非法越境和“善良欺骗”途径进人美国的五邑籍移民究竟有多少，从未有过统计。但肯定会是不少，因为五邑是“美国华侨之乡”，尤其是台山、开平两市，几乎村村户户都有亲人在美国谋生。1906年旧金山火灾给了他们天赐良机，因此，“纸面儿子”到处都有。直到今天许多五邑籍华人的父亲或祖父一辈，当年都是改姓换名，利用“移民空额”来到美国谋生的，改后的姓名一直沿用至今。如笔者的伯父梅友图英文名音译叫李锦良。原来有一位叫方琛的华侨向一李姓华侨买来两张“出世纸”。这位李姓华侨当年向美国移民局申报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李锦佳、次子李锦良。方琛将李锦佳的“出世纸”留给自己的儿子用，梅友图的父亲用800美元买下李锦良的“出世纸”，才得以移居美国。美国政府在50年代中期曾宣布，华人在1957年7月15日以前向移民局坦白其撒谎假誓行为者，概不追究并可重新调整身份。这期间，“西歧村人坦白事件”曾轰动一时。西歧村是台山一条村落，在20世纪上半叶，这条村子约有250多名许姓人以“纸面儿子”身份进入美国，也就是说，村子里几乎全部青壮年男丁都到了美国，大部分定居在旧金山一带。后来有部分人坦白，另一部分许姓人也被迫全体到移民局自首。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移民局的统计，由1956-1965年，共有13895名华人到移民局“坦白”，揭发出冒籍华人22083名。虽然不能说这些华人都是来自五邑侨乡，但大部分人来自五邑侨乡，则是不容置疑的。

从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美国的排华运动仍在继续进行，1910年以后对利用“纸面儿子”身份进人美国的华人审查又十分严格，但众多的五邑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以身试法”，企求进入美国谋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所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他在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上仅仅坐了三个月，便被复辟封建帝制的袁世凯骗了下台，接着而来的是南北军阀混战，争权夺利，鱼肉百姓。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国后五邑侨乡日益猖獗的匪患便是有力的说明。

台山和开平侨乡的情况最甚。早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新宁知县李平书在《到县三月情形禀》中已指出：“近数十年来，出洋谋生者多，井里颇见丰足，外匪因之流涎，强窃劫掠之案层见叠出。”民国以后，盗贼横行年复年，军阀混战枪声紧，而且兵匪不分，兵助匪势，狼狈为奸，使匪患日益猖獗。民初为害台山最大的盗贼有梁朝贵一伙，后来，梁手下的小头目梁恩(肥仔恩)自立门户，与新会的匪首吴成(吴天成)等结伙，盘踞在两县交界处的古兜山，称为“新会帮”，为害台山和新会侨乡。陈祝三、叶兰初、单眼英等盘踞在大隆洞，匪徒多是信宜人，称为“信宜帮”。这两股匪帮一东一西，长期为害台山、开平、新会，给侨乡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在台山，尤以靠近大隆洞的广海、端芬、海宴最为严重。民国六年至十五年(1917-1926)间，仅广海地区便遭梁恩、陈祝三等贼匪的抢劫73次，广海城及60多条村子受到洗劫，被劫者3213户、小学1间；被掳去和打死打伤者674人。其中民国六年十二月初四这一天，梁恩贼帮洗劫广海城，有100间店铺、700多户遭殃，掳去380人。盗贼不仅劫财掠物，还掳人勒赎，如不及时交出高得惊人的赎金便被“撕票”(杀死)。女贼头单眼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她亲自动手削(宰)人，取肝下酒为乐，令人发指!古兜山至今仍存“剖人石”，就是这伙匪徒们的罪证。民国六年以后，《新宁杂志》开辟“盗贼世界”专栏，专门报道家乡各地被贼匪为害的惨况。家乡亲人蒙受的劫难牵动着海外亲人的心，他们纷纷寄钱回家，建碉楼、洋楼、买枪械组建民团，以求自卫。在五邑各县中，台山、开平的碉楼最多，其原因就在这里。与此同时，海外亲人抓住1906年以后出现的千载良机，用“纸面儿子”的方式申请自己的亲人到美国谋生，以避开这场劫难，摆脱贫穷落后的厄运。

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飞速发展，美国人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生活在美国的五邑籍华侨，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发展与进步；他们来自中国，又时刻铭记着祖国的贫穷与落后，其时，得悉亲人们横遭劫难，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一个个心急如焚，从而促使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把亲人们救出苦难的深渊，不少人不惜用高价买来一张“出世纸”，让亲人到美国求生存、谋发展，圆他们一个“美国梦”。这成为民国后五邑人“以身试法”冒死进入美国和加、澳、新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发生世界性排华风潮期间，旅居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和澳洲地区的五邑籍华侨生活条件之险恶是可想而知的。美国实施排华法后，在19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轰动美国的“黄金德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维护人权与反人权、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令人惊心动魄。黄金德祖籍台山，1873年生于旧金山，父亲是一位华侨杂货商。黄金德17岁时受父母之命回家乡完婚。1895年重返旧金山时，美国移民局依据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竟将其拘捕投入监狱。黄金德的家人及黄氏公所诉诸法律，进行营救，但加州地方法院判决立即将其递解出境。黄氏族人不服，上诉最高法院，1897年3月此案公开辩论时，轰动美国。华人社会全力支持黄金德，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团结互助精神。最后，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订条例，判定黄金德应为美国公民。黄金德终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公民。黄金德生于美国，依据美国的法律，他自然就是美国公民，只是由于他是华裔，险些成为排华法的“牺牲品”，这对号称“保护人权”、民主、自由的美国是多大的嘲弄啊!在“黄金德事件”的背后，人们很难想象，究竟有多少五邑籍华侨及其眷属遭到非人道的对待，断了生计，甚至生命不保，魂断天使岛!

美国排华后，五邑籍华侨陆续离开西部的矿区、乡(渔)村，流人美中、美南、美东各地大城市，以求自保，从而加速了各埠唐人街的形成与发展，成为这些城市唐人街的开拓者。五邑籍华侨的经济生活从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排挤，五邑籍华侨为了生存，只得从事一些社会上需要、而白人又不愿干的行业，如洗衣馆、餐馆、杂货店等服务性行业，从事俗称“三把刀’’(剪刀、菜刀、理发刀)式的经济活动。这些行业都是小本生意，不需要高深的文化知识，五邑籍华侨经营得起。于是，凡有五邑人聚居的城市，都有五邑人开设的洗衣馆、餐馆、杂货店等，“三把刀”式经济成为五邑籍华侨的主要谋生手段，被称为华人社会三大“经济支柱”。

五邑籍华侨主要从事这三种职业，他们常常受到白人的无理取闹和肆意破坏。为了保卫自身的经济活动，五邑籍华侨在“保卫华侨经济生命线”的号召下，积极发动其他地区的同业华人，团结一致，为共同利益而斗争。他们除了求得中华会馆、中华商会的保护外，还成立了同业商会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1933年4月在纽约成立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1933年初，纽约市议会提出议案，规定经营洗衣馆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每年要交牌照费20美元，申请牌照时必须先交保证金1000美元。十分明显，这个议案是针对华人洗衣工人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谭光扳、陈三才等发动华人洗衣馆，于1933年4月成立“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衣联会”)，代表了2000家以上的洗衣馆，是洗衣馆的同业商会组织。在衣联会的抗争下，纽约市议会不得不修改议案，取消了经营洗衣馆的籍民限制，牌照费减为10美元，保证金降为100美元。此外，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等地的华人餐馆也成立了同类组织，以维护及促进同业者的共同利益，五邑籍华侨餐馆业主也是这类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除了洗衣、餐馆和杂货这三大支柱行业外，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五邑籍华侨，还在美国创办了一些新的较大型的华资企业，涌现了不少杰出的华人企业家。

1．食品罐头业。其创始人是台山籍的刘兴(又名刘儒伶)。1891年，他在旧金山华埠创设了太平洋果类加工公司。到1901年这家罐头厂已发展成为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果类加工厂。1904年，他在奥克兰创办华安公司(邑人习称“刘兴果偈”)，专制罐装果类；蔬菜，以鹿皮为商标，远销美欧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兴的商务再扩展，1917年在加州蒙特雷市开设湾边罐头厂，生产罐装沙丁鱼，成为有名的“罐头王”。1916年，他在墨西哥的墨西卡利投资华墨公司，种植棉花。刘兴在旧金山是两家工艺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两家旅馆的股东。在奥克兰是布店的老板。此外，他在中国也有多项投资。

台山籍赵贤也是罐头业开拓者之一，19世纪90年代，他在旧金山附近开设了普雷西塔罐头厂。1906年，他又扩大营业，在旧金山半岛南部的阿尔维索开办安丰公司，制装番茄罐头。赵贤的儿子赵灿垣承继安丰公司后，锐意经营，扩充设备，使之成为名列全国第3位的罐头厂。1920年，他在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埃尔顿镇(邑人称埃仑顿)，租地2000英亩，种植芦笋，并在附近建厂制装芦笋；在旧金山的梅菲尔德镇设罐头厂，制装果类和番茄。1929年，赵灿垣扩建亚路威尔罐头厂，在犹巴垦荒180英亩，创办灿垣农场公司，扩大芦笋生产，被称为“芦笋王”。20世纪20年代在洛杉矶一带推销的芦笋，约有八成是华人农户供应的，赵灿垣是主要供应者。

台山籍华侨陈伯兴等集资于1918年在奥克兰创办的威斯顿果类罐头公司，也取得很大成功。

2．航运业。1915年，刘兴、伍盘照同香山县(今中山市)商人陆步瀛兄弟、邝祝敬等人，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由，组织中国邮船公司，经营中美两国之间的航运。通过集股得美金210万元，另中华会馆投入1万美元，购置“中国”号、“南京”号及“尼路”号3艘轮船。刘兴任公司总理，陈达为副总理。这3艘船定期(每20天1次)由三藩市开航直达上海，途经檀香山、横滨、长崎、马尼拉、香港。至1922年，共运载6000人左右。由于经营不善及腐败，加之一战后美国大公司的激烈竞争，邮船公司严重亏损，被迫于1923年宣告破产，船只被没收。

1932年，台山籍邝炳舜同刘纪才、李立生、黄锦添等与美国商人合组中美船务公司，先后租赁“广州”号、“上海”号、“汉口”号和“亚洲”号4艘船，在中美之间航运，但因业务不景气，不及1年即停业。

3．金融业。五邑籍华侨在逆境中创办银行，是有胆有识的举措，其创始人是刘兴。1907年，刘兴同陆润卿在旧金山创立广东银行(又名金山广东银行)，由陆润卿任总理，刘兴任副总理。公司实行股份制，初定每股50元，资本额30万元(后增至100万元)，分500股，全是华侨资金。专门接驳美洲各埠汇兑，并设储蓄、按揭等生意，储款逾400万元。起初以“华资华营，挽回利权”为号召，业务甚佳。后投资25万元另建新址，迁入新址后改由刘兴任总理。由于刘兴误售过量股份给香港东方银行，使之控制了银行。1926年，东方银行倒闭，广东银行受牵连被迫宣布停业。1928年正式关闭。广东银行在逆境中运行了20年，这不能不说是五邑籍华侨创造的一个奇迹，它开创了美洲华资银行的先声。

4．园艺业。以刘锦浓的贡献最卓著。刘锦浓(1860-1925)，又译作刘金缵。生于台山附城横湖乡，1872年赴美国谋生，先后在旧金山、马萨诸塞州多个鞋厂做工。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芬妮?蒲安臣小姐(美国驻中国外交官蒲安臣的堂妹)，后成为她家的园丁。刘锦浓小时候曾跟母亲学过传授花粉的知识和技术，他在芬妮小姐的支持下，在果园里从事培育新品种的试验，培育出了早熟的樱桃、葡萄、桃和西红柿等优良品种。1886年他因肺结核回国治疗。后来芬妮在气候温和的佛罗里达州迪兰镇买下一块45英亩的园地和一所房子，邀刘锦浓到那里去疗养。1888年起，刘锦浓用地中海甜橙的花粉传授给当地迟熟的哈特橙，终于成功地培育出抗霜冻、耐潮湿、成熟期长的甜橙新品种，人称“刘锦浓橙”、“刘橙”，五邑籍华侨称“金山橙”。刘锦浓一生还改良了草莓、香柚、杨梅等果树品种。1911年，美国果树学会授予刘锦浓威尔德银质奖章，以表彰他对美国园艺学的杰出贡献。191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格伦?圣玛丽苗圃公司与刘锦浓签订销售“刘橙”的合同。“刘橙”很快蜚声全美，刘锦浓也得到了“植物魔术师”的雅称。

刘锦浓去世后，迪兰镇商会及佛罗里达州的果农集资为他办理丧事，并为他塑像立碑纪念。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都安放了刘锦浓的半身塑像。美国、中国和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美国的园艺业立下丰功伟绩的华人园艺家。

5．中医业。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医学遗产，在海外，白种人或疑之，斥为“不科学”、“妖医”，信服者寥寥无几；或惊奇其疗效。梁启超惊呼“大奇”，他说：“西人性质有大奇不可解者，如赏杂碎其一端也。其尤奇者，昔如嗜用华医。华医在美洲起家至十余万以上者，前后殆百数十人。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及至美洲，其类此者，数见不鲜，所有皆中国草药，以值百数十钱之药品，售价至一金或十金不等，而其门如市，应接不暇，咄咄怪事也。”

五邑籍华侨在美国从事中医而成名者，开乎的李悦大父子、台山的伍于念和许昌雅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悦大出生在开平迳头乡龙按村的一个中医世家，1860年到美国谋生，在金矿和铁路工地为华工服务，成为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在美国悬壶济医的中医。在他的影响下，其子李煜棠也来到美国，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医学。后来成为美国的模范医生。

伍于念(1863-1952)，生于台山四九下坪西边巷村。1883年作为赊单华工随父亲来到美国华盛顿州当金矿工人，后又转到俄勒冈州约翰迪金矿区“挖金”。这里环境恶劣，民生艰苦，疾病流行，伍于念利用自己在家乡学过中医和民间草药治病的知识，济世救民。他用药如神，医德高尚，看病收费贫富有别。他常说：“穷人很需要钱，我何须那么多钱!”他还上门送医送药和邮药治病。1918-1919年，俄州东部流行性感冒肆虐，西医对此束手无策，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伍于念用中草药使无数病人康复如初，“神医”的名字于是在俄州广为流传。伍于念病逝于波特兰，终年89岁。他在约翰迪市的住宅和诊所“金华城”楼，现经美国历史文物保护部和约市政府重修，作为纪念馆从1979年春节起对外开放供人参观。1985年6月，约市政府规定每年6月为“中国节”，以纪念华人劳工和“神医”伍于念在开发俄州东部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许昌雅(1868-1926)，生于台山水步青龙区水头堡龙安村。1888年到美国西雅图谋生。起初做苦力，工作之余，喜读中医中药书籍。1899年，他用积蓄开设永和药材行，经营中草药生意，特制中国凉茶出售，并为人治病。一些白人也慕名前来就诊。一位市议员的夫人患腹痛症，西医久治不好，后经许医生细心诊治，服用了四五剂中药，恶疾即根除。许昌雅声名大振，永和药材行门庭若市。西医忌之，到处散布中医中药不科学、草药不卫生，并诉诸法院。这位市议员主动为许昌雅辩护，他以自己妻子的例子作证，说明中医中药能为人类征服病魔服务。

在从事中医而发迹的五邑籍华侨中，还有开平华侨张进良。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从开平来到美国俄勒冈州“挖金”，后来利用在家乡学到的中医草药知识改行从医，为乡亲和白人治病，逐渐发迹，赢得人们的尊敬。

除美国外，美洲其他—些国家，五邑籍华侨也有—些成功人士。

1．在加拿大。开平籍华侨张广就1916年在一小镇开设一间中餐馆，取了一个洋店名叫“查理”，以招徕西人。张广就烹调技艺很高，加上服务热情，生意十分兴隆，人们只知“查理”而不知张广就。

新会籍华侨蒋焯，在卑诗省三角洲地区兰拿埠务农，种植马铃薯(俗称“薯仔”)，供应温哥华等市镇，逐步发展成为大农场公司，人称“薯仔大王”。他还拥有多家船屋，经营渔业。

2．在墨西哥。恩平籍华侨张培作1917年来到墨国加命埠谋生，经营火鸡场和杂货，不几年便发迹。

3．在秘鲁。台山籍华侨伍时畅、伍于衍、伍于赞等开设于赞公司，经营烟草和橡胶制成品，该公司成为当地最大企业。

伍松悦在秘鲁创业时得到伍时畅等族人的大力资助，他同刘会、伍农等合股开办了3个农牧场，成为大农场主；后又在卡亚俄经营中餐馆，成为一位富商。

在实行“白澳”、“白新”种族主义排华政策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邑籍华侨的境遇也如美、加等国家的华侨一样艰难险恶。在这两个国家里，五邑籍华侨为了能生存下去，也只好从事下等的、与白人无争的职业，如餐馆业、洗衣业、杂货业、蔬菜种植业、家具业等，或充当家庭仆役等。同样，也涌现了几位著名的实业家，如刘光福、黄柱稳、黄来旺、谢日昌等。刘光福在凹世纪20-30年代，长期在永生公司供职，为澳华人在香港和亡海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3家公司作参谋，并参与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兴建工作，公司经理蔡昌赠送他一块铜牌，上刻“劳苦功高”4个大字。1928-1933年，刘光福出任新南威尔士州华人商会副会长，努力发展澳、中两国贸易，商会在发给他的奖状里，赞扬他“卓绝坚毅百折不挠之精神久为中外人士所钦佩”。(1)

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在澳国创办的中澳轮船公司最值得一书。1917年11月刘光福同郭标(香山人，永生果行经理)、余荣等人筹建中澳轮船公司(又称中澳船行)。不仅澳国，新西兰、香港等地华人都踊跃投资人股，共集资10．8万英镑。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5人，其中四邑籍者占6人，他们是：刘光福、余荣、伍时华、蒲郑、黄来旺、黄柱稳。刘光福任总经理。公司先后购买“嘉宝”号和“维多利亚”号两艘轮船，以货运为主，航行于澳东部各港口与香港之间。后又向中国租用了一艘客轮发展客运服务。船行开业不久，两艘货轮被澳政府征用两年，用于一战期间的货运，公司损失了两万英镑。加上英、日轮船公司的破坏、董事会内部的纷争，1921年刘光福被免职，由余荣任总经理。1924年公司倒闭。中澳轮船公司在刘光福等的领导下惨淡经营了多年，显示了华人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对促进华侨华人的团结、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澳中两国经济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上写下了不寻常的一页。

总之，从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虽然处在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排挤、杀戮的阴霾之下，人权毫无保障，生活环境极端险恶，但他们在逆境中奋发图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为中华民族争了光。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是五邑籍华侨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这种精神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这个时期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本来就已经受到歧视和排斥的华侨企业家们，处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他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了。加上华侨企业家们的企业规模较小、资金不多、管理经验缺乏、内部纷争不已，他们的发展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在美国，像刘兴、刘锦浓，在澳大利亚，像刘光福这样有作为的企业家，他们创办的企业最后都逃脱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刘兴的晚年贫困潦倒，十分凄凉。为美国培育了新一代果树优良品种——“金山橙” (刘橙)并使美国的大公司获得滚滚财源的刘锦浓，1923年病逝前已是身无分文，他去世后是乡亲们及他所在的迪兰镇商会凑了钱来为他办理丧事的。这一方面说明，五邑籍华侨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步履维艰，前途多舛；另一方面说明，五邑籍华侨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又是多么的了不起!

中国近现代第三代留学生(1909-1927)，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庚款生”，这是美国从中国庚子赔款中划出一部分作为中国赴美国留学生的费用而招收的。这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文化诸多领域的名人；另一部分主要留学法国、德国、苏联、日本，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组织才能的新型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代留学生中，也不乏五邑人，他们是在海外华侨处于逆境的时期出洋留学的，因而备受人们的关注。详见表8—1。表8—1 1909—1927年五邑籍留学生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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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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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洁琼│台山大江│美国南加州大学 │社会学硕士 │

│ │ │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州柏│ │

│ 黄希声│台山白沙│ │教育学硕士 │

│ │ │克莱大学 │ │

│ 黄栽华│台山附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无线电 │

│ 刘 令│台山大江│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经济学 │

│ 黄文山│台山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文学硕士 │

│ 陈耀真│台山端芬│美国波士顿大学 │医学博士 │

│ 陈炳权│台山深井│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土 │

│ │ │加拿大温尼伯美术学院、│ │

│ 余 本│台山里边│ │油画 │

│ │ │多伦多安德里奥艺术学院│ │

│ 王怀乐│台山 │加拿大皇后大学医学院 │医学博土、外 │

│ │ │ │科硕士 │

│ │ │日本明治大学、中野音乐│ │

│ 梅耐寒│台山端芬│ │音乐教育 │

│ │ │学院、国立音乐大学 │ │

│ │ │菲律宾大学研究院、圣托│政治学、公共行│

│ 刘芝田│台山 │ │政学、教育学 │

│ │ │玛斯大学 │ │

│ 黄毓沛│台山四九│苏联陆军第二航空学校 │航空技术 │

│ 黄毓全│台山四九│苏联陆军第二航空学校 │航空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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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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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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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悦宁│ 开平赤坎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法律 │

│ 关金鏊│ 开平赤坎 │美国、法国国立画院 │油画 │

│ │ 开乎月山 │美国华盛顿大学、纽约哥 │ │

│ 简业存│ │ │经济学硕士 │

│ │ 堡 │伦比亚大学 │ │

│ 吴尚志│ 开平长沙 │美国 │ │

│ │ │法国里昂大学、格朗劳布 │ │

│ 吴尚时│ 开乎长沙 │ │地理学硕土 │

│ │ │大学、波尔多大学 │ │

│ │ │美国加州美术学院、法国 │ │

│ 朱沅芷│ 开平赤水 │ │绘画 │

│ │ │巴黎 │ │

│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普通 │

│ 张肖白│ 开平马冈 │美国纽约医学院、英国伦 │科、传染病科、│

│ │ │敦热带病学院 │医学 │

│ 胡根天│ 开平百合 │日本东京美术学院 │西洋画 │

│ 张 云│ 开平马冈 │法国里昂大学 │天文学 │

│ 朱勉躬│ 江门市 │法国(勤工俭学生) │法学 │

│ 陈焕镛│ 江门市潮连│美国哈佛大学 │林学硕土 │

│ │ │美国康乃尔大学、费城宾 │ │

│ 梁思成│ 新会茶坑 │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 │建筑学硕士 │

│ │ │美术研究院 │ │

│ 梁思庄│ 新会茶坑 │ │文学、图书馆 │

│ │ │美国大麦基尔大学、哥伦 │ │

│ │ │比亚大学 │学学土 │

│ 梁思忠│ 新会茶坑 │美国 │ │

│ │ │美国欧柏林大学、芝加哥 │文学学士、宗 │

│ 简又文│ 新会双水 │ │ │

│ │ │大学研究院 │教硕士 │

│ 汤泽光│ 新会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学士、医 │

│ │ │ │学博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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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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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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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哲学博土、法│

│ 赵 冰│新会 │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学博士、外交│

│ │ │伦敦大学、牛津大学 │学硕士 │

│ │ │ │经济学硕土、│

│ 高廷梓│新会沙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博士 │

│ 戴爱莲│新会 │英国伦敦芭蕾舞学校 │芭蕾舞 │

│ │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费│运输管理学硕│

│ 霍宝树│新会 │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屯卜│土 │

│ │ │尔大学 │ │

│ 利铭泽│新会双水 │英国牛津大学 │工程学硕士 │

│ │(利铭泽夫 │ │ │

│利黄瑶碧│ │英国牛津大学 │ │

│ │人) │ │ │

│ │ │ │文学、民事法│

│ 利孝和│新会双水 │英国牛津大学 │ │

│ │ │ │学学土 │

│ 刘俊贤│新会 │法国里昂大学 │数学博士 │

│ 高 信│新会睦洲 │德国佛莱堡大学 │土地经济学 │

│ 张子柱│新会 │法国巴黎大学 │经济学 │

│ │ │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巴│ │

│ 梁宗岱│新会司前 │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文学、哲学 │

│ │ │海德堡大学 │ │

│ │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德│马克思主义理│

│ 刘思慕│新会会城 │国法兰克福社会科学院、│论、经济学 │

│ │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 │

│ 陈乐素│新会棠下 │日本明治大学 │政治经济学 │

│ │ │美国洛杉矶康纳域多利音│钢琴、飞行技│

│ 张瑞芬│恩平君堂 │乐学院、南加州大学、林│术 │

│ │ │肯航空学校 │ │

│ │ │美国加州州立学校、洛杉│机械、电器维│

│ 卢 九│恩平东成 │ │修、气象、航│

│ │ │矶航空学校 │ │

│ │ │ │空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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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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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就 读 学 校│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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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适│恩平君堂│法国国立南锡大学 │法学博士 │

│ 唐熙年│恩平君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 │

│ 陆无涯│鹤山 │新加坡莱佛士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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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这一代五邑籍留学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留学美国为多，其次是日本、法国、英国；不少人人读这些国家一流的大学。

第二，所学专业涉及面较广，既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艺术类学科，但以自然科学居多。

第三，很多留学生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第四，这一代留学生中，不少人以其卓越的学识及才能蜚声海内外，有的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国家领导人。如雷洁琼，是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少人成为现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梁启超的几个儿女中，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学的“宗师”，梁思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耀真是饮誉国际的眼科专家，陈焕镛是中国植物学的开拓者之一；梁宗岱是西方文学翻译大师；吴尚时的地理学著作有不少是经典之作；戴爱莲是享有盛誉的芭蕾舞专家；胡根天是著名美术教育家；陈乐素是宋史研究权威；简又文的巨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氏奖”；利希慎氏家族的传人利铭泽利黄瑶碧夫妇、利孝和为香港的繁荣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有口皆碑；赵冰曾被委任香港总督法律顾问。在侨居国，邓悦宁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在美国出生而当选美国亚利桑那州议员的华人，是美籍华人参政的先驱者之一；张瑞芬是第一258位获得美国飞行执照的中国女性，中国第一个女特技飞行员。

中国近现代第四代留学生(1928-1949年)，是在祖国多事之秋出洋留学的。由于国内政局多变及家庭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代留学生中，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发展；不少人后来成为遐迩闻名的大科学家，有的还荣获诺贝尔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有不少人学成归国，进入了国内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有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些则回到我国港澳地区谋求发展。这个年代的五邑籍留学生情况详见表8—2。表8—2 1928-1949年五邑籍留学生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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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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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为干│台山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电子学博士 │

│宋李瑞芳│台山附城│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 │

│ │ │美国密执根大学、匹兹堡│ │

│ 余国琼│台山 │ │化学博士 │

│ │ │大学 │ │

│ 李迎汉│台山 │美国 │医疗外科 │

│ 李盘石│台山附城│美国加州大学 │建筑工程学博 │

│ │ │ │士 │

│ 邝文炽│台山三八│美国纽约电视学院 │电子 │

│ │ │美国旧金山市立大学、罗│ │

│ 陈国平│台山斗山│ │ │

│ │ │省艺术中心学院 │ │

│ │ │ │建筑工程学土、│

│ 伍秉坚│台山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 │

│ │ │ │结构工程硕士 │

│ 马杏修│台山白沙│美国 │ │

│ 胡景南│台山斗山│美国旧金山heold学院 │无线电 │

│ │ │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 │

│ 梅健鹰│台山端芬│ │美术硕士 │

│ │ │亚大学 │ │

│ 梅子强│台山端芬│美国布朗大学 │政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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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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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彦圣│ 台山斗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政治学博土│

│ 谭澄波│ 台山附城│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商学院、│ │

│ │ │密苏里州路易大学 │航空工程学士 │

│ 黄伯飞│ 台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 │新闻学 │

│ 王少陵│ 台山 │美国加利福尼亚美术学院、│ │

│ │ │哥伦比亚大学 │绘画 │

│ 刘耀寰│ 台山附城│美国军事学院 │ │

│ 温应星│ 台山附城│美国西点军校 │ │

│ 温哈熊│ 台山附城│美国佛琴尼亚军校 │ │

│ 李粹芳│ 台山附城│美国 │教育学硕士 │

│ 余伯泉│ 台山六槐│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皇家 │ │

│ │ │军官学校 │硕士 │

│ 李文尧│ 台山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美国 │ │

│ │ │加州理工学院 │航空工程博士 │

│ 林伟俦│ 台山水步│法国法尔曼航空学校、市 │ │

│ │ │赫水机航校 │航空飞行 │

│ 雷石榆│ 台山水步│日本 │ │

│ 何干之│ 台山附城│日本 │ │

│ 朱伯廉│ 台山 │日本 │ │

│ 李嘉人│ 台山 │日本 │ │

│ 林焕平│ 台山附城│日本 │文学 │

│ 林基路│ 台山都斛│日本东京明治大学 │政治经济学 │

│ 黄新波│ 台山斗山│日本东京 │木刻 │

│ 赵少桀│ 台山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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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 籍 贯│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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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光明 │开平 │美国纽约工业美术学院 │美术、摄影 │

│ │ │美国南加州大学、哈佛大 │粒子物理博土│

│汝 哲 │开平楼冈│ │ │

│ │ │学研究院 │ │

│陈荣捷 │开平 │美国哈佛大学 │哲学博士 │

│李煜荣 │开平迳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医学院│医学 │

│胡善余 │开平百合│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油画 │

│司徒乔 │开平赤坎│法国、美国 │绘画 │

│邝公道 │开平 │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 │外科博士 │

│谢 创 │开平 │苏联列宁学院 │ │

│司徒惠 │开平赤坎│英国 │土木工程，水│

│ │ │ │轮机 │

│余思牧 │开平赤坎│比利时国际高级科技大学 │法学博士 │

│黄勒庸 │开平百合│日本早稻田大学 │桥梁工程 │

│ │ │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院、 │ │

│司徒慧敏│开平赤坎│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早 │电影、无线电│

│ │ │稻田大学 │ │

│ 司徒杰│开平赤坎│新加坡 │雕甥 │

│ 何炳耀│开平水口│新加坡大学 │ │

│ 梁思永│新会茶坑│美国哈佛大学 │考古学硕士 │

│ │ │美国普渡大学、辛辛那提 │火箭控制系统│

│ 梁思礼│新会茶坑│ │博士 │

│ │ │大学 │ │

│ 梁思懿│新会茶坑│美国 │ │

│ 利荣康│新会双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文学学士、哲│

│ │ │ │学博士 │

│ 潘国定│新会 │美国圣特玛利亚飞行学院 │ │

│ 韩 明│新会 │美国安德鲁斯大学医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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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籍 贯 │ 就 读 学 校 │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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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光│ 新会古井 │美国密执根大学、佛列澈 │法律硕士、国│

│ │ │法学院、哈佛大学 │际法硕士 │

│ 薛社普│ 新会 │美国芝加哥大学、华盛顿 │ │

│ │ │大学 │博土 │

│ 杨柳香│ 新会 │美国加州大学 │经济学 │

│ 李天庆│ 新会司前 │英国伦敦大学科技公开学院│ │

│ 赵丽莲│ 新会古井 │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 │音乐硕士 │

│ 林达川│ 新会沙堆 │日本 │雕塑、油画 │

│ 岑才生│ 恩平江洲 │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 │报业硕士 │

│ 唐明照│ 恩平圣堂 │美国加州大学 │历史学 │

│ 吴荣志│ 恩平牛江 │美国芝加哥大学 │博士 │

│ 唐锡勋│ 恩平圣堂 │美国芝加哥大学 │文学硕士 │

│ 唐力权│ 恩平君堂 │美国纽约大学 │经济学、哲学│

│ │ │ │博士 │

│ 李福树│ 鹤山古劳 │英国 │会计学 │

│ 李福善│ 鹤山古劳 │英国伦敦大学、林肯法学院│法律博士 │

│ 李福庆│ 鹤山古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执 │轮船设计、机│

│ │ │根大学 │械工程硕士 │

│ 李福兆│ 鹤山古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 李福和│ 鹤山古劳 │美国波土顿大学、纽约大学│工业管理硕士│

│ 李福柱│ 鹤山古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

│ 李福求│ 鹤山古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硕士 │

│ 易象球│ 鹤山玉桥村│美国奥克兰技术学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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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表中列出的名单外，在这个时期，台山还有不少青年赴日本留学，入读明治大学的有：伍千周、余闻笙、余觐光、赵建三、梅芯东、梁席珍、谭化雨；人读早稻田大学的有：阮君慈、黄炽云、谭焯宏；人读东亚大学的有：朱子晖；人读帝国大学的有：谭培根、黄元彬、陈剑如、余方舟；人读医科大学的有：梅润予；人读士官学校的有：雷秀民、翁干城，等等。

以上材料说明：

第一，这一代五邑籍留学生人数之多，超过了前述三代，达到了高峰。这与辛亥革命后五邑籍华侨踊跃捐资兴学育才，侨乡教育事业空前发展、人材辈出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留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

第三，学习的专业除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外，还有军事科学，个别五邑人还进入了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英国皇家军官学校等世界一流的军事院校深造，这是前所未见的。

第四，在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中，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为发展祖国的航天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中开创性地运用航天可靠性工程学，使我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居于世界前列；梁思永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梅健鹰先后任教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我国陶瓷工艺美术的发展贡献卓著；陈荣捷的著作等身，饮誉中外哲学界；林基路、何干之、谢创、李嘉人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林伟俦在战场上指挥国民党官兵抗击日本侵略军；司徒慧敏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唐明照1950年回国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被任命为抗美援朝总会联络部副部长，并在中美停战谈判中，在我方代表团中担任重要角色；以后他曾多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重大的国际会议，如19H年4月随周恩来总理赴印度尼西亚出席著名的亚非会议；1971年10月，随乔冠华外长参加联合国第26届大会，见证了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是新中国第一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毕业后在侨居地事业有成的五邑籍留学生中，宋李瑞芳成为著名的华侨史研究专家；梅子强首创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并任会长，为推动美中两国人民友好及美中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卓著贡献，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岑才生回到香港致力新闻事业，有“报业大王”的称誉。

第五，在这一代留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鹤山旅香港大富豪李冠春的4位儿子：李福树、李福善、李福庆、李福兆，以及李氏家族的李福和、李福柱、李福求，他们都留学英国或美国的著名大学，并获得高级学位，毕业后都返回香港服务，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饮誉香港及海外的实业家、大律师。第四节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

能在世界艺坛的神圣殿堂里谋得一席之地，这是中外艺术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艺员亦不例外。五邑早期的华侨华人中，在艺术上不乏卓有成就的人，并产生过“世界级”的艺术家，最著名的有李铁夫、黄宗沾和黄柳霜。他们在受歧视和排挤的逆境中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骄傲和自豪。一李铁夫——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李铁夫，原名玉田，号昭龙。“铁夫”是他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自取的名号，表示要做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是中国第一位赴欧美研习油画，并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蜚声海外的画家。

李铁夫1869年生于鹤山县雅瑶陈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绘画。16岁时随堂叔到美国旧金山，后转往加拿大谋生，工余坚持习画。他在伯父帮助下，1887年9月考入加拿大阿灵顿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和水彩画。后获奖学金，被选送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深造。190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纽约美术大学，成为有奖学金的研究生，师从有“世界画王”之称的英、美艺术大师威廉?切斯和约翰?萨金特，攻习人体油画和雕塑，毕业时获该校颁发的最优秀成绩奖杯。萨金特是这样评价他的毕业作品的：“我认为这间学校保存的历届毕业作品，也没有一幅能超过这位中国青年的水平的。”

1913年，李铁夫的画作参加展览，获头等奖；1914年又获铜像大奖。据粗略统计，李铁夫在欧美参加的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头等奖10多次。他的绘画艺术造诣高超，尤以油彩肖像画为世界画坛所推崇。切斯赞誉他的肖像油画在当时美国“首屈一指”，是擅长“西方肖像油画的东方艺术家”。L2]1916年，李铁夫人选当时最高的国际美术机构——国际绘画学院，成为该机构建立以来吸收的第一位亚裔成员。他还历任美、英多所大学的美术教授。

李铁夫的画作题材广泛，既有人物，也有风景、静物等，富于创新，笔调奔放，色彩明丽，气势雄浑，高雅中洋溢着生活的实感。代表作有：{音乐家》、《老教师》、《蓝眼青年》、《金发姑娘》、《黑发少女》、《画家冯钢百》、《飞雁图》、《遥望瀑布》等。孙中山高度评价李铁夫的艺术成就，称赞他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李铁夫不仅是卓越的艺术家，而且是热诚的爱国者。他声言：“我生平有两件最喜欢的事，第一是革命，第二是美术。”他自从1904年在美国结识孙中山后，就一直追随他从事革命活动，早年成为兴中会会员。1909年12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同盟会纽约分会成立，李铁夫被推为常务书记。他担任此职6年之久，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并在19处新建立同盟会分会。他把自己卖画200多幅的所得和艺术奖金的大部分捐助革命，总数达1万多美元。1910年，清廷派程璧光率“海圻号”舰慰问墨西哥、古巴等国华侨，途经纽约时，李铁夫与同盟会员赵公璧、邓家彦冒死登舰，宣传革命，说服了程璧光和全舰官兵加人同盟会。李铁夫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1934年以后，李铁夫迁居香港，过着清贫的生活。香港沦陷后，日寇搜查他的住所时，他破口大骂，面无惧色。“家贫青史在，身老白云深”，李铁夫晚年书写的这副对联，就是他当年生活和铮铮铁骨的真实写照。

1950年8月，李铁夫应邀回到广州，就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及华南文联副主席，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培养美术人才。1952年6月16日，李铁夫以83岁高龄在广州病逝，葬在银河公墓。临终前，他把身边的100多幅作品及遗物全部献给国家。

1976年，广州美术学院编选出版了《李铁夫画集》，宋庆龄副委员长亲笔题写书名，缅怀这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1983年，鹤山县人民政府在画家的家乡兴建了一座“铁夫画阁”，著名国画家关山月书写了阁名，著名雕塑家潘鹤为李铁夫雕塑了半身铜像。画阁中陈列着李铁夫的生平事迹及部分作品。这是侨乡人民对这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者的永久纪念。

二黄宗沾——第一个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大师

黄宗沾［见图16(上)］，英文名为James　Wong　Howe，祖籍台山市白沙西村乡永安村，1899年8月28日生于广州市郊。1904年，黄宗沾随父亲和继母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先在华盛顿州，后迁至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小镇帕斯科定居下来。1912年，黄宗沾在拉斯基影片公司当清洁工，从此爱上了摄影工作。他省吃俭用买了一部照相机，执着地钻研摄影技术。后被推荐当了摄影师助理。

1919年，黄宗沾开始涉足电影艺术，参与影片《男人和女人》的拍摄工作。此后，他在《初恋》、〈小山岗上说过》、《退潮》等影片，开始显露出摄影才华。

1922年，是黄宗沾艺术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为著名女影星玛丽?明特拍摄了一张造型照，使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变”成了黑眼睛，且炯炯有神。这张照片引起了哄动。黄宗沾这个富有创意的举动使他踏上了问鼎奥斯卡金像奖的道路。明特邀请黄宗沾到名演员影片公司，主持拍摄她主演的《命运之鼓》。此后，很多蓝眼睛演员都争着请黄宗沾当自己的首席摄影师。偷运之鼓》、《松岭恩仇记》、《在底层》等影片使黄宗沾声誉鹊起。

1929年，黄宗沾刻苦钻研后掌握了拍摄有声影片的技能，他与福斯公司的导演霍华德合作，拍出了一部高水平的影片《横渡大西洋》，大胆采用当时鲜为人知的广角镜头和深焦距镜头，用新的白炽灯特别配光，大获成功。这部影片确立了黄宗沾在好莱坞的地位，成为年薪最高的摄影师之一。他首创“蟹行车”，很好地解决了有声电影问世后对摄影技术的限制。之后，黄宗沾拍摄了首部彩色影片《汤姆历险记》。1938年，他拍摄的《海角游魂》一片，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1953年，黄宗沾拍摄的影片《玫瑰梦》，以超群的摄影技术，摘取了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的桂冠，成为第一个被载人奥斯卡史册的中国人。1963年，黄宗沾拍摄的《赫德》一片，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和尊敬。黄宗沾这位小个子的台山旅美华侨，成为饮誉好莱坞的华人艺术家，有的评论家甚至称他是“世界最佳摄影师”。黄宗沾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是《滑稽姑娘》，这时他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且疾病缠身，卧床不起，为此他曾几次昏倒在摄影现场。艰苦的努力换来了喜人的成果，黄宗沾赢得了人生最后一次荣誉：第10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1976年7月12日，黄宗沾坐在自家的花园里，溘然长逝。

从1919年起，黄宗沾在好莱坞从事电影事业57年，共拍摄影片125部，曾10次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像奖的候选人，两次夺魁。他拍摄的优秀影片还有《回来吧，小谢巴》、《斗牛》、《最后一个愤怒的人》、《老人与海》、《自由万岁》等。他的事迹已载人《不列颠百科全书》，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电影摄影师之一。

黄宗沾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故乡。1929年4月，他应中国明星公司邀请，第一次回到祖国，并回到家乡探望了生身母亲。他在上海时多次同著名“影后”胡蝶及同行们探讨电影艺术，为繁荣祖国的电影事业出谋献策。1948年，黄宗沾第二次回国，计划把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搬上银幕，惜因国内时值多事之秋，其心愿未遂，留下了终生遗憾。他还想选取《西游记》中的一些题材拍成影片，把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以弘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可惜这个夙愿未能实现他便撒手人间了。

三黄柳霜——第一个进入好莱坞的华人女影星

黄柳霜[见图16(下))，英文名为AnnaMaywong，祖籍台山，1907年3月1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她的父亲黄良稔生在台山附城北坑永安村，长大后去美国谋生，婚后育有5男3女，柳霜排行第三。她的祖父早年作为赊单华工来到美国淘金。

黄柳霜幼年时就读于英文和华文学校。她在好莱坞弗里豪小学念书时，因长得聪慧可爱，被电影公司看中，上过镜头，从此爱上了电影事业。她初时只在一些侦探片里饰演闲角，1919年拍的影片《红灯笼》是黄柳霜的处女之作。从20年代起，黄柳霜进入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演技日益娴熟，由闲角、配角到主角，名声越来越大。1929年，黄柳霜在英国影片《皮卡迪利大街》担任女主角，开始崭露头角。但在50年代以前，黄柳霜拍的片子，大多属乙级片，捞演的角色都是东方女性。1931-1932年，黄柳霜同瑞典裔男演员华纳?奥伦合作，拍了《龙女》和《上海快车》两部片子。之后，她受聘于英国的电影公司，在伦敦主演影片《赵镇洲》、《爪哇头》。’

黄柳霜一生共拍过80多部影片，除了上述的片子外，还有凹年代的《月宫宝盆》，30年代的《石灰屋子伤感曲》，d0年代的《从重庆来的女郎》、《空袭缅甸》、《冲击》，60年代初完成的《野蛮的清白人》、《琼楼春梦》。

黄柳霜的艺术生涯富有传奇性。她没有进过艺术院校深造，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虚心好学和艰苦奋斗，终于跻身于好莱坞艺术圈里，成为在好莱坞“巨星大道”上留名的华裔女明星，这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华人学者黄文湘评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把拍电影当作正业的人少之又少，多数只是把它当作副业。当时，华人中与电影公司订立长期拍片合约的很少，曾经长期当职业演员的华裔女性，只有黄柳霜一人。”可见，黄柳霜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黄柳霜会说流利的英语，还可以用法语、德语与人交谈。她不仅拍电影，还演舞台剧，足迹遍及欧洲许多大城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在伦敦时，她与英国著名的影剧两栖男演员罗兰士?奥立华同台演出《白粉圈》，哄动了伦敦及欧洲艺坛。

黄柳霜虽然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对中国很有感情。她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会讲流利的台山话，幼年时努力学习中文。1928年和1936年，她曾两次回中国访问。1928年，她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人们争相捧场，黄柳霜声名大噪。1936年黄柳霜第一次回到故里，住了一个星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抗日战争时期，黄柳霜利用义演、当众出售签名的照片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柳霜在加州风光旖旎的圣莫尼卡市买了一座公寓，靠收取租金维持生活。她终生未婚，一直同以洗衣为业的父母及弟弟住在一起。1961年2月3日，黄柳霜因心脏病暴发，不幸去世，终年54岁。当时，黄柳霜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琼楼春梦》正在美国公演。人们闻之，无不悲伤恸哭。黄柳霜以安娜?黄的名字为美国及国际电影艺术界所熟知和怀念。

一在美国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日本空军对美国设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海空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遭毁灭性打击。次日，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美国政府征召华人入伍。一时间，美国各大城市唐人街出现了华侨华人送子送郎报名参军的热潮。1942年2月，仅旧金山第76征兵局就有2600名华人报名，其中一所华校有150多名毕业生应征人伍。6月，纽约市约有170多名华人参军。据美国征兵总局统计，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服役的华人超过1．3万多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是美国各族裔参军人数百分比最高的族裔之一。整个战争期间，共有1．5万名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商船上服务。参加美国陆海空军的五邑籍华人人数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当不在少数。抗战时期曾在“飞虎队”服务的开平籍华人黄毓林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当年陈纳德将军组织航空队时，许多五邑籍华侨青年踊跃报名，他即是其中一个。陈将军麾下的第十四航空队第十四服务队，有1300名华侨青年，几乎都是四邑人。共分成9个中队，分别负责地勤维修、军粮供应、电讯、军械运输等工作。黄毓林当时分在地勤部队服役，是汽车司机。他说，四邑籍华侨青年司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飞机袭击，盘旋在千山万壑之间，争分夺秒地将侨胞们捐献的物资运往中国后方战场，援助祖国人民的抗战。除了黄毓林外，还有很多这样的华侨青年，在台山市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陈积、李煜荣、林成光、伍辉等56位在美军中服役的邑侨的照片，以及他们穿过的军服、军鞋、戴过的钢盔、获得的军功勋章。此外还有：

台山籍华侨梅恭英，1943年应征人伍，在得克萨斯州的训练营地，经过半年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编入美国远征军，随1．2万多名美军，乘舰艇途经新西兰到达印度，正式编人美国第十路空军空降运输部队，每天从塔里坎达机场起飞，越过号称“死亡运输线”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向驻守在缅甸的中国抗日军队空投军粮。他至今仍珍藏着在印度度过的3年军旅生涯的照片及一面锃亮的铜牌，上面用英文镌刻着他的姓名、军队番号和他父亲的姓名及地址。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位华人参加美国军队，在二战中为人类进步事业而战斗过的历史见证。

台山籍华侨黄文湘，二战时先加入美国陆军部队，后编人美国第一O一及第八十二空降师，赴欧洲战场作战。他曾以笔名“玲玲”写了许多欧洲战场的通讯及小说，发表于纽约《美洲华侨日报》，鼓舞华裔军民的斗志。

台山籍华侨骆荣硕，是美国第一位华人州长骆家辉的父亲。二战时他随美军赴欧洲战场，加入巴顿将军的装甲师同德军作战，并参加过欧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战。

2000年1月，笔者在芝加哥探亲时，曾采访过有“二战老兵”之称的刘如基，他十分详尽、生动地忆述了二战期间在欧洲、非洲战场4年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活。刘如基祖籍台山，生于美国。1941年7月入伍，时欧战已开始，他先接受几个月的炮兵训练。珍珠港事件后，便随美军开赴英国，归属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后到非洲突尼斯，同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隆美尔军作战，受尽北非气候干燥缺水之苦。之后，他又随盟军攻入西西里、罗马、法国、德国，三渡莱茵河。欧战结束时，他在巴黎，同法国人民一起彻夜狂欢庆胜利。他说：这4年战事我未吃过一顿米饭，都是啃面包、饼干。我这个“广东佬”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台山籍华侨余伯利，二战时参加美国空军对德作战。战后成为飞行机械师。

邓心平，祖籍开平，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征人伍，被派往中缅边境，担任美军上尉军官，曾在中国云南、广西参与中美军队的联合作战。日本投降后，被派往上海协助中国政府接收日军的军事设施。

开平籍华侨邓桐臻，太平洋战争后应征入伍，被送入陆军作战工程学校、空军作战情报参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派往陈纳德将军驻中国参谋部，转战中国大西北、大西南，屡立战功，升为上尉军官。战后，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宝鼎勋章”。

开平籍华侨余家祥，二战前已入伍，被保送到西点军校培养。二战时被派往中国战场，曾到过昆明、重庆、南京，与何应钦过从甚密。

黄锦绍，祖籍开平，生于美国加州。二战时加入美国空军，被派往欧洲战场，担任B17型轰炸机领航员。在欧洲上空飞行30次，战绩卓著，被颁授“飞行十字勋章”、4枚空军奖章、两张总统褒扬状。

恩平籍华侨唐明照，二战时在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曾多次随军到印尼、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收集情报，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恩平籍华侨郑向明，二战时应征人伍，被派往我国湖南芷江美军空军机场负责仓库保管工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空军参谋长、美国驻中国空军司令的美国人陈纳德将军，受蒋介石委托，1941年8月在昆明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援助中国抗战。因其飞机队以“飞虎”为标志，故称“飞虎队”。志愿队空勤、地勤人员最多时有270多人，其中不少是五邑籍华侨青年。1942年7月，援华志愿大队并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1943年又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出任司令。“飞虎队”对我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飞虎队”中，已知的五邑籍华侨飞行员有梁汉一、叶松晃、朱比德、马鸿安、郑冠喜、刘庭富、黄振武、胡景俦、梁炳聪、黄钰钻、林龙攀、陈卓才、甄崇远、朱锡镛、李钜波、黄英泮、汤文赏、李天相等。他们在昆明、鄂西、常德、河南、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空战和“驼峰”空运、远程空袭敌阵等战斗中战功显赫。如恩平籍的梁汉一，因功勋卓著，多次晋升，从一名飞行员升为空军准将。台山籍的叶松晃，历任重型飞机“空中堡垒”领航员，在缅甸上空与战友配合击落敌机多架，被美军空军总部授予“空中战斗英雄”称号。李天相是中尉工程师，先后组织10万民工修建广西秧塘等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

1991年和1994年，梁炳聪、汤文赏等20位美籍台山裔“飞虎队’’员捐款，在台山市台城镇石花山风景区建造了“飞虎队”纪念亭和纪念牌楼。纪念碑上镌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对日作战中，美国空军飞虎队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下，英勇善战，击败了侵华的日本空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在1941年至1945年之间，飞虎队得到战斗补给，通过缅甸走廊往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美国第十四航空军的力量从来没有超过500架飞机却摧毁了上千架敌机，取得了最后胜利。”[1)这座历史丰碑记录了五邑籍华侨华人在二战中所建树的伟大功绩，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在美国，还有几位五邑籍华裔女飞将参加过战时服务。如恩平籍的张瑞芬，驾驶自购飞机飞遍华侨聚居的城市，宣传抗日救国，三藩市华侨特购“莱思S.T”教练机一架赠送给张瑞芬；她还担任过领航、气象等培训工作。台山籍的李凤麟，二战期间被征在砗仑机场服务。二战时，美国空军有一个由世界著名女飞行员杰奎琳.科克兰负责的，包括各族裔妇女的飞行服务团，成员有1074人。其中有两名华人女飞行员，而且都是台山裔女青年，一位是李月英，曾负责运送新造的飞机去英国，成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位华人女飞将。1944年她驾机起飞时，不幸被下方一架练习机冲撞坠落，光荣牺牲。另一位是朱美娇，英文名音译为朱玛吉，1923年生于加州柏克莱市，年少时有志飞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入海军船厂当绘图员。约一年后报考妇女飞行服务团，被录取到加州奥克兰市学习飞行。她刻苦学习，很快便掌握了飞行技能，出色完成各项运输任务。朱美娇的哥哥朱比得也是飞行员，二战期间在“飞虎队”服役，一直在中国战区同日本作战。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放宽了对华人(包括妇女)的限制，允许他们进入一些军工厂工作。很多没有参军参战的五邑籍华人，在军工厂里努力为前线生产军用物资，他们也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旧金山、洛杉矶，有200名华人参加战时民防义勇军，加州至少有200名华人编人了当地自卫队，纽约有300名华人赴农场工作，西雅图等城市不少华人加入民团和空袭防护团；旧金山华侨妇女组织慰劳华裔军人会，仅1944年就慰劳军人3000多人。在所有这些华人的后勤服务中，五邑籍华人都是主力军，他们在居住国利用种种方式表达了对美国的热爱与忠诚，同时也为反法西斯战争效力，受到了美国人民的赞扬。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华裔青年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法兰西斯.林就是其中的代表。法兰西斯.林祖籍台山，祖父和父亲早年从台山移民夏威夷，他生在夏威夷，大学毕业后在夏威夷供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被编入陆军第34师，获上尉军衔。1944年10月20日，林被派到菲律宾战场，在进攻Leyte的红海滩时，他身先士卒，在敌军重炮轰击下，多次以自身引开敌人火力，掩护部下前进，后被日军炮弹击中光荣牺牲，时年仅27岁。事隔56年后的10月22日，美国追封林为“二战英雄”，并授予最高荣誉勋章，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裔军人。

二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五邑籍华侨华人一直占华人总数的大多数。二战期间，他们也踊跃参军参战。据统计，有500多名在加拿大出生或人了加国籍的华人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他们被派往欧亚各个战场服务。如：

马国冠，祖籍台山。二战后入伍。隶属第一三九旅，上士，曾先后在英国、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从事敌后情报收集工作。

郑天华，祖籍恩平。二战时在加拿大西南太平洋陆军情报组服役，任组长。曾任英军特别教练，为英国空降部队训练伞兵。其兄弟郑天保、郑天荣也参加了二战。兄弟3人，共赴反法西斯战场，在加国传为佳话。

林岳均，新会籍人。二战时加入加拿大陆军炮兵后备队，隶属第十五纵队野战军第八十五军团。战后积极组织华裔退伍军人会，历任中文秘书、公关兼宣传主任。

旅加新会籍沙堆那伏村人高福宇、高福庆、高福源、高彼得兄弟4人，在二战时争相报名同赴战场的事迹，在加国广为传颂，感人肺腑。

加拿大华人还积极购买加国发行的胜利公债，总金额达1000万加元。维多利亚州的华人占加国华人总数不足10％，却购买了公债总额的20％。维多利亚州的华人社区因此而受到政府4次褒奖。

加拿大华人还获准进入船厂及兵工厂从事战时工作。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农场主努力耕作，为加国军队生产粮食。华人还担任了民防队员，以维护社会治安。

华人对加国的热爱与忠诚，是促使加国政府在战后废除歧视华人的排华法例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战期间，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南亚广大地区后，侨居在亚洲各国的五邑籍华侨华人，面对残忍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同居住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

1．在缅甸

台山籍华侨陈孺性人伍后，在盟国军队和中印公路工程队任翻译。

台山籍华侨朱兆隆(英文名音译朱大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他在缅甸入伍后，被派充任美军翻译，随美国陆军运输队抢运弹药、汽油等物资，运往广西、贵州、云南，援助中国抗战。

1942年，日本政府决定修建由暹罗(泰国)至缅甸的战略铁路(华侨称“死亡铁路”)。缅甸当局在3年内征集劳工共14次、人数达20万。开平籍华侨吴玉成回忆说，当年他侨居缅甸，据他所知，在缅甸征捕的人，有一半是中国和印度侨民，缅甸人较少，还有从马来亚、新加坡来的90％是华侨，且多是四邑土木技术员，不少人在途中逃跑时被枪杀了。C1)

2．在马来亚

华人建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民抗军”)，其中有不少是五邑籍华侨。著名作家尤今(原名谭幼今)的父亲(台山人)就是其中一员。民抗军从1942年成立后，3年半时间里，对敌作战340多次，主动袭击敌人，粉碎了敌人10多次大规模围剿，共毙伤敌军5500多人，C1)成为东南亚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绩。

3．在新加坡

1300多位华侨组成“星洲华侨义勇军”，其中也不乏五邑籍华侨。1943年1月，根据中英政府的协议，成立特遣部队，称“中国龙组”，林谋盛(祖籍福建)由中国政府任命为马来亚区华人区长，隶属“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一三六部队”，负责在印度、锡兰训练华人青年然后把他们空降到马来亚进行情报收集工作。台山籍马来亚华侨、时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梁操政(即梁愈明)被授予陆军少校衔，在林谋盛的领导下开展军训及情报工作，不仅培训了大批华侨青年，而且使盟军司令部及时掌握马来亚日军军事情报，同马来亚民抗军建立了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日本占领军。

抗战期间，在南洋，到处传颂着一位“花木兰式”女英雄的名字，她就是李月美。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台山，生于马来亚槟城。父亲李荣基早年从台山来到槟城谋生。李月美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使李月美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卖花、义演、抵制日货，还组织篮球赛，将募到的款交给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底，广州沦陷后，香港的运输通道被阻，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号召华侨青年司机报名应征。季月英多次前往报名，都因为她是女青年而被拒绝。后来，她在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故事的鼓舞下，女扮男装前往应征，终：r如愿以偿。

1939年3月，李月美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在有“抗战输血管道”之称的滇缅公路上夜以继日地抢运抗战物资、救治伤病员。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位坚强的“小伙子”竟是一位女青年。1940年某日，李月美在运输途中不慎翻车，身负重伤，她的真实性别终于暴露。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李月美康复后同杨维铨喜结良缘。这个感人故事在滇缅公路上、在南洋到处传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委会为李月美颁发了奖状，赞曰：“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同仇敌忾，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应予嘉奖……”C1)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特书“巾帼英雄”赠予李月美作永久纪念。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亲切地接见已在这里定居的李月美，对这位“当代花木兰”连声称赞：“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并邀请她全家回国观光、定居。1965年11月，李月美回国定居，1968年8月，在广东英德县去世。

抗战后期，计有3000多位南洋华侨机工在有“死亡运输线”之称的滇缅公路上服务，其中不少是五邑籍华侨，如新中国成立后回来江门定居的新加坡归侨彭家庆、罗锦绪就是其中的成员。

4．在印度

我们曾采访过印度归侨、曾任江门市侨联常务副主席的陈来庆，他给我们回忆说：抗战期间，我住在加尔各答，是小学生。我在学校参加合唱团，用歌声动员侨胞抗日救国。我们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响遍海外，回荡在每个华侨的心中。我们还拿着钱箱上街卖花进行募捐活动。加城的华侨学校还掀起了报名参加空军和回国参战的热潮，我的老师黎明、倪天郎等就毅然回国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尔各答有中国海员20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常年累月地行走在印度至欧洲的远程航线，抢运支援祖国抗战的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四邑人。有不少海员遭到敌人潜艇、水雷或飞机的袭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在菲律宾

五邑籍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的抗日斗争，以菲律宾最为壮烈。1942年5月，菲律宾沦陷，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民抗军”)成立，许多华侨成为这支军队的成员。华侨还组建了民主战地血干团、华侨青年特别工作总队、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其中最享盛誉的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它的前身是“民抗军”，番号是“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华支”)，以示对中国新四军、八路军的钦佩与尊敬，菲律宾友军和人民都亲切地称之为“Forty—Eight”(英语48)。后来，“华支”改名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从1942年5月到1945年5月，“华支”转战菲岛14个省和马尼拉市，队员发展到700多人，先后作战260多次，歼敌20203．，缴获各种枪支9万多支。“华支”的英雄业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一位美国军官在庆祝马尼拉解放的群众大会上说：“如果没有‘华支’的配合，美军就要多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占领马尼拉，而且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华支”中有一支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旅菲五邑籍华侨的子弟，其中台山人占90％。大队长谢清、政治指导员黄力、副大队长卢兆宾、张光等均是台山籍木工。广东大队的官兵作战英勇，为菲律宾的独立解放作出了贡献。据记载，“华支”在3年战斗中共伤亡110多人，五邑籍华侨38人，其中台山籍华侨占28人011)

此外，在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中，也有不少五邑籍华侨子弟，他们为了菲律宾的反奸抗日大业奋不顾身，已知的烈士中仅台山籍的就有：黄梨洲、杨奋维、林兴、田洪亚、田俊德、黄球照、余宗尧、关炳。他们均于1944年11月在马尼拉被捕后遭杀害。黄梨洲当时是抗日反奸大同盟宣传部长，林兴是自卫队长，其他为干部或盟员。1945年2月，黄寄萍、黄槐炯、邝文等在光复马尼拉的巷战中牺牲，黄寄萍是自卫队长。

为了纪念“华支”的烈士，菲律宾政府于1979年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建立了“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旁还建有烈士纪念堂。

在菲律宾，开平籍的谢振凯、鹤山籍的李柏材，为菲律宾的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振凯1930年当选为菲律宾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年任“民抗军”经济部副部长，是“民抗军”领导人之一。

李柏材在菲律宾经商27年，曾任国民党北吕宋支部监察委员、拉允隆中华商会主席。菲律宾沦陷后，他弃商从戎，出任菲律宾华侨义勇军总司令、拉允隆抗战联合会总主席、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支会拉允隆分会会长、菲律宾复兴商业委员会顾问、美国远东军上尉指挥官等，在菲岛转战3年，屡创日本侵略军。菲律宾光复后，华侨推举他为菲国大代表候选人。

二战期间，侨居在澳大利亚的五邑籍华侨华人，冲破澳国“白澳政策”的藩篱，积极报名从军，为保卫澳大利亚和世界和平而战。其中最突出的有阮来兄妹及刘国保。

阮来，祖籍新会，父亲阮三福。他1918年生于巴勒拉特。1933年在墨尔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因有志于飞行，1935年经考试成为航空教练，在维多利亚皇家飞行俱乐部任业余教练。1939年澳国动员飞行员到榜曲中央飞行学院进行甄别考试，阮来因不是白人，几次报名都遭拒绝。后在澳航空首长菲亚本的力荐下，阮来才得以成为皇家空军教练。1942年，阮来被派往新几内亚作战。在半年时间里，他多次同美军飞行员联合驾驶重型轰炸机重创日军，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返澳后，编人第二十四中队，担任轰炸敌军任务。后升调悉尼第一战区空军总部，任飞行管制专员。1943年升任飞行中队指挥官，被派驻新几内亚高胡空军基地，负责保卫澳大利亚。1944年受命组织两个机动飞行大队，驻守在他拉根及拉布，并随第一一一队参战，直至胜利后复员。阮来服役期间，共培训了800多名航空人才，为澳国空军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是澳国航空史上一位名声显赫的英雄人物。

1945年1月，澳国政府发文嘉奖阮来，指出：“空军中队指挥官阮来，率领83.1F中队，在1944年驻守西北地区。其使命是保护来往于汉岛至达尔文船舶的安全，并捍卫高胡岛空军基地。在烈日下，在风雨中，驾驶单引擎战机作长程飞行，巡逻广阔海域，实属艰苦及重要之任务。指挥官阮来，领导有方，恪尽职守，令同僚振奋，斗志昂扬。特此奖励。”阮来被称誉为“澳大利亚华裔第1位飞行家、航空教练及空军优秀指挥官”。

阮来共有8个兄弟姐妹，其中6人在二战期间参军参战，在澳国被传为美谈。阮来的弟弟勃特是空军中尉，因作战伤残；弟弟依迈、高符理及阿历参加陆军，在新几内亚前线作战；妹妹燕达在新几内亚婆罗洲陆军医院救治伤病官兵。

刘国保是刘光福的儿子，1917年生于悉尼。1942年2月，弃商从军，随“尼山号”战舰，到过地中海、南非、锡兰等地，后调任“尼泊尔号”战舰高级文官，到缅甸，加入英国东方舰队，协助英、印联军登陆作战，并被任命为舰长秘书，平时协助舰长处理文书事务，战时负责记录战斗事务，是舰长的得力助手。二战结束前，刘国保随舰队挺进太平洋，同美军会合，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贡献。

二战期间，侨居海外的五邑籍优秀儿女，同居住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他们的热血洒遍了世界各个战场，他们的汗水流淌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后方，为人类的和平与正义事业作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他们的斗争事迹向人们展示了：

第一，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二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华人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在“第二故乡”掀起反侵略战争的热潮，令人敬佩。少数已加入当地国国籍的华裔青年，把参军服役、保卫祖国看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

第二，二战期间，包括五邑籍人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这些国家有良知的人们都对本国政府实施的排华法案予以严厉谴责。1943年底，美国率先宣布废除排华法案，之后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相继废除排华法例。华侨华人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是这些国家最终不得不废除极不得人心的排华法的“催化剂”。

第三，二战后期，美国等国华侨华人参军参战的环境已有所改善，这是应该肯定的，这种改善为华侨华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环境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华侨华人依然处在受歧视的氛围之中，不少有为的华裔青年或被拒之于军队的大门之外，或被限制服役的范围，或得不到合理的晋升。黄宗沾的遭遇就是最好说明。黄宗沾5岁来到美国，20年代末已是好莱坞红得发紫的摄影师，30年代初他同白人女作家桑洛娜结婚。二战期间，一位著名导演邀请他随军赴太平洋战区从事摄影报道工作，由于他不是美国公民而被海军拒绝。在这之前，黄宗沾曾多次申请加入美籍，但直到1947年才被批准。这时，黄宗沾已在美国生活了43年，在好莱坞服务了28年，早已闻名美国艺术界。可见美国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何等根深蒂固!不然的话，华侨华人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会更加辉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战事。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仅4个多月，东北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之中。全国人民义偾填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日浪潮。次年1月58日，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一?二八"凇沪抗战拉开了中国人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旅居海外的五邑华侨从这时开始，兴起了抗日救国运动。

支持抗日军队

"九一八"战事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广大华侨"热血沸腾，走呼号，集会要求蒋介石抗日，痛斥亡国灭种的不抵抗论"。旧金山中华会馆、同源会等侨团纷纷通电声讨日本侵华罪行，促请蒋介石息内战，御外侮，以挽救危急。华侨华人纷纷表示"愿为后盾"，并组织了"拒日救国会"等，举行大规模反日示威。旧金山的"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联合各华侨社团，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争取美国人士的支持。该会还促请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止向日本运送军火，并向美国友好人士募集救济款100多万美元。纽约华侨成立了"救济东北义勇军筹款会"，将募得之款汇回祖国。中华会馆通过哈尔滨商总会给马占山将军电汇了30070银元。古巴华侨也捐助了1万美元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

十九路军将士们的抗日壮举，使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倍受豉舞，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美国，几乎天天有华侨个人或社团拍电报给十九路军，支持他们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的唐人街，华侨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重大胜利。为了表彰十九路军的将士们，美洲华侨特赠送一块金匾给蔡廷锴将军，上面刻着“精神救国”4个闪光的大字。

五邑籍侨团还积极展开捐款运动，1932年4月，旧金山组成“拒日后援会”，计划筹款购买飞机，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美东侨团筹款购买钢盔，赠与十九路军。据十九路军司令部统计，在收到的总捐款1068万元之中，有3／4为华侨所捐。美国华侨捐款达45万美元，其中台山籍华侨就占了近30万美元。为了答谢美洲华侨的巨大支援，十九路军撤离上海时，军指挥部特托人向美洲侨团赠送纪念章2000枚。

五邑籍华侨对淞沪抗战的另一宝贵支持，是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战斗。黄毓沛、黄毓全兄弟就是突出的代表。黄氏兄弟祖籍台山，生于美国。黄毓沛毕业于北加州芝古飞行学校，黄毓全毕业于铁士航空学校。1926年兄弟2人一起回国报效广东空军。1927年1月，兄弟双双同被派往苏联第二军事航空学校进修，回国后，黄毓沛在广东航空学校任教育长，黄毓全任教官。1930年2人又一起被调往南京，黄毓沛任中央第六航空队队长，黄毓全任陆军中校副队长。

淞沪抗战中，黄毓沛率队参战。2月5日上午，黄毓沛率9架飞机，从南京飞往上海担任警备。机队降落虹桥机场不久，敌机10架即来寻衅。我军4架战机立即升空迎战。飞行员朱达先驾美制林克式单座战斗机与多架敌机战斗，因机枪发生故障，被敌机击伤，不得不迫降机场排除故障。这时，适从广州完婚归队的黄毓全，目睹敌人的肆虐凶残，义愤填膺，求战心切，立即登上这架受伤的飞机升空杀敌。由于操纵系统的部分钢索已被击坏，升空后加压升高时被折断，飞机失控坠地，黄毓全壮烈殉国，年仅28岁。他是我国抗战牺牲的第一位华侨烈土，也是我国空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第一人。当年8月，台山人民在台城东郊石花山上修建了“黄毓全烈士纪念碑”，永远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优秀爱国华侨青年。在这次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广东中队的队员余彬伟、谭苏景也是台山人。

淞沪抗战中，还有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被编人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战，其中不少是五邑籍华侨。这支义勇军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一带，战绩卓著，被称为“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

二建立抗日团体“九一八”战事后，五邑籍侨领们深明大义，以抗日救国为重，呼吁摒弃过去的一切成见、猜疑和“堂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侨社出现了大团结的新气象。其标志就是抗日救国团体的纷纷建立。

1931年9月24日，五邑籍华侨赵超常、谭道兴、黄璧传、黄圣传、李镜时、陈华权等，在旧金山发起成立“旧金山旅美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阮快亭、陈树棠、李功煜、梅景翔等在纽约成立“纽约华侨拒日会”。1934年8月20日，台山籍侨领梅友卓在芝加哥发起成立“芝加哥华侨抗日后援会”，梅友卓任委员长，李伟泮、周宇凡为副手。1935年12月18日，台山籍侨领、纽约中华公所主席雷芳主持筹备成立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纽约华侨抗日救国总会”。1936年2月2日，“总会”正式成立，台山籍华侨梅友启、朱夏、梁丽天、雷卓峰、李功煜、陈光润、梅煌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4月初，旧金山华侨成立“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总会”，台山籍侨领邝炳舜被推选为主席，在31名执行委员中，大部分是台山籍侨领，如邝光良、邝莲真、李有栋、雷俸、陈文治、陈敦朴、赵俊尧、翁秀民、刘伯展等。至年底，全美洲已成立抗日救国会28个，五邑籍华侨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

在加拿大，以五邑人为华侨主体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也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在维多利亚，早在1931年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在温哥华，台山籍侨领黄文甫、马新民是该埠华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

古巴的开平籍侨领黄作湛，墨西哥的开平籍侨领黄宽焯，巴拿马华侨总会馆创办者之一并任永久名誉会长的冯权，都积极领导当地华侨建立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东南亚地区，五邑籍华侨在当地抗日救国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示威抗议、义捐等抗日救亡活动。

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邑籍华侨参加了墨尔本、悉尼等地华侨组织的“华侨抗日救国会”；新西兰四邑会馆的侨领梅荣、余华、容照、陈桠业，积极组织华侨参加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

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海外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显示了华侨的大团结。抗日救国团体建立后，在爱国侨领的领导下，五邑籍华侨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募捐、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抗日救亡活动。三宣传抗日救国抗战初期，五邑华侨通过办报刊和文艺宣传等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奋勇杀敌的可歌可泣事迹，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宣传对唤醒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动员和团结广大侨胞投身祖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里，五邑籍华侨所办的报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但这时仍继续出版的报刊，如：《中西日报》、《世界日报》(原名《文兴报》、《宪政报》)、《少年中国晨报》、《民国公报》(后改称《纽约公报》、《民气日报》)、《自由新报》、《新民国日报》、《开明公报》等。另一部分是新创办的报刊。

抗战初期，东南亚地区的五邑籍侨领和文艺工作者已开始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谢振凯在菲律宾、黄绰卿在缅甸所进行的宣传。

谢振凯，原名谢煜整，1906年生于开平县塘口腾龙里，1920年去印度谋生。1921年夏，转赴菲律宾，当过学徒、店员、汽车司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是菲律宾工人运动和华侨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同黄开仪等人一起，组织华侨文化救亡协会、印务总工会、洗衣工人促进会、大众剧社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支援祖国抗战。

在仰光出生、祖籍台山的华侨诗人黄绰卿，1934年组建“椰风社”，这是一个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为宗旨的华侨文艺宣传团体。为此，黄绰卿写了很多诗歌，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

有“中国纪录片之父”称誉的黎民伟，祖籍新会，生于日本。抗战开始后，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摄影队，到淞沪前线实地拍摄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场景；以后他又从事抗日戏剧宣传活动。

四创办航空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各抗日救国会努力实践孙中山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把培养航空人才列为重要工作，旧金山、波特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菲尼克斯(凤凰城)、图森、火奴鲁鲁(檀香山)和加拿大等地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在广大华侨的支持下，纷纷创办了航空学校。在众多的航校中，以波特兰、旧金山和纽约3所航校办得最为出色。这3所航校的创立都同五邑籍华侨有直接的关系。

1．波特兰航空学校

该校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邑侨称砗仑)市。1931年10月筹建，筹建委员会主席为台山籍侨领梅志新。招生简章中规定学校的宗旨是：“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对内发展航空事业，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战。”凡报考者必须具备下列资格：凡爱国青年思想清新、身体健全、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者；年龄在18岁1)23Z、30岁以下者；对于汉文英文具有普通学识者。规定学习的科目为航空术、航空理论及国耻史等3门；学生毕业后，成绩优异者，由本校资助以求深造；学生若半途退学，迫缴一切费用(学生原为免费)；学生在练习期间，不受指挥者，除追缴全部费用外，并勒令退学；学生学成不愿服务292者，除追缴全部费用外，并通知航空部门永不录用。波特兰航校的简章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后来成为美国其他华侨航校的“蓝本”。

该校开办两期后，到1933年第3期招生时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在两届36名毕业学员中，有32人回国服务，著名的有陈瑞钿、黄泮扬及女飞将李月英、黄桂燕等。该校在美国华侨航空救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旧金山航空学校

1933年2月，旧金山一批爱国华侨青年组织“飞鹏航空学会”。7月，该学会在“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的支持下，创办了旅美中华航空学校，五邑籍华侨李圣庭为校长、谭光中为副校长、朱忠存为教务长。该校在招生简章中规定，“以栽植航空人才，巩固国防，永不参加任何内战为宗旨”；设置的课程有机械原理、航空原理、空战战略、国耻史、初高级飞行术、夜间飞行术、军事飞行术等。该校拥有多架教练机。1933年8月正式开学。1934年春，第一届20人毕业；1937年第二届13人毕、臣。1938年第三届由中华会馆主办，招飞行生30人、机械生22人。前两届毕业生33人全部回国服务；第三届有45人回国效力。该校也因经济拮据于1941年1月停办。回国服务的五邑籍飞行员有陈锡庭、刘福庆、林觉天、翁荡雁等。

旧金山航校以开办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培养学员最多而载人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史册。

3．纽约华侨航空学校

1932年3月，“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借华侨学校部分房舍开办纽约华侨航空学校。同年12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学校以训练航空战术人才送回国内效力为宗旨。学校原计划筹款购机训练，后因经费困难而作罢，只好由学员自费在美国人开办的飞行学校里学习飞行或修理机械。该校学员中学成归国参加空战的五邑籍飞行员有梅赞、翁有赦、陈文贤、伍辉扬等。该校只办了3年便停办。

除上述3所航校外，芝加哥三民飞行学校、底特律航空学校、匹兹堡航空学校、纽约衣联会飞行学校以及洛杉矶、波士顿、凤凰城等地的救国会或航空协会举办的航空学校，也培养了一批华侨飞行员及技术员。值得指出的是，五邑籍华侨女青年“巾帼不让须眉”，也积极参加飞行学习，学成的女飞行员共23人，其中美国占12人，如恩平籍的张瑞芬、李霞卿，台山籍的李月英、黄桂燕、李凤麟，她们在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回国报效空军

从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不少五邑籍华侨飞行员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航空学校毕业后，纷纷回国报效空军，成为国民政府空军的主力。当时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华侨子弟是其骨干。国民政府空军驱逐机队的飞行员中，美洲华侨青年几乎占了3／4。五邑籍华侨青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参加抗日空战，英勇善战，战绩显赫，不少人为国捐躯。据不完全统计，仅从美国归来的台山华侨飞行员，就有50多人，其中30多人为国牺牲或伤残。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除了黄毓全外，还有：

胡汉贤，开平旅加拿大华侨。早年受孙中山之命在日本学习飞行，曾加入“中华革命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回国讨伐袁世凯。1932年被委任为第一集团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广东航空学校校长，培养了数以百计的航空人才。1936年他支持黄光锐统294率广东空军归附南京中央政府。之后，胡汉贤被聘任航空委员会上校咨议，协助黄光锐为我国空军建设及抗日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梅云准，台山籍华侨。1934年从美国航校毕业后，回国报效广东空军。1936年回乡结婚，新婚燕尔即离开妻子归队。他在致友人的告别信里说：“岛人谋我，日甚一日，九州山河，朝夕难保，男儿为国牺牲，正其时。弟决尽所能，为国效力，马革裹尸，固所愿也。”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林佐治，新会籍。1902年生于美国波特兰。30年代毕业于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曾任美国空军飞行员。后回祖国，在黄光锐领导的广东航空学校任教官，晋升为中校飞行战术教官。他同黄光锐一起率机队报效南京中央政府。1937年抗战爆发后，升上校衔，任江西省赣州机场场长。次年调任云南省杨林机场场长，指挥机队与日机作战，保卫祖国领空，屡次立功。后因积劳成疾辞去军职，转赴香港及美国治疗，不幸在波特兰去世，终年42岁。

抗战初期，五邑籍华侨航空人员中，最显赫的人物是黄光锐，台山白沙人，自幼侨居美国。1916年获美国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飞机队队长、广东航校校长兼教官、广东空军第一飞行大队司令、广州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航空研究院院长等职，对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6年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广东地方军阀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之际，黄光锐坚持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密令第四中队队长谢莽(开平籍美国归侨)在7月18日亲率广东空军100多架飞机、9个飞机队北上统归中央政府指挥，黄光锐同胡汉贤等人以“引退”为名从广州飞抵香港，从而避免了一场内战，为抗日战争保存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空军机队，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受到国人的高度赞扬。C1)

从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旅居海外的五邑籍华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民族意识迅速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初步显示了华侨的团结精神、经济实力和思想觉悟，有力地援助了祖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为下一阶段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开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是一次伟大的“演习”。但是，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实现大团结方面仍有不足，且发展也不平衡。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五邑籍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从这时起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焕发出极大的民族热忱，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广泛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七七”事变后，五邑籍华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组织了许多更具规模的抗日团体。其中最具意义的是“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成立。

1936年，旧金山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以中华会馆为主体，会同各社团组成，主持人为陈敦朴、李圣庭、何少汉、黄锦添等；后者以个人为单位，主持人为邝炳舜、尤永增等。中华会馆当时曾出面同双方洽谈，设法合并但未成功。“七七”事变后，7月29日，8月2日和16日，中华会馆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团结抗日事宜。台山籍侨领、宁阳总会馆主席黄仁俊等提议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及国民党右派均不参加。后经黄调琴总领事出面调解，双方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8月21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侨团侨校参加者91个，共100多人。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选出邝炳舜为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为副主席，陈敦朴、黄君迪、司徒有惠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会的统属分会47个，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小城市300余处。其中美国有29个，墨西哥15个，中南美洲3个。“此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它显示了美洲华侨大团结的精神大发扬，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重要标志之

“七七”后，美国华侨组织的救国会，有据可查者，计92处。“凡聚居华侨一二百人之埠，便有救国会之组织，人数较少不易组织者，则隶属于邻埠或邻州之救国会”，其数目之多、分布之广，由此可见。为了向国际上显示华人之大团结，梅友卓及芝加哥救国后援会于1938年6月2日在芝城举行“中国团结日”大巡行，芝城华埠停业一天，全体华侨上街游行，参加者达4000多人，西人也前来观看，热闹非凡，“西人誉为芝加哥立埠以来，外侨巡行之最大规模者”。

在东南亚地区，开平籍侨领司徒赞、台山籍侨领黄洁、新会籍侨领黄一飞都是当地抗日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8月2日，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其前身是“华侨救国后援会”，因荷属印尼当局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而不许使用含有敌意的字眼，故用此名。司徒赞被选为文书主任，其夫人刘金端被选为该会妇女组副主任，协助筹款和救济等工作。夫妇二人为抗日救国出生人死，忘我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向巴达维亚中华总会提出要求，联合华侨力量组织“抗敌后援会”，共同御敌。司徒赞作为总会文书主任，负责起草了“抗敌宣言”。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印尼，荷印殖民政府投降。4月4日，司徒赞和爪哇爱国侨领及知名人士540余人，以“敌性华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西泠狱中。司徒赞因曾起草“抗敌宣言”，不仅遭追查毒打，而且惨遭抄家之祸，最后被监禁在芝马墟最大的国际集中营里。1943年3月，刘金端也因暗中筹款接济国内派来的工作人员，被日寇发觉而遭逮捕，以“叛逆华侨”的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司徒赞夫妇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他们的斗争精神受到侨胞的热情赞扬。

黄一飞的事迹也很感人，他是巨港油区工会副主席，巨港沦陷前夕，为了不让日军得到战略物资，他亲手炸毁了勿拉柔油厂，被工人们称为“孤胆英雄”。二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五邑籍华侨抗日救国宣传的形式更加多样，除了原有的报刊、文艺形式外，还创办了电台，使抗日救国宣传更加深入、更有成效。

在这个阶段里，五邑籍华侨新创办的报刊(见表10—2)中，影响最大的是唐明照、梅参天等人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

表10—2 1937—1945年五邑籍华侨创办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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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 报刊名称 │刊期│ 出版地 │出版时间 │ 刨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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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洲华侨日报 │ 日│ 纽约 │1940-1989 │唐明照 梅参天│

│ │美洲日报(前 │ 日│ 纽约 │1943-1977 │梅友卓李觉之 │

│ │身为‘6纽约商报，’)│ │ │ │ │

│ │国民外交月刊 │ 月│ 纽约 │ 1943 │梅汝舟 │

│缅甸 │ 新知周刊 │ 周│ 仰光 │ 1941 │李 凌 │

│ │ 新仰光报 │ │ 仰光 │ 1945 │赵宣扬 │

│菲律宾│ 前锋日报 │ │ -％／g~ │ 1945 │刘芝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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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照，1910年生于思平县圣堂塘龙村。1920年随家人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回国人读天津南开大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返美上加州大学，成为该校美共支部负责入。1937年在纽约华侨“衣联会”任英文干事。抗战初期，唐明照就以《先锋》周报(1934年改称《先锋报》)为基地，不断著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声援祖国抗战。1940年7月7日，唐明照同梅参天、冀贡泉、徐永英及纽约华侨“衣联会”负责人等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唐明照为首任报社社长。1942年，唐明照应征人伍后，梅参天接任社长一职。

《美洲华侨日报》选在“七七”纪念日创刊，意在提醒全体华侨勿忘国耻，勿忘天职。该报每天对开8版，内容丰富，有中国新闻、美国和国际新闻、华侨社区新闻，深受侨胞喜爱，不仅在纽约发行，还发行到美国西海岸、加拿大及南美洲。在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其发行量平日可达4000多份，为当地华文报纸之冠。1941年“皖南事变”后，该报率先揭露事实真相，不断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行径，并与司徒美堂的《纽约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等报刊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强烈声讨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投降、倒退行径，表达了广大侨胞要求团结、抗日、进步的心声。这个“宣言”在美洲产生很大的震动，使《美洲华侨日报》的影。向进一步扩大。它是美洲华侨社会第一家以左派立场出现，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斗争事迹的华文报纸。该报还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是广大华侨的“代言人”。

“衣联会”除利用发通电、声明的方式表达对抗日救国的态度外，还专门编印了数10万份抗日传单，发给数千家洗衣馆，由会员们放在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向广大中外顾客宣传中国抗日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宣传方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黄仁俊担任社长的《国民日报》，台山籍古巴侨领朱家兆参与工作的《开明公报》，也为抗战救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在缅甸，台山籍华侨音乐家李凌协助光未然主办《新知周报》，出任主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在文艺宣传方面，黄文湘、梁朝杰、胡景南等人写作的通讯报道、小说、新闻评论，脍炙人口，影响很大。

台山旅美华侨画家余亚所利用画笔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事迹感人肺腑。余亚所双腿残疾，只能用凳子支着行走。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努力作画，在国内的《救亡日报》、《新道理》、《半月文粹》，香港的《大众日报》，越南的《南洋日报》上发表，起到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台山籍华侨黄柏旋自幼喜爱音乐，抗战时，他在旧金山成立了“叱咤音乐社”，自任社长，编印了《叱咤风雨集》，收集的全是抗日歌曲。音乐社经常公开演出，用歌声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音乐社的歌声感动了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在美国到处演唱中国抗战歌曲，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缅甸，李凌是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的组织者和音乐指导，他同光未然、赵讽等著名音乐家一起，谱写抗战歌曲，“在全缅甸的每个角落里，要把抗日歌声传遍。”

创办电台宣传抗日，这是五邑籍华侨宣传抗日救国的创举。其创办人是唐宪才。

唐宪才，祖籍恩平圣堂琅珂村，1912年生于上海，两岁时随母亲赴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唐琼昌是美国洪门领袖、孙中山的挚友。1937年抗战爆发时，唐宪才正值血气方刚之年，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怒不可遏，决心报效祖国，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1938年4月，他在夫人陈杏媚的支持下，在旧金山办起了“金星公司电台”，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唐金源为副总编辑，胡景南为新闻评论员，播音员是陈杏媚。陈杏媚出生在美国，从小酷爱中华文化，对广东粤剧、四邑民歌更是情有独钟。她知识渊博，口齿伶俐，音质圆润，艺术素质好，深为侨胞称赞。

金星电台每天播音9小时，对内以粤语、对外以英语报道中国抗战最新消息，并有娱乐专辑节目，甚受听众欢迎。金星电台的广播对激励华侨团结抗日起了极好的作用，如发起“一碗饭”募捐运动，获得广大侨胞甚至西人的热烈响应，募得不少钱汇回祖国援助抗战。电台为维护华侨权益，作出很大努力，如邀请政府官员解释有关法令，帮助不少华人在移民案中坦白更正自己的姓名从而获得合法的居留权。

二战末期，美国总统杜鲁门、副总统华莱士、史迪威将军、宋美龄等都曾到金星电台广播。1945年联合国成立期间，电台印制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联合国成立手册，刊有当时许多政要人物包括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董必武为金星电台的亲笔题词。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常在金星电台广播。金星电台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侨领邝炳舜、刘光福以亲身经历宣传抗日援华，令人感佩。1941年夏，邝炳舜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返回美国后，不辞辛劳，走遍美国26个州的广大城乡，行程11260多公里，所到之处，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聆听其演说的侨胞达20多万人次。刘光福1931年回国时结识了蔡廷锴，被邀出任十九路军秘书，负责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回到澳洲后，或著文或发表演说，宣传十九路军抗日英雄们的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他还联合侨界及进步人士发动华侨捐款支援中国抗战。三慷慨捐输支援抗战抗日战争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很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但贫弱的中国坚持了14年，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日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广大华侨的慷慨捐助，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五邑籍华侨更是功不可没，他们在捐款、认购公债、侨汇和献物等方面都作出了无私而巨大的贡献。

(一)捐款

华侨的捐款活动都是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的地区还专门成立了筹饷组织，如纽约华侨在1939年10月13日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由54个侨团组成。为了动员华侨更多地输财出力，同时显示华侨的大团结，1943年9月5日，在邝炳舜、梅友卓等的推动与主持下，“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在纽约举行，参加者有36个救国会，代表71人，会期7天。大会议程除听取各埠救国会工作报告外，主要讨论改善侨汇、鼓励购买公债、统一捐款办法、救济粤灾、惩戒避捐之富侨等。出席大会的代表即席义捐11650美元，汇回祖国慰劳前线将士。这次大会，“集全美华侨于一堂，步调之一致，意志之集中，与范围之广泛，洵为美国华侨百年来破天荒之义举，空前之大团结与大合作。”

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捐款的名目繁多，如一日捐、一月捐、新年捐、“七七”献金、“双十”献金等，此外，还有棉花捐、游艺捐、劳军捐、演戏捐、卖花捐、“一碗饭”捐、劝售纪念章捐、航空献机捐等。侨胞们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我们要对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的捐款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是很困难的事情。有材料说，从1937-1945年的8年间，美国华侨的捐款总额为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墨西哥200万美元以上，古巴240万美元以上，其他国家估计一个侨胞平均每月约捐美金1元。全美洲8年合计捐款约在69156115美元以上。抗战后期，欧亚两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人“轴心国”之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华侨捐款，大部分为美洲各国华侨所捐献，其中，五邑籍华侨的捐资最多。例如，五邑籍华侨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开展“一碗饭”捐献运动，旅美国台山华侨女青年人人在衣服襟上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徽章，在街头作演讲宣传及募捐。仅1938年7月17日这一天，美洲2000多个城市筹得的“一碗饭”捐款就达100多万美元。

在美洲的捐款活动中，各地侨领起了带头作用。台山籍美国致公堂领袖阮本万捐资30万美元，他还不顾年迈，到各埠做宣传发动，共筹款3500多万美元。邝炳舜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统一义捐总会”8年间共筹捐500万美元。梅友卓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8年间共筹捐240万美元。新会“旅美柯利近省华侨救国统一会”主席李廷栋，共筹捐36．3万多美元。“罗省华侨救国会”副主席、新会籍华侨赵宝光募得22．5万美元。纽约“衣联会”的台山籍侨领陈金坚，是个洗衣工人，每周工资只有6美元，也毫不吝惜地捐出自己的积蓄。“衣联会”在各洗衣馆里设置“捐款箱”，以方便工人们捐献。

华侨中的工人、店员、职员、教师等，收入低微，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个个节衣缩食，将自己的“血汗钱”也捐了出来。台山附城籍的一位姓叶的女华侨，是个寡妇，她典当了全部首饰，连同自己多年的积蓄共3万多美元，亲自送到救国会，之后她到圣母院当了修女。台山海宴籍的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天抽雪茄烟十几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戒了烟，8年如一日，将省下来的钱悉数捐给祖国抗战事业。台山冲蒌籍一位姓伍的老华侨，年逾古稀已退休在家，为了支援抗战，重又回到洗衣馆，将每月工资全部献给祖国。

东南亚地区的五邑籍华侨响应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义捐和募捐，其中卖花捐和郑潮炯“卖子救国”的事迹最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印尼开展的卖花捐主要由华侨学校的师生进行，司徒赞是侨校教师公会主席，他亲自带领师生们开展这一活动。当年，“先生，买朵花吧!这是爱国花呀!买了花，救国家!”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叫卖声响彻城乡，唤起了同胞们的爱国心，对筹集抗日救国捐款起了很好作用。司徒赞还组织巴城华侨慈善会的侨胞们广募捐款。新加坡南侨总会成立时，司徒赞代表印尼华侨出席，并表示巴城华侨要举行月捐，为祖国抗战作贡献。陈嘉庚对巴城华侨的捐献曾大加赞扬，他在回忆录中说：“唯常月捐，巴城承认国币30万元……万隆数万元，……迨后巴城、万隆均如数履行，且或常有超过者……。荷印华侨160万人，如月捐输平均国币160万元，每人平均1元。”印尼华侨捐输救国能有这样良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司徒赞实属劳苦功高。

郑潮炯是旅居北婆罗洲的新会籍华侨。当他得知家乡沦陷、老父亲惨遭日寇杀害的消息后，国仇家恨，义愤难平，即与夫人钟彩合商量，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侨胞捐献。从1937—1942年，他走遍南洋许多城镇，共筹集捐款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总会”。1940年，他们把刚出生的男婴卖给一位祖籍广东肇庆的华侨商人，得款80元，悉数献给祖国。郑潮炯“卖子救国”的爱国壮举，轰动了南洋地区，认为这是“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国民政府侨委会为此给予褒奖。褒奖郑潮炯的有关档案材料，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

大洋洲的五邑籍华侨也踊跃捐款援助祖国抗战。据新西兰华侨总会统计，8年抗战中，新西兰华侨共捐款3209020镑。1936年时新西兰华侨只有2943人，按人口计算，其捐款数应居各洲之冠。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澳大利亚华侨捐给祖国37．5万元。悉尼和墨尔本华侨从1941年1月至9月寄到中国的节约建国储蓄团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在这两个国家里，五邑籍华侨都居多数，他们作出的贡献尤大。

(二)认购公债

认购公债是五邑籍华侨在输财助战方面对祖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贡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浩大的军事开支造成的财政困难，先后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一共认购了11．1亿元。五邑籍华侨每次都争先认购(见图17)。如在美国，开平籍侨领周锐一人认购1万美元，是全美华侨中认购公债数额达1万美元的三人之一。周锐的这张债券现仍保存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在开平华侨博物馆里，展示有该市塘口华侨方良基、加拿大华侨吴基永珍藏的在国外的购买救国公债券及各种义捐纪念章。

抗战期间，旅居美国的新会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航空公债达3630万美元。

在加拿大，五邑人聚居的温哥华，1938年初成立了“公债推销会”。该会在章程中规定，温哥华华人社区的每个成年男子至少购买国币50元(约合16加元)的中国战时公债。去年初，恩平市牛江镇莲华村加拿大归侨冯金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在加拿大认购的抗战救国公债债券共10张献给恩平博物馆。冯伯回忆说：当年他在加国的报纸上看到报道，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同胞们饱尝苦难，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同胞的抗日救国斗争，我当时分两次认购了这批救国公债，并将债券妥善保存至今。这一珍贵文物体现了广大五邑籍华侨崇高的爱国精神。

在印度，新会华侨海员陈振声，当时的月薪为印币300多卢比，仅可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把多年的积蓄购买了近5000元的爱国储蓄券(折合当时的国币1．5万元)。

(三)侨汇

侨汇本是旅居国外的华侨从事劳动和各种职业所得，用以赡养国内亲属的汇款，它是国家的重要外汇收入。据估计，1914-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抗战期间，侨汇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增加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币值、补充军费开支、抵偿外贸逆差等都起着特殊的作用。

1937-1945年，全国的侨汇收入约为7．5亿美元，美洲约为5．95亿美元，占79％。美洲华侨人数虽只及东南亚地区的3％，但因美金汇率高，美洲(尤其美国)的生活水平较高，故美洲侨汇能占全球侨汇总额很高的百分比。在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期间，其侨汇仍占总额的1／3—2／3。五邑籍华侨所占的份额，虽未见有具体统计数字，但四邑“金山伯”多，财气很旺，所以侨汇的数额是巨大的。有材料说，抗战前，台山年均接收侨汇36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台山侨汇达1．8亿美元，为历年之最。一般而言，台山每年的侨汇收入约占广东省的一半左右。若再加上其他几个邑，这个数额就更大了。因此，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通过侨汇对祖国抗战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四)献物

抗战期间，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还捐献了大量战时物资，如布匹、衣服、军鞋、枪械、药品、汽车、飞机等。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汽车100辆。邝炳舜一次就捐赠医院解剖仪器10副(价值15万美元)，可供10所医院使用。1938年，纽约“衣联会”捐献救护车4辆供抗日前线医院使用(其中两辆捐给八路军)，每辆车身都印有“衣联会”的名称。这些车辆运回祖国前，先在纽约市巡游，以激发侨胞的爱国情怀。“衣联会”还将一大批药品、衣物交给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波士顿开餐馆的台山籍华侨李兆焕，捐赠价值1．7万美元的物资给前方将士，还捐数万美元在延安办一所托儿所。至今，他仍珍藏着宋庆龄签署的收据。仅1938年的一次捐物中，台山籍华侨就捐献衣服10万套、药品50多种，还有大批粮食、布料、棉毡、蚊帐、雨衣、鞋袜、防毒面具等。全面抗战开始后头3年，包括五邑籍华侨在内，美洲华侨捐献的物资折合国币为250万元。

在印尼，司徒赞同著名侨领柯全寿、洪渊源等人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购买急救药品、救护车。从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该委员会共募捐到5000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先后寄(运)至贵阳红十字会收转救护伤病员及灾民。

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捐献的各种抗战急需物资，既补充了抗日战场的需要，又救济了战火中的伤兵和难民，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四发起“不供给运动’

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政府执行扶日侵华的政策，积极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主要是汽油、钢铁、飞机、卡车、弹药等。有许多军需物资被运到日本占领下的我国东北、上海和广东等地，屠杀我国同胞。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头3年内消耗的4000万吨汽油，有70％是美国供给的。1938年美国输往日本的作战物资占日本全部消耗的92％。11J

“七七”事变后，我旅美侨胞发起“不供给运动”(通称“杯葛”)，愤怒谴责美国政府扶日侵华的政策，坚决反对日本或外籍船只装运钢铁、汽油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各地的“拒日后援会”、“抗日救国会”领导了这场斗争。五邑籍华侨(包括妇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上街头或涌向港口码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阻止日本籍或其他外籍船只进出港口，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如旧金山华侨为阻止装有军械及废铁2100吨、价值6．5万美元的“广源号”轮船开赴日本，从1937-1941年，坚持4年艰苦复杂的斗争。他们组织起来，实行纠察，风雨无阻，使该轮在码头上停泊4年，无法启航，终因风雨侵蚀，船身自坏，不得不将废铁转售给当地的钢铁厂。1938年12月16日，旧金山5000多名侨胞在码头示威，抗议希腊货船“施拜罗司号”将2500吨废钢铁运往日本。1939年1月和5月，洛杉矶华侨先后阻止载运废钢铁的挪威轮两艘及日轮“明宇丸号”启航。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的一些港口，华侨也成功地阻止载运废钢铁的轮船开往日本。美国华侨开展的“不供给运动”，以加州的规模最大，有55个救亡团体参与组织，他们的斗争轰动当地人士，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很多西人亦加入斗争行列，加州州长亲自下令不许将1．2万吨废钢铁运往日本。“当年华侨民气之盛，可谓达于巅峰”，从而大长了全体侨胞的志气，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巨大的鼓舞。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侨胞成立了抵抗协会，也开展了“不供给运动”。在1937—1941年间，他们同美国太平洋沿岸各港口城市的华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加、美船只为日本装运废钢铁。不少白人也同华侨一起参加“不供给运动”，迫使船主们不敢装运这些货物。

美洲华侨的“不供给运动”，同南洋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遥相呼应，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直接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力地援助了祖国的抗日战争。五“航空救国”的新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为祖国空军对日作战和航空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捐款购买新飞机

五邑籍华侨最集中的美国，仅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200万美元。当时纽约和萨克拉门托等地华侨抗日救国会规定，每人每月应交最低购机捐款10—50美元。波特兰的华侨为庆贺台山籍华侨战鹰陈瑞钿击落日机而立下的战功，当即募集到3万美元，加上美国军部拨款共10万美元，从波音公司买了3架教练机，分别命名“民族”、“民生”、“民权”号，献给祖国。

从1937—1945年，美国华侨捐款购买的飞机至少在62架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台山籍华侨所捐献。南洋地区华侨的捐机活动成绩同样卓著。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菲律宾华侨即献机30架送给十九路军。1941年8月14日，印尼雅加达侨胞举行集会，庆祝中国空军节，当场募得购机款项100万元。在缅甸，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领导侨胞开展的献机运动，共献机19架，名誉会长、开乎籍侨领张瑞隆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开办飞机制造厂

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开办的飞机制造厂，有在国外的，也有在国内的。在国外的，有邝炳舜率先捐资10万美元，并发动侨胞捐资15万美元，在美国开办的“中国飞机厂”。该厂把生产的飞机和机件运回祖国。1943年，留美航空工程专家胡声求博士(江苏人)等，在旧金山开办“中国飞机制造厂”，邝炳舜出任总经理。该厂1944年开始生产，约1年时间，共生产1000架轰炸机的后段机身献给祖国，装备空军机队。

五邑籍华侨在国内开办的飞机制造厂，最著名的要数台山籍华侨梅龙安和开平籍华侨周宝衡、林福如在韶关开办的飞机制造厂。全厂职工5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是五邑归侨和华裔青年，并聘请两位美国王程师指导。1935年开始生产，在周宝衡和梅龙安任厂长的8年里，共生产“羊城”号各种飞机27架、“复兴”号飞机42架。林福如接任厂长后，除继续批量生产“复兴”号外，还装配了“波音281型”、“霍克Ⅱ型”战斗机，为我国空军建设及对日空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踊跃回国参加空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爱国华侨青年，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纷纷回国参战，其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抗战初期相比，参战人员更多，战斗更激烈，作出的牺牲更大，谱写了一曲曲彪炳史册的壮丽诗篇。

有材料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飞行员34人共击落日机63架，其中仅台山籍飞行员黄新瑞、陈瑞钿、黄泮扬、马庭槐、苏英祥、朱均球、马国廉、伍国培、余平想等9人，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创造了辉煌战绩。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在对日空战中建立殊勋或壮烈殉国的五邑籍华侨飞行员的英雄事迹。

黄新瑞，台山籍华侨。他在多次空战中击落敌机8架。1938年4月13日，在广州空战中，他1人击落敌机3架，被誉为“空中虎将”，曾受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接见。他是在1941年3月14日四川双流空战中殉国的，时年27岁。

容广成，台山籍华侨。1938年3月8日在陕西渭南空战中牺牲，年仅27岁，被迫赠中尉军衔。他回国参战时写给亲人的信里说：“男儿报国，千载一时，热血头颅，必取得相当代价。”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陈瑞钿，台山籍华侨。1937年8月14日，在南京句容空战中，他与黄新瑞、苏英祥、雷炎均、黄泮扬等，同被誉为“王牌”的日本木更津轰炸机队作战，击落敌机6架，自己无一伤亡，取得开战以来的空前大捷，宋美龄等亲自到句容机场慰问祝捷。为了纪念这一辉煌战果，国民政府将“8.14'’定为“空军节”。以后，在太原、粤北、武汉等地空战中，他又多次击落敌机。在昆仑关空战中受重伤，被送回美国就医。他凯旋归来时，美国华侨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陈瑞钿共击落敌机6架，战功显赫，积功升至大队长，被称为“空中虎将”。他的英雄事迹被载人美国教科书，还编成青少年读物到处传诵，俄勒冈州航空博物馆里珍藏着他的作战记录。

黄泮扬，台山籍华侨。他从美国回来后，与陈瑞钿等一起参加过杭州、南京、句容等地空战，后又参加衡阳、南雄、汉口、广州、重庆等地对日空战，击落敌机多架，晋升为大队长。1939年2月22日广州空战中，他率队击落日机15架。被誉为“空中虎将”。

马俭进，旅加拿大台山籍华侨飞行员。1940年10月2日，他同3名战友一起奇袭山西运城日军机场，一举炸毁敌机35架，取得辉煌的战果，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最成功的奇袭轰炸。1940年初夏，马俭进护送9名“飞虎队”员由缅甸飞返云南，因遇敌机拦截被迫降落致使双臂骨折，治愈后成半残废人员。

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首次空袭日本，在久留米、福冈、佐进保和大阪等城市空投日文传单，向日本人民控诉日军侵华暴行。这次行动证明中国空军有空袭日本的能力。执行这次空袭任务的空军勇士8人，领航员是台山籍飞行员刘荣光。

抗战后期，中美两国开辟的从云南到印度、缅甸的“驼峰”空中运输线，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有时还会遇到敌机拦截，是世界战争史上飞行条件最险恶的空中运输线，被称为“死亡运输线”。五邑籍华侨飞行员在这条运输线上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战歌。除马俭进外，张泽博、马国廉、陈锡庭等，因飞机失事殉职，陈章林、关荣、陈文宽、卢传铭等人在这条运输线上，执行过运送战时物资或护送国民党要员等重任。

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1996年4月建成了一座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881位抗日航空烈土的英名，其中原籍广东的135人，占全国的15．3％；原籍五邑的57人，占广东的42．2％，全国的6．5％。五邑航空烈士不少是华侨子弟，共有23人，占五邑航空烈士的40％。他们是：马国廉、冯星航、刘福庆、陈锡庭、苏英祥、林觉天、林联清、容广成、黄毓全、黄新瑞、黄波、黄普伦、黄荣发、雷国来、廖兆琼、谭笑俨、谭寿(以上均为台山籍华侨)、关万崧、张益民、张泽博、张森、黄元波(以上均为开平籍华侨)、李其嘉(鹤山籍华侨)。

六回国参军上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五邑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军，有的加入国民政府的军队，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不少人为国捐躯。

“七七”事变后，约有8000名留日热血青年学生回国，有六七百人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训练班集训。四邑有30多人组成“四邑留日同学赴渝受训团”，台山李民成、开平谭国标受训后返家乡参加地方抗日斗争，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泰国台山籍华侨温金堂组织27人回国参战。开平旅缅甸侨领张瑞隆自己出钱招募爱国华侨青年160多人，组成“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回到广州后编人张发奎将军所属国民党军第4军张德能师，开赴抗战前线。司徒赞在印尼组织100多名医务人员和汽车司机回国服务。越南华侨子弟梁和洲、梁月詹兄妹回到新会家乡参加抗日斗争。开平旅美国华侨谢创，1935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抗日，足迹遍及广东大地。他先后任开平和海丰县委书记、四邑工委书记、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东江前线特委书记、粤中区特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海外工作组组长等要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初加入“菲律宾华侨义勇队”的台山籍华侨蔡建华(余志坚)，后来回国投奔新四军。在从军的五邑籍爱国华侨青年中，最负盛名的是林基路。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年生于台山都斛。1933年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赴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他受党组织的指派，领导中国留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前夕，林基路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2月由党中央派去新疆工作，曾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库车县县长等职，为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党的影响力，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卓著功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1941年，新疆军阀盛世才配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高潮，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领导人和很多革命志士逮捕。在狱中，林基路宁死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43年9月，他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同时壮烈牺牲。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林基路在狱中写的《囚徒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和有为青年，为信念、为自由、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战斗。林基路牺牲后，库车县各族人民在原县府设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并保留他的故居。在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里，他的墓同陈潭秋、毛泽民的墓并列，墓碑上刻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手书的“林基路烈士之墓”。林基路的英雄事迹更是他的家乡——台山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台山人。

“南洋有个陈嘉庚，美洲有个司徒美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海外华人社会到处传颂的赞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叱咤风云的侨领对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司徒美堂(见图18)1868年4月13日生于开平县赤坎镇中股乡牛路里一个农民家庭。1880年到美国谋生，早年加入洪门致公堂。抗战时期，被人誉为“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司徒美堂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爱国之心愈加强烈，他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不遗余力，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公认的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颂扬。其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织抗日团体，发动募捐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团结海外侨胞抗日救国，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主席的身份出席大会。他在发言中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洪门兄弟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会后，司徒美堂回到美国，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消除各“堂口”之间的“窝里斗”，并亲自向其“对立面”的协胜堂认错讲和。1932年1月，以司徒美堂为总理的安良堂和协胜堂各派出数十名代表，召开和平大会。司徒美堂在会上介绍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情势，并痛心地检讨自己过去所为，认为“堂斗”是使亲痛仇快的愚昧无知的行为，“牺牲的是良善华侨，流的是自相残杀的血”，大敌当前，只有“大家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各堂才平安相处，消灭了被人挑拨起的争执”。他主动与协胜堂代表握手言欢，订立和约，从而结束了延续二三十年之久的“堂斗”，在美洲华侨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淞沪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联合各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宣传和募捐救国活动。1932年2月，司徒美堂主持召开安良堂干事会，作出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3项决议：以致公堂名义发电支持十九路军；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组织青年航空救国。安良堂还组织侨校的师生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募捐。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司徒美堂的极力推动下，1937年10月13日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被推选为常委。他说，“七七”以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有‘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每天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纽约筹饷局在存在的8年半里共筹捐了295047美元，仅次于旧金山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捐款，在美国居第二位。美堂老人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

此外，美堂老人还筹集了大量衣物、医药及汽车，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运往各个抗日战场，支援祖国抗战。

第二，慰劳抗日将士，保卫抗日将领。

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后，司徒美堂时刻记挂着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们。当他得悉华侨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被南京政府克扣时，十分气愤，决定改变汇款方式，通过银行转汇“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亲收”。淞沪停战后，司徒美堂对十九路军抗日将士的命运、对祖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于是决定亲自回国一趟，一则将侨胞的捐款献物带回上海慰劳十九路军，二则了解淞沪抗战后抗日救国斗争的发展态势。

1932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华侨慰问团的成员乘坐邮轮回到上海，拜会了蔡廷锴将军，将美洲华侨捐赠的慰劳品交给蔡将军，并详细了解了淞沪抗战的真实情况。5月16日，十九路军在军部召开“一.二八”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美堂老人及慰问团全体成员怀着沉痛与崇敬的心情，向抗日英雄们敬献了花圈。后来，美堂老人得悉蔡将军因坚持抗日，“开罪”了蒋介石，将被调闽“剿共”而闷闷不乐，便安慰他说，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美国，海外侨胞欢迎你。

1934年8月28日，蔡廷锴到达纽约，司徒美堂组织华侨热烈欢迎。纽约的唐人街停止了营业，侨胞们手拿鲜花涌向码头，走上大街，欢迎来自祖国的抗日英雄，汽车达300多辆，盛况空前。美堂老人亲自做保镖，陪同蔡将军前往美国10多个大城市访问及作抗战救国宣传，侨胞反应极其热烈。美堂老人还在纽约《五洲公报》上登出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把谁捣成肉酱。”由于美堂老人及爱国侨胞出色的保卫工作，使蔡将军平安、顺利地完成了访美的计划。蔡廷锴访美像一股“旋风”，吹遍了美洲大地，对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团结抗日起了鼓舞的作用。

继蔡廷锴之后，还有不少受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迫害的抗日将领如杨虎城、冯玉祥和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等，后来也到了美国。司徒美堂每次都组织侨胞热情迎送和保卫其人身安全；司徒美堂经常到他们的寓所慰问，了解祖国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这对坚定美堂老人抗战救国必胜的信心及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投降、分裂、倒退的路线，共产党则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充满着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特别是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之间，多次出现政治争端和军事磨擦，直至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对这一次次严重的危机，司徒美堂十分担忧。他多次发表谈话、宣言和通电，谴责内战和分裂，呼吁团结抗战。他还给国共两党领袖发去通电，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表示十分关切，敦促两党“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毛泽东主席接到电文后，立即复电给美堂老人，对旅美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十分震怒，他立即给蒋介石发出通电，严正声明：大敌当前，国家利益为重，“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他还发动美洲侨团领袖，发出“保卫团结”的通电数十封。1942年夏，司徒美堂回国访问时，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歧视、迫害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径。美堂老人的严正立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四，拒任维持会长，拒绝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收到司徒美堂的电文后，担心与之闹翻，从而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于是就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华侨参政员”的名义，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1941年10月，司徒美堂以73岁高龄再次回国共商抗战大计。他在儿子陪伴下，乘坐美国邮轮回到香港，准备稍事休息再转赴重庆。不料太平洋战事后香港沦人日寇之手。日寇诱迫司徒美堂出任维持会会长，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并设计与敌周旋，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后来，他在洪门兄弟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帮助下，化装离港，于次年2月1日脱离虎口，日宿夜行，冲破日军炮艇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东走惠州、潮州，而达广东战时首府韶关，复转衡阳、桂林，飞抵重庆，一路翻山越岭，栖风餐雨，历尽艰险。美堂老人安抵重庆后，先后写了《致旅美侨胞书》和《致洪门兄弟书》，向他们讲述了这段险象环生的经历，希望“我旅美侨胞，益加奋发，输财输力，协助祖国及友邦政府作战，争取最后胜利。”“深望我洪门兄弟，念已往之光荣，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一颗热诚的爱国心跃然纸上，令人敬佩!

中国共产党对司徒美堂回国表示热诚欢迎，《新华日报》1942年3月20日发表短评《欢迎司徒美堂先生》。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恩来等还在办事处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热情称赞美堂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义举。在重庆的两个月时间里，美堂老人还拜访了黄兴夫人徐宗汉、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及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臣等。这次回国，使司徒美堂了解了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促使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新认识，开始“认清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为今后10年光明而幸福的前途撒下了种子”。在重庆，当蒋介石企图以“国府委员”官衔为诱饵，并通过他的同乡、当时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的刘维炽，“动员”司徒美堂参加国民党时，美堂老人表示：我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做官，“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这说明，司徒美堂通过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这样说，回国参加参政会的经历，是司徒美堂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1942年，司徒美堂取道印度飞回美国。之后，他不顾高龄和劳累，风尘仆仆地到美洲10多个国家，向侨胞们宣传他在祖国看到的一切真实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号召广大侨胞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继续输财献力，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

第五，心系侨眷疾苦，呼吁救济侨眷。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侵占、特别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五邑地区的侨汇完全中断，侨眷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尤其是主要靠侨汇支持的四邑侨乡，饿殍遍地，不少侨属在死亡线上挣扎。1942年司徒美堂回国时，曾回家乡探亲，耳闻目睹了侨乡人民生活的艰辛，心情十分沉重。1943年，广东许多地方发生饥荒，台山一地侨眷饿死、病死的达10万人以上，很多侨眷妇女远走阳江、广西寻求生路，被迫改嫁或沦为娼妓，苦不堪言。

司徒美堂非常关心侨眷的疾苦，1942年4月，他在《致旅美侨胞书》中就号召旅美侨胞，“踊跃解囊，集款赈济，以尽天职”，救济国内侨眷。旧金山、纽约义捐救国总会、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等均发函中国银行，请驳通侨汇。1943年2月，冈州总会馆致电南京政府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请饬中国银行迅予驳通侨汇，以救侨眷。宁阳总会馆组织筹赈台山饥荒委员会，展开筹款活动。纽约宁阳会馆还规定邑侨每人额捐美金5元，救济台山粮荒。加拿大、古巴的邑侨也响应筹赈。

司徒美堂还向国民政府呼吁过，由政府迅速拨款救济四邑侨眷，但考虑到国家正处在抗战时期，财政有困难，这宗拨款算是借贷，待回美国后定向侨胞募捐偿还。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不已!

为了切实解决侨汇畅通，保证侨汇不受盘剥，司徒美堂还跟美洲华侨联系，并亲自向国民政府交涉，得以在重庆枣子岗垭办起了华侨兴业银行，他还担任首席常任董事(未设董事长)。在司徒美堂的努力下，华侨兴业银行的业务有较大的发展，1943年的资本比初办时增加了1倍，总额达到800万元。除重庆总行外，昆明、贵阳、韶关、成都等大后方多处也设有分行或办事处。但由于抗战期间条件所限，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业务开展困难较大。尽管这样，华侨兴业银行的开办，对吸引侨资回国，解除侨眷的困苦，输财抗战，投资国内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是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是五邑籍华侨爱国主义精神达于巅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主盖敦r黜裴咒瓮乙飞嚣嚣瑞：器神方面，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不仅在五邑籍华侨华人史册上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而且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上、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值得五邑人民骄傲、自豪和弘扬的。

五邑籍华侨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我们认为，这里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因素和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爱国主义传统，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伟大精神因素。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富于浑厚的民族感情和独特的文化特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灵魂。

爱国主义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以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大片山河，中华亿万儿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有着数千年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团结御侮，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压迫，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五邑籍华侨开展的抗日救国斗争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并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

其次，一批爱国华侨领袖应运而生，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领导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抗日战争时期，在五邑籍华侨聚居的地方，一批爱国侨领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他们当中除了司徒美堂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美国的邝炳舜、阮本万、梅友卓、黄仁俊，加拿大的黄文甫，古巴的黄作湛，亚洲的司徒赞、黄洁、黄一飞，澳洲的刘光福、余荣等。

五邑籍侨领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表率作用，他们在建立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救国、发动捐款献物、抵制日货与“不供给运动”、组织爱国青年回国参战，以及在居住国组织侨胞参加战时服务、开展国民外交以争取各国人民及政要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等活动中，都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具有“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号召力，成为五邑籍华侨坚持长期抗日救国斗争的领导因素。

再次，祖国军民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五邑籍华侨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伟大鼓舞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始终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激烈斗争。抗战初期，处在正面主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淞沪、平津、晋北、徐州、武汉等保卫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些战役和取得的胜利对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很大的鼓舞。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正面主战场的地位便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所代替。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战事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为了同国民党携手抗日，还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英勇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侨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华侨对共产党的向心力与日俱增，司徒美堂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值得指出的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华侨工作，把团结海外侨胞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以五邑籍华侨为主体的纽约“衣联会”的关怀，使广大五邑籍华侨引以为荣，难以忘怀。1938年4月，“衣联会”成立5周年时，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词予以祝贺和勉励：“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朱德总司令也题词祝贺：“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把自己的玉照赠送给“衣联会”元老余宏耀，并题词对海外输财助战的侨胞：“致以最诚恳的敬意!”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大力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华侨工作”。1942年初，毛泽东倡议并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朱德任总书记，叶剑英等人任委员。海外侨胞衷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举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同一切分裂、投降、倒退的行为作斗争。祖国军民英勇抗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坚强领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海外侨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成为他们长期坚持抗战救国斗争的伟大鼓舞力量。

最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是五邑籍华侨华人长期坚持抗日救国斗争的重要外部因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军民，这种伟大牺牲精神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1942年2月7日，罗斯福总统在致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就指出：“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按：他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美、苏、英等国家组成同盟国，相互支持，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1943年罗斯福说服国会取消排华法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五邑籍华侨深切感受到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从而大大激发出支援祖国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清朝政府对华侨的政策，以1860年同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和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为标志，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即前清时期和晚清时期。从总体上讲，在前清时期，清政府实行的是闭关锁国、全面海禁和强令“迁界”的政策，根本就不承认在海外谋生的侨民，把他们视为“弃民”、“罪民”、“海贼”、“汉奸”，一经抓获，“正犯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前清时期五侨务可言。

1860年清朝政府被迫同英、法两国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1868年又同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宣布中国人可以自由出洋，清廷“毫无禁阻”，并准许西方国家招募华工出国。1861年，清廷设置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护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派遣使臣前往秘鲁、古巴、南洋及澳洲调查侨情，倾听受虐待华工的血泪哭诉；328禁止拐卖和掳掠华工出洋，违者处死；同美、古、秘等国订立双边条约，保护华侨；在一些国家设立使领馆，帮助和保护当地华侨；反对排华法案，抗议排华事件；允许华侨归国，承认归侨的合法权益；颁布《大清国籍条例》，实行血统主义国籍法原则；向海外侨领卖官鬻爵，授予侨领头衔蓝翎；支持华侨举办学校，鼓励华侨回国发展教育；鼓励华侨归国置业，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实业，为此，清廷于1899年设立保商局，1903年成立商部(1906年后改称农工商部)，制定《侨商兴办实业条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垦荒条例》等，并规定驻外使臣‘‘有保护工商之务，华民出洋贸易工作，均归出使大臣保护，随时约束……”

晚清政府保护华侨的积极政策应予肯定，它在五邑籍华侨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不少爱国华侨回国或在广州或在家乡兴办实业和教育，以实现他造福桑梓的宿愿。

一在广州市

1．电力工业。光绪十六年(1890)，台山旅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帮在美国华侨中集股40万美元，成立“广州电灯公司”，雇请美国人威司任工程师，雇工100名。他们从美国威斯汀霍斯电气公司购买了两台100马力的发动机和两台10阗状特的交流发电机，其发电量可供1500盏电灯的照明。公司先后在广州城内40条街道的一些店铺和公共场所安装了700多盏电灯，使羊城变成丁“不夜城”。黄秉常等人创办的电灯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侨资电灯公司，在我国电力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2．制药工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旅新加坡的台山籍华侨黄甫田和新会籍华侨简寅初等人集资2．95万银元，办起桔香斋制药厂，生产甘露叶、甘和茶、紫锭等药品。产品有70％在省内销售，30％销往泰国、马来亚、檀香山等地。

3．商业、金融业。光绪三十年(1904)，美洲的台山籍华侨集资4万元，在广州市兴办金山庄，经营同美国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后又扩展到南洋各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邑籍华侨在广州创办仁安药局银行部，兼营金融业务。

二在五邑侨乡

1．交通运输业。这是晚清时期五邑籍华侨在家乡投资的重点，最大的项目是美国华侨陈宜禧集资建造的新宁铁路(详见第十二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山、新会旅美国、加拿大华侨集资60万港元，在江门创建“四邑轮船公司”，购买了“贵安”、“顺安”两轮，航行于江门——澳门——香港航线。

2．采矿业。据称在19世纪70—80年代，已有美、澳两地华侨在台山那扶附近淘金。光绪二十五年(1899)，台山三合籍英国华侨叶恩夫妇偕同英国工程师艾恩来到台山白沙百足山开采煤矿，成立“振华采煤公司”，叶恩任经理，艾恩为工程师，雇工300多人。采出的煤由劳工背出矿井，再翻越鹤山颈担到开平县境马降龙村下船，经潭江运往三埠、江门、新会等地销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乡民及矿工赶走了艾恩，叶恩夫妇也回到英1909年，台山籍旅美国华侨刘兴、谭贞谋等招股设“两广煤矿有限公司”，拟在广东开采煤矿。伍学镕、廖致和、余星南、余安礼等在美国招股，回恩平筹办金鸡水金矿。19世纪末，美国华侨李枯美(台山人)、谭乾初(开平人)曾集资40万元到山东省开办金矿，黎强(开平人)到新疆伊犁办金矿等。这说明五邑籍华侨为了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其投资活动是不分地域、不遗余力的。

3．房地产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会大泽乡人吕永统与同乡华侨合资组成吕余庆堂，率先在江门东海里购买成片土地，建筑住宅区。光绪二十七年(1901)，旅美华侨邓章进在龙环里购地建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鹤山县美国归侨李猷源在福山社(今福田里)建楼定居。1911年，台山县归侨李雄治、李猷亮、李初操等组成“李均昌堂”，在江华里买地建房。新会旅马来亚华侨阮世焕和旅美华侨阮宠添发起在阜元里建阮姓新村。辛亥革命前，江门已初步建起东海里、福田里、龙环里、江华里等侨属及富商的聚居点，[2]从而推动了江门市房地产业的发展。

4．商业。光绪年间，已有旅英国归侨独资在江门书院路4号开设益昌茶叶店。江门开埠后又有华侨在江门投资开设医药、百货、茶叶、烟草等商店，有的还经营进出口商品。

5．教育及慈善事业。同治年间(1862-1874)开平赤坎五堡乡新龙里几位旅暹罗和缅甸华侨在该村办起“教五书室”，村中子弟免费人读。他们还在鼠山圩附近置铺购地，以其利息补贴办学经费，这在五邑实为开创性举措。台山浮石旅美国华侨赵池玉、赵裕贺等200多人捐资在村中兴办“浮石学堂”。1905年新会旅美国华侨吴虞廷等人集资创办了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6所。1909年台山端芬旅美洲华侨伍于秩等人捐资兴建了“成务学校”。以上举措开创了五邑华侨捐资兴学育才，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先河，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光绪十五六年间(1889-1890)，时任驻旧金山总领事赵宗坛之参赞的新会古井霞路乡人赵仰裘，倡建慈善社(后改称达善堂)，以济贫、赠医、施药为宗旨。旧金山赵权弼、纽约赵翘畅等华侨及香港乡人殷商等发动捐款，共筹得白银3万余两，在古井墟兴建达善堂，这是五邑最早的慈善机构。

晚清时期，五邑籍华侨为造福桑梓在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五邑籍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改变祖国及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支援家乡建设的举措，无论是在范围与规模上，还是在投人资金上都无法同以后的民国时期相比较。尽管这样，其示范作用，以及采用股份制办实业、集资办教育等，是不可低估的，它深深影响着一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时期五邑籍华侨为支援家乡建设所作出的努力是重要的尝试，它使国人看到了华侨的爱国精神、经济实力和可贵品质，增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信心。

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训示外交部和内务部、广东都督，制订了禁绝贩卖“猪仔”和保护华侨办法；他还要求实业部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办实业。他任职期间，曾准备建立侨务局。但很快地，孙中山就被袁世凯逼了下台。

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内，主持制订并颁布了《侨务局章程》、《侨务局经理华侨注册简章》、《内政部侨务局保护侨民专章》等，它们第一次准确地阐明“侨民”的概念，并从法律上保护华侨的各项权益；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及公益事业。孙中山的侨务思想及实践活动，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南京后，对侨务工作有不少新举措，如成立侨务委员会，规定在重要口岸设立侨务局，制定《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条例》等，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对“确有成绩者，得由侨务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给予奖章褒状”。值得一提的是，1929—1936年陈济棠治粤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条例，鼓励华侨回国办实业，如《关于扶植商务以及吸引侨商投资实业提案》、《广东省奖励归国华侨投资兴办实业暂行办法》等，对“各项旧机器，如证明确属运回内地，用以兴办实业，而非作货转售者，入口时，将一律免税”。海外侨民“以公司商号或个人名义归国在本省投资……确具成绩者”，得依有关规定奖励之。这些条例对吸引侨资发展广东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主政时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侨务政策渐趋完善，一方面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华侨问题的日益重视，另一方面说明华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些侨务政策的实施，对五邑籍华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它大大增强了五邑籍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促使他们以更积极的态度支持孙中山及南京国民政府。其次，为五邑籍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和公益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五邑籍华侨支援家乡建设的高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掀起的。

五邑籍华侨支援家乡建设的高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投资兴办实业，发展家乡经济；二是捐资兴办学校及慈善公益事业，促进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其最终结果是加速了侨乡的形成。

五邑籍华侨素怀“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从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投资家乡兴办实业掀起高潮。同晚清时期相比，这次高潮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从华侨类别上看，以美洲，特别是美国华侨为主。第二，投资金额巨大，以台山籍华侨投资最多。第三，投资主要集中在广州、江门等中心城市。第四，投资领域广泛，包括工业、交通、房地产、商业、金融、服务等业，尤以房地产及交通为大宗。

第五，所用设备多从国外购进，比较先进且技术水平较高。

第六，多采用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

第七，这些实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促进我国及侨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在广州市

广州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我国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又是广东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社会治安较好，因此对侨资极具吸引力。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在广州投资兴办的实业，不仅规模大、范围广，包括工业、交通、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方面，而且数额巨大，极大地促进了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会进步。

(一)工业

火柴工业。1923年，台山旅美国华侨实业家陈宜禧等人集资40万港元，在广州市河南鸭墩兴建兴亚火柴厂。该厂除了木料上机和装盒两个工序外全是机械化，故效率较高，质量较好。

织布业。1927年，新会旅日华侨赵旋庆从日本运回12台旧式脚踏铁木织布机，因购买棉纱困难，未能设厂。后由其从美国归来的表弟赵达南、赵正宽买下，在广州市贤藏街办起赵胜南织布厂。该厂还招收徒弟传授织造和修机技术，促进了广州市织布业的发展。

化学工业。1933年，台山旅美国华侨伍泽民在旧金山集资6万美元，回广州市创办油漆油墨通用厂，生产脂胶类漆、酚醛类漆、沥青类漆、原漆等。商标为“飞球”牌，行销于省内各城镇及广西南宁、梧州、柳州等地。产品质量上乘，可同舶来品媲美，投产后每年均有盈利。

(二)交通

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对广州市交通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主要投资在电车工程。

1919年，台山旅美国华侨伍学晃、伍藉盘等人，以“广州电车公司”的名义，投资港币180万元，向市政公所承得行车专利权，期限为20年。伍藉盘与工程师朱汝梅赴美洲向华侨集股及考察有关技术。每股为港币10元，华侨踊跃认购。伍学晃、陈广兴、陈孔钦、余道生等人在香港的筹资也很顺利。之后，成立以伍学晃为总经理、伍藉盘为经理，包括陈孔钦、余道生等12人的董事会，紧张地开展工作。先将从广九站起经越秀南路、万福路、泰康路直达一德西路这一段铺设铁轨，利用大型汽车改装成电车，运行于广九站至太平路之间。后因经营不善，加之市政府向公司借款40万元作为拆城筑路费用等，加重了公司的负担，被迫停业。

伍学晃、伍藉盘等人经营的电车公司是广州市现代公共交通事业的开始，也是华侨投资市内交通的开始。可以这样说，五邑籍华侨立了“头功”。

(三)房地产业

广州市房地产业是五邑籍华侨投资的热门行业，尤以台山、开平、新会籍华侨投资最多，他们多组建房地产公司进行成片开发，较大的公司有1922年由台山旅美国华侨陈汉子、曾诗传、伍瑞龙、叶崇濂等人组建的“广州民星置业公司”。次年，公司用7万港元购得惠福西路原南海县男监仓地段，开辟民星新街，建成楼房40多间；又在纸行街购地建桥星新街，在中山七路购地建侨兴新街。该公司在广州市拥有多处房地产业，还大力兴建娱乐场所。

台山籍华侨在广州市投资的房地产业中，规模最大的是爱群大厦(见图19)。这座广州市当时最高的高层建筑是由台山旅美华侨陈卓平、陈伯兴等人集资200万港元建造的。1934年春破土，1937年夏竣工。楼高64米，共15层，气势宏伟，材料上乘，设备先进，有电梯6部，电话100台，电灯936盏，还有冷气及消防设施等。爱群大厦曾被誉为“开广州建筑的新纪元”、“南中国建筑之冠”，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是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它是五邑籍华侨奉献给广州市人民的一份厚礼、一件杰作。

(四)服务业

五邑籍华侨十分热心投资广州市的服务业，尤以酒店、影剧院最为突出，详见表11—l。

五邑籍华侨投资的酒店，以新华大酒店最具盛名。旅美国五邑籍华侨参股者859人，每股白银100元，共设5印7股，最大股东是谭文尧，他1人买了65股。股东以台山籍华侨居多。这是一间具有国际水平、多功能的高级酒店，接待对象大多数是“金山伯”、港、澳人士及社会上层人士。30年代中期，长堤及西濠口一带高级酒店林立，竞争十分激烈，新华大酒店以其出色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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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年│ 名称 │ 地址│ 创办人│ 投资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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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西堤戏院 │西堤 │陈汉子等 │3万元毫银 │

│ 1928│中山戏院 │下九路 │陈汉子 │ │

│ 1929│中国戏院 │财厅前 │陈汉子等 │14万元毫银 │

│ 1929│长寿电影院│长寿路 │伍瑞龙 │10万元毫银 │

│ 1930│东乐戏院 │惠爱东路│伍瑞龙 │10万元毫银 │

│ 1930│西濠戏院 │西濠口 │陈汉子 │10万港元 │

│ 1931│新华戏院 │惠爱路 │朱荫桥等 │16万元毫银 │

│ │ │ │谭鼎初 │ │

│ 1932│新华大酒店│太平街 │ │50多万元毫银 │

│ │ │ │谭伟林等 │ │

│ 1932│中兴戏院 │光复北 │陈汉子 │11．92万元毫银│

│ 1934│金声电影院│西关 │朱荫桥等 │29万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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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黎民伟有“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之父”的称誉。

(五)金融业

广州市是广东金融业和侨批业中心，五邑籍华侨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向比较积极。抗战前创办的广州华美银行，纯为华侨资金经营，主要支持者是台山旅美国华侨陈汉子、李时佑、叶崇濂等。该行不仅热情鼓励华侨到广州市办实业，而且给投资者贷款，还为华侨子弟上学借款，深受侨胞及侨眷的欢迎。二在江门市

江门原是新会县的一个小墟镇。由于扼守西江下游与蓬江河(又称江门河)的汇合处，南走水路可达澳门、香港，背靠五邑及粤西，腹地辽阔。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明朝初年(14世纪后期)，江门墟已初具规模；到16世纪则发展成为兴旺的商品集散地。至清朝康熙年间，江门已发展成为粤西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已在江门设立了正税口(后改称江门口、江门常关)。乾隆十九年(1754)，新会县丞署在江门设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根据《中英缅甸通商条约》专款，江门成为西江一个客货运停靠站，是三水关辖下的4个停靠站之一(江门、甘竹、肇庆、德庆)，但其客、货运均居三水关首位。光绪二十八年(1902)，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3月，正式在北街设立江门关。

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扩大了侨乡对外商贸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往来，对江门市及五邑侨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新会乡土志》载：“惟东北江门一口，为出入交通之所必经，故五县之邮、电、路、航四大政攒集于江门，以趋省会，如网之有纲，如衣之有领。”[，J1925年，江门正式批准为省辖市，更大大加强了江门作为侨乡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从1925—1935年，江门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市容大为改观，市场更加繁荣，人口从1904年的3．5万发展到1930年的81874人。[：)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是五邑籍华侨选择在江门市投资办实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3年3月，新宁铁路从台山公益修通到江门北街，北街火车站成为五邑与港、澳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五邑人也多从江门港出洋。至1919年，年均客运流量达300万人次，货运量达20万吨。1918年以后，杜江、冈州、海江、江佛、江北等公路先后建成通车，加上发达的水运，至1936年，江门已形成水路、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多向发展的格局。便捷的交通条件，是五邑籍华侨选择在江门市投资办实业的又一重要原因。

1936年2月，江门侨务局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街。该局负责广东省西江流域南路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和赤溪“六邑”的侨务行政(抗战胜利后又增加中山县)。江门侨务局的成立标志着江门成为五邑侨务行政的中心——侨都，这对吸引海外五邑籍华侨的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同五邑特别是台山和开平的广大乡村土匪为患相比，民国初年至30年代，江门市的社会治安较好。安全的投资环境，是五邑籍华侨投资兴办实业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江门市的近代工业是随着江门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主要由五邑籍华侨投资而建立起来的。从1902—1936年，五邑籍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江门市投入毫银200多万元、银元100多万元和港币60多万元，兴办大中型工业企业5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服务企业6家，拥有75辆汽车的行车公司5家，开辟3条总长度34公里的公路(详见表11—2)；并投入巨资置地兴建归侨、侨眷聚居点13处。江门市历史上首家大型轻工企业、首家电力企业、首家织造厂、首座豪华大酒店，第一条公路等，都是五邑籍华侨投资建设的。

(一)工业

造纸业。1913年2月，由台山旅日本(一说美国)华侨余觉之、余乾甫等人集股银12．6万元创办的“江门造纸股份有限公司造纸厂”(通称江门造纸厂)在江门文昌沙建成投产，拥有16台机器，功率147千瓦，主要设备购自日本、荷兰和英国。这是江门市第一家机械化造纸厂，华南3大造纸厂之一。1917—1930年为公司全盛时期，年产量从311．6吨增加到1409．1吨。它还开创了广东近代造纸业和采用股份制发展工业的先河。

肥皂业。1919年，余乾甫等人集资兴建东华枧厂(今江门市肥皂厂前身)，生产“梅花”牌洗衣皂、条枧、枧头等，年产量约90吨。这是广东第一家肥皂厂。

织布业。1919年，江门市落头乡旅新加坡华侨林汉屏、林奕霖等在江门松庆里林氏宗祠和碧泉祖祠附近(今江门市三机配件厂一带)，开办“富华”、“富荣”两家织布厂，有工人300名，织布机为木制脚踏型，生产窄幅格仔土布。这是江门市第一家织造厂。

火柴。1921年，华侨黄壮辉、黄惠伯兄弟等人合资开办燧昌火柴厂，主要原料靠进口，产品多销往南洋。1927年因严重亏损，由黄润堂收购，易名为光明火柴厂。

电力工业。1913年8月，新会旅美国华侨赵冠山同他的美国籍妻子、电气工程师露丝筹股在江门市兴建的“新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三角塘发电厂正式投产，装机容量200马力，每天供电12小时，江门市从此有了电灯照明。这是五邑籍华侨在江门市开办的第一家电力工业企业。

(二)房地产业

在江门市，五邑籍华侨的投资以房地产开发为最大宗。在20年代，江门市的商店，近半数由华侨投资兴建，长堤路(见图20)、莲平路、兴宁路一带的骑楼式商店即是。此外便是大酒楼。1926年美洲华侨许济阜投资10万港元兴建蓬莱酒店。1927-1937年间兴建的几间大酒店，如蓬江、中华、环球等，股东大部分也是华侨。蓬江大酒店坐落在常安路，楼高6层，建筑面积2988平方米，设有电梯，相当豪华，是当时江门市最大的酒店。环球旅店也坐落在常安路，楼高5层，有电梯上下。中华旅店坐落在堤西路。抗战前，这几间旅店生意十分兴隆。1929年，由华侨集股银1．56万元兴建的中华戏院(后改称华侨戏院)，有600多个座位，它是当时江门市最大的戏院之一。

购买成片土地兴建侨房，是房地产开发的又一大宗项目。至1938年，已陆续建成东升里、风翔里、江华里、启明里、南芬里等13个住宅区。这些住宅区的房子均为中西混合式建筑，二三层的青砖木结构楼房，样式整齐划一，多为归侨、侨眷及本地富商的聚居点。这些住宅区至今仍是江门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交通运输业江门市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五邑籍华侨功不可没。1918年，杜阮华侨黄伟如集资15万元毫银修建的杜阮至江门(杜江)公路，揭开了五邑籍华侨投资江门市公路建设的序幕。至抗战前，新会华侨林梦炯、林梦刚(旅加拿大)、叶泳楚(旅日本)、李金钊(旅美国)等，筹集侨资修建了冈州(会城至江门)、江鹤(江门至鹤山雅瑶)、江海(江门至外海)等公路；林梦炯、谭裔江、叶泳楚等还组建了行车公司，经营公路运输。

至于新宁铁路的建造者陈宜禧在规划筑路蓝图时，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江门，就是因为陈宜禧独具慧眼，认识到江门是粤中通往穗、港、澳及粤西的门户。他说，新宁铁路如不通到江门，“虽有车行，犹废路也。”新宁铁路修通到江门，江门的交通建设掀起了高潮，从而大大加强了江门作为五邑“侨都”的地位与作用。

(四)金融与侨批业

江门与广州、汕头、海口在当年同为广东拥有侨批业的4城市之一，并作为已形成的广府帮、四邑帮、潮汕帮、客家帮4大侨批业中“四邑帮”的“帮头”，奠定了其五邑侨批业中心的地位。当时，江门有10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侨汇递解业务，另有50多家钱银业和“巡城马”(往返于海外与内地，专为人传递信件、物品、侨汇的使者。四邑地区称“水客”。)托解侨汇。五邑籍华侨每年巨额的侨汇是江门市金融业与侨批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依托。三在五邑侨乡五邑籍华侨热爱自己的家乡，尤其热心捐赠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对投资兴办实业也屡有建树。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在家乡掀起投资办实业的热潮，虽然在数量上、规模上都比不上在广州市和江门市等中心城市的投资，但范围同样广泛，包括了工业、交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

(一)工业

五邑籍华侨是家乡电灯、电话实业的开拓者，被誉为“光明使者”。1916年，新会旅美国华侨赵冠山与朱邑裘等合作，集资在会城开办新光电灯公司会城分公司(后改称会城普照电灯公司)，会城从此有了电灯照明。

1919年，台山籍华侨、侨眷伍俊庭、伍于郁、伍时修等人集资毫银6．3万元，在台城创办了台山第一家发电厂——永明电力公司。1926年，归侨邝醉生、谭蔚亭和谭裔简等人收购该公司股权，招收新股，重组永明新记电力公司，共投资毫银18万元多，从德国进口柴油发动机及配套发电设备，发电能力扩大，除满足台城所需外，还给水步、大江、公益等墟、埠供电。1931年，该公司又从德国购进80匹马力柴油内燃机和50千瓦发电机，设立台山制冰厂，日产冰10吨，供应广海、上川、下川和邻县渔产区冰冻鲜鱼之用，以及台城饮食行业冷藏食品之需。这也是台山第一家用电力制冰的工厂。

1932年，恩平旅墨西哥富商张培作与归侨何承任等人筹建恩城光明电灯公司，恩城装上了电灯。

1927年，台山旅美洲华侨招股20万银元(其中侨资占8成)，在台城创办电话公司。1929年，开平旅美国华侨司徒璧如与同乡好友司徒植，在家乡赤坎镇创办开平灵通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并任经理，长沙埠设分公司，同荻海、新昌、水口、苍城、塘口等墟镇连成网络，并可接通台山、新会、江门、新兴等地，通讯联络堪称方便。司徒璧如还在乡间寓所里安装一部电话，乡民如遇生病或急事时，可使用通话。其善举美德备受乡民称赞。

五邑籍华侨兴办的工业企业有：1911年开平旅加拿大华侨司徒德业在长沙创办的振华机器制造牛骨灰田料公司。1920年台山旅加拿大华侨马公仪在台城开办的宁汉机修厂(这是台山首家机械厂)。1922年，台山籍华侨集股兴办珠光火柴厂，年产340吨(每箱50包)。梁汝池任总经理。该厂商标有珠光、双叶、宝塔、满载、荣归等。30年代，台山的美洲华侨伍英勋在台城兴办砖碣公司，专事砖、碣(石碑)生产。

(二)交通

这是五邑籍华侨投资的重点，最著名的是陈宜禧主持建造的新宁铁路(见第十二章)。修建公路，五邑籍华侨也是主要的投资者。台山从1922-1937年抗战前，在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筑成公路31条，通车里程达400多公里。[1)1923年，三八侨商李金照承办行车公司，从此，台山的公路运输迅速发展。

1924年，开平开始修公路。至1937年，全县已筑成32条公路，总长321公里，有行车公司18家，形成了以县城苍城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司徒璧如创办东落龙行车公司，行走赤坎至长龙洲公路。

新会古井旅加拿大华侨林梦炯，1917年创办冈州浚河电车(马路)有限公司，修建会城至江门的冈州马路(后称江会公路)。林梦炯、叶泳楚、李金钊等分别组建冈州、利民、其利行车公司，承接江会、新鹤、江沙公路的运输业务。

恩平旅加拿大华侨吴星楼，1922年修建了恩平第一条公路——恩城至圣堂公路。东成牛皮塘旅美洲华侨郑泽概捐建圣堂至君堂公路。六斗田村美洲归侨卢世祺捐建企南公路(恩平至开平企山海)。

鹤山的美国归侨包茂声主持修建了鹤城至江门的公路。五邑地处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河流纵横交错，使城乡间往来受到阻隔，海外华侨总是把修路同建桥联系在一起，把建桥视为造福桑梓的善举，留下了一座座丰碑。

台山端芬华侨捐建的大同、汀江、西廊3桥，横跨在宽阔的大同河上，彼此相距不足一里，故有“一里三桥”的美称。白沙旅泰国华侨马立群为了实现先父马棠政修建从长江墟至白沙墟公路的宿愿，1928年出资白银15万元，修通了这条长6公里的公路，命名为“马棠政公路”，还建了两座桥梁，分别以嫡母及庶母之名命名为’琼仙桥”和“丽珍桥”，在白沙侨乡传为美谈。

开平籍华侨集资兴建的合山铁桥驰名五邑侨乡。铁桥位于蚬冈和百合两镇的交界处。昔日，两地被潭江隔断，原靠一只用绳缆拉曳的渡船往返载渡乡民。1926年夏，一次横渡中绳索突然拉断，渡船被急流冲走，船上100余人仅3人逃生。这一惨案震动了开平的海外侨胞，他们纷纷倡建桥梁，以利交通及民生。1930年两地成立“开平合山筑桥会”，并推举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桥梁工程系学成归来的百合厚山乡群胜里人黄勒庸负责建桥事宜。他亲自到海外向侨胞筹款，采用股份制，每股美金25元，共筹到白银1．62万元。他从德国购回钢材，自行设计、自行组织施工，不怕失败，历尽艰辛，终于在1934年12月建成这座长67米、宽9．5米、承重量10吨、无桥墩的钢铁长虹，并修筑了一条从齐塘通往蚬冈的公路，大大方便了城乡的交流。这座铁桥已被开平市人民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引来了许多参观者。

1922年6月，开平旅美、加华侨周振发、周逢举、周道万、周道选等人，发动华侨集资3万银元，在蚬冈墟东头建造宗旦桥。桥长80多米，为钢筋水泥结构，成为沟通蚬冈南北交通的要道。

(三)房地产业

五邑籍华侨在家乡的投资以房地产业居首位，它包括农村侨348房、碉楼和城镇商厦及居民住宅，其建筑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五邑侨乡被誉为“近代建筑的艺术馆”。

进人民国后，尤其20-30年代，五邑侨乡掀起了“建房热”，建起了许多被人们称之为“洋楼”(多以“庐”、“楼”命名)的房屋，出现了一条条多姿多彩的侨村，如我们考察过的台山斗山的浮月村、六村，都斛的沙冈、莘村，端芬的琼林村、模范村、汶秧村，白沙的西村，潮境的墨林；开平塘口、赤坎、蚬冈、百合一带的侨村；新会古井五福村；恩平圣堂的侨村等，都令我们赞叹不已。五邑农村的侨房建筑设计新颖，有别墅式、庭院式、园林式、碉楼式，多数为二三层钢筋水泥结构，十分壮观，鲜明地反映了中西合璧的特性，不同的建筑风格代表了五邑籍华侨不同侨居国的特色，是五邑侨乡一道瑰丽的风景线。

五邑侨乡的侨房建筑，从设计新颖、漂亮多姿、数量众多角度评价，首推有“建筑之乡”美誉的开平市。目前，开平仍有约3000座“洋楼”。其中的杰作是“立园”(见图21)。“立园”位于塘口北二乡，占地1．1万多平方米，是旅美国华侨谢维立用了10年时间，于1936年建成的，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园林别墅式建筑。共分3部分：别墅区、大花园区、小花园区。3个区用人工小河或围墙隔开，又用桥亭或通天回廊将之连成一体，园中有园，景中有景，亭台楼榭，树木挺拔，环境幽雅。建筑用料全部从海外购人，建筑质量无与伦比。绿色玻璃瓦的大屋顶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墙面、门窗、廊柱、楼梯、壁炉等的造型则是西方古典式，室内装饰十分豪华，绘有大型彩色壁画，还有金木雕刻，客厅和房间悬吊着古典灯饰。“立园”是一座艺术殿堂，被誉为“山沟里的一座‘宫殿”’、“侨乡建筑一绝”。1983年，开平县人民政府把“立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初步维修。1999年，开平市人民政府在谢维立后人的支持下，拨巨款进行了全面修复。现在，这颗建筑艺术明珠重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参观者络绎不绝，建筑专家们更是赞不绝口。

在五邑侨乡，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是碉楼多，而且风格各异，有廊楼式、裙楼式、罗马式、英国古堡式、德国哥特式、西班牙式、伊斯兰式等。它们活像一个个哨兵，屹立在村头、村中或村尾，雄踞在“洋楼”群中，一般高达三四层、五六层。在开平、台山，许多村子都有好几座碉楼，最多的有10多座，故有“无碉楼不成侨村”之说法。不少碉楼既是碉楼(防卫)又是民居(居住)，既坚实又雅观，一看便知是华侨富商的住宅。开平碉楼已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碉楼的兴建起初是为了避洪涝。开平地势低洼，每遇暴雨，必生洪涝。开平人民于清初便开始建造碉楼，每当洪水袭来，“村人登楼全活”。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台山、开平因“金山伯”多，土匪常来劫掠。开平从1912-1940年，发生较大匪劫事件约71宗，杀人百余，掳去耕牛210多头，金银首饰无数，县城苍城3次被攻陷，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1912—1926年，匪徒劫学校8次，掳去师生百余人。1922年12月某日，土匪劫掠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的探照灯发现，四乡团练及时截击，救回校长及学生17人。此事轰动海内外，华侨纷纷倡议建碉楼和成立民团，武装保卫村民。在侨胞的大力支持下，开平掀起了建碉楼热潮，共建3000多座(现存1833座)。从那时起，碉楼才主要用于“藉避盗匪之扰”。开平的碉楼以塘口、赤坎、百合、蚬冈、赤水等镇最多，最雄伟。蚬冈的瑞石楼(见图22)，高9层，是钢筋水泥建筑，墙厚达三四十厘米，四周有枪眼，顶层有嘹望台、探照灯、报警器、消防器，是我们考察过的众多碉楼中最壮观的一座，有“开平第一楼”的美誉。

台山的碉楼也有3000多座，我们曾考察过斗山、都斛、冲蒌、端芬、白沙等镇的碉楼，也非常壮观。矗立在白沙潮阳村、潮安村和南阳村路口、拱卫着这3条村民安全的“团防碉楼”，门口两旁的对联至今仍清晰可辨：“保境安民资捍御，卫乡靖盗庆升平”。这副对联真实地道出了侨乡碉楼兴建的历史与作用，和侨乡人民坚决荡平匪贼、共庆升平的豪情壮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碉楼成为侨乡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杀伤了众多的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赞歌。其中最壮烈的是“南楼七壮士”的英雄事迹。南楼位于开平赤坎腾蛟村潭江北岸，为7层钢筋水泥建筑，墙厚达43厘米，异常坚固。1945年7月15日，日寇进犯赤坎，南楼四乡团队凭楼英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寇进攻，共毙伤及淹死日伪军百余人。因敌我力量悬殊，守楼的队员有部分突围出去，司徒煦等7位壮士誓与南楼共存亡，在楼里坚守7天7夜。日军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施放毒气才将这7名壮士俘虏和杀害。今天，南楼仍巍峨屹立在潭江边上，当年日军炮击南楼的12处弹痕也残留在楼身上，似在向人们诉说这一段悲壮的历史。1999年，开平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了“南楼纪念公园”，为7壮士雕塑了一座气势雄伟的群像。它已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在五邑侨乡的城镇、墟集(埠)，到处可以见到二三层的“骑楼”式商业建筑，体现了五邑籍华侨开发房地产的重要特色。“骑楼”是由中国传统的檐廊式建筑对西方敞廊式建筑逐步吸收、融化、演变而来的，因适合南方多雨、多风、酷热的气候特点，深受侨乡人民的欢迎，成为富有特色的建筑物。我们考察过的台山市台城、斗山、都斛、公益、大江、水步、广海、山底墟、汀江墟、大同市、海口埠、冲蒌墟、沙坦市、白沙墟、潮境墟，开平市的新昌、荻海、赤坎、蚬冈，新会市的会城、古井，恩平市的恩城，特别是赤坎镇，那整齐划一、店铺幢幢连接的欧陆式“骑楼”建筑令我们赞美不绝，更使人们想像得出当年商贸繁荣的景象。值得五邑人自豪的是，这些城镇的骑楼式商业建筑至今基本保护完好，成为发展富有侨乡特色旅游业的宝贵资源，还为摄影及影视艺术家所青睐，《三家巷》、《廖仲恺》、《香港故事》、《醉拳》、《非常大总统》等众多影视片都以这些城镇为背景，录下了它们的迷人风采。

(四)金融首饰业

五邑每年因有大量侨汇汇人，金融首饰业很兴旺。金融业主要是办理侨汇兑现及存款的银行、钱庄、侨批局。二战结束前，台山县除了官办银行外，私营银行、信托公司就有6家，金铺银号上百家，以药业、油糖杂货业等为主同时兼营侨汇的店铺也有160多家。开平长沙大成银号还兼营香港、澳门、上海、梧州、肇庆等地的汇款业务。开平三埠及赤坎镇的侨汇业务，除了本县外，还接驳台山、恩平、阳江、新兴、高明、鹤山等地的侨汇。1916年间，新会林梦炯在会城创办了冈州储蓄银行，自任主任。

五邑籍华侨兴办的实业，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侨乡走向繁荣，是华侨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但是，正如麦礼谦指出的：“直到1949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与军阀混战的破坏，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大部分侨办企业不能够正常生产，营业亏损，以至停业、倒闭。”[1J

(五)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

五邑是遐迩闻名的“文化之乡”、“教育之乡”。民国初年至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办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达到高潮。这个时期，捐资人数之多、数额之大、建设项目之多、影响之广，是前所未见的，对侨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书报社

五邑籍华侨热心捐建文化活动的基地——书报社(文化室)、图书馆等，其中缘由，台山斗山中礼永和书报社创建人之一的美洲归侨陈玉样的一段话作了最好说明：“民国十六七年至廿年间，红黑两毒(红丸、鸦片)之流行，遍及全邑，如江河之下溃。环顾吾乡、毒窝赌场林立，实足惊人，而青年染毒受害者，日益增多。此种现象，即束身自爱者，稍一不慎，亦多沉迷，无由自拔，若非急图补救，遗害尤不堪设想。”组织书报社，“筹款购备各种图书报刊及各种杂志，备众阅览，以求普遍，增其知识，广其见闻，消其瑕疵，使其精神有所寄托。实施心理建设，庶不为烟赌毒害所濡染，流为社会之不良分子也。”用心可谓良苦矣!

在海外华侨捐助下，开平的塘口、里村、蚬冈、楼冈、赤坎，台山的四九，新会的古井、岭北、沙堆，恩平县城等地都纷纷建立起这类书报社和图书馆。

②图书馆

五邑籍侨胞捐建的图书馆中，最著名的是景堂图书馆、司徒氏图书馆和关族图书馆。

景堂图书馆(见图23)坐落在新会会城镇中心区，由旅泰国华侨冯平山创办于1925年，以其父冯景堂名字命名，馆内立有冯景堂铜像，并刻碑文讴歌其美德善举。馆舍前后两座，前座2层，后座3层，楼顶前壁上“知识府库”4个大字，据说为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之手迹。馆舍中间为水池、花圃、回廊，环境十分雅静。现有藏书27万册，是五邑历史最悠久、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

司徒氏图书馆，位于开平赤坎东埠潭江之滨，由旅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的司徒于慧、司徒于衍等乡亲及邑中乡亲共同发起筹建，于1925年建成使用。楼高3层，红墙绿瓦，融中西建筑于一体，美仑美奂；楼顶之大钟楼，钟声洪亮，数里外之旷野亦可听到。3楼顶壁正面“司徒氏图书馆”6个大字，为书法家谭延闾所书写。该馆现有藏书2．5万多册。

关族图书馆，位于开平赤坎西埠赤水河畔，1931年由旅加拿大华侨关崇藻、关国暖及族老关鹤琴、关若熔等倡议，旅加、美、南洋关族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建成。楼高3层，中西合璧；楼顶有一大钟楼，十分壮观，钟楼正面“关族图书馆”5个大字，系新会前清举人梁鸾仓所书。现有藏书1．6万多册。

同在一个镇，咫尺之距竟建起两座如此壮观的图书馆，不仅在五邑，就是广东和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众多的书报社(文化室)和图书馆的兴建，对于发展侨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启发民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陶冶青少年一代的精神情操，起了积极的作用，并构成五邑侨乡文化的一大特色。③侨刊乡讯五邑侨乡文化建设的又一特色是侨刊乡讯数量众多。侨刊乡讯原为民间创办，向海内外(以海外为主)发行的、非营利性报纸和刊物。由于它们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报道内容和活泼的版面形式诱发了海外赤子怀国、思乡、念祖、恋亲的情怀，深受他们的欢迎，被赞誉为“族谱”、“乡音”、“集体家书”，并得到他们的慷慨资助，因而长盛不衰。

五邑是侨刊乡讯的发祥地。清宣统元年(1909)一月，新宁县以谭毓芝、刘小云为代表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要兴利除弊，改良社会，必须办报纸刊物“以严正之议论绳之”。[1]他们组织了“新宁杂志社”，我国第一份县级侨刊——《新宁杂志》于是问世。为了实现兴利革弊，改良社会的办刊宗旨，《新宁杂志》规定其体例是：“首通论，状社会之情况也。二法政，明利弊之当兴当革，而尤注重地方自治，备实行立宪之需也。三教育，谋普及也。四实业，促经济之发达也。五公牍，示人以守法也。六中外要闻，欲通知四国之故也。七本县要闻，备掌故也。八杂俎，网罗文献，改良社会也。”这8个方面就是《新宁杂志》的主要内容与特色，并为以后陆续创刊的侨刊乡讯所效法。

《新宁杂志》创刊后，由于办刊宗旨明确，内容丰富，乡土特色浓厚，深受海内外乡亲的好评，台山县许多乡、镇及宗族在海外华侨的资助下，纷纷办起乡刊、族刊，并带动了邻近的开平、新会、恩平和鹤山县的仿效。侨刊乡讯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民国至抗战时期，更是其黄金时期，期间，仅台山出版的侨刊乡讯就有57种之多。

经历90年发展，目前，五邑的侨刊乡讯已发展到88种，其中江门市4种、台山市35种、开平市24种、新会市15种、恩平市6种、鹤山市4种，年发行量60多万册，发向世界上6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侨刊乡讯种类繁多，有面向本市的，如《五邑乡情》、《新宁杂志》、《开平明报》、《新会侨刊》、《恩平公报》、《鹤山乡讯》，但为数不多。多数是镇、乡、村刊及族刊。族刊又以台山、开平最多。2．教育事业

在民国时期，五邑籍华侨捐资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尤其是台山籍华侨的表现最突出。从1912—1945年，台山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有78所之多，居五邑首位，闻名海内外。著名的学校有台山县立中学(今台山一中)、端芬中学、台山师范学校、台山女子师范学校、敬修中学、居正中学、溯源中学、胥山中学、栽华职业学校、海阳学校等。

开平籍华侨捐建的学校有开平县立中学(今开平一中)、开侨中学、风采中学等20多所。开平一中建于1919年，校址原在赤坎镇鼎新宗祠。1933年，赤坎司徒教伦堂族人献出东郊羊咩洲地一块，并集资建教伦堂纪念堂教学楼；赤坎关光裕堂族人及旅居南洋华侨捐建光裕堂纪念堂宿舍大楼，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发展成为完全中学。

新会籍华侨在会城创办了新会书院、职业学校、平山贫民义塾、平山学校；在罗坑陈冲乡创办了澄波一小、澄波二小；在双水创办了寅初小学；在牛湾创办了裘焯小学、冈州中学等。

恩平县立中学(今恩平一中)创办于1918年。30年代由该县旅居英国、巴西、古巴、海地及委内瑞拉的乡亲捐资新建，成为完全中学。

鹤山籍华侨于1925年捐建了县立中学(今鹤山一中)。首任校长李照衡3次赴美、加等地发动邑亲捐资，于1930年建成新校舍，成为完全中学。

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捐建的学校中，以台山县立中学和开侨中学最著名，是远近闻名的侨校。

今台山一中创办于1909年，借县城文庙为校址。1919年，黄明超任校长时决定在前任校长岑锡祥新购置的台城东郊沙帽山麓兴建新校舍，经他发动，旅加拿大邑侨热情响应，共捐加币24．9万多元，于1926年5月建成宏伟的新校舍(初中部)。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笔题写的校名“台山县立中学”(见图24)刻在教学大楼上，更为学校增色不少。1930年，黄铁铮校长亲赴美国发动邑侨捐建高中部校舍。美国邑侨以旅加邑侨为榜样，共捐资24万多美元，于1936年建成高中部新校舍，全为红砖、天蓝色琉璃瓦的宫殿式建筑，富丽堂皇，在当时国内的中学中极为少见。

开侨中学坐落在开平长沙西郊，南临风光秀丽的潭江。1923年，吴在民受邑亲之托，前往美、加、南洋及香港等地发动乡亲募捐，历时6年，筹款60余万元。1927年动工兴建，1933年夏落成，校名题字“开侨中学”为何香凝手书。开侨中学的建校余款在香港购置了两座楼房作为校产，此一创举也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并为侨胞所效法。

发达的教育事业为五邑侨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仅台山一中，1909～1999年创办90年来，毕业生就达4万多人，遍布祖国大地及海外78个国家和地区，不少人为祖国及家乡、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据有关报道，五邑在海外及港、澳地区荣获博士学位的教授、专家近2万人。台山白沙镇有条村子叫大岭村，在20—30年代，一条巷里就出了3个博士黄俊杰、黄承业、黄朝晖，再加上非居此巷的黄敬业，一条村子竟出了4个博士，是有名的“博士村”。这是海外华侨热心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结出的硕果。

3．慈善公益与体育事业

五邑籍华侨素来热心在家乡举办慈善公益与体育事业，这些公益事业包括医院、道路、桥梁、幼儿园、敬老院、公园、凉亭、赈灾等。兴建道路及桥梁情况，前文已作介绍，这里重点介绍医院、凉亭及体育事业的有关情况。

①医院

民国至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捐资兴建的医院很多，台山有荻海的宏济医院、四九的普济医院、海宴的福民医院、斗山六村的太和医院、赤溪的大衾麻疯医院、台山县立医院；开平有赤坎、水口、蚬冈、茅冈、长沙等地的爱善堂、医院、方便所和赠医社；新会有南洋华侨梁仁轩兴办的同济医院、林裘谋在家乡牛湾上升村办的裘谋赠医室等。

上述的医院中，最有名的是台山太和医院和台山县立医院。

太和医院坐落在斗山镇六村，是30年代初由美国归侨陈卓平、陈孔森、陈孑L桴等发动海外邑侨捐款13万多港元兴建的。这是当时全国农村中院舍漂亮、设备较完善的医院，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今台山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台山县立医院，1934年由华侨及港、澳同胞、县内乡亲，共捐2．7万多元，建成该医院第一院，面积431平方米。同年，旅港乡亲李星衢独资捐建第二院，面积676平方米。1935年，南洋华侨林英锦独资捐建第三院，面积735平方米。这是当时五邑地区最大的医院，奠定了今日台山市人民医院的基础，为侨乡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②凉亭

建凉亭供乡民避风雨遮阳光或休憩、候车、弈棋，这也是五358邑籍华侨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并成为五邑侨乡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开平水口至长沙14公里长的公路两旁，就有义祠亭、达道亭、南亭、北亭、瑞雨亭、风采亭等13座凉亭；在台山台城至广海公路两旁，有12座凉亭，都斛镇有28座凉亭。从都斛圩至莘村仅两公里，公路两边至少有5座“百岁亭”，都是为纪念村中的百岁老人而建的。最有名气的是为纪念下莘村村民麦立宣少游美国40余年后叶落归根回到故里而建造的“百岁亭”。“百岁亭”3字为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书，亭内还有行政院长孙科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题写的对联。新会、恩平、鹤山也建有不少凉亭。五邑的凉亭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

五邑的凉亭有多种名称，多是为了纪念亲人的，如慈母亭、念亲亭、双亲亭、念母亭等；也有怀念故土、歌颂社会升平的；还有叫避雨亭、候车亭、爱心亭、爱校亭的，不同的名称表达了海外乡亲的不同爱心。

五邑的凉亭造型多样，是侨乡建筑艺术的又一“精品”。凉亭除名称外，不少刻有亭记、楹联且多出自名家手笔，散发着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如开平旅缅甸华侨张瑞隆1930年在家乡寺前墟口公路边建造的“瑞雨亭”，为钢筋水泥的六角形建筑，两侧的对联是“瑞麦双歧，嘉禾九穗；雨亭记轼，云物书韩。”行人驻足于此，都要朗朗诵读一遍，细细玩味其中的寓意。

五邑的凉亭中，也有华侨历史名人自己捐资建造的，最著名者是台山白沙的“湘亭”，它是孙中山的忠诚卫士、旅加拿大华侨马湘于1931年捐建的。为钢筋水泥四柱尖顶建筑。亭檐正面横匾刻“湘亭”二字，前柱两边隶书阴刻楹联“湘澧有兰知爱国，亭台留荫覆行人”。亭前右方立有马超俊撰书的“湘亭志”，碑石，记述了马湘光辉的一生。“湘亭”现为台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③体育事业提起五邑侨乡的体育运动，人们不用思索就会脱口说出：排球，甚至还能讲出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句赞语：“全国排球半台山。”(1)台山能成为全国闻名的“排球之乡”，这首先应归功于海外华侨。

排球运动源于美国，1914年传人台山。华侨看到打排球既可以强身壮体，又抑制改良嫖赌吹等不良风气，于是热心支持排球运动的开展。端芬是台山排球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一次，龙腾里美国华侨梅雨政回乡探亲，见子侄们喜欢玩排球，于是捐赠一笔钱在村里成立“排球体育会”，作为购买运动器材和奖励球赛之用。之后，由华侨捐资组织的“排球体育会”便遍地开花。在华侨的大力支持下，排球运动在台山蓬蓬勃勃开展起来，20—30年代达于高潮，几乎村村有一两个排球场，并组建了排球队。台山的男女老少都钟情打排球，各区乡每年都要举办几次比赛，春节的联赛更是热闹非凡，成为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节目。台山的排球运动时兴“9人排”，每队出9人，分成前、中、后3排，每排站3人，球赛显得紧张、精彩。

20-30年代，台山出了不少优秀排球运动员，如赵善性、刘权达、曹庭赞、梅迪贤、梅奕权、梅球相、丘广燮、黎连盈、黎连泽等等，一个个有“飞将军”、“闪电手”、“大铁锤”、“铁网手”之称，技术高超。从1923年起，赵善性、刘权达、曹庭赞代表中国队参加第六、七、八、九、十届远东运动会的排球比赛，前两届获亚军，后3届获冠军。台山排球从此誉满亚洲排坛。

除了排球外，台山的桌球运动也很普遍。桌球，台山人称台波、棍波。据说，30年代初，旅美国华侨李伯最早从美国购进桌球器材，在台城通济路开设桌球店。随后，李厚、黄德泮、谭仕标等华侨、归侨在台城相继开桌球店，从此，桌球运动在台山逐步开展起来。至新中国建立前，台山共有桌球店32间，桌球台66张。

开平的排球运动也很有基础，但篮球运动更为普及，是“篮球之乡”。1919年，蚬冈启新小学在华侨捐助下，建起了开平县第一个篮、排球场。

新会群众久有习武之风，培养了不少武林好手，是“武术之乡”。鹤山群众传统体育活动是龙舟竞渡，被誉为“龙舟之乡”。四在其他省市五邑籍华侨在祖国内地兴办实业，也大有人在，其中比较著名的成功人士有邓泽如、关伟林、李勉辰、朱赤霓。

邓泽如是江门市郊区篁边乡人，早年赴马来亚谋生，经营锡矿、橡胶及商贸，成为富商。辛亥革命期间，他倾力支持孙中山，成为挚友。民国初建，粤督胡汉民邀他出任实业司长，他推辞不任，却去省内勘探矿源，在粤北爬山涉水，经数月勘察，写出《调查北江煤矿之意见书》，力主集资开发北江煤矿，以减少使用进口煤。1921年，邓泽如在广州市组织驻粤南洋同侨实业俱乐部，亲兼主任，动员海外侨胞集资在国内尤其是两广地区兴办实业。从1923年起，邓泽如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建设部长、财政部长、两广盐运使、矿务局长等职，为发展实业殚精竭虑，贡献良多，备受后人称道。他的“海外贸易，国内实业，相并积极进行”的主张，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他们积极投资在海南开矿、种植橡胶，在广西开矿，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发展关伟林，开平人，1899年赴美国谋生。1927年他创办自来水笔工厂，以其独子关勒铭的名字命名为“关勒铭自来水毛笔光清墨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关勒铭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厂长，资金15万元，均系华侨认股。1928年，关伟林携家眷及全套设备迁去上海，生产的关勒铭自来水笔及各种墨水，行销国内，远销南洋，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声誉。

李勉辰，1868年生于台山斗山唐美村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883年赴加拿大谋生，父子合办英昌隆商行，专营中加商贸而致富。后又经营农业，种菜养猪，成为一名实业家。1925年，李勉辰在孙科、马超俊等人鼓励下，携款回上海创办“中国信托公司”，是海外华侨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信托公司。他还在上海市郊区购地80亩，盖了一间玻璃屋棚，建了一个自来水塔，使用先进技术，大量种植蕃茄、芥兰、蘑菇等蔬菜，供应市场。该农场办得很成功，成为当时科学种田的示范农场。抗战爆发后，李勉辰在上海的实业已大受影响，但仍惨淡经营。1940年李勉辰在上海病逝，葬于万国公墓，是深受后人敬仰的爱国实业家。

朱赤霓是投资开发海南宝岛和广西锡矿的五邑籍华侨中贡献最大者。他祖籍新会丹灶乡(今江门市蓬江区)。1877年生于马来亚。后追随孙中山，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朱赤霓在马来亚经营锡矿和橡胶种植，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32年，他应陈济棠诚邀，归国出任琼崖实业局长兼任设在海口市的广东省营糖业部第七仓主任。他上任后，即到各地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开发海南宝岛的实业计划，这就是：东路(文昌、嘉积、澄迈)发展垦殖，引种香茅、胡椒、橡胶；西路(那大以远)开采锡、铁矿产。他还实施优惠政策，如廉价出卖土地，吸引华资开发。1933年，朱赤霓应邀前往广西贺县开办锡矿，他采用地方出地、华侨出钱的办法，组成合营的“贺成锡矿有限公司”，在国内首次引进机械开采锡矿。该公司很快获利10多万元。以后，他又向华侨集资19万元，组建了“钟山锡矿有限公司”，开采钟山锡矿。在朱赤霓的努力下，数年间，贺县、富川、钟山等地区掀起采矿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1943年9月，朱赤霓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锡矿场。他高尚的爱国情怀和不谋私利的品质受到人们的赞扬。

侨乡是华侨在中国的故乡，是华侨在祖国的“根”。五邑侨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显示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色。从总体看，五邑侨乡的形成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唐至宋、元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阶段，为孕育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为发展期；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是第三个发展阶段，为高潮期；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是第四个发展阶段，为成熟期。其中，一战结束后至抗日战争五邑沦陷前(1918-1939年)，五邑侨乡正式形成，这是解放前五邑侨乡最繁荣的时期。

从五邑侨乡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

第一，人民出洋的历史比较久远。

第二，旅居海外的华侨人数众多，其分布广泛而又集中(以美洲居多)。

第三，国内的归侨、侨眷人数比较多。

第四，侨汇收入数额比较大且成为国内眷属生活开支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

第五，商贸经济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侨眷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第六，华侨积极投资兴办实业，促进侨乡经济发展。

第七，华侨踊跃捐资举办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比较发达。

第八，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风比较开放，对外交往比较频繁。

我们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抗日战争五邑地区沦陷前的20年时间里，五邑侨乡正式形成，就是因为在这20年里，这8个方面的特色在五邑侨乡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五邑地区(尤其台山、开平)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些特色是相对而言的，在五邑各市、各乡镇，有的地方可能在某几个方面较为突出，而在另外的几个方面可能不那么突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五邑侨乡形成的过程也不例外。一般地说，五邑中，台山和开平两市这几方面的特色显示得更为充分一些，新会和恩平两市次之，鹤山市再次之。

五邑之所以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著名的侨乡，我们认为，这8大特色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对其中的一些特色，如人民出洋的历史较久远，华侨人数众多，归侨和侨眷人数较多，华侨热心支持家乡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等作了详细叙述。这里，我们仅就侨汇收入、商贸经济的发展和民风开放等几个特色作一些分析。一侨汇收入数额巨大

华侨汇款(简称侨汇)是我国旅居海外的华侨从事各种职业所得，主要用于赡养国内眷属的生活用款。此外，侨汇的用途还包括投资实业和捐建慈善公益事业。从清末民初开始，侨汇就源源不断地流人五邑侨乡；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侨汇额达到历史的高峰。据有关资料，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侨汇总额为35．1亿美元，年均近4200万美元。(1)五邑籍华侨占有多大比重，未见有确切资料，但估计数额巨大。在五邑各县，台山的侨汇收入最多，开平次之，新会、恩平、鹤山又次之。以台山县为例，1929年以前，每年的侨汇在千万美元以上，占当年全国侨汇总数的1／8(全国每年8100多万美元)，1930年猛增至3000万美元左右，几乎占全国侨汇(9500万美元)的1／3。从1931—1937年，绝大多数年份的侨汇都高于1930年，1937年达到1．8亿美元，为台山侨汇收入最多的一年。(2)这些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侨汇的大量流人，为侨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更成为侨眷重要(有的地方更成为主要)的生活开支来源。侨汇的多寡，汇兑是否顺利，直接影响到侨产生活的安定与否、侨乡社会的稳定与否，这是五邑侨乡最主要的特色，是五邑侨乡形成的物质基础。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新宁知县的李平书在其著述《宁阳存牍》中曾这样描述：“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犹斗靡夸奢，风气大变。”[1]这段描述告诉人们：第一，自同治以来，台山华侨的汇款便大量流人家乡；第二，由于侨汇的大量流人，侨乡的面貌“焕然一新”、“风气大变”。

二商贸经济畸形发展

侨汇流入五邑城乡后，广大侨眷把这笔钱主要投入市场，或购买生活必需品甚至奢侈品，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或建房置田，促进了地产业的发展；或供养子女上学读书，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侨乡经济及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五邑侨乡在20-30年代一度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当时，在五邑大地，尤其台山、开平，出现富甲一方的景象，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各类商店纷纷涌现，新的墟镇不断增加，尤以台山发展最快速。其间，全县共有106个墟镇。华侨众多的端芬镇，除山底墟以外，在方圆两公里内竟有大同市、汀江墟、那泰墟、西廊墟和塘头墟5个集市，大同市、汀江墟同在大同河旁，彼此连接，十分兴旺。山底墟更有“老虎墟”之称，每逢墟日，货如轮转，成交非常活跃，从四乡运来交易的物资顷刻间便被抢购一空。除五邑的各县城台城、苍城、会城、恩城、沙坪外，还有台山的斗山、都斛、广海、白沙、公益、大江、水步、四九、冲蒌、海口埠、新昌、荻海；开平的赤坎、蚬冈、百合、塘口；新会的古井、沙堆、棠下；恩平的江洲、圣堂、君堂；鹤山的鹤城、雅瑶等墟镇，都很繁荣兴旺。台城可算得上五邑地区最繁荣的县城之一，据1N6年统计，其人口2．2万人，有金铺31间、私人银号26家、百货商店162家、茶楼酒店及冰室299间、旅店20间、戏院2间。商店为骑楼式建筑，道路纵横交错，入夜万灯齐亮，光芒四射，霓虹灯饰，五颜六色，街道上人群熙攘。在集市贸易日，附城周围的老百姓进城做买卖，更把全城挤得水泄不通。台城被称为“小广州”，是五邑侨乡商贸经济发展的缩影及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侨汇的大量汇人使侨乡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即消费性的商贸经济。当年侨乡为数不多的社会生产部门没有、也不可能去利用这批资金发展和扩大生产；况且当时中国的银行信贷机构也不健全，不足以融集私人资金，侨户们为了满足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很自然地便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个人消费方面。

侨汇的大量汇人还为侨乡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食汇者阶层，有的学者称之为“安逸的绅士阶级”。一些侨属纨挎子弟认为，“牛耕田，马食谷，老豆(父亲)赚钱儿享福”乃天经地义，他们依靠丰厚的侨汇收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少数人还染上嫖、赌、饮、吹的恶习。侨汇的消极影响一面，我们不容忽视。三外采文化影响深刻，民风比较开放

五邑侨乡近邻港、澳，自民国以后，海外华侨同祖国及家乡的往来日益频繁，西方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也随之传人侨乡，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在生活方式上，清朝以来，男士们喜穿唐装、长衫长裤、长袍马褂，民国以后则换成了西装、中山装、青年装，显得潇洒活泼；女士们的大襟衫、宽袍大袖被夏威夷装西裤、对胸衫、纱笼裙、花布衣取代，显得艳丽夺目。商店里的冷饮、西式点心，成为时尚。居住方面，到处兴建“洋楼”，很多侨眷告别了古旧的房舍。20年代以后，自行车(邑人叫“单车”、“脚踏车”)、摩托车(邑人叫“差古鲁”、“撞死狗”)传人侨乡，成为富裕侨户和商人代步的交通工具及富贵身份的标志。

其次，先进科学技术的传人，体现在建筑艺术上，是中西合璧，钢筋、水泥(邑人称“红毛泥”，意即西方“红毛佬”的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应用，大量“洋楼”的出现；火车、汽车、电灯、电话的传人；所办实业之机器设备多购自国外，采用西方的股份制方式进行集资、成立董事会进行管理；在学校教育中，美国式教育制度的推行等，都说明西方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方法已传人五邑侨乡，不仅对侨乡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商品意识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是五邑侨乡对外交往频繁的结果。

再次，外来语的融合与使用。五邑籍华侨虽然很多人是文盲，但他们在海外谋生的时间较长，耳濡目染，慢慢地也学会几句很蹩脚的英语。回乡时，他们在交谈中常有意无意地讲出一些最常用的英语，如OK、yes、no、good等(详见表11—3)，乡人尤其年轻人感到好奇，也跟着“金山伯”学讲带有浓重四邑口音的英语，并以此为时髦。外来语便慢慢地融人了四邑话中，既丰富了人们的用语资源，又加强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并造就了“半唐蕃”的侨乡语言文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生活方式的传人，对侨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民风渐人奢靡，冠婚之费，动数百金”，一些富裕侨户的子弟游手好闲，怕艰苦，讲享受，甚至染上嫖、赌、饮、吹的恶习，令人痛惜不已!台山民谣所唱：“死仔狂，有书唔读随街荡，终须荡去赌博巷，输尽家财还被绑。”表11—3四邑侨乡外来语使用情况举例

┌───┬────────┬──────┬───────┐

│ 类别│ 四邑音译的英语│ 英语原词│ 词 意 │

├───┼────────┼──────┼───────┤

│ │骨 │Good │好 │

│ ├────────┼──────┼───────┤

│ │伟里骨 │Veryg00d │很好 │

│ ├────────┼──────┼───────┤

│ 日│拜拜 │Bye-bye │再见 │

│ ├────────┼──────┼───────┤

│ 常│梳化 │Sofs │沙发 │

│ ├────────┼──────┼───────┤

│ 生│朱古力 │~late │巧克力 │

│ 活│ │ │ │

│ ├────────┼──────┼───────┤

│ │老缅 │Oldman │老人 │

│ ├────────┼──────┼───────┤

│ │士胆 │Stamp │邮票 │

│ ├────────┼──────┼───────┤

│ │市的 │Stick │拐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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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达 │Motor │发动机、电动机│

│ ├────────┼──────┼───────┤

│ │士巴啦 │Spanner │扳手 │

│ 工│ │ │ │

│ ├────────┼──────┼───────┤

│ │呔 │Tyre │轮胎 │

│ ├────────┼──────┼───────┤

│ │吉普 │Jeep │军车 │

│ 具│ │ │ │

│ ├────────┼──────┼───────┤

│ │的士 │Taxi │轿车 │

│ ├────────┼──────┼───────┤

│ │差古鲁 │Motor—cycle│摩托车 │

├───┼────────┼──────┼───────┤

│ │斩波 │Jumpball │跳球 │

│ ├────────┼──────┼───────┤

│ 球│骨波 │Goodball │好球 │

│ ├────────┼──────┼───────┤

│ 类│嗒布鲁 │Double │持球、走步 │

│ ├────────┼──────┼───────┤

│ 运│斗晒 │Outside │界外球 │

│ 动│ │ │ │

│ ├────────┼──────┼───────┤

│ │迁晒 │Change side │交换场地 │

│ ├────────┼──────┼───────┤

│ │郎说 │Long shoot │远投(篮球) │

└───┴────────┴──────┴───────┘

“银仔白，金仔黄，唔好呀哥花精光，卖田拆屋唔够使，爷娘痛哭嫂投塘。”这些就是侨乡人民痛惜年青一代沉沦的心态写照。二是崇洋媚外的思想比较严重，一些人言必称美国，盲目模仿和追求西方的物质享受和生活方式，有的人甚至数典忘祖，说(做)出有辱国家、民族、祖先的话(事)，从而受到乡人的唾骂。1932年，《新宁杂志》曾发表署名文章，对这种陋习口诛笔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五邑地区毗邻港、澳，港澳同胞有不少是五邑籍人。江门市1998年侨情调查的材料显示，江门五邑籍的香港同胞有1300192人，五邑籍的澳门同胞有198656人，分别占两地总人口的1／5和1／3左右。在历史上，五邑地区同港澳的联系就很密切。鸦片战争前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当年，澳门(葡占)和香港(英占)是盛极一时的“猪仔贸易”的主要转运中心，成千上万的五邑人就是从澳门和香港被贩运到东南亚、美洲、澳洲和非洲等地的；一部分自由移民也是通过澳门和香港出洋的。这些被称为华工的五邑人中，有一部分人或先人的尸骨又是通过香港或澳门返回家乡的，或叶落归根，或魂归故里。

英占香港岛初期，英政界曾有人对香港的发展前途表示怀疑。当年的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像香港这样“杳无人烟的荒岛”、“将不会成为贸易市场”，香港“差一点成了飞不起来的丑小鸭”。1850年前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发现了金矿；以后，美、加又修筑太平洋大铁路，“淘金热”和“筑路热”促旺了早已存在的“苦力贸易”(广东人称为“猪仔贸易”)。据统计，19世纪下半期，被拐卖出洋的“猪仔”达205万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经由香港中转的，五邑华工占了很大的份额。苦力贸易的畸形发展带动了香港和澳门早期航运业、造(修)船业、饮食旅馆业、赌博业及市政建设的发展，为英国殖民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对于这一点，英国人自己也是承认的。英国学者安德葛就说过，香港这个殖民地的成长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血腥的苦力贸易而造成的。香港澳门早期的发展散发着“猪仔贸易”的铜臭，是包括五邑籍华工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猪仔”们用自己的血与泪造就的，这是一页“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殖民剥削史。

通过对二战前为香港早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五邑人创业史、发展史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早期出洋的五邑人中，不少人是先在海外创业，有了一定积蓄后就回到香港“大展鸿图”。驰名港、澳地区的新会冯平山家族、利希慎家族、林裘焯家族，鹤山的李石朋李冠春家族，台山的伍时畅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冯平山(1860-1931)，15岁随叔父往泰国经商，到20岁时已可独当一面。他感到泰国的商业环境不利于自己施展才干，21岁时便回到香港，利用他在泰国学到的行商经验及积蓄，开办商行，经营山珍海味；后又同李冠春、简东浦共同创办东亚银行，成为大股东兼永远董事，是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和银行家。

冯平山致富后，在香港举办了很多公益事业，如与孔圣会合办男女义塾、捐建香港仔儿童工艺院(香港仔工业学校前身)、为香港大学捐赠基金及建造冯平山图书馆、为港大中文学院捐赠经费等，是香港大学永远值理，为香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是香港新会商会、香港华商俱乐部主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出任香港保良局总理、团防局总理。1925年被港英政府授予太平绅士衔。他病逝后出殡之日，香港政府特派出乐队为其灵车作伴送。可见冯平山在香港的地位非同一般。

利希慎家族的发迹史更具传奇色彩。约在19世纪50-60年代，利希慎的祖父利策名及父亲利良奕就从新会来到香港谋生。不久，利良奕携妻子到美国旧金山，加入了华工淘金者的行列，据说是最早从五邑赴美国淘金的40名华工之一。利良奕稍有积蓄后，便携妻儿回到香港发展，并得到弟弟利文奕的协助。利氏起初经营男用内衣，后又兼营公烟(鸦片)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先在皇后大道中设礼昌隆商号，后又在弥敦道开设金兴号商店。利良奕是显赫的利氏家族的奠基人。

利希慎(1879—1928)，生于夏威夷，在美国接受教育。17岁时随父亲利良奕回到香港，人读皇仁书院，毕业后留校执教。不久进入汇丰银行当职员。其后，往马来亚当过报馆翻译、开过锯木厂；在仰光开办双德丰船务公司，被派往香港任经理。之后，他在父亲资助下买了一条船，办起南亨船务公司。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业，在澳门争得了公烟专卖权，又涉足房地产，财富迅速扩大，成为港、澳著名的“公烟大王”。1923年，他以380万元向英资怡和洋行购人铜锣湾的鹅头山，并在其附近再购买土地，使其拥有的土地扩大到15亩，兴建了游乐园，将“鹅头山”改称“利园山”。是年，他将希慎置业公司注册成地产公司，为利氏家族奠下了“地产王国”的基础。利希慎去世后，其长子利铭泽继承了利氏家族的产业。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他的主持下，希慎置业有限公司进一步扩展，到二战后，香港的波斯富街、利园山道、恩平道、新会道、新宁道等的楼宇，都是该公司在开发利园山时逐渐建成的。此外，希慎公司的投资还遍及金融、贸易、航运、娱乐、公用事业等，成为饮誉港、澳的“地产王国”。

林护(1871—1933)，字裘焯。14岁时赴澳洲谋生，24岁时回到香港从事建筑业，创办联益建筑公司，并在穗、沪开设分公司。公司承建的工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同业之冠，被誉为“建筑界巨子”，对香港市政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林护的哲嗣、其兄林裘谋及哲嗣均系建筑名家。林氏家族是驰名香港的“建筑世家”。林护致富后对发展香港教育事业建树良多，创办了圣保罗女书院和蒙恩女校等。

李石朋、李冠春是李氏家族的奠基人。李石朋(1863-1916)，年幼时在越南谋生，从商。稍长回香港发展，曾任航运公司职员，后自办和发成船务公司，专营越南至香港的航运，在越南西贡开设和兴、南盛等公司，经营大米生意，并在香港建立取得大米进口权的南和行商号。大米生意十分红火，大大缓解了19世纪末叶以来香港因蓬勃发展、人口骤增而引起的粮食供求矛盾。一战期间，和发成及南和行垄断了越南至香港的大米生意，获利甚丰。20世纪初，李石朋又投资香港的房地产，最初是在海滨，进而至大街，如威灵顿街、皇后大道西、干诺道中等，后又在湾仔中环、罗便臣道、西摩道、坚尼地道、深水涉等地，大量购置房地产，使之成为李氏家族的经济支柱之一。现位于皇后大道中的兴玮大厦，就是李氏家族的产业之一。李石朋为香港早期的发展建立了殊勋。他去世后，长子李冠春继承父业。李冠春7岁时离乡赴港读书，稍长随父经商。1918年，他在父亲支持下，同冯平山、简东浦一起创办东亚银行，成为第一代华人银行家。到30年代，李氏家族的商业机构已发展成为国际性机构。

伍时畅(1888—1974)，1912年离开台山到秘鲁谋生，从商，经15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成，于1927年返回香港，开设万信荣贸易行、万国茶行、隆记实业公司、万国实业公司、吠素(香港)有限公司等。1921年，他与同乡雷维丘、雷维新兄弟合办九龙巴士公司，致力发展香港现代公共交通事业，为促进香港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以上几个大家族外，还有一些五邑籍华侨在海外发迹后返回香港创业，也为香港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如台山旅美国华侨陈程学在西雅图发迹后，1923年回到香港开办了板厂及华昌银行。台山旅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侨富商陈均，在30年代初回到香港，设立代理商行，后在香港病逝。

鹤山旅马来亚大富豪陆佑对香港教育事业，特别是香港大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港、澳教育界更是有口皆碑。1910—1912年，陆佑捐资100万元叻币给香港大学，建设学校本部，港大将该大楼命名为“陆佑堂”，并在楼前竖立了陆佑纪念铜像。这座大楼极富艺术特色，已被香港政府列为文物古迹永远保护。1915年，他又给港大50万港元无息贷款，为期21年，目的是使“港大财源置于可靠基础上，增加活动和工作效能”。他还捐助叻币5万元给港大设立基金会，以奖励优秀学生。为了表彰陆佑对香港大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1917年初，港大专门派出副校长前往马来亚，为他颁授“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民主革命时期，一些五邑籍华侨如陈少白等以香港为基地进行革命斗争，传播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对启发民智，推动香港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五邑籍华侨为殖民统治下香港及澳门的发展建立的殊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义旗，进行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活动基地，是海外华侨革命志士同国内的革命者联系的桥梁。

概括地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五邑籍华侨及港澳同胞以香港为基地，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国家，主要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斗争：

第一，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李是男、谢缵泰等是积极分子。香港是陈少白同孙中山革命友谊的发样地。

第二，筹划并参加武装起义，邓荫南、谢缵泰、李雁南、劳培、马超俊、陈永惠、黄景南父子等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在香港策动武装起义；有的从海外归来，经香港进入内地，参加武装起义、流血牺牲。

第三，培训革命骨干，掩护革命党人，由邓荫南、李纪堂、谢缵泰、李白重等具体谋划和操办。

第四，办报演戏，宣传革命思想，在这方面，陈少白秉承孙中山旨意，创办的《中国日报》影响最大，黎民伟办的清平乐戏剧会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毁家纾难，筹集革命经费，李纪堂、杨西岩、李煜堂、李海云、张云田等人贡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五邑海外侨胞经由香港回到祖国，慰劳抗日将士，参加抗日战争；或同香港的抗日团体(如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联系，通过这些团体将海外华侨捐献的钱物等转送国内抗日军民，援助祖国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司徒美堂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美国归侨谢创这时出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海外工作组组长，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省、港、澳领导抗日，并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开展海外工作，团结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做了许多艰苦卓著的工作。

综上所述，在二战以前港、澳早期的发展中，五邑旅外华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五邑籍华侨爱国爱乡精神的又一体现。香港及澳门的繁荣与发展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港、澳同胞(他们是主体)和一部分海外华侨共同创造的。过去，人们在叙述后一部分人所作的贡献时，对他们原来是华侨的身份往往强调不够，只是笼统地把他们视为港澳同胞，这是欠全面的。从海外回到香港或澳门发展(或谋生)的华侨中，有些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贡献更大一些；但也有不少人仍是“打工”的一族，他们同样也作出了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便以港、澳为家，在这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又从侨胞变成了港澳同胞。但由于这些人出洋较多，对海外情况接触较早，港澳同胞借助这些先期移民出去的同乡，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众多的联系网，又为二战以后港、澳向外发展、铸造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宁铁路

陈宜禧(见图25)，字畅庭，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新宁县斗山六村朗美村一个贫苦农家。他幼年失去双亲而被同村乡亲收养，童年时牧牛，12岁时跟随养父种地，14岁时挑着货郎担走村穿巷做小买卖。一次，他在沙坦市摆摊，遭一恶少年捣乱，但他毫无怒容，把货物收拾好后再行摆卖。六村中礼村旅美国华侨陈宜道目睹了这一切，十分赞赏陈宜禧的品德，认为孺子可教，在征得其养父同意后，便把他带去美国。

1860年10月，陈宜禧来到美国西雅图。初时他随乡人一起去淘金，但年少力弱，无法适应这种工作，便到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家里做杂工。陈宜禧为人忠厚，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甚得这位工程师夫妇的钟爱，晚上被允许到附近的铁路夜校读书。工程师还教他有关铁路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他的妻子则教陈宜禧学习英文。当时美国正在建筑太平洋大铁路，这位工程师便把陈宜禧推荐给筑路公司。陈宜禧工作勤奋，又学得筑铁路方面的知识及技能，很快地便从工人升为管工，两年后又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助手。陈宜禧从1865年起从事铁路工作，长达40年，这段经历为他40年后返回家乡亲自主持修筑新宁铁路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美国太平洋大铁路修通后，陈宜禧的手头积蓄渐丰，于是在西雅图同乡人合伙开设“广德”、“华昌”两间杂货店，成为华侨富商。后来，西雅图华侨商会推选他为名誉董事。陈宜禧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热心为乡亲服务。当年，清政府与美国尚未有外交关系，许多华侨刚到美国时不易找到工作，陈宜禧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一次，筑路华工遭到土人的袭击，住所被纵火烧毁，损失很大。他收集华工的损失情况，一面向铁路公司和美国政府申诉，要求赔偿；一面打电报要求出使到美国的李鸿章出面向美国政府交涉。在陈宜禧的努力下，华工们终于获得了赔偿。陈宜禧的声誉日高，成为人们拥戴的侨领。这为他后来在华侨中集资建造新宁铁路打下了又一良好的基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祖国和民族的危难深深地刺痛了陈宜禧的心灵。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准备回国投资开办织造厂，并选派了陈云驹等4位侨胞到美国的织造厂学习技术，后回到香港主持筹建德和织造公司。这时，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掠夺铁路权利的狂潮，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列强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万公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各省爆发了收回路权的斗争。陈宜禧感慨万分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国外替洋人筑铁路，我们中国的铁路权怎么又要掌握在洋人手里?这实在是岂有此理!”“洋人说我们笨，不懂建铁路，待我回国建条铁路给他们看看!”他毅然放弃兴办织造厂的计划，决心以创办铁路事业来报效祖国。陈宜禧后来回忆筑路动机时说：“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乃不忖绵薄，倡筑宁路。”

改善交通条件，繁荣家乡的经济，这是陈宜禧倡建新宁铁路的重要动机之一。陈宜禧从台山来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台山。他在台山看到的是贫穷落后、交通闭塞、民不聊生；而在美国看到的却是经济发展、交通发达、科学昌明、人民富足。这个反差是何等大啊!陈宜禧决心改变这一切，而当务之急就是发展交通。这从陈宜禧1911年就《新宁铁路展筑新会江门路线禀请粤督张鸣岐借款电文》中可以看到，他说：“职商旅居美洲四十余年，窃见欧美列邦，铁路纵横如织，轨若布网之蛛，车如衔尾之鹊，故其商业日盛，国势日强。职商有感于斯，眷怀祖国，深知铁路之权利至溥，转输交通最便。是以倡议集资办路……”在陈宜禧看来，国家要富强，先要发展交通；对家乡亦然。他曾讲过：“如果新宁没有条铁路，就算你在金山捞到钵满盘满，亦唔能够多带一个金山箱返唐山，你又讲乜叻?”“金山箱”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贮物箱子，箱子大而深，四角镶铁，十分结实，装满衣物后，非三四个人不能搬运。当年台山交通闭塞，路途转运险象环生，常有土匪或歹徒抢掠，但华侨返乡仍要多带几个“金山箱”，因为这是财富的象征。

倡建新宁铁路，集中反映了陈宜禧伟大的爱国爱乡精神。

铁路公司的成立1904年2月，陈宜禧怀抱强烈的爱国热忱，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筹建新宁铁路(又称宁阳铁路)。这时他已是一位60岁高龄的老人了。

陈宜禧在筹建新宁铁路的过程中，碰到了重重阻力。首先是人们(包括族人)的冷嘲热讽。陈宜禧回乡筑路之前，曾诚邀叔父、铁路工程师陈程学协助。陈程学却嘲笑他：“有尾狗亦跳，有(四邑土话，意为“没有”)尾狗亦跳。你如果筑得成铁路，我永远不坐你的火车！”还有的人说：“中国人只晓得担泥，哪晓得筑铁路?”陈宜禧毫不气馁，他下定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904年6月，陈宜禧在台城成立了新宁铁路公司筹备处，自任总办，邀请曾到国外考察过铁路工程的绅士余灼为协理，负责草拟《倡建宁城、新昌、冲蒌、斗山、三夹铁路小引》、《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修筑新宁铁路估工清单》等文件，阐明修建新宁铁路的意义、线路走向、筹款办法等，提出“三不”(即“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以免权利外溢”)，自筹自建新宁铁路的主张。

铁路筹建工作酝酿成熟后，陈宜禧和余灼分头到海外，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筹集资金。陈宜禧带头将自己在西雅图的一座价值7万余美元的洋楼卖掉，得款11万中国银元。1905年2月，陈宜禧自费去美国，利用美国铁路公司发给他的免费乘车证，到各大城市发动侨胞集资建设新宁铁路，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他在旧金山向邑侨发表演说时，鲜明地以“勉图公益，振兴利权”为号召，“一经演说，而附股者纷至沓来，不数日已收到股银数十万元”。台山市博物馆里展示有叶悦臻的照片及事迹，他是三合横塘升平村人，1880年赴美国谋生，先在旧金山当佣工，后到亚利桑那州祖简埠经商致富，他是新宁铁路的积极投资者。陈宜禧在宁阳总会馆和旧金山《中西日报》的支持与协助下，到8月离开美国时，已筹集到股银150余万元。与此同时，余灼等在县内及省、港、南洋等地也筹到殷银数十万元。至年底，共筹得股银2758412元，超出原定招股额4倍多。

分析这些股银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五邑籍华侨对新宁铁路的修建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第一，主要是美国华侨资本，据统计，在股银总额中，美国华侨占了1908800元，其余70多万元由旅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华侨和香港台山籍商民集股(他们往往也是使用侨汇来投资)。第二，主要是台山的华侨资本，此外，开平、新会、恩平、鹤山、香山等县旅美国华侨投股者亦有相当数量，因《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中，对投股人的籍贯并无限制。1905年2月，新宁旅旧金山华商在宁阳会馆商议集股办法时也明确宣布：“无论别府别县人皆可入股。”第三，主要是华侨中小资本，绝大多数是华侨工人、小商贩的血汗钱，还有华侨的同乡会馆及宗亲组织，一般少则几股，多至千股以上，宁阳会馆投股1万元，黄厚国投股1000元，但没有任何个人拥有万股以上的。这是由当时美国邑侨的经济实力决定的。

海外华侨的热情支持，筹款工作的顺利进行，更增强了陈宜禧的信心。1905年10月，新宁铁路公司在台城正式成立，公推陈宜禧为总理兼总工程师，余灼为副经理。可惜，余灼就职后不久病逝，筑路工作的重担便都压在陈宜禧的肩上。还有一位铁路工程师叫陈荣良，也协助陈宜禧做了不少工作。二筑路工作困难重重

由于地方官吏的作梗和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新宁铁路的筹建工作遇到重重困难。先是申报立项时，新宁知县陈益伙同省商务局余乾耀等人扣压陈宜禧的奏文，妄图用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这条铁路改为地方官办。陈宜禧在股东的支持下，亲自向来广东考察商务的清廷商部右丞王清穆申诉。王清穆深为陈宜禧的爱国行为所感动，即致函商部支持陈宜禧建筑新宁铁路。但再向粤督岑春煊申请立项时，岑勒索未遂，竟在文中批道：“无碍田园庐墓，始得筑路。”陈宜禧毫不屈服，即带上呈文奔赴上海再求王清穆支持；旅美侨胞也积极配合，争得出使美国的大臣梁诚来电支持。光绪皇帝于三十二年(1906)正月廿二日批准立项建设。之后，岑春煊仍诸多阻挠，说陈宜禧没有大学文凭，不得承办工程，提出应由“领有外洋毕业文凭之人妥为办理”。陈宜禧据理力争，以申请书中声明“不雇洋工”，并以本人“在金山各埠承办铁路工程四十年，领有造路工凭照”为由，终于挫败了岑春煊的阴谋。

筑路工程展开后，不断遇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所过通都大邑，各乡钜村，以至小里落，各姓各族，鲜不恃其龙蟠虎踞之雄，严其彼疆此界之限，或迷风水而起反抗者有之，或恃强权而起反抗者有之，或闹意见借事生端而起反抗者又有之。工程所至，风潮斯起，绕二百二十一里间，动辄负隅以相抗者，前后不下百数十处计”。陈宜禧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知难而进。每遇闹事，他都亲自前去处理，用科学的道理耐心教育和说服受唆使的村民。陈宜禧为人爽朗，讲话幽默，有时讲到兴奋点还唱几句“蕃鬼佬歌”逗人开心，从而化凶为吉，化险为夷。但是，该妥协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以修改筑路计划或线路走向来化解矛盾，仅公益至斗山一段线路就改动了39处。这样做虽然平息了闹事，但却拉长了线路，造成很多弯道，从而增加了造价，并影响了行车的速度及安全。但在那个年代里，陈宜禧已没有别的选择。三铁路全线贯通

1906年5月30日，新宁铁路正式破土动工。从这时起，作为总工程师的陈宜禧就经常来到工地督导，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有时还亲自动手，同工人们并肩干活。休息时，他向工人们讲述在美国筑铁路的经历和铁路对美国西部开发的意义，勉励工人们努力工作，尽快筑好铁路，使家乡和国家富裕起来。

新宁铁路先后分为4段修筑，每筑成一段，随即投入营运，以利回收资金，投入新路段的建设。具体情况如表12—10l”表12—1新宁铁路各段修筑情况起讫地点公里开工日期竣工日期营运日期说明斗山—公益59．31906．5．301909．5．151909．5干线公益-新会32．21909．121911．91911．9十线新会—北街12．91911．21913．81913．8干线

按立项计划，首期工程原是修筑从新昌经台城至斗山的干线，但新昌封建地主极力阻挠，强行要铁路公司支付一笔巨款才让铁路通过。陈宜禧严正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但也被迫修改筑路计划，另设计从公益经台城至斗山的干线。

公益至新会一段，要通过400多米宽的潭江，限于资金及技术条件，当时无法建造桥梁，只好从公益往东选择江面较窄的牛湾采用轮渡载运列车过江，这是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首创。方法是在两岸系一条钢丝缆绳，用绞车拖船过江，每次须费一小时以上。后改用轮渡，仍感费时不便。1929年筹划改线建桥，在公益出站后过潭江。公益大桥全长423．2米，设计、施工均由美国马克敦公司承包，工料费包价为104．5万元，期限为24个月。1931年6月28日动工，并预付了工程费56．5万港元，但直到抗战爆发时，只建成几个桥墩便停工。据说，这些桥墩后来几乎都被日寇飞机炸毁了，只留下一个，现在仍残留在公益镇潭江边上，作为历史的见证。

台城至白沙一段又称西南铁路支线。在修筑这段铁路时，白沙和潮境两个最大姓氏马姓和黄姓都争着要让铁路从本地区通过，并为此发生了械斗。省政府派员来调解也毫无结果。为了使筑路工作顺利进行，陈宜禧决定从离白沙墟4．5公里的长江墟另筑一段4公里长的支线直通潮境，才平息了这场械斗。

1920年3月20日，台城至白沙路段通车。至此，费时14年的新宁铁路全线贯通(见图26)。铁路全长133公里(一说138．1公里)，共招股本3658595元，投资800万元。干线共设车站37个，桥梁45座(其中钢梁桥5座，木便桥40座)，涵洞308座；支线设车站10个，木便桥8座，涵洞129座。新宁铁路所用铁轨、铁板、枕木由美国进口；火车头及车厢由德国制造。这是仅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竣工的潮汕(潮州至汕头)铁路(全长39．8公里)的全国第二条由华侨建造的铁路，但通车里程之长、费时之久、工程之艰难、投资之巨大，新宁铁路都远超过潮汕铁路。新宁铁路与同年由詹天佑主持建成的京张铁路一样，为我国自力更生建筑铁路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20年3月20日，台山人民用最隆重的方式庆贺新宁铁路全线建成，并为陈宜禧特铸了铜像，立于台城火车站，作为对他的永远纪念。新宁铁路成为五邑人民的骄傲。据说，新宁铁路建成后，陈宜禧的叔父陈程学深感内疚，无颜以对，每次返乡都不好意思乘坐火车，而依旧乘船或坐轿子。

新宁铁路竣工时，陈宜禧虽已76岁高龄，但发展交通振兴祖国和侨乡经济的雄心未泯。1922年11月，陈宜禧在《新宁铁路开派股息布告》后面写了一段“附志”，向股东们坦诚说明他建设台山的远大抱负。“附志”曰：“再者，宜禧今年七十有八矣，夙所抱持之志愿，厥有四端：一拟建筑牛湾火车铁桥；一拟推广阳江支路，此皆关于本路营业前途者也；一拟筹设台山全邑火力发电；一拟开拓台山汤湖热水湖为大浴场，此皆关于地方公共利益者也。四者之目的既达，宜禧之志愿斯慰。”这个计划得到当时任广东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的支持，民国十三年(1924)9月6日，孙中山亲笔任命：“派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安员。”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肆无忌惮地对新宁铁路进行敲诈勒索，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闹罢工，破坏机器，拆毁机车；地痞流氓、土豪恶霸、无良军人乘坐“霸王车”，不仅不交费，而且还破坏铁路设施。新宁铁路的营运及管理进入困难时期。民国十五年(1926)11月，广东省政府以“工潮迭起”、“路务废弛”为借口，宣布由建设厅派员接收新宁铁路的管理大权，并撤了陈宜禧的铁路公司和董事局总理职务。陈宜禧拒绝交出总理大权，表示：“无论如何，其有以非法相加，破坏我宁路之商办之局者，宜禧一息尚存，誓死力争。”“整顿委员会”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仍不放松对他的迫害，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诬蔑陈宜禧“徇私舞弊”、“侵吞公款”。作为筑路功臣的陈宜禧受此重大打击气愤难平，回家后不久便神经失常。他在病危中仍惦念着自己的雄伟计划，常常胡言乱语地喊道：“铁路通到铜鼓、佛山了!”“整条铁路修通了!”并要家人找轿子来抬他出去看铁路。

民国十九年(1930)5月18日，陈宜禧壮志未酬，满怀悲愤地离开人间，终年86岁。人们对他的去世深表悲痛，出殡之日，大雨滂沱，天公“显灵”，送葬的达1万多人，沿途肃穆，山河恸哭。有副对联写道：“铜鼓商埠犹未辟，阳江支路竟谁成?”台山人民为陈宜禧未能完全实现他生前的爱国宿愿而洒下惋惜的泪水。

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日本飞贼对新宁铁路进行狂轰滥炸，铁路被迫停运。1938年12月12日至1939年6月5日，国民党军事指挥部以“阻止日军南进”为由，先后4次下令拆毁新宁铁路。铁路沿线全部钢轨约6万余条，除1942年将23782条运往广西建造桂黔铁路外，其余钢轨、枕木、车头、车厢等器材，或在台山沦陷期间被日军掠去，或被歹徒明抢暗偷，或被沿路乡民拆去，竟荡然无存，甚至连路基也铲平了。凝聚着陈宜禧和台山旅美华侨心血的新宁铁路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后人无不扼腕叹息!笔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看见过斗山车站的机车车头大转盘，80年代再重游旧地时已看不到了。台山车站那座红墙绿瓦中西合璧的巍峨大楼也因是危楼而在90年代拆掉了。现在，只有江门北街车站候车大楼成为新宁铁路唯一的故址(已定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而保存下来。

新宁铁路从筹建到全线修通费时16年，从开始营运到被拆毁历时30年，在这30年的时间里，“嘟嘟”的火车声曾响彻五邑侨乡大地，令侨乡海内外乡亲无比骄傲与自豪。是什么原因使这条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侨资铁路，终于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中国的野蛮侵略，是这条铁路被拆毁的直接原因，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官僚资产阶级同封建顽固势力相勾结，对侨资企业进行压榨与摧残，则是新宁铁路被拆毁的根本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只要看看新宁铁路被拆毁后，日本侵略军是如何长驱直人，对五邑侨乡进行多次侵略与蹂躏，侨乡儿女惨遭屠杀和奴役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关于拆毁铁路以“阻止日军南进”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新宁铁路的悲惨结局又一次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包括侨资企业在内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艰难而缓慢的，并且最终也逃脱不了走向破产的厄运。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在《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的著名演说中就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多数华侨，热心回国经营实业，因官吏索贿过重，致中途灰心，从这点看，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没有希望的。”当年，孙中山也看到，腐朽的政治制度乃是扼杀华侨资本，使之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祸首”。

本来，新宁铁路公司为了支持广东革命政府，曾借出12万元作为军饷，但讲明用加收车费的方式扣还。当时，孙中山已批示今后任何机关、单位不得再向新宁铁路公司借款。可是地方军阀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把新宁铁路看作是一块大“肥肉”，敲诈勒索越演越烈。1915-1917年间，各地军官欠下铁路公司的借款便达49513元。1925年，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每月向铁路公司“借饷”1万元，驻江门的第一军每月向公司收饷5000—7500元,。结果，新宁铁路公司“人不敷出，债台高筑”。1925-1926年间，公司积欠的债款已达140多万元。政府官员、军队官兵乘车不购票以及土匪抢掠所造成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新宁铁路通车后，商旅、华侨、侨眷成为匪徒们抢劫的对象。1916年某日，一伙土匪包围汾水江车站，对一列进站火车进行抢劫，有百多名旅客遭绑票，铁路公司也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省建设厅强行接管新宁铁路后，代表各派利益的政客、军阀、豪绅为争夺管理大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理委员”像走马灯似地频频替换，每一任“经理委员”上任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路政大权，加紧进行搜刮。铁路公司管理一塌糊涂，公司广大职工和股东们对此强烈不满，要求将路权交回商办。1929年1月，公司虽然收回了路权，但经这班政客、军阀、豪绅巧取豪夺和肆意破坏后，公司实已无回天之力。所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摧残，是新宁铁路走向破产的根本原因。

新宁铁路开通后，主要经营客运，但因未同全国铁路联网，范围局限于五邑一隅，客运量不大，外运货物更少，铁路的利用率很低，管理费用逐年提高，这是造成铁路破产的重要经济原因。在20年代，新宁铁路每年的客运量约为300万人次，货运量约为10余万吨，客运与货运收入的比例约为4：1。但是，随着土匪的猖獗，进入3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的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铁路客运量逐渐下降。本来，台山这个地方工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全县几乎没有什么工矿企业，可供外销的农副产品也极少，只是由于侨汇多，社会购买力强，刺激了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宁铁路主要是承运内销的农副产品、食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等。显然，这种“先天不足”使它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从1933年以后，铁路公司营业额便急速下降，并出现了亏损。事实上，公司已处在破产的边缘。

计划不周、管理不善、内部不和，这是新宁铁路导致破产的重要内部原因。本来，第二、三期展筑两条新线路时，由于筑路所需的机器、设备、燃料等，主要是仰赖从美、德等国家进口，已在经济上受制于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如1916—1918年问，由于洋煤价格猛涨，公司付出的购煤费用就增加了3倍多。因此，公司接连借了大笔债款。从1924年起，公司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车利收入，日形短绌，材料腾贵，工值飞涨，一切费用，比前倍蓰”。“债主临门，急如星火”，要求偿还债务。陈宜禧认为，公司要摆脱这个困境，唯有借款展筑白沙至阳江、斗山至铜鼓两条铁路，指望通车后能为公司每月增加10万元的盈利。为此，公司成立了银业公司进行筹款和借款，陈宜禧甚至贱价出售了他在西雅图的1幢楼房、台山斗山沙坦市的5间店铺，共得6万元交给公司。由于借款数额巨大，计划无法实施，公司的财政更加困难。

新宁铁路的客货运业务是从1909年开始的。1911年的营业额为355218元，1914-1919年年均营业额为876831元。1920年，铁路全线通车后，公司原指望营业额会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并没有出现。1921-1926年间，年均收入也只有117831071元。历年营业的有限盈余，都用于展筑新线路及清偿债款。因此，铁路营运后10多年时间里，公司竟未发放过一次股息，从而引起股东们的不满。1922年11月，陈宜禧发布《新宁铁路开派股息布告》，详细解释经过17年才首次开派股息的原因。他说，第一期工程斗山至公益段，“路线太促，无利可图”，待展筑至江门北街及白沙支线完工后，“始有息可派”。他通告：凡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1908年5月15日)前交款的股东，均按处息4厘派息。C1)

早在1906年新宁铁路公司成立之初，其章程就规定成立董事会以“会议公司各项义务”，但迟至1914年才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第一届董事局，10名董事都是从投股千元以上的股东中选出，任期两年。可是，董事局形同虚设，陈宜禧依靠当地陈、马、李、黄4大家族的势力掌管路政，这就引起大股东们的不满。陈族与其他3族之间也勾心斗角。于是，一些觊觎总理职位的股东与地方反动政客串通一气，控告陈宜禧“盘踞宁路，违法溺职”，请求省政府派员整顿路政。陈宜禧被免职并打发回老家，其“风源”就在公司董事会内部，陈宜禧管理不善则是“源头”。

新宁铁路虽然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新宁铁路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这条依靠华侨资本、华侨技术力量修建和经营的铁路，留在了中国铁路建筑的史册里，留在了侨乡人民的心坎里。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说：陈宜禧是个伟人。陈宜禧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一生，他为发展祖国的铁路事业而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垂史册。陈宜禧不仅将后半生的心血，而且将毕生积蓄的家产都贡献给了新宁铁路，他身后的遗产，仅有农村的居屋3间，土地20余亩，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陈宜禧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侨乡人民的心中，他的伟大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侨乡人民为振兴中华、建设新侨乡而奋勇前进！

1984年9月26日，台山人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万民空巷，为在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毁坏的陈宜禧铜像举行隆重的重立庆典活动。铜像立于新宁铁路原台山车站旁边，像前的对联镌刻着：

谋交通便利以卜富强树业千秋堪铸像

建伟大事功不辞劳苦游踪四海合留题

它讴歌了陈宜禧修建新宁铁路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侨乡人民对陈宜禧的无限眷恋与怀念之情。

1943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签署经国会通过的、由议员华伦?马格纳森提出的废除排华法提案，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长达61年的“最黑暗时期”——排华时期，这是美国华侨华人历史上新的里程碑。该提案有3项内容：一是废除1882年以来所有的排华法律及其他法律中有关排斥华人移民的条款；二是每年给予华人移民配额105人；三是允许华侨和华裔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

在美国的带动下新西兰于1944年、加拿大于1947年、澳大利亚于1965年也先后宣布废除排华法，猖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排华风潮终于寿终正寝。拨开乌云见青天，海外华侨华人无不拍手称快。这是海外华侨华人坚持长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席卷全球的国际性排华风潮是从美国的排华法开始的，最终又由美国带头宣布废除排华法。由此可见，美国在这场给华侨华人造成深重灾难的风潮中扮演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又显得多么无可奈何!

美国宣布废除排华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促成了新、加、澳等国政府先后废除了排华法，从而最终地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类悲剧。国际性排华风潮的终结向人们昭示：凡是违反人民的意愿、违背历史前进方向的东西，尽管可以猖獗一时，但最终都要被人民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遗臭万年。

第二，美国华侨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中国人可以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移人美国，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其结果，一是美国华人人数逐年增加；二是大量华侨变成了华人，开始了从“侨民”到“公民”的转化，使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逐步提高。二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华人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等西方国家废除排华法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五邑地区又一次掀起了国际性移民的高潮，成为战后我国公民向海外移民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由于新移民的增加及当地华人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华人人口已明显增加，1940年为77504人，到战后的1950年达117629人，而1960年达到237292人。这里有多少是五邑人，我们看不到精确的统计材料，但完全可以相信，其人数是很多的，因为美国及美洲华人中，五邑人一向占大多数。有材料说，开平塘口里讴乡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就有二三十户举家迁往美国。这种现象在著名侨乡台山、开平颇为普遍。

这次高潮中的五邑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家庭移民。这是最主要的。战后，由于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的新变化，很多华侨回乡携带妻子儿女出国，使过去的“残缺家庭”得以团圆。

第二，婚姻移民。占相当比例。一部分是华侨青年回乡结婚后携妻子出国；一部分则是战时在美军中服役的华人青年退伍(邑人称“出国兵”)后，回乡结婚再携妻子出国。笔者有个表姐就是这样嫁去美国的，如今老俩口已是七八十岁了。这种婚姻移民在五邑侨乡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妇女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迈出国门的。

第三，一些留美学生因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学成后留在美国，成了美国公民。这种人员在五邑地区也不少见，梅子强即是其中之一。他是台山端芬人。194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政治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入读布朗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后来出任纽约中华公所主席、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创会会长、纽约《华侨日报》社董事长，成为著名侨领，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及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

第四，国民党政府(含地方)的一些官员或工商业者弃职(业)移民海外。如台山端芬的梅培德就是在抗战胜利后退出国民党军队去了古巴，后又转赴美国从商。

此外，由于解放初期农村土改期间过“左”的政策，严重侵犯侨眷的利益，一些人心生恐惧而冒险偷渡香港、澳门后再赴海外谋生。如台山端芬的阮金铭因在旧社会当过乡长，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而远走南美委内瑞拉谋生。笔者去年初在美国探亲时曾见过两位这样的乡亲，他们谈起当年偷渡逃生的情景时仍心有余悸呢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变成了敌国，侨、I正要经香港驳汇才能寄回国内，五邑侨乡有一些人便先到香港，一边打工，一边驳汇，接济眷属的生活。后来他们去了外国。笔者的父亲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辞去教职，于1950年去香港，1963年又从香港去了美国。

二战后五邑地区这次移民高潮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很短促。如果从美国废除排华法后的1944年算起，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不过五六年时间，随即便转入低潮，可谓“昙花一现”。

第二，家庭移民占了多数，由于妇女的增加，美国华人社会中男女失调的现象开始好转。如美籍女华人占男女总数的比例1880年为0.38％、1890年为0．34％、1940年为1．05％、1950年为3．17％。

第三，新移民在居住国从事的职业仍以餐饮、制衣和杂货等业为主。

二战后，五邑侨乡海外移民高潮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等国废除排华法，并对华人实行新的移民政策造成的。比较重要的有：1945年《战时新娘法》，准许曾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美籍华人的妻子和子女进入美国可不受每年105人配额的限制，仅此一法就使11．8万人得以移民美国。1946年《8月9日法》，规定美国公民的妻子不受移民配额的限制，从而使移民妇女的人数大为增加，其后几年内，中国移民有90％是妇女。1953年《难民救济法》，批准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的21．4万名难民进入美国。]应该说，五邑人是这些新条例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为了同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团聚，已经望眼欲穿地苦等了几十年。现在，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美国梦”能“圆”了，于是纷纷移民美国和其他国家。

此外，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局一度出现的和平曙光也为华侨和华裔回国携带亲属出国创造了良好条件；1946年国共两党爆发内战后，又促使一部分侨眷想方设法离开家乡，远走异国，另谋生路。这也是促成这次移民高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邑籍的海外游子，长期以来，普遍地存在着“叶落归根”思想，认同中国是他们的“祖根”所在。他们把在海外的谋生仅仅看作是权宜之计，企望多赚点钱之后便返回故里，买田、建房、成亲、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修坟，以终此生。加上二战前，美、加等国对华人采取歧视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华人的措施，致使华人的妻子儿女无法出国团聚，这更加深了他们固有的“叶落归根”的思想。

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土生华人人数增加，这些华人出生在海外，从语言到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都基本上“西方化”了，他们对祖籍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了解，很多人连中文都不懂，很难进行思想上沟通，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老一辈华侨那样具有“叶落归根”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这个“根”就是他们所在的国家，而非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二战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废除了排华法案后，允许华侨入籍，其妻子儿女也可以移民团聚并可加入当地国籍。一部分老华侨逐渐地把居住国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叶落归根”的思想逐步地为“落地生根”的思想所代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布了《国内安全法》(《紧急拘留法》)，从而为美国政府对华人采取拘留及镇压行动开了“绿灯”。1951-1954年，参议员麦卡锡肆意制造反共气氛，“红帽子”满天飞，华人中的激进分子以及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压制和恐吓。国民党右派分子为虎作伥，在华人中制造恐怖气氛，他们在旧金山筹组“反共总会”，以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接着，各地纷纷成立反共分会，对自己的同胞实行恐吓、迫害，甚至大打出手，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很多华侨只好加入美国国籍，以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着手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宣布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侨加人当地国国籍，以消除当地国对华人的歧视与排斥，更利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正确政策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对加速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在一些历史时期如土改、三大改造、反右派、“四清”等，侨务政策多次出现偏差和失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更是错误严重，不同程度地挫伤了海外华侨的心。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的五邑侨乡成为“重灾区”，五邑籍华侨伤透了心，有被祖国“抛弃”而成为“弃儿”的切肤之痛，这在客观上也促使他们认同居住国，人籍成为外籍华人。

以上诸多方面的因素，大大加快了五邑籍华侨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过程。现在，一般认为，90％以上的五邑籍华侨已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某某国华人(或华裔)”，其群体形成“华族”，作为该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不到10％的人依然保留中国国籍而称为华侨。这是二战后五邑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变化之—。

新侨民，俗称新移民，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从狭义讲，一般是指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从中国大陆通过合法途径移居海外的定居者。从广义讲，则是泛指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废除排华法后从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各洲移居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国人或其后裔。本节所讲的新侨民主要是前者，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初那次急起急落的移民高潮转入低潮之后，由于国内“左”的政策越演越烈，人们谈出洋色变，除少数人通过香港、澳门迁往国外以外，直接从五邑合法地迁居国外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五邑究竟有多少新侨民迁居国外?有的材料说，每年有近万人获准合法移民国外，累积至1998年底约近20万人。仅台山市平均每年就有5000多人移居外国，至1997年，该市新侨民总数已达11万人(不含港、澳地区)。也有材料说20年来五邑新侨民数多达25万人。1998年江门市侨情调查资料更高达38万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移民潮，有的地方出现了差不多整条村子的人都移居国外的现象，如台山市横湖龙场里，原有人口近200人。至1988年，这条村子仅留下14人，其余的人都移居国外了，其中91％移居美国。又如台山市广海镇东南里，共有80户人家，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有30户人家移居美、加两国。开平市赤坎镇有条虾村，13幢洋楼均为旅加侨胞所建，人称“加拿大村”，如今，只有关姓夫妇2人住在一幢洋楼里，其他洋楼大门深锁，原居民都移民去了加拿大。开平市塘口镇北义村华侨众多，洋楼密布，但如今也多数大门紧锁，芳草凄凄。

综观改革开放20年来五邑新侨民的移民活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侨民继承了五邑籍华侨移民的传统，主要流向美洲地区，尤以美国和加拿大为首选。如开平市，从改革开放至1996年7月底，累计出境新移民30882人，其中移居美国18527人，加拿大9263人，两国共27790人，占了90％；其他国家和地区3090人，仅占10％。这种相对集中的流向，使美洲(尤其美、加)再次成为五邑人移民的热点和五邑籍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五邑是“美国(洲)华侨之乡”的美誉又一次得到“印证”。

第二，新侨民仍然以家庭移民为主。如开平市30882名新侨民中，家庭移民有30264人，占了98％，投资移民仅258人，自费留学生360人。家庭移民中，有相当部分是婚姻移民。最近10年间，开平市有1000多人是通过结婚出国的。改革开放后，五邑侨乡新侨民的婚姻观虽然有了变化，一些人愿意跟外国人和港、澳地区居民通婚，但传统的婚姻观仍居主导地位，很多青年人还是愿意同本土的人通婚。这些新婚夫妻由于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相互了解，更易于在海外创业和发展。

第三，移民活动呈“滚雪球”之势。根据美国移民法，只有美国公民和拿了绿卡、享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才有资格为亲属申办移民手续。他们可以申请自己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和父母作为非配额移民而来，并按第一类优先的配额申请其未婚的成年子女来美国。申办已婚子女约要等2-3年(第四类优先)，申办兄弟姐妹约要等8-10年(第五类优先)。公民的配偶等3年左右便可成为美国公民，那时他(她)们就有权合法地为自己的父母或岳父母或未成年子女申请移民签证。这是一张很大的“网络”，一年一年地编织下去，会越织越大。另外，未婚子女通过婚姻关系又可以编织另一张“网络”，这是达到出国目的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这种关系可以使原来没有“海外关系”(俗称“侨路”)的人(家庭)变成有“海外关系”。有学者把这种“滚雪球”式的移民比喻为“网络状移民”，这是十分贴切的。

第四，新侨民的教育水平较高。张国雄在《90年代五邑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一文中，对767对新侨民夫妇的文化程度作了归纳分析后得出结论：“90年代五邑侨乡的新移民属中等层次(即初中以上)文化型的人口集团。”这同早期海外移民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两相对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新侨民的职业仍以餐饮业、成衣业、商贸业居多，属“蓝领阶层”，进入“白领阶层”的人较少。但新侨民具有刻苦耐劳、拼搏向上的精神，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不少人已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笔者1995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考察时，曾同开平市原文化局干部甄硕欣见过面，他是1987年携家属移居菲尼克斯市的。他发挥自己的特长，自办一份中文《亚省时报》，自任社长、总编辑兼记者，夫人当编辑，女儿负责电脑排印，每期发行量达3000份，成为在该州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

第六，新侨民因为出生、成长在国内，长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祖国和家乡的历史与文化，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有深切体会，爱祖国爱家乡，他们在移居国外后仍能主动维护祖国的形象和声誉，关心和支持家乡的建设。如台山市原教育局局长陈树锦、台山师范学校副校长李国协，1984年移居美国三藩市。1989年国庆前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六四’，政治风波大造舆论，企图阻止侨胞参加我国驻三藩市领事馆组织的国庆活动。陈树锦和李国协深人侨胞中做宣传发动工作，并带头前往领事馆献花篮，使这次国庆活动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烈的一次。又如，1987年移居三藩市的台山县原副县长黄泽洪，与台山县原科委主任雷锦镛一起，先后多次组织华裔青年回台山举办夏令营活动，受到家乡人民的赞扬。

改革开放后，五邑的新侨民何以会有这么迅速的增长呢?

第一，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新的移民法，华人享有同其他族裔平等的移民待遇，这是关键性因素。

1965年，美国颁行新的移民法，取消原先按出生国规定的移民限额，设立7类优先制，按“先来先办”原则办理；每个财政年度任何一国的移民不得超过2万人。1976年移民法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在美国居住满20年的外国人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十分明显，这些新的移民条例对向来有移民传统，而且主要是向美、加地区移民的五邑人来说，是很有利的条件。

第二，从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中美紧张关系逐渐“解冻”。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五邑人移民美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亲自领导侨务界进行拨乱反正工作，提出了新的移民政策。他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又说，“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做好出国探亲、定居、留学等的办证工作，为申请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1990年10月，江门市委市政府还在全省、全国率先制定丁《关于新移民工作的通知》，就有关新移民退职、退休后的待遇、原有住房、计划生育、农村责任田等政策作了具体规定，使移居者高兴，未移居者安心，居家者放心。党和政府对新侨民工作的重视、正确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新侨民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这一移民潮得以持续不断。

第四，美国等西方国家富裕的物质生活，昌明的科技与教育，这是诱发性因素。应该承认，五邑人大量移居的美、加、澳、新等国家，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科技、教育堪称发达的国家，物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不仅在历史上，就是在今日，对五邑人尤其是青年一代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认为，到这些国家(也包括别的国家)去拼搏一下，是改变目前贫困或不富裕状况的“出路”。改革开放后，由于美、加等国家移民政策的放宽，我国鼓励向海外移民，这就为那些向往西方物质文明的人们提供了方便条件，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侨路”，编制移民网络，以达到出国的目的，从而诱发了新的移民潮。

旅居海外的五邑籍华侨华人是以经济活动为整个社会活动中心的移民集团。二战后，由于五邑籍华侨华人生活环境的新变化，其经济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活动的领域扩大。二战前，五邑籍华侨主要从事洗衣、餐馆、杂货等，即以所谓“三把刀”式的谋生手段谋生。二战后，其经济活动的领域大大地扩大了，不少五邑籍华侨华人涉足商贸、工业、金融、旅游、房地产、电子等行业，侨区经济发展成为多元化经济，有些人原有的家庭经济向集团经济、跨国公司发展，生意越做越大，并涌现出一批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实业)家，不少人甚至获得“某某王”的称誉。

第二，多数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经济生活明显改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五邑籍华人的经济生活已今非昔比。

第三，经济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二战后，随着华侨变成华人、侨民变成公民，华人从事的经济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华侨经济变成了华人经济，成为居住国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直接推动着居住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下面，我们对美洲、东南亚和澳洲五邑籍华人中的一些“经济强人”作一简单介绍。

一美洲

(一)美国二战后，五邑籍美国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十分广泛，餐馆业商贸业、旅游业、农业、金融业等行业中涌现出很多成功人士。

1．餐馆业。五邑籍华人餐馆业已由小型家庭式经营向现代化经营发展，不少店业组成饮食集团；而且讲究调味，使西方人也能接受，服务范围扩大了。台山籍陈泽林、陈瑞娟曾任总经理、董事的纽约银宫酒楼，是全美最大的中餐馆之一，可容纳宾客1000人，具有音乐、娱乐与饮食相结合的功能，堪与豪华的西餐厅相媲美。台山籍的陈纯典、余洁鹏、李光基、甄文达、陈荣畅、梅贤添，开平籍的邓世发，恩平籍的冯经伦等，都是饮誉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地的饮食业“巨子”。邓世发的事迹被列入美国国会纪录，1989年美华协会为他颁发亚太裔美国华人成就奖。

2．商贸业。有台山籍的黄锦文、开平籍的邓文华、谭广生等大富商。邓文华生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生经营杂货业，因对该州经济发展贡献突出，1968年获菲市“模范男公民”称号，1993年被授予“商业界杰出人士”荣衔。

3．旅游业。旅游业是战后五邑籍华人初次涉足的行业，不少人创办了旅游公司、旅馆等，主要为华侨华人服务。恩平籍的郑华照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968年移居纽约，1970年成立娱乐游览公司，成为第一个将华人旅游者带出唐人街的旅游业开拓者，新侨民称他为“华人的摩西”、“唐人街的旅游之父”。他是国际旅游协会第一位华裔会员。1985年，他的公司被吸收入国际航空协会。他还获得田纳西州荣誉公民、佛罗里达州荣誉市民称号。台山籍的梅子强1977年在纽约成立国风旅行社，在廖承志和中国旅行社的协助下，业务蒸蒸日上，每年组织四五千名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到中国旅游。芝加哥的台山籍华人梅楹仲是四季旅游公司董事长，业务十分兴旺。台山籍的黄家聪在旧金山闹市区开设的襟海旅馆古色古香，在华人社区颇有名气。他和儿子黄昏虎还拥有富国银行等众多产业，是旧金山有名的华人实业家。

4．农业。它是华人的传统行业，但经营者一向极少。五邑籍华人在蔬菜种植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台山籍刘郁南、开平籍司徒德灿有“蔬菜大王”雅称。刘郁南在美国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及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建立了蔬菜种植场，平均日产达6800公斤，90％是中国品种，极受商户欢迎。

5．金融业。二战前，美国华人创办的银行屈指可数。70年代以后，华资银行发展较快。五邑籍华人中也有多位成功的银行家，如台山籍的陈纯典，是美国华资储蓄银行副董事长。台山籍的刘冠华，在大通银行(它创办于1799年，现为美国第二大银行)任职达23年，36岁升任副总裁。1999年该行总资产达4061亿多美元，总收人337亿多美元，总纯利54亿多美元。新会籍的汤哲铭，1990年与花旗银行合作，以2亿美元收购资产总值达4．4亿美元的旧金山七喜公司，在华人社会引起了轰动。

(二)加拿大

二战后，加拿大的五邑籍华人在餐馆业、商贸业、地产业、制造业等行业中的成功人士不少。

1．餐馆业。台山籍的温仲，在多伦多开设的西湖酒楼成为唐人街最引入瞩目的大楼，以“北京烤鸭”而闻名多市。1977、1992年，温仲先后荣获由国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加立国110周年、125周年纪念勋章。台山籍的黄标1952年移民加国后，潜心研究厨艺，在中国八大传统菜系的基础上，融合当地物产和人们的口味，使西方人也乐于品尝中餐，被誉之为“中国第九大菜系”。

2．商贸业。开平籍的谭振樵1969年移民加国后，利用他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获得的经济学及农业经济的丰富知识，创立天利公司，从事豆芽菜生产，日产量最高时达6000公斤，成为著名的“豆芽大王”。开平籍的余思牧，1968年移民加国后，先后从事旅游、地产、出版等业，他的众多公司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庞大的大西洋企业体系，他本人成为一位堂堂的富商总裁。

3．地产业。台山籍的甄潮蔚1951年移民加国，1958年开办超级市场，1960年涉足地产业及股市，现已是拥有6家房地产大公司的董事长，成为温哥华商业及地产业“巨子”。

4．金融信托业。祖籍台山的黄光达，1980年创立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任总裁，8年后其资产从1000万加元猛增到10亿加元。被授予温哥华市公民奖、加国总督颁授员佐勋章。

5．农业。祖籍台山的黄锦文、李日如，是蔬菜种植专家。祖籍新会的谭作枢是花草种植专家，他培育的花草在侨乡也得到推广。

6．制造业。开平籍的谭正清取得的成就值得邑人自豪。他1953年来到加国，在哈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毕业后，进人马克尼公司工作。1976年他在蒙特利尔创办东方精密铸造公司，如今，他的企业生产的精密铸件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尖端的军工领域及民用科技领域，如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爱国者导弹、核反应堆、波音飞机、核潜艇等。在加国，华人兴办的与传统行业无关的高科技工业，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如此先进的技术，实属难能可贵。

(三)中南美洲

在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的经济发展中，五邑籍华人在饮食、商业及医疗事业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功人士。

梅金贤、梅直生父子，台山籍。他们父子在委国首都加拉加斯开设的梅园大酒楼、中国城国货公司饮誉委国，多次荣获委国总统的嘉奖。多位委国总统及我国最高领导人都曾亲临梅园大酒楼。此外，他们父子2人在香港、美国也开设多间大酒楼。

祖籍恩平的冯雪茂在委国加拉加斯，拥有咖啡馆、杂货店、超级市场、电视台、报纸等，是13家公司的董事长，资本总额在1亿美元以上。曾连续3次受到委国总统的嘉奖。

台山籍的梅其羡，移民委国前，在家乡已是稍有名气的“赤脚医生”。20世纪80年代移居委国后，以医为职业，利用一支小小的银针为很多病人解除痛苦，被称为“神医”，受到委国总统的嘉奖。

台山籍的梅裔辉，1963年移民巴西圣保罗州，主要从事饮食业、百货店，现为长城公司速食连锁店董事长、著名的华人富商。

台山籍的伍松悦，二战后与刘会、伍农等乡亲在秘鲁合股组成农牧场公司，经营圣克拉等3个农牧场，主要饲养肉用牛、奶牛，并生产牛油、乳酪等。

鹤山籍的邓荦平，1962年移民秘鲁，先后创办国货公司、电脑公司，成为富商。

祖籍恩平的郑春炎，先后在巴拉圭国首都及阿根廷国首都开设中餐馆，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人富商。

台山籍的陈泽源在巴哈马群岛从餐馆业开始，现在的经营规模大发展，集餐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及工农业于一体，并在美国和香港拥有数十家子公司，资产达数十亿美元。

二东南亚

如果说，二战以前，东南亚地区的五邑籍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开矿及种植园等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二战后，他们则主要从事餐馆业及杂货、零售、批发等小商业。致富者大有人在，但影响大的富豪不多。他们的经济多为家庭式经济，规模较小，这同居住国政府对华人实施种种限制及歧视性政策不无关系，华人经济在夹缝中十分艰难地生存与发展。尽管这样，包括五邑籍华人在内的华人经济在繁荣居住国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二战后，在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建立功勋的五邑籍华人主要有：

1．印尼。黄洁，祖籍台山。战后他在印尼与友人集资创办信记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主要经营橡胶等土特产品进出口业务，是饮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富商。

关崇涧，祖籍开平。战后在印尼万隆开设椰城餐馆致富。

2．泰国。陈景镇，祖籍新会，生于泰国。1962年在曼谷开设联泰公司，从事五金生意，后建成东南亚最大的钢铁加工厂，有泰国“建筑商界巨子”的称誉。

马均利，为马立群之子，台山籍。他在泰国投资兴建了东南亚最现代化的大型货柜码头及火砻，经营土产、大理石、房地产等，曾受到泰国国王多次嘉奖。

黄云快，祖籍台山，生于泰国。二战后，他创办的同盟运输公司业务迅速扩大，成为泰国运输业“巨子”。还建立了远洋运输商业有限公司、同盟展业有限公司、适立股份两合公司等多家大公司，任董事长。由于他对泰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建树的功勋，先后获得泰国国王赐五等皇冠、五等白象及四等皇冠勋章，成为又一位获得御赐的五邑籍华人。

邓文福，祖籍开平，生于泰国。他在泰国创建了仁和园酱园有限公司、福香园食品有限公司等，有“世界酱油大王”之称。他还投资房地产业。估计其资产约6亿美元。

3．新加坡、马来西亚。新会籍的谢文启在塑料布和拉链生产，开平籍的关英才在船务业、饮食业(在汶莱的公共交通、电气、船厂、酒店)，鹤山籍的任伯年在印刷业等领域，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4．缅甸。台山籍的陈洪安在仰光从事餐馆、碾米、锯木、典当等业，成为巨富。三澳洲

二战后，澳洲地区的华人经济已从过去主要从事开矿及“三把刀”式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中餐业仍是主要谋生职业。五邑籍华人的成功人士有：

邝鸿铨，祖籍台山，生于澳大利亚。1946年大学毕业后返回达尔文市，在父辈创造的家业基础上，从酒店、裁缝业扩展到洋酒、杂货的批发经营，使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

陈仲民，祖籍台山，生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他接过父辈创造的基业，使椰园生产及船运业不断发展，成为巴新国大富商之一。他有3个同胞兄弟，分别在巴新的拉包尔和香港经商。

陈秉达，祖籍台山，生于巴新国。二战后，他继承父业，大规模投资可可果和椰子园；还到澳大利亚投资商场及房地产、酒店等，是巴新国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华人之一。

司徒协麟，祖籍开平，生于巴新国。1965年他在首都莫尔兹比港开办超级市场，后又经营肉类进出口生意、皮件加工、人寿保险、房地产开发等，成为巴新国颇有实力的华商。

二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人的经济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涌现了很多成功人士。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前述的国内及国际条件变化外，更由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良美德。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华人，还是从大陆等地迁去的新侨民，他们都努力工作、奋力拼搏、克勤克俭。笔者曾在美国考察过两次，接触过不少五邑人，耳闻目睹很多“打工一族”都是披星戴月地劳作，不少人还利用每周一天的有薪假日，转到别处当一天临时散工或替工，多赚一点额外工资，希望生活能快一点富裕起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汗水浇灌幸福花。

二战以前，五邑籍华侨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极低下的，绝大多数人是文盲、半文盲。二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土生华人较普遍地受到高等教育或受过专门训练，很多人获得硕士、博士等高学位，文化教育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就是新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侨民，文化教育程度也大多在初中以上。战前战后两相比较，真有天渊之别!

现在，美、加等国，华人知识分子和科技、管理人才日益增多，大批华人成为华资甚至外资企业的核心力量；也有一部分华人成为国家科技机构、高等学校的骨干，不少人已蜚声于全世界。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博得了国际科技及教育界的高度赞扬。在五邑籍华人中，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律师、经济师、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等，他们为居住国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1．著名科学家。美国的台山籍科学家有：朱经武(1987年发现超导体物质，美国家科学院院士)、陈天枢(多次参与美太空船及太空中心设计)、陈天机(曾获13项电脑专利)、黄庭珏(1990年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数学光学信息处理器)、叶自强(波音747飞机设计者之一)、骆子毅(因发现乃铀矿样本而轰动欧美)、李权鸿(美火星探察人造卫星计算系统设计者之一)等。加拿大的台山籍科学家盘占元是加首座原子反应堆设计者之一。法国的新会籍科学家刘国贤是法国航空公司收音机专家。

2．著名教授。有黄伯飞(台山籍，在耶鲁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达34年)、宋李瑞芳(台山籍，纽约州立大学亚裔学系主任)、陈荣捷(开平籍，美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谭雅伦(新会籍，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学系主任)等。

3．著名文学家。汤婷婷(新会籍，其小说《女豪杰》、《金山勇士》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本人成为美国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谭恩美(台山籍，其小说《喜福会》、《灶神娘子》畅销美国)、谭幼今(又名尤今，台山籍，其小说《沙漠中的小白屋》在新加坡获奖)等。

4．体育明星。陈婷婷(四邑籍，饮誉国际体坛的美国冰后)、马思明(台山籍，美国体操明星，多次获金牌)等。二战后，五邑籍华人教育素质大大提高，究其原因，以下几方面是主要的：

第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的变化，实行种族平等，从而为华人进入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深造与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第二，五邑籍华人经济地位的改善与提高，为华人子弟接受高层次教育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老一辈五邑籍华侨吃尽了无文化知识的苦头，目睹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昌明、教育发展、人才辈出，对“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中国古语更坚信不移，所以，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家无读书仔，事业从何来?”几乎成为华人家庭的“家训”，作为父辈的人们总是省吃俭用为子女入学读书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以求子孙后代能“出人头地”，成为有文化知识、有技术技能的新一代，进入“白领阶层”。

第四，华人子女天资聪慧，自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及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强烈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思想，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这就为他们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很多人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二战后，五邑籍华侨华人社会在政治方面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从过去对政治的冷漠到积极参政议政，并取得十分喜人的成绩。

华人参政是指华人参与政治活动(如讨论国家大事、投票选举等)或参加政权机构、行使政治权力。五邑籍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此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1895年，旧金山以陈德为首的一批土生华人组建了“同源总局”，其宗旨是争取华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华人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祖籍台山的李是男是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然而，在二战前，五邑籍华人参政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华人要参与美国政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因美国等国家实行排华，华人不许加入居住国国籍，他们不是公民，因而也就不能享有公民的参政权。二因华人普遍有叶落归根思想，对政治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三因华人的经济实力不强，在“选举等于比金钱”的美国，华人是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的。

但是，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废除了排华法，修改了歧视华人的政策，华人可以入籍成为居住国公民，这就为华人参政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二是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土生华裔人数的增长、华人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侨落地生根观念的树立、中国政府鼓励华侨选择当地国籍等因素的影响，战后五邑籍华人参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取得的成就空前辉煌，可谓群星璀璨，光彩照人，令五邑侨乡人民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美国

讲到美国五邑籍华人参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人们都会提起邓悦宁和骆家辉的名字。

邓悦宁(1904-1977)，生于开平，1919年移居美国，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经营杂货业。1940年竞选亚州议员，以17票之差被击败。次年入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后成为美国早期仅有的8位华裔律师之一。1946年以民主党候选人资格再次竞选州议员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在美国出生而当选为州议员的华人。1966年又一次当选。他在该州政坛上先后活动达28年之久，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者之一。他为争取华人权益做了不少工作，被赞誉为“促请美国修改移民法例的斗士”。

骆家辉，祖籍台山，1950年生于西雅图。曾就读于耶鲁大学，获波士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民主党人。1982年获选华盛顿州议员，并连续5次当选。1993年当选为该州金县县长，创下华人当选大县县长的纪录(金县是全美第十三大县)。1995年首次当选、2000年再次蝉联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美国200多年建国史上第一位华人州长，写下了美国华人参政史新的一页。骆家辉说：“百余年来，华人从筑铁路、开洗衣店和餐馆以来就一直为美国的成功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自己能够获选州长，更加证明了华裔是美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1997年10月，骆家辉在父母、妻子和兄弟姐妹陪同下回到台山寻根访祖(见图27)，受到侨乡人民热烈欢迎，台山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除了邓悦宁、骆家辉外，二战后活跃在美国政坛上的五邑籍华人还有很多，并创下了多个“第一”的纪录。

(一)法官

邓心平，祖籍开平，生于菲尼克斯市。1962年当选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美国第一位华人大法官。1977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第九区联邦法官。

邝和胜，祖籍台山，生于夏威夷。1982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夏威夷州联邦法官，后升为首席法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职位的华裔法官。

刘成威，祖籍台山，生于洛杉矶。曾任加州高等法院法官。1987年被里根总统提名为联邦法院法官。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这一职位的华裔法官。

陈翠芳，祖籍台山，生于纽约。1987年当选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女刑事法官。有“女青天”之誉。

此外，担任州高等法院法官的还有：雷连达、伍元天、谭国桢(均为台山籍)、黄兆海(鹤山籍)。

(二)州、市议员

Nfl：均，祖籍台山。1993年获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是继邓悦宁之后该州历史上第二位华裔议员。

吴琼珍，祖籍台山，生于香港。1983年获选依阿华州议员，是该州首位华裔女议员。

吴绍基，祖籍开平。1985年成为洛杉矶市首位亚裔议员。

余胤良，祖籍台山。1996年获选旧金山市议员。

(三)政府部门官员

陈天枢，祖籍台山。曾任美国总统府科学奖审查委员、总统科技顾问、联邦政府民权委员会主任委员。

余显利，祖籍开乎，生于洛杉矶。1985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国家成人教育顾问。1991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美信用标准委员会永久委员，成为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华裔人士。

邝朝贤，祖籍台山，生于旧金山。1990年获布什总统委任为总统人事助理，次年出任白宫消费者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李亮畴，祖籍台山。1997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司法部助理部长，主管民权事务，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亚裔人士。

李松光，生于新会。1973年获尼克松总统委任为国家成人教育委员会顾问委员。3年后被福特总统任命为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光华，祖籍台山，生于纽约。1983年出任纽约州财税厅厅长，被誉为“只讲法规不讲私情”的好官员，使纽约州成为美国征税收入最多的一个州。

(四)市长

黄锦波，祖籍台山，生于香港。从1978年起，连续3次获选犹他州喜瑞都市议员。1983年竞选市长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4年后再次当选连任。

甄少豪，生于台山，1967年移居美国。1987年获选内华达州恩泉市市长，是该市有史以来首位华人市长。

邓伟利，祖籍开平，生于亚利桑那州。1992年当选梅萨市市长，是该市第一位华人市长。

赵美心，祖籍新会，生于加州。1990年当选蒙特利尔公园市市长，并于1999年再次当选。

黄思宁，祖籍台山。1997年当选南加州西柯汶纳市市长，是该市首位华裔市长。

黎素贞，祖籍台山。1999年荣任新泽西州泽西市副市长，是该市获得这一殊荣的首位华裔妇女。二加拿大

在加国政坛上，有一位五邑籍的华裔女总督(国家元首)，还有多位国会议员、内阁部长，这是美国的五邑籍华人无法比拟的。这位女总督就是伍冰枝(伍冰志)。

伍冰枝，西文名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祖籍台山，1939年生于香港。3岁时随父母移居加拿大渥太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获加国多所大学授予的4个荣誉博士学位和3项荣誉学术成就奖。1965年起在加国最有影响力的CBC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长达20多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她多才多艺，曾任安省驻巴黎总代表、出版公司总裁、加国国家文明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国际音乐、舞蹈、文化节目视听中心执行董事会主席；她还是著名小说家、电影电视导演和制片人。1999年9月，经加国总理克雷蒂安推荐、英国女王批准，伍冰枝被任命为加国第26任总督，成为加国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华裔国家元首。她接受委任时无比兴奋地说：“我很荣幸作为不是来自英、法两国的第一位妇女担任加拿大总督，这对我意味深远。”

郑天华，祖籍恩平，1924年生于加拿大。1957年获选加国下议院议员，成为加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国会议员。1962年再度当选，同时被任命为加国移民局上诉委员会法官。1990年加国政府向他颁授最高勋章——加拿大勋章，以表彰他对国家的杰出贡献。1996年，卑诗省省督向他颁发勋章，成为继省督林思齐之后第二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裔。

陈卓瑜，祖籍恩平，生于香港。1969年移民加国。1993年当选加国会议员，是第二位华裔议员。后出任加政府亚太事务部部长，是加国第一位出任内阁职务的华裔。

麦鼎鸿，生于台山，1955年移居加国。1997年当选国会议员，成为第三位华裔议员。他还两度当选多芬市市长。

利德蕙，祖籍新会，是香港知名富商利铭泽的幼女、伍冰枝的嫂子。1998年当选加拿大上议院议员，是加国历史上首位女参议员。她的丈夫伍卫权是加国有突出贡献的矫形医生，曾荣获加国最高荣誉奖——加拿大勋章。

黄星翘，祖籍开平，生于温哥华。律师。1969年人司法部刑事科工作，次年任皇家官方检察官。1981年被任命为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是加国首位华裔大法官。在法律界被誉为“龙的传人，枫叶‘青天’”。

此外，获选省、市议员、市长的有：

黄景培，台山籍，1987年当选安大略省议员，是进入加国省议会的首位华裔。他曾任加国家卫生及福利部长特别助理、多元文化部长特别助理，安省能源厅长、公民厅长等职。

马加利，台山籍。1993年当选阿尔伯达省议员，出任社区发展厅长。

余宏荣、李思远(台山籍)、关慧贞(开平籍)当选过温哥华市议员，余宏荣是该市首位华人议员，并连任两届。

祖籍恩：平的曾志峰，1991年获选卑诗省费雷沙湖市市长。

三南美洲

维克托.许会出任秘鲁国政府总理，这是五邑籍华人在南美政坛上的重大事件。

许会，祖籍开平，生于秘鲁。从1969年起出任秘鲁政府工商和旅游部长，1992年当选国会议员，1996年出任国会主席。1999年1月，他接受藤森总统的委任，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一位华人当上总理，这在秘鲁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许会对自己从政的生涯是这样总结的：“我们旅秘鲁华人华侨都肩负着双重责任：一方面对秘鲁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要回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我们是中国人在秘鲁的一面镜子，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

四东南亚

在英、法、荷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备受种族主义歧视，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取得独立，华人的状况虽稍有改变，但在一些国家里仍受到歧视和压制，政治地位低下，参政的积极性不高。而在另一些国家里，也有个别五邑籍华人被委以一官半职的。

在泰国，祖籍台山的马均利曾任上议院议员。祖籍新会的陈景镇曾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在马来西亚，祖籍新会的陆垠佑曾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祖籍台山，生于缅甸的李遐养，1948年缅甸独立前，曾在巴特勒和英尼斯当政时期，出任缅政府农林部长，成为该国首位出任政府要职的华人。五澳洲

澳洲的五邑籍华人中跻身政坛者，同美洲相比，要少得多；但这个地区的个别五邑籍华人精英从政之早、成就之突出，毫不逊色于美洲。其先驱者是朱俊英。

朱俊英(1866—1923)，祖籍台山三合，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矿区。父亲朱百合是台山最早赴澳洲的“淘金客”之一，母亲是爱尔兰人。朱俊英早年曾回家乡学习中文和粤语，返澳国后在矿区任翻译，并加入自由党，走上从政之路。1909年当选塔斯马尼亚州议员，1912年连任。一年后当选联邦政府上议院议员，1917年、1922年两度连任，后被选为副议长，成为澳籍华人中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华人。他还担任过多个委员会主席职务，积极维护华人正当权益，反对种族歧视。他认为：“在澳洲的中国人，其言行、生活均与澳洲人无异，因而不应再受到歧视。”他努力促进澳中两国经贸与友好，于1920年亲率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他逝世时，澳国议会下半旗致哀，联邦总理在唁电中赞誉他是“全澳大利亚最能干最忠诚的政治家”。朱俊英不仅是澳洲，而且也是海外华人参政的先行者之一。

除了朱俊英，二战后在澳洲政坛上有重大建树的五邑籍华人，还有邝鸿铨、陈仲民、司徒协麟等。

邝鸿铨(1931-1990)，1946年从南澳洲首府阿德雷德苏格兰学院毕业后回到达尔文市经商，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是红十字会会员、全澳癌症基金会理事、圣约翰救护车委员会主席及北澳地区“澳大利亚日”委员会主席。1984年首次获选达尔文市市长，是澳第一位首府级华裔市长。1988年蝉联市长。他任市长期间，强调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建设繁荣兴旺的达尔文市，受到有“民族大熔炉”之称的达尔文各族人民的爱戴，荣获“荣誉市民”称号和英女王授予的OAM勋衔。1990年8月因病辞职，9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达市政府和市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陈仲民，英文名叫朱利叶斯.陈。陈仲民从1968年起涉足政坛，被选为巴新国殖民地议会议员。1970年创立人民进步党，任主席。1972年当选国会议员，并出任财政部长。1976年出任副总理兼农业部长。1980年出任总理。1994年第二次荣任政府总理。曾获爵削：荣衔，被誉为巴新国的“政治明星”。他曾多次回到台山寻根问祖及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司徒协麟，曾任巴新国国家投资发展局成员、国家投资合作委员会副主席，被大英帝国授予MBE勋衔。

六非洲

非洲是五邑籍华侨华人最少的一个洲，在政坛上取得成功的人士更是寥若晨星。津巴布韦的朱惠琼可能是唯一的人士。朱惠琼，祖籍台山，生于津巴布韦。祖父及外祖父都是1904年移居津国的，主要从事中餐业。她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家中讲广东话，并通晓英、法、葡语和两种当地语言，这在华裔特别是妇女中是极罕见的。她在英国里兹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返津后在大学任教。1973年加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独立后，在新政府中担任制订教育政策的工作。她的杰出才干深得穆加贝总统的赏识，1988年被委任为教育与文化部长，她努力普及国民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水平。1992年调任就业创造及合作部长，致力于促进津国工商业的发展。朱惠琼是二战后在非洲政坛上升起的一颗女华裔政治明星，是一位值得五邑人骄傲的女中豪杰。

1949年後

在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五邑籍华侨中，有的是回国定居，有的是回国经商，有的是回国求学，有的是回国工作。情况虽有不同，但都是抱着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良好愿望归来的。他们放弃了在国外较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的甚至冲破美、蒋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同祖国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其爱国精神令人钦佩。其中，值得一书的著名人物有：

马湘，他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长期担任孙中山侍卫队长，被孙中山誉为“南方勇士”，孙中山逝世后，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负责中山陵的保卫工作。后因对国民党当局不满而隐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副主席电邀马湘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安度晚年。他欣然应允回到广州定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1973年病逝，享年84岁。

黄洁，1950年春，他托人给饶彰风捎去一封信，表明自己有意结束在国外的企业，携资回国参加经济建设，信中说：“祖国解放不久，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更增强了我这种信心。”“在新中国做个民族资本家，总比在异邦当个‘南洋伯’为佳!”[1)1951年4月，黄洁回到祖国，随后把家属接回来定居在广州。他除了担任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建)董事长，致力经济建设外，还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和副主席、广州市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省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省政府常务委员、省和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61年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1966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56岁。

此外，一些上层归侨人士在地方上也得到了安排，如谭威当台山侨联主席、邓龙当江门市侨联主席、谭义阅当新会侨联主席、关崇涧当开平侨联主席。

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五邑籍华侨科学家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的三女儿梁思懿和小儿子梁思礼。梁思懿是1941年赴美国留学的，后在芝加哥、纽约等地大学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祖国效力，历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联副主席。1955年调北京，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梁思礼在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博士学位，1949年9月回国，先后在邮电部、通信兵部队、国防科工委、七机部、航天部等从事航天技术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们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侨汇是广大侨眷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促进国家和家乡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所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强调“国家保护侨汇的政策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的长远政策”，“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得向侨眷强迫借贷、积压、检查或以任何借口变相侵吞侨汇。”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时期，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都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数额，这说明，对侨乡，特别是五邑这样的重点侨乡，侨汇确实是侨眷的“生命线”。在五邑，台山和开平两县历来是侨汇最多的县。建国初期，两县都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内设外汇组，专门办理侨汇业务。统计材料显示，从1950-1965年“文革”前，台山县侨汇收入每年保持在600万美元左右，开平县为400万美元左右。下面是两县侨汇收人详表(单位：美元)。

表14—1 台山县1950—1965年侨汇收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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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金 额│ 年 份│ 金 额│

├─────┼──────┼─────┼──────┤

│ 1950 │ 3339360 │ 1958 │ 6308608 │

├─────┼──────┼─────┼──────┤

│ 1951 │ 12540851│ 1959 │ 4672948 │

├─────┼──────┼─────┼──────┤

│ 1952 │ 8486999 │ 1960 │ 5114319 │

├─────┼──────┼─────┼──────┤

│ 1953 │ 8167230 │ 1961 │ 4622801 │

├─────┼──────┼─────┼──────┤

│ 1954 │ 6344143 │ 1962 │ 3270252 │

├─────┼──────┼─────┼──────┤

│ 1955 │ 6738600 │ 1963 │ 6691756 │

├─────┼──────┼─────┼──────┤

│ 1956 │ 6053 149│ 1964 │ 8313159 │

├─────┼──────┼─────┼──────┤

│ 1957 │ 4232920 │ 1965 │ 9355400 │

└─────┴──────┴─────┴──────┘

表14—2 开平县1950-1965年侨汇收入C1)

┌─────┬──────┬────┬──────┐

│ 年 份│ 金 额│年 份│ 金 额│

├─────┼──────┼────┼──────┤

│ 1950 │ 3649 19 │ 1958│ 3110100 │

├─────┼──────┼────┼──────┤

│ 1951 │ 3998021 │ 1959│ 2523800 │

├─────┼──────┼────┼──────┤

│ 1952 │ 5831077 │ 1960│ 2885 100│

├─────┼──────┼────┼──────┤

│ 1953 │ 5368208 │ 1961│ 2163708 │

├─────┼──────┼────┼──────┤

│ 1954 │ 5005405 │ 1962│ 1472398 │

├─────┼──────┼────┼──────┤

│ 1955 │ 4463 128│ 1963│ 3594013 │

├─────┼──────┼────┼──────┤

│ 1956 │ 334661 │ 1964│ 4907944 │

├─────┼──────┼────┼──────┤

│ 1957 │ 2458018 │ 1965│ 5619032 │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950-1965年间，台山和开平两县的侨汇收入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1951-1953年因土改侵犯了华侨权益，追“果实”追到海外，侨胞只好多汇钱帮助眷属“过关”，所以侨汇收入多；1960-1962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侨胞以物代汇，大量寄(带)回实物，侨汇收入较少。这种情况，在新会、恩平、鹤山几县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给五邑侨乡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在这动乱的10年里，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被誉为侨乡的一个“历史奇迹”!从下面台山和开平两县的侨汇收人表可以说明这一点。(单位：美元)

表14—3 台tagl967—1976年侨汇收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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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金 额 │ 年 份│ 金 额│

├────┼───────┼─────┼──────┤

│ 1967│ 8783011 │ 1972 │ 15473855│

├────┼───────┼─────┼──────┤

│ 1968│ 8993221 │ 1973 │ 17956912│

├────┼───────┼─────┼──────┤

│ 1969│ 10627557 │ 1974 │ 18543547│

├────┼───────┼─────┼──────┤

│ 1970│ 11 864954 │ 1975 │ 20632427│

├────┼───────┼─────┼──────┤

│ 1971│ 11 317909 │ 1976 │ 2271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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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4 开平县1967-1976年侨汇收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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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金 额│ 年 份│ 金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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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 5227361 │ 1972 │ 9684962 │

├─────┼──────┼─────┼──────┤

│ 1968 │ 5151910 │ 1973 │ 11 789310 │

├─────┼──────┼─────┼──────┤

│ 1969 │ 6107075 │ 1974 │ 11592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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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 6680767 │ 1975 │ 1207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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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 7769075 │ 1976 │ 1350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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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县侨汇收入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1)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两县侨汇呈较大增长趋势；(2)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两县侨汇又有了新的增长。这种现象再次有力地说明，五邑籍广大华侨是热爱祖国、心向祖国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的。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稳定的侨汇收人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侨乡频于崩溃的经济，安定了侨乡人民的生活，维护丁侨乡的稳定，这是五邑籍广大华侨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

建国初期，五邑籍华侨在家乡兴起了办实业和办学校的热潮，五邑各县建立了国营的华侨投资公司(华投)以及造纸、制糖、工艺、化肥等一批工业企业，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如台山县华侨在家乡投资兴办了中国第’个侨资发电站——蛮陂头水电站，还有华侨自来水厂、华侨陶瓷厂、华侨针织厂、大隆洞华侨水电站、华侨粮食加工厂等。新会县1956-1966年共吸收侨资177．69万元，先后兴建了龙潭水电站、华侨电机厂、砌巴厂、华侨大厦，更新了农械厂设备，兴办了一批养殖业和种植业。1960—1962年购进化肥10560吨，有力地支援了新会的工农业生产。开平县在华侨投资下建成了氮肥厂和我国第一座颇具规模的县级侨联大厦。

建国初期，对国家经济建设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五邑籍华侨是黄洁。1950年4月，黄洁接受饶彰风的邀请，率“印尼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一行5人抵达广州，以后又到武汉、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参观考察，历时3个多月。考察团所到之处，亲眼看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人民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深深地受到教育和鼓舞。为了表达爱国之心，黄洁当即代表‘‘信记’’公司向我国有关部门捐献人民币4亿元(旧币，下同)，支援抗美援朝。

考察活动结束后，黄洁一行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在广州建立侨资企业。经广东省有关部门审批后，8月12日，“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建)筹备处在广州成立，制定了“工业为主，商业为辅，商业为工业服务”的经营方针，确定首先筹建华建麻袋厂。在黄洁的努力下，至1953年底，共筹得资金575亿元，其中侨资419亿元。工厂于1952年9月动工。黄洁亲临工地监督和指导。1954年春，麻袋厂正式投产，职1400入左右，一半多是归侨，还有不少侨眷，当年即获利136亿兀。从1955午起，每年生产麻袋300万-500万条，纯利100万—200万元，到1956年已全部收回投入资金。华建厂成为当年广州新建工业的一面旗帜，海外侨胞投资祖国工商业建设的榜样o

1955年3月，黄洁致力组建广东省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华投)，被任命为副董事长(董事长为省财政厅厅长纪锦章)兼宣募委员会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向华侨宣传、募集资金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所遇到的财力问题。据统计，以1951年的基数为100％，至1955年“华投”的资金已增至1393．6％。黄洁功不同没。

黄沽的贡献还在于，他从印尼归国时，带动了同他一起在巨港经营‘‘信记’’的好友颜西岳和许崇德等人，他们亦先后回国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建国初期，五邑籍华侨捐资办学的积极性十分高涨。1954年，台山创办华侨中学，黄洁被推选为董事长，他捐资两万元兴建图书馆、礼堂和体育室。1957年，国务院公布《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五邑籍华侨大受鼓舞并积极捐资，迅速建起f众多的华侨中学，仅台山县，至1958午就建起华侨中学23所。开平也建起长沙、公联和强亚等华侨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则于1956年创办。

建国初期的17年(1949—1966)，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侨务工作受到“左”的思潮严重干扰，有不少失误尤其是五邑侨乡，干扰更大，受伤害的侨户更多，主要表现在：一、土改中以侨汇收入划定侨户的阶级成分，错划一批侨户为地主、富农；错杀、错斗一些侨属。二、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打击面过宽，不少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三、私房改造中执行政策过“左”，许多侨房被“改造”(实质上被没收了)。四、“大跃进”中，将侨房的铁门钢窗拆去“大炼钢铁”。五、鼓吹“唯成分论”，歧视有海外关系的归侨、侨眷及其子女。这种种“左”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归侨、侨眷的权益，在海外华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大大挫伤了五邑籍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支援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在五邑侨乡，对老侨领、归侨、侨眷和干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被批判，遭毒打，受歧视，受到非人道的对待；有的人被处决，有的房屋被拆毁，祖坟被挖掉，“海外关系”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干部、侨眷“断绝海外关系”……，这种种伤天害理的做法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10年里，海外华侨又一次感受到自己又变成了“海外弃儿”，他们有国不敢回，有家不敢进，除了侨汇之外，他们同家乡、同亲人的联系基本上中断了。这是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到1985年左右，五邑侨乡拨乱反正、全面落实侨务政策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主要表现在：彻底平反了历史遗留的各种冤假错案；全部纠正了土改时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侨户和反右派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归侨、侨眷；清理和销毁了归侨、侨眷干部及职工档案中的不实材料和被迫填写的“断绝海外关系”登记卡；落实了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拨出现款1亿元落实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没收、征收、改造、接管、挤占、错改和拆毁的侨房(但由于积重难返，城镇落实侨房政策的工作至今仍未完全“收尾”)。台山县委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每业必侨，挤侨必失，无侨必慢”的口号，大做“侨”字文章，以充分发挥侨乡优势。

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尤其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和退还侨房，最深得侨心和人心。1979年，新会县双水龙头乡出资7000元安置两户农民，将所分侨房退还给旅泰华侨黄宣充的儿子黄克競、黄祖棠兄弟，开创了五邑落实侨房政策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年近80岁的黄祖棠回到祖屋后立即捐了200万元重新建设乡中的学校。1984年6月，台山旅美国侨领梅友卓欣闻他被没收的侨房将退还给他时，彻夜难眠，写了一封信给台山县县长黄静，表达了他的兴奋心情，信里说：“久别故乡，思绪万千，兹闻祖国落实华侨政策，海外华侨闻讯，无不拍手称快!……多少年来，我打算和家人回乡一行，但念无家可归，实感惭愧，欲返不能。现闻退还侨房，劳烦县长办理!”之后，他带头捐款5万美元，并发动乡亲捐款重建端芬中学，还书写了“端芬中学教学楼”几个字，他在病榻上还嘱咐乡亲“要把端中建好”。其他各县也一样，侨胞们拿到落实侨房政策的通知书时，一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讴歌党和政府的“政策温暖侨胞心，一屋牵动故乡情!”

落实各项政策后，五邑籍华侨的心“顺”了，气“消’’了。爱国热情再一次进发出来了，并化为建设国家、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掀起了继晚清时期、民国时期之后支援家乡建设的第三次高潮。我们从反映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高低、有“晴雨表”之称的侨汇收入变化情况，可以再一次看到广大五邑籍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令人赞叹和敬仰。

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两个历史时期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邑籍华侨(以台山、开平为例)的侨汇有如下特点：(1)增长幅度大，台山在1980年突破3600万美元大关，开平突破25007Y美元大关，创下了建国后的最高历史纪录；(2)开平从1984年、台山从1985年开始，侨汇收入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受到肋年代以来的“以物代汇”和“以钞代汇’’的冲击(这种冲击波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两个特点在新会县同样明显，该县1979年侨汇达2336．4万美元，1980年257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778．8万美元，1985年346．9万美元，开始呈下降趋势。

同前两次高潮相比，改革开放20年来，五邑籍华侨支援家乡建设的义举有着不同的特点。

第一，由于二战后华侨已大量加人居住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华人不同于华侨，在一些国家里华人汇款回中国或向中国捐资，都要受到限制。而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大多数是老华侨，限于经济条件，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祖国的捐资已大不如前了。另外，投资活动因受市场经济规律和利润法则的制约，华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赚大钱”，哪个地方软、硬投资环境好，政策更优惠，能够赚到大钱，他们就决定在那个地方投资办实、l而不是首先考虑祖籍地。这种新变化使华侨华人对家乡(祖籍地)的支持明显地受到影响。

第二，在第三次高潮中，无论是捐赠家乡(祖籍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与慈善公益事业，还是投资在家乡办实业，唱“主角”的都是五邑籍香港和澳门同胞，热心捐资的人数之多，金额之巨大，都是五邑籍侨胞无法相比的。由于这个缘故，改革开放以来五邑海外侨胞捐助家乡建设的统计材料，常常是把海外侨胞同港澳同胞合在一起进行统计的，笼统地称之为“海外乡亲”，其实，贡献最大的是港澳同胞。

第三，在第三次高潮中，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如江门市第一、二、三批共284位荣誉市民芳名录)看，五邑籍华侨华人的捐助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方面，如台山的李盘石(美国)，开平的关英才(新加坡)、周仕学(美国)，新会的黎耀华(日本)、谢文启(新加坡)等几位“江门市荣誉市民”即是。投资办实业的“江门市荣誉市民”也只有台山的美国华侨陈荣畅(开发性农业)。在地方上，如镇级也有华侨华人投资兴办实业的例子，如我们在台山重点侨乡端芬镇考察时，就参观过旅美国华侨梅景尧兴办的鸵鸟养殖场、梅肇三兴办的种养场等“二高”农业示范农场，但与港、澳同胞投资的项目相比，显得规模小、资金少。荣获“江门市社团荣誉奖’’的五邑籍华侨社团，如美国三藩市东湾区五邑同乡联谊会、美国夏威夷四邑会馆、加拿大卡加利五邑同乡联谊会，英国曼彻斯特市旅英五邑联谊会，也是因捐资兴办文化教育或慈善公益事业贡献突出而获得这一殊荣的。

捐资(捐赠)的热情高于投资的热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五邑旅外乡亲支持家乡建设的显著特点。应该看到，捐资与投资虽二字之差，却有本质的区别：一、捐资是建立在爱心和情义之上的，多以举办文教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为主，属慈善行为；投资则是一种经济行为，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发展实业、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二、捐资是一次性的，屑不可再生性利用外资；投资则是可再生性利用外资，它能使投资者赚取金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被投资一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与繁荣；三、从政策上讲，国家对发动海外乡亲搞捐资的做法，一般不提倡，这种活动搞多了，乡亲们也会反感；投资则不同，国家大力提倡和鼓励，投资项目越多、越大，国家和人民的得益也会越大，国家会更快富强起来。

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旅外乡亲思想上的顾虑，认为“办实业赚乡里的钱不好意思”，“在自己家乡办实业，一些关系不好处理”等；群众中也有一些不正确议论，如“乡里帮乡里不该赚乡里的钱”等。对这些顾虑及不正确议论，有些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教育和引导，从而挫伤了旅外乡亲回家乡办实业的积极性，他们宁愿将“肥水流人外人田”，舍近而求远，远走他乡办实业。当然，这里还有个投资环境、政策优惠问题。但最关键问题是我们一些干部在指导思想上没能分清投资与捐资的本质区别，以致在一段时间里，更热衷于发动乡亲搞捐资，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引导乡亲把捐资转到投资上来，因而五邑侨乡的优势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在保护好港澳台同胞和华侨捐资捐物建设家乡热情的同时，努力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提高到回乡投资办实业、支持家乡经济建设上来。”[1)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政策对路，近几年来，五邑旅外乡亲在家乡投资办实业方兴未艾，已取得喜人的成绩。

第四，捐资及投资活动持续时间之长、数额之巨大、项目之众多，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是建国以来所仅见。

1979-1998年，五邑籍华侨及港、澳同胞捐资举办文化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共达42．23亿港元，兴建的项目有：学校2117间，面积278万平方米；医院297间，面积68万平方米；敬老院324间，面积14．58万平方米；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面积17．61万平方米；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单位是五邑大学(见图28)，达1．8亿港元。[2)该校的黎耀华楼是由新会旅日本华裔黎耀华捐建，锡祥梅英楼是由新会旅新加坡华裔谢文启捐建，美洲楼是由旅美国五邑籍华侨捐建。其他40多座命名建筑物(楼、馆、室)都是利国伟、伍舜德及其家族、吕志和、李作权、李灼文、谭兆、陆容章、黄炳礼、陈经纶、胡耀坤、黄浩川、黄乾亨、黄乾利等旅港乡亲及旅港、澳五邑同乡会捐资兴建的。现在，五邑大学已成为团结五邑海内外乡亲的一面旗帜。

至于投资办实业方面，这20年来也主要是港澳同胞在唱“主角”，下面的一组数字就是最好说明。1979-1998年，江门市批准的“三资”、“三来一补”企业15322个，实际利用外资40．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个，实际利用外资38．48亿美元。香港客商前来投资的“三资”企业3050个，实际利用外资28．03亿美元。澳门客商前来投资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两地合共“三资”企业3404个，占全市“三资”企业的88．42％；实际利用外资30．51亿美元，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79．29％。在前来江门市投资办实业的客商中，港、澳客商占了大部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又是江门五邑籍的旅港、澳乡亲。另外，通过他们牵线搭桥引资的也为数不少，五邑籍侨胞在家乡投资实业的很少，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够雄厚。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实行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华侨扶持眷属投资兴办实业，尽快富裕起来。20年来，江门市侨资企业获得迅速发展。至1998年，江门市侨资企业共有29．6万多家，总资产达24．7亿元，累计上缴税利9亿多元，就业人数达24．4万多人。(1J侨资企业为侨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像台山水步镇罗边工艺厂厂长陈坤璞、开平赤坎镇药瓶塑料盖厂厂长谭永爵等著名侨眷实业家。侨资企业已成为江门五邑外向型经济中一支活跃的生力军，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大力支持农村的文明村、户建设活动。90年代以后，江门市及五邑各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评选文明村、户的活动，各市、区每年都要评选出10条左右高标准的“标兵文明村”，并举行命名、挂牌活动。文明村、户建设的评比活动，不仅有效地改变了昔日农村脏、乱、差的环境，造就了干净、整齐、美丽的新农村；而且促进了村风、民风和干部作风的明显好转，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瑰丽画卷，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建设文明村、户的活动受到了海外乡亲的热情赞扬和大力支持。在五邑侨乡，为了解决农村文明村、户建设中的资金困难，一般都采用村民出一点、政府出一点、发动“三胞”(侨胞、香港和澳门同胞)和社会热心人士捐一点的“四个一点”筹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实上，“四个一点”中，“三胞”的捐资是最主要的。如台山市10多年来，“三胞”捐资支持农村文明村、户建设的资金达7000多万元，兴建各类设施1200多项011J开平市自1992年以来，在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中，累计投入1．5亿元，“三胞’’捐助的资金占总数的80％以上。[：]其他新会、恩平、鹤山市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1996年，我们曾到台山市重点侨乡端芬镇对“标兵文明村”建设情况作过实地调查。端芬镇文明村、户建设在台山市处于领先地位。1992年江门市第一次评比活动中，台山有两条村子榜上有名，端芬香步管理区塘南村占其一。1994年，台山市又有两条村子被评为江门市“标兵文明村”，端芬镇冲陵管理区莲塘村又占一席。“二塘’’能评上“标兵文明村”，除了干部重视带头干、群众团结齐努力外，旅外乡亲的捐资起了决定性作用。“标准文明村”是按“七化”标准评比的，这“七化”是：村头标志化、道路沟渠硬底化、饮水自来化、厕所卫生化、保洁经常化、禽畜专栏化、村前村后绿化美化，要达到“七化”，没有雄厚的资金将是一事无成。钱从哪儿来呢?塘南村为了实现“七化”标准，共筹资28．4万元，除村集体经济拨出2万元、干部群众及社会热心人士集资1．7万元外，其余24．7万元均为“三胞”的捐资。莲塘村也通过内外合力，筹集到53万多元，其中95％是旅外乡亲的捐资。正是在旅外乡亲的慷慨捐助下，这两条村子才顺利地按“七化”标准建成了“标兵文明村”。

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居住国和家乡多方面的贡献，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相信读者对此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作为全球华侨华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五邑籍华侨华人的历史命运当然带有出自其他侨乡的华侨华人同样具有的很多共性，从他们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世界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波澜曲折，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华侨华人都是出自各个特定的侨乡的，中国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多样性，不同侨乡与主要居住国的空间距离、海外移民所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待华侨华人的不同态度……，又不能不对各个特定侨乡的海外移民群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形成一些特质，与其他侨乡的华侨华人有所区别。这是我们更为关注的方面。因为，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的考察，不仅对五邑籍华侨华人历史的认识是残缺的，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对全球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一部统一而又类型各别的华侨华人史才是真实全面的华侨华人史。一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类型特征

基于前面大量史实的分析，结合其他侨乡的华侨华人历史加以对比，五邑籍华侨华人表现出如下明显的特征。

(一)华侨华人数量众多，海外人口与侨乡人口之比，居广东全省之冠

五邑侨乡面积为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为215万多人，相当于侨乡人口的57％；如果再加上149万多五邑籍的港澳同胞，这个比例则高达96％。（1）其中，有的侨乡海外人口比侨乡人口还多，台山总人口为100万人，旅外华侨华人86万，台山籍港澳同胞42万，（2)超过侨乡人口。开平总人口为67万，华侨华人是49万，开平籍港澳同胞25万，（3)也超过了侨乡人口。潮汕地区是广东省的又一大侨乡，面积为10384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104万多人(1996年)，海外华侨华人是560多万(1996年)，相当于侨乡人口的51％。加上170多万潮汕籍港澳同胞，相当于侨乡人口的66％。（4）这种情况只有福建第一大侨乡泉州可以相比。泉州侨乡有11053平方公里，总人口是573万多人(1990年)，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达565万多(1990年)，相当于侨乡人口的99％。其晋江、石狮、永春等县市海外侨胞与港澳同胞的人数也同样超过了侨乡人口数。[5]在这3个全国最大的侨乡之中，五邑侨乡面积最小，人口总量、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绝对数量最少，但是相对数量却很大，超过了潮汕侨乡，与泉州侨乡齐名。

(二)分布集中，大多是荚洲华侨华人

215万五邑籍华侨华人有155万集中在美洲，占该侨乡海外移民总数的72％。尤其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132万)，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中，不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政治、经济实力，五邑籍华侨华人都居前列，所以五邑有“美国华侨之乡”、“加拿大华侨之乡”的称誉。这一点也与其他侨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60多万潮汕籍海外移民有80％分布在东南亚，以泰国最多，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565万多泉州籍海外移民有90％居住在东南亚，以马来西亚最多，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梅县和惠阳为中心的广东客家语系侨乡的300余万海外移民也是以东南亚为主要的聚居地。

(三)生活普遍比较安稳，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产生了一些资本家，形成了一些华商家族经济，但大多是中小业主

五邑籍华侨华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基本上都在居住国立稳了脚根，在北美的华侨华人普遍都过上了衣食不愁的富足生活，小有积蓄；一些拥有产业的移民，生活更为殷实。从经济实力对比上考察，五邑籍海外移民富裕者多富豪者少，虽不乏有像陆佑这样的巨商，但是大多数为劳工阶层或中小业主，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巨商富贾不如广东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侨乡多。中国华侨华人的大企业集团集中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这些家族色彩极浓的企业集团又主要出自广东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侨乡。如印尼主要的华人企业集团中，三林集团的林绍良、盐仓集团的蔡道行、力宝集团的李文正祖籍都是福建福州侨乡，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的彭云鹏祖籍广东潮汕侨乡；马来西亚主要华人企业集团中，郭氏兄弟集团的郭鹤年祖籍福州侨乡，云顶集团的林梧桐和丰隆(马)集团的郭令灿祖籍都是泉州侨乡；菲律宾主要华人企业集团中，亚洲世界集团的郑周敏、陈永裁集团的陈永裁、Summit控股集团的吴奕辉、杨应琳集团的杨应琳、首都银行集团的郑少坚祖籍也是泉州侨乡；泰国4大金融华人企业集团的首脑有3个祖籍潮汕侨乡、1个祖籍客家侨乡，7大工业企业集团的首脑有5个祖籍潮汕侨乡、1个祖籍福建、1个祖籍海南，8大农基工业企业集团的首脑中有5个祖籍潮汕侨乡011J在这些国家祖籍五邑侨乡的大华人企业集团很少。祖籍五邑的大集团大财团在香港、澳门较多，也有像利氏家族这样的商界巨擘，不过从总体实力上看，祖籍潮汕、客家侨乡的大集团大财团似超过五邑。五邑和潮汕侨乡各有一所大学，即五邑大学与汕头大学，它们都是由海外乡亲、港澳同胞提议兴建的，各自得到乡亲支持的方式很有意思。汕头大学为香港商界巨擘李嘉诚先生一人资助，投入资金已达14亿港币。五邑大学由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支持，尤以香港同胞出力最大，总投人已近2亿港币。虽然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资助金额的多少与两大侨乡在外乡亲的经济实力完全划等号，不过也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四)与家乡的联系更为紧密，“根”的意识更为浓厚

海外移民与家乡的联系有内在的机制，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广东、福建侨乡海外移民的动机最初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回来改变家乡的环境，改变亲人的生活境遇；挣钱以后回乡娶媳妇、建房、买地，是所有海外乡亲的共同心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叶归根”意识，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念和行为。家乡年迈父母少妻幼子渴望改变生活的殷殷期盼、对未来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热被窝的热切憧憬，是身在异域它乡的华侨们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屈辱痛苦而奋斗不息的动力所在，这是他们4中的希望和目标。多积攒下一些钱也就多了一份实现愿望的能力，哪怕自己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也都有了生存的意义。绝大多数华侨不断地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劳动报酬中抠出来的血汗钱汇回家乡，以此拉紧了他们与家乡的联系i家乡亲人的生活同时逐渐增加了对海外游子的依赖，家庭、村落、墟镇点点滴滴的变化都打上了华侨们的烙印。五邑籍海外移民与侨乡的这种联系比其他侨乡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从侨汇来看。广东乃至全国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的来自美洲的侨汇比来自东南亚的侨汇要多，美洲的侨汇经常占全国侨汇总数的1／3或1／2。(1)在美洲侨汇中来自美国的侨汇又占67％—76％)（2)如前所述，五邑侨乡的华侨主要在美洲，潮汕、客家侨乡的华侨主要在东南亚，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五邑侨乡的侨汇就多于潮汕和客家侨乡的侨汇，是可以肯定的（13)而且五邑侨乡来自美洲的侨汇在全国侨汇中的地位也非常突出。1929年以前，仅台山一县来自美国的侨汇就有1000万美元，占当时全国侨汇(8100万美元)的1／8。1930年台山的侨汇猛增至3000万美元，几乎占全国侨汇(9500万美元)的1／3（4）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五邑侨乡因战争而中断的侨汇迅速恢复，数额巨大；而潮汕、客家侨乡的侨汇反比战前减少，与美洲侨汇形成鲜明的对比。1946年广东全省侨汇为245亿国币，其中来自东南亚的只有83亿，另外162亿则来自美洲。当年五邑侨乡每月侨汇收人是500万美元，台山县1946年每月的侨汇收入就达到425万美元。而潮汕、客家侨乡每月只有400万港币，约合80万美元011J

我们再来跟福建泉州侨乡做一个对比。泉州侨乡的侨汇收人在福建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据估计，20世纪初占全省的95％，20年代后半期占94％弱，30年代前半期约为90％，1938年为70％(另一种估计该年占56％)。1931年侨汇收入为7200万国币，1939年达到1．2亿国币。[2)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大大超过泉州侨乡，仅一个台山县1929年1000万美元的侨汇收入折算成国币就有4000万-5000万元，1930年3000万美元侨汇则高达1．2亿—1．5亿元国币。

在全国重点侨乡中，五邑侨乡的侨汇收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家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紧密。据研究，广东侨汇的绝大部分是用于赡家养眷，1862年至1949年用于投资的侨汇为2．1％，最高时期也不到4％(1919-1927)。[3]捐献性侨汇也十分的少。因此，可以说，不少于90％的侨汇是用在养家糊口上了，侨汇完全是侨乡的命根子。这一点，五邑侨乡对它的依赖更大。潮汕侨乡依靠侨汇维持生活的人口是4／10—5／10，而五邑侨乡人口对侨汇的依赖比前者多，如开平就有7／10的人口靠侨汇维生。[4)华侨更多的台山依赖侨汇过日子的人口，决不会比开平少。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遍布五邑侨乡的侨眷侨属失去了经济来源，变卖房产田地，卖儿鬻女骨肉分离的惨剧像瘟疫一样在侨乡蔓延，牵涉的人口、家庭之多，当在各侨乡之上。战争结束后，五邑侨乡侨汇的迅速恢复和急剧增长，明显具有一种补偿性，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如上所述，五邑侨乡在海外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数额巨大的侨汇具体分摊到每一个华侨身上并不多。这个特点也正说明了时刻情系家乡的五邑籍华侨之多之广泛，长期持续不断的侨汇流人侨乡每一个华侨家庭，表现了海外赤子与家乡无法割断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有一位美国华侨写过这样一首诗：“日用行需宜省俭，无为奢侈误青年。幸我同胞牢紧念，得些薄利早回旋。华侨们省吃俭用获得的也只是微薄的一点积蓄，想到的首先是带回家，家乡的父老亲人时时让他们牵挂于心。

其次，从华侨人口的性别构成看。二战以前，五邑籍华侨集中的美洲，华侨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是个单身汉的社会。如美国，1860年华侨男女比例是18：1，1890年扩大到20：1。在一些大城市华侨集中的唐人街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更为严重，纽约唐人街在20世纪初男女比例是110：1，到1940年才下降到6：1。这种情况在潮汕、客家、泉州华侨集中的东南亚就大为不同。新加坡华侨社会1860年男女比例是]4．4：1，1881年下降为5．1：1，1891年再降为4．7：1，1911年是2．8：1，1931年为1．6：1。马来联邦华侨社会1901年男女比例是10：1，1911年下降为4．6：1，1931年达到2．05：1.菲律宾华侨社会1918年男女比例是13：1，1933年大幅度下降为4．6：1，1939年再降为3．2：1。泰国华侨社会1921年男女比例是5．6：1，1929年下降到2．3：1，1937年更降到1．7：1。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男女比例从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都比较正常，比如华侨移民较早的加里曼丹1880年是1．7：1，1900年为1．4：1，1930年是1．3：1，同年全印尼为1．5：1。

显然，美洲华侨社会男女性别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比东南亚华侨社会高得多。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各国华侨社会组成家庭的难易。大量五邑籍华侨年轻力壮，可是在一个男女比例失调极其严重的社区要想找到一个配偶(还不管她是否称心如意)，组成家庭，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只有把娶媳妇成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家乡，侨居国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最终他们都是要回国的，因为那里才有他们渴望的家。故乡的“家”对他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寄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落叶归根”对他们不仅是一个传统观念，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无疑，潮汕、客家、泉州的华侨在男女比例不太失调的社会里结识异性的机会多得多，比较容易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配偶，落地生根地组成自己的家庭。这样，与故乡“家”的联系逐渐变为与宗族的联系，故乡的“家”渐变为祖居所在，减少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家庭的直接感受，演变成一个具有文化优势的意识(我们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唐山”)；“落叶归根”更多地成为寻祖的行为，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形态深留在自己头脑之中并在后代中延续。

(五)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侨乡社会的各个角落

移民是文化的传播者，海外移民不论是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东南亚，还是到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北美洲，都会将中国的文化传到侨居国，同时将异域文化带回来，必然在侨乡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中外文化的碰撞是在多方面展开的：文化教育最为突出。各个侨乡都由华侨出资开办了新式学校，西方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得到实践；各种图书室在侨村出现，使远离城镇的农村青少年接受到外界社会的新信息；医院的创办，让侨乡农村的民众见识了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因一些华侨在海外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西方教会的势力开始在侨乡发展，教堂尖顶上高耸的十字架在召唤善良的人们对异域宗教的选择；排球、桌球等西方体育活动走进了侨乡青年的业余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出现了一些在非侨乡地区看不到的“洋玩意”，生活习惯也掺杂了一些外来的色彩，咖啡、西餐进人了人们的饮食。这样的文化碰撞在广东、福建各个侨乡都能够见到。

另一方面，五邑籍华侨华人从北美洲带回来的西方文化对侨乡造成的冲击更为剧烈，导致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五邑侨乡表现得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显形，涉及面之广之深，在其他侨乡少见。比如侨刊，这是侨乡一种特有的杂志，有“集体家书”之称，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汇的载体。五邑是全国侨刊乡讯最多的侨乡，仅一个台山县，1949年以前就有122种。[1)1987年全国共有近150种侨刊，广东占103种，其中近2／3出自五邑；1990年广东省侨刊发展到126种，五邑就占了74种oCl)到90年代后期，五邑的侨刊已经发展到86种。[2)五邑侨乡各个村委会、各个姓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侨刊乡讯，侨刊的普及说明外来文化触及侨乡传统社会面之广。再比如语言，它是中外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五邑侨乡各阶层的语言都渗透了外来语的因素，这一点在全国侨乡还是很少见的。五邑尤其是台山至今流行着很多独特的语汇。例如：“好”称“骨”(Good)，“很好”称“伟里骨”(Verygood)，“好球”称“骨波”(Goodball)，“邮票”称“市担”(Stamp)。称老太婆为“老缅婆”就更是一种独创了，“缅”是英语男人(Man)的读音，老人称为“老缅”，在“缅”字后面再加一个“婆”字就成了老太婆的代称。五邑侨乡流行的一些有独创色彩的语言不少还流行到了广东其他地区。

侨乡建筑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中外文化交融在五邑侨乡是多么的深人人心。建房是所有华侨的一大追求，全国各个侨乡在清末民初都出现了一个房屋建设的高潮。有意思的是，五邑侨乡的乡土建筑完全有别于其他侨乡。最大的区别是，其他侨乡的房屋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当地传统的建筑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极浓。比如，潮汕侨乡农村的侨房一般是具有潮汕传统风格的“四点金”或“下山虎”，大户华侨的侨房主要表现为用材的考究，面积的广大，工艺的精美，而型制还是传统式的；客家侨乡的建筑仍然多是“大围屋”。

但是，在五邑侨乡，西方建筑文化渗透到了乡土建筑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有特色的一种类型。

首先，侨村建设之初均有规划，村落布局呈纵横垂直交错的棋盘状，各户宅基整齐划一，道路、排水系统根据地形进行统一安排；家畜饲养等附属建筑集中建设在村旁，实行人畜分离；房舍是“三间两廊”或“五间两廊”，统一从侧面开门；大量用了西方的建筑材料；在房屋的窗、柱、门的造型上引进了西式建筑的样式；房屋门楣、窗楣的壁画或泥塑的图案、花纹明显吸收了西方建筑艺术的因素。

其次，一些在建筑型制上以西方洋楼风格为主的建筑群耸立在田野之间。比如，台山端芬镇汶秧村村面首排14户9幢房屋全是两层西式洋楼，建筑式样基本一致，东面5幢洋楼的凉台护拦采用外凸的曲线型造型，既增加了空间又给风格统一的村首屋面建筑增加了活泼的变化，有几分浪漫的气息。门楣和窗楣多采用圆拱或三角形造型，饰以西洋山花。类似这样的村落在台山、开平还有不少。

再次，数千座碉楼更是凸现了五邑侨乡乡土建筑的中西合璧风格。碉楼虽然不是五邑侨乡独有的，但是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而且成为乡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全国侨乡乃至非侨乡村落建筑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碉楼建筑的西方风格非常突出，不仅仅是主要使用从香港引进的水泥(红毛泥)、钢筋、坤甸木等建筑材料和西方建筑工艺，更表现在其上部的造型上。碉楼的廊、柱、顶、窗、门大量使用了西方建筑样式，比如楼顶就有平台式、穹窿式、凉亭式，柱就有西方不同时期的造型和柱饰，有的四角建有英国城堡式的回廊、柱又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特点。可以说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建筑风格在碉楼身上都可以找到缩影，而且它很好地将各种风格协调地糅合在一起自成一格，使人很难说某座碉楼是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的建筑风格。

第四，大量兴建在五邑侨乡的“庐”将一般侨房与碉楼的功能相结合，成为侨乡又一种侨房建筑，其实它就是一种别墅。庐一般为二三层，开间高大，窗户较一般侨房宽敞，主楼正面的装饰浮雕往往是一些象征西方文化的图案，如带翅膀的小天使等；门柱、顶层廊柱多为古罗马的式样，窗户和柱顶造型也以西方古典式为主，在屋顶四周和门楣顶设有枪孔发挥着碉楼的功能。庐一般为比较富有的侨户住宅，它是财富的象征，五邑侨乡至今仍然将一些高层的楼房称为“庐”。

第五，西方建筑风格渗透进了宗祠建筑。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家庙，血缘崇拜的圣殿，正俗教化的场所，其建筑理当更加讲究中国传统的风格。可是，在五邑侨乡最固守传统建筑风格的祠堂也被“西化”了。开平荻海的风采堂是余氏家族的祠堂，是一座三进十五厅堂六院的二层建筑，外观既有岭南传统祠堂建筑肃穆端庄、规整有序的风格，又有西方建筑的浪漫气息。祠堂重心所在的中路主厅堂——风采堂，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极其少见而西方很常见的联柱结构形式，其中柱的形态丰富多变，有浓郁的西洋风情，柱头融合了爱奥尼克式和科林斯式的花式，檐底托板具有明显的巴洛克建筑的痕迹。风采堂前的拜厅以四根铁柱支撑屋架，铁柱间的铁花装饰图案又有着伊斯兰建筑的神韵，十分精美独特。东西两斋更具西洋建筑风格。开平塘口镇强亚村委会子宅村九二方公祠、台山端芬镇曹凹村曹氏祠堂等都是这种中西结合的典型建筑。

在其他侨乡也不是没有类似五邑侨乡这样的中西结合的侨房，但是多建在县城或乡镇，深入到广大农村的极少，而且外来建筑文化因素对乡土建筑的渗透面也比五邑侨乡小得多。仅此而言，五邑侨乡乡土建筑在全国侨乡或非侨乡建筑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上述语言、文教、建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五邑侨乡广大民众如此自觉、主动地接受了外来文化，说明他们具有更加开放、自信的心态；如果说华侨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全面融合的产物，那么五邑籍华侨华人、五邑侨乡的文化就更好地体现了华侨文化的这一特质。

二、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分析

如果我们上面对五邑籍华侨华人类型特征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话，自然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有别于其他侨乡海外移民的特征是哪些因素和机制促成的呢?简单地讲，这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一)不同社会发展进程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五邑侨乡向北美的大规模移民是1848年以后的事。当时的中国是清朝政府统治下日落西山的封建专制社会，政治僵化，技术落后，经济衰退，民不聊生。而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进入的美国，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繁荣、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华侨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陌生和新鲜，观念上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同时，他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敌意”。

作为已经进人更高层次文明的美国民众看待这些异国异族异教移民的态度和行为，在最初的好奇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高傲、鄙视和排斥。1854年加尼福利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这样污蔑华人的：“华人在这个州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除非在需要时，他们不会承认任何州的法律。他们带来了偏见和族群间的仇杀，而且不顾法律的约束公然进行械斗……。他们不能把文明和知识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与我们在语言、观点、肤色和体形特征等方面都不一样。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已经造就了一种不可跨越的鸿沟。”还有的人攻击：华人由于抽鸦片、迷信、崇拜神像而堕落，他们是“一个没有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民族，一个没有真理的民族，一个没有对自由的热爱的民族”。“华人不可能被同化，吸收进我们健康的基督教文明。”华人是一群皇权主义者，憎恨自由制度，不欣赏美国制度和美国思想。这些议论明显带有政治偏见、种族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是别有用心的，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谈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华侨是一个弱势人群带着封建弱势文化进入到以白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环境之中，华侨与当地白人之间的相互好奇和不适应都存在。中国政府政治落后、经济贫弱、外交无能，让自己的同胞在资本主义强权国家没有尊严，尤其在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华侨只能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习惯于臣民思维的华侨来到强调公民意识的社会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并不会被所有拥有公民权的白人认可，还误解他们不热爱自由；华侨内部的族群争斗以及解决纠纷的械斗方式，给习惯靠法律进行调解的白人以华侨自甘堕落、缺乏秩序的印象；早期华侨大多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加上语言不通，使白人误以为中国文化低等落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慢慢就形成一种蔑视的态度。社会心理是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一，所以，上述种族歧视言论并不完全是一些反华人士的鼓噪，它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社会上的歧视又会因排华政治运动而加深。

一个封建弱势文化人群在一个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环境中奋斗的艰辛，在东南亚基本上不存在。中国自汉代以来便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长期形成了一种“朝贡”关系。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明在东南亚各国广泛传播，先进的技术、各种生产生活必需晶乃至风俗习惯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南亚，受到当地统治者和民众的欢迎，东南亚民族对待中国文明和中国人一直怀有崇敬之心。即使成为殖民地以后，西方文化也传人了东南亚，当地民众和统治者仍然对中国人比较优待。文化上的差异使主要来自潮汕、客家、泉州侨乡的华侨没有遇到五邑籍华侨在北美洲所遇到的文化上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时时还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中国与华侨不同侨居国社会进程的差异，必然使华侨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他们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

因此，五邑籍华侨一方面由于在北美洲的生存环境非常的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带给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是东南亚华侨难以体会的，因此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就更为强烈，“落叶归根”意识更是深植在心中。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生活，五邑籍华侨只好顺应潮流，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们恰恰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些转变不仅使他们逐渐调整了与当地文化的心理距离，减轻了一些不适应感，同时也十分明显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家乡。中西文化在五邑侨乡碰撞交融之激烈、广泛、显形，与华侨自身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华侨身上碰撞的体现。

(二)不同政治、社会环境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在美国，从一开始五邑籍华侨就受到歧视和迫害。美国是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侨居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是早期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淘金地，该州对待华侨的态度和政策对后来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53年，加州州长约翰·毕各勒发表了加州官员的第一篇反华言论，提出了剥夺华侨合法权利的主张，从此加州华侨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确认华侨在加州既没有资格人籍，也没有权利在法庭上作对白人不利的证词。1858年，加州议会又通过“防止华人和蒙古人种向这个州的继续移民”法案。到19世纪60年代，加州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和管理华侨的政策和制度。应该说，加州的排华倾向当时总体上受到其他州和联邦政府的反对，1872年参议院几乎通过了给予华人人籍权的法案。但是，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排华的力量仍然没有阻挡住排华势力的膨胀，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和政客所利用，加以夸大、歪曲、渲染，借以推动国家政策的制定。1875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与华人移民有关的限制性法案，它成为美国移民法律史的一个分水岭。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华侨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大门被彻底地关上了。五邑籍华侨进入了长达60年的黑暗时期，他们在司法制度上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平等法律保护权，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成为公民的权利，在社会上必然要遭受各种偏见、敌视和迫害。这股排华的浪潮后来还波及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一些五邑籍华侨集中的国家。

反观东南亚，并没有出现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排华运动，华侨受到的是另一种政策对待。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东南亚面对的是散居在群山密林之中汪洋大海般的土著人口以及众多的华侨，仅靠殖民者是无法对土著居民和华侨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语言的障碍更增加了直接管理的困难；华侨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语言障碍，与当地政府和居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中国的经济利益，所以要完全抛开华侨直接与当地土著或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根本不现实。于是，各殖民政府在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对华侨采取的是两面性的政策：招徕、依靠、利用，限制、打击甚至屠杀。具体做法是将华侨社区与土著居民相对隔开，分而治之；华侨社会内部实行自治，委托可以信任的华侨社会首领管理华侨事务。由于中国与东南亚有长期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华侨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了种种实际的好处，东南亚各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华侨采取的是善待政策，允许华侨社会实行程度相当高的自治，拥有拓地、贸易、管理华侨聚居区域的全权，豁免兵役、劳役。(1)

与五邑籍华侨在北美遭受的境遇很不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政策、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鼓励华侨迁入东南亚的，鸦片战争以后，东南亚华侨人口数量呈不断增加的势头。比如英属马来亚在19世纪40年代华侨约5万人，1911年为91万人，1921年是117万人，比19世纪40年代增长了22倍；菲律宾1886年华侨有9万多人，1918年达13万人，1939年增长到30万—40万人。[2)一些以东南亚为主要迁入地的侨乡海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潮汕侨乡，1868年以前每年移居暹罗的华侨为1．75万人，1900-1906年间每年4万人，1918-1927年间每年也有3．6万人。[3)

五邑籍华侨在北美一开始就受到人籍权的困扰，他们被当作不能够被同化的异类，天然的劣等民族，受到虐待和迫害。一位美国律师就曾经作过这样一番描述：“我本人曾亲眼看见华人在旧金山第二大街下的码头登岸的情景。我住在林肯山上，在去市区时常常路过第二大街。我曾看到他们从轮船上下来，看见沿街的白人少年在他们路过时殴打他们，另一些人则纷纷向他们扔东西——土豆、石块等等一切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常常看见中国人被打破脑袋血流满面。这种情况我从朋友那里也常常听到，他们也是目击者。”[4)在一个充满敌意、常常迫害华侨的社会环境之中，五邑籍华侨的迁移心理不稳定，很难有长期的发展计划，只能作短期的打算。全国性排华运动兴起之后，散居在农场、矿山的华侨有的向城市唐人街集中，更多的人则打起行装愤然返回祖国，在美国华侨的人数逐渐下降。1890年，美国华侨为10．7万人，10年后减少到8．8万人，1910年再降到7．1万人011J1920年更减少到6．1万人，有一种估计在美华侨的人数是由排华运动前最多时的25万人下降到1920年的6万多人。[2)1888年，美国国会通过臭名昭著的斯考特法案，单方面宣布1882年颁发的华侨劳工回美证无效，使2万多名华侨再不能回到美国，即使他们在美国有家庭有财产。[3]歧视性的政策，又中断了一些还希望返回美国的五邑籍华侨的移民行为。

与东南亚不同的还在于，美国的排华思潮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18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一名外国妇女如果本身不具备人籍的资格(只有白人才具备人籍资格)，即使同美国公民结婚也不能够成为美国公民。虽然当时这个法案不是专门针对华人妇女提出的，但它实际上对华人妇女移民产生了阻碍作用。1875年通过的移民法案提出，禁止输入以卖淫为目的的妇女。美国国会认为中国传统的礼教不允许本分的妇女出国，到美国的都是妓女。这样一种极其荒谬、歧视的论调给华人妇女出国与丈夫团聚造成了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五邑侨乡极少妇女出国，基本上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出洋“淘金”。早在全国排华令通过以前，加利福尼亚州华人客商会馆就在致加州州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华人至本埠者甚多，乃独自孤身而来，不携家眷，盖中国良家妇女，缘多裹足深闺，不惯风波，甚难携家远涉重洋，而今也有来者，非尽无也。”五邑籍华侨并不是不想在美国组成家庭，或夫妻团聚，但是在一个歧视华侨而且给华人妇女身上泼了脏水的社会，如何能够使人对家人性命和家庭财产有安全惑?“因屡有禁止华人来此之令，各怀疑未能安心挈眷而来”。[1)

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却鼓励华侨眷属前往。早年出国的华侨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便改变了对当地社会的态度，从而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从旅居者转变为定居者，第一个步骤就是纷纷将自己在家乡的眷属接出国，安家于侨居地；一些华侨青年或亲自回乡或以照片在家乡相亲，不少女青年便随“水客”或亲友出洋成亲。一位原籍厦门禾山的菲律宾华侨是这样回忆他的父母的：“父亲年青时就到了苏禄，后来又回故乡成亲。我的母亲是禾山仙岳人，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把母亲带到苏禄，后来又迁往三宝颜。我有一个姨母嫁给禾山围里一位姓陈的，后来他们举家来菲，去了宿务。另一个姨母嫁给了禾山殿前一位姓陈的，后来他们一家也去了宿务。”[2]这样，以东南亚为主要移民目标的潮汕、客家、泉州以及其他侨乡，妇女出国的人数自然就会比五邑侨乡多得多。比如，厦门侨乡1878-1901年出洋的女性华侨为30826人，年均1284人。[3)1878年仅前往马来亚(含新加坡)的女性华人是1818人，10午后增加到5375人，1900年达到123293．。[4)女性华人的到来，使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出现了很多核心家庭，在新的土地上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男性华侨在享受正常的人伦家庭之乐的同时，与家人共同拓展事业。

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这些区别，对不同侨乡的华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不同国家的华侨社会出现前述不同的男女性别比例，东南亚华侨社会核心家庭多(除了与本族通婚，东南亚的华侨与当地异族女性通婚的情况也比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多)，而北美洲五邑籍华侨社会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出现以单身汉为主的畸形现象。

第二，由于组成核心家庭更容易，东南亚华侨的迁移心理和迁移行为一般比较稳定，他们更倾向于作长期的发展计划。北美洲的五邑籍华侨这方面的稳定性较弱，迁移心理不稳定，迁移行为比较短期。家乡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属，只有在家乡才能够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是他们坚定的信念。

这两点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五邑籍华侨最爱国最爱家乡，11)全球所有的华侨华人都有浓厚的爱国爱乡情结、落叶归根意识。五邑籍海外移民之所以与家乡的联系更为紧密，“根”的意识更为牢固，是他们所处国家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难以在异国他乡与家乡的女青年成亲，或将家人接往侨居地(商人可以)，绝大多数人只能把家安在故乡，把根留在家乡，这自然也就增加了对家乡对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牵挂。

第三，与家乡与亲人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的联系，又决定五邑籍华侨将他们积攒的血汗钱尽可能多地汇回家乡，或资补家用，维持家庭的发展，“吾台(按：台山)男界，出洋者众，妇女在家……，惟日盼夫婿汇款，以供家用”；或为自己将来回乡，养老告终创造条件。而潮汕、客家、泉州等侨乡在东南亚的华侨有一些人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安在了当地，家乡留下的是年迈的双亲，他们首先要维持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才是家乡的父老，因此不可能像五邑籍华侨那样将自己积累的血汗钱大部分汇回国内。这是五邑侨乡的侨汇多于其他侨乡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经济发展条件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司法、政治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五邑籍华侨必然遭受到经济上的迫害和歧视。

首先，占有生产资源和经济负担不平等。五邑籍华侨去北美洲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引起的，但是一开始在矿坑、矿井的占有上就受到歧视，他们只能在白人已经采过认为无利可图的废旧坑穴里淘金，如果华侨们淘得的数量超过一定限量，白人就会来加以驱赶。1852年，加州许多矿区不准华侨开矿，不许华侨拥有矿产。不仅如此，加州政府还对华侨课以歧视性的“外国矿工税”，华侨矿工每人每月要缴纳4美元。在1850—1870年的20年间，加州政府共收取了509万美元的外国矿工税，其中华侨缴纳了490万美元，占总数的96．36％oLlJ仅此一项就可看到华侨承受的税务负担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不少华侨离开了矿区，走向铁路工地和农场。19世纪中叶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不论进入农业还是工矿业，在生产资源的占有上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歧视，限制他们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同样是开矿，马来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1850-1882年华侨几乎包办了当地的锡矿业，到1925年华侨在马来亚锡矿业中占有56％的产量，后来因资本和技术原因其长期的支配地位才被西方殖民者取代。[2)

其次，在行业准人上受到歧视和限制。继开矿之后，横贯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设和加州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五邑籍华侨移民美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紧接着全国性的排华运动形成。在长达61年的排华黑暗时期，华侨们难以进入美国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有60多种行业禁止他们从事，比如铁工、铜工、纸厂、面粉厂、电线厂等。华侨们只好退人唐人街，以不与白人抢饭碗的洗衣、餐饮、杂货等服务业为其经济支柱。而东南亚的华侨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到殖民地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资本主义工业、农业、交通、金融业得到发展的19世纪后半叶，一部分华侨的商业资本也开始转向产业。除了金融业被西方殖民统治者垄断外，华侨进入其他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多限制，华侨商业资本投资的生产领域比较广泛。

第三，美洲的五邑籍华侨与东南亚的潮汕、客家、泉州等其他侨乡的华侨在经济方面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五邑籍华侨以服务业为主，即使有的人进入了轻工业，也是干与白人无争或少争的工作，如雪茄烟、火柴、制衣、家具等。作为经济支柱的服务业，不论洗衣、餐饮，还是杂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技术要求低，投资小，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块搓板、一些肥皂、一个熨斗和熨衣架，再加上一个狭窄的房间，洗衣店就可以开张了。这种经济模式与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华侨的心理状态是基本适应的，对于没有长期事业发展打算并不想定居的人来讲，靠自己的体力和最小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效益，是最合理的行为。五邑籍华侨被迫选择的这条道路，可以使他们发展成为中小业主。二战以后，在北美洲坚持下来的五邑籍华侨靠服务业过上了衣食不愁的比较稳定的富足生活；但是难以壮大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工商家旗。因为，资本积累慢。与故乡家庭、亲人的密切经济联系，也必然影响他们的资本积累过程。东南亚的华侨经济依赖19世纪中叶以前积累的商业资本投向矿业、工业、农468业种植园、航运业，发展为产业资本；20世纪前期，一家家华侨银行的创立，华侨的产业资本逐渐向金融资本挺进，从而形成了在世界上很有代表性的华人家族集团，大大提高了华侨的经济地位，他们的投资和经营对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经济条件促成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确定的不同经济地位，又影响到不同侨乡华侨华人的文化心理。中小业主的经济模式使绝大多数五邑籍华侨具备援助家乡亲人的经济能力，为巩固家乡观念提供了物质基础。潮汕、客家、泉州等侨乡的东南亚华侨最初是依赖家族关系保障其资本安全与经营的顺利发展的，当他们成长为工商家族后，因为要寻求在海外的独立发展，业缘关系超过了血缘的重要，血缘的联系必然逐渐被利益的联系所取代，乡土观念也就会随之衰退。比如海外潮商开始抛弃回归乡土宗族的念头，更重视小家族的独立发展，追求在城市的独立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前述不同侨乡的侨汇差别，同时也与这样一种产生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心理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侨类型特征的出现，深受华侨所处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法律、政策决定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经济地位，后者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形成特征鲜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点。

大事记


436年 南北朝北燕为北魏灭，其首领“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南北朝)宋，因留于新会”。这是史书上关于五邑地区对外交往的最早记述。

1978年 南宋皇帝赵昺驻跸崖山，五邑士民发起“勤王”战斗，“抗元复宋”起义不断。宋亡后，义军坚持至1284年，大批士民亡命海外。

1279年 元军破崖门，五邑众多抗元军民失败后逃往海外。

1456年 明黄肖养、黄三起义失败，部分义军亡命南洋。

1659年 明遗臣黄公辅与王兴抗清失败，部分军民逃亡南洋。

1662、1664年清朝先后颁行“迁界令”，五邑沿海大批居民逃向海外。

1668年 新会沙堆那伏乡人高竹赴暹罗(泰国)谋生，习西医16年，是五邑有记载的第一位华侨。

1774年 台山广海山背村陈学进赴南洋谋生，是台山有记载的第一位华侨。约1796年恩平沙湖李龙赴暹罗谋生，是恩平最早出国的华侨。

1802年 台山端芬曹亚珠赴新加坡谋生，是新加坡的开拓者之一。

1810年 “红旗帮”首领、新会人张保(张保仔)投降清朝，反对投降的部众数万人流散于南洋各地。

1819年 曹亚珠在新加坡创立“曹家馆”，这是五邑人在海外最早建立的血缘性社团。

1821年 台山上川岛甘泽浓赴美国谋生，是五邑有记载的第一位美国华侨。

1822年 曹亚珠在新加坡建立“宁阳会馆”，这是五邑人在海外最早建立的地域性社团。·

1840年 新加坡成立“冈州会馆”。

1848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五邑人掀起“淘金热”，开始大量移民美国。

1849年 五邑籍华侨在美国旧金山建立“冈州会馆”。

1850年 五邑籍华工应招到巴拿马筑铁路。五邑籍华工应招到秘鲁开采磷矿。

1851年 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发现金矿，五邑人开始移人“新金山”。

1854年 五邑地区“红兵”起义失败，部分兵民逃亡海夕L。美国旧金山的台山籍华侨建立“宁阳会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四邑籍华侨成立“四邑会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新会籍华侨组建“冈州会馆”。

1855年 五邑发生大规模“土客械斗”(1855-1867)，数以万计的人被掳为“猪仔”卖往海外，或逃亡海夕L。

1856年 开平籍华侨司徒源在美国加州创办《沙架免度新录》，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华文日报。

1858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卑诗省)发现金矿，烈殉国。孙中山在檀香山主持成立“兴中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被推为值理。

1895年 开平籍华侨邓荫南、谢缵泰回国参加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6年 伍廷芳首任清朝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

1896年 澳大利亚悉尼四邑籍华侨建立“四邑庙”，后改称“四邑会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东京创办《清议报》。

1899年 新会籍华侨陈少白从日本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大同学校；后到檀香山访问，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组织。

1900年 邓荫南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台山籍华侨伍盘照等在旧金山创办《中西日报》，这是美国第一家标准型华侨报纸。梁启超在澳大利亚访问(1900年10月-1901年4月)，宣传保皇维新救国及筹款。

1902年 四邑籍华侨在江门市创办“四邑轮船公司”，这是华侨投资广东交通事业的开始。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创立新民学说。

1903年 梁启超访问加拿大和美国(3—10月)，后写成{新大陆游记》。澳大利亚著名侨领梅光达逝世。台山籍华侨黄亚福创办新加坡马来亚第一家华资银行——广益银行，这是海外华人创办的最早的银行之一。

1904年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台山籍华侨邝华汰成为第一个加入“兴中会”的美国华侨。四邑籍华工被运往南非兰德矿区，开采金矿和钻石矿。孙中山第二次赴美国宣传革命，因保皇党人告密，被拘在“天使岛”候审所。五邑籍侨领黄三德、伍盘照、唐琼昌等积极营救使其脱险。

1905年 开平籍华侨谢子修写出《游历南非洲记》，真实地记录了四邑及外省华工在南非矿场的惨况。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海外五邑籍华侨积极支持，加人者众。新会旅美国华侨吴虞廷等人集资在家乡办学校，开华侨办学先河。

1906年 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大批五邑人趁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台山旅美国华侨陈宜禧主持的新宁铁路正式动工。英伦四邑总会馆在英国利物浦成立，台山籍华侨黄球为首任主席。第一个澳大利亚华人俱乐部——中澳联合会在墨尔本成立，邑人麦锡祥任主席，雷美好任司库。

1907年 台山籍华侨刘兴等同陆润卿(香山籍)在旧金山创办广东银行(又名金山广东银行)。伍廷芳第二次出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

1908年 台山籍华侨李是男、黄伯耀、黄超伍、温雄飞等在旧金山组织“少年学社”，出版《美洲少年周刊》。

1909年 台山籍华侨余觉之、余乾甫等投资在江门市创办江门造纸厂，这是当时华南最大造纸厂之一。《新宁杂志》创刊，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侨刊。恩平籍华侨冯如在旧金山驾驶自制飞机试飞成功，成为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和飞行家。台山端芬上泽旅美国伍姓华侨捐资兴建“成务学校”。

1910年 台山旅马来亚华侨、名医伍连德应清政府邀请，前往我国东北消灭鼠疫，取得巨大成功。孙中山在美国改组“少年学社”为旧金山同盟会分会；《美洲少年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报》，成为美国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黄伯耀任经理，黄超伍为总编辑。．

1911年 孙中山第四次赴美国宣传革命，在黄三德、唐琼昌、李是男等人支持下完成改组洪门致公堂任务。台山籍华侨邝佐治在旧金山刺杀清海军大臣载洵，失败被捕入狱。开平旅美国华侨谭根参与刺杀清朝将军孚崎未遂。·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中有五邑籍华侨劳培、李雁南。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邓荫南、黄三德、梅乔林、邓泽如、陈少白等众多五邑籍侨领应邀回国在政府中任职。冯如在广州市郊区作飞行表演时，飞机失事不幸身亡。澳大利亚的台山籍侨领麦锡祥被北京政府选为国会议员。

1913年 台山籍侨领朱俊英当选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议员，是澳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议员。新会旅美国华侨赵冠山在江门市兴办新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江门电力工业的奠基人。麦锡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中国驻澳大利亚代总领事。“美洲华侨和平总会”在旧金山成立，新会籍华侨李宝湛任主席。

1914年 排球运动从美国传人台山。此后台山成为“排球之乡”。

1915年 五邑籍华侨组成“中华革命军华侨义勇团”，回国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刘兴、伍盘照等组建中国邮船公司，经营美国——中国航运业务。

1916年 鹤山旅美国华侨李铁夫在美国加入国际权威美术机构——国际画理学会，是该学会成立以来第一位亚裔会员。

1917年 鹤山旅马来亚华侨巨富陆佑逝世。台山旅澳大利亚华侨刘光福、余荣等创办中国——澳大利亚轮船公司，经营两国之间航运业务。新会旅加拿大华侨林梦炯主持修建会城——江门公路。

1918年 新会杜阮华侨黄伟如倡建杜阮——江门公路。

1919年 台山旅美国华侨伍学晃、伍藉盘等人组建广州电车公司，发展广州市现代交通事业。江门旅新加坡华侨林汉屏、林奕霖在江门市创办“富华”、“富荣”两家织布厂。台山籍华侨、侨眷伍俊庭、伍于郁、伍时修等在台城创办永明电力公司。日本横滨的四邑籍华侨成立“四邑公所”。

1920年 新宁铁路台城至白沙支线竣工。至此新宁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33公里。台山人民举行隆重庆典活动，并为陈宜禧立纪念铜像。

1921年 新会籍华侨黄壮辉、黄惠伯兄弟筹资在江门市建成燧昌火柴厂。新西兰“冈州会馆”成立。

1922年 新会旅泰国华侨冯平山在会城建造“景堂图书馆”。·恩平旅加拿大华侨吴星楼在恩平修建第一条公路(恩城至圣堂)。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台山籍华侨、孙中山的侍卫官黄湘、马湘舍身救护孙中山和宋庆龄；黄光锐率飞机队支持孙中山。

1925年 开平司徒氏华侨集资在赤坎镇建成“司徒氏图书馆”。

1926年 台山旅加拿大华侨捐资建成“台山县立中学”(初中部)。1936年美国华侨捐资建成高中部。

1927年 台山旅美洲华侨集股在台城创办电话公司。开平旅美国华侨司徒璧如、司徒植在赤坎镇创办灵通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1930年 鹤山籍华侨捐建“鹤山县立中学”。台山斗山六村陈姓华侨捐建“太和医院”。新会县成立“华侨同志会”。台山县成立“华侨协会”。

1931年 开平关族华侨集资在赤坎镇建成“关族图书馆”。旅美五邑籍华侨先后在波特兰、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地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支援祖国抗战。

1932年 恩平旅美国华侨张瑞芬取得美国航空执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台山旅美国华侨飞行员黄毓全在上海对日空战中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华侨飞行员。恩平旅墨西哥华侨张培作创办的恩城光明电灯公司发电厂发电。

1933年 以五邑籍华侨为主体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衣联会”)成立。开平旅加拿大华侨捐资建成“开侨中学”和“开平县立中学”新校舍。

1934年 蔡廷锴将军访问美国，五邑籍侨领雷芳、司徒美堂、阮本万等组织华侨热烈欢迎及保卫其安全。开平籍华侨捐资建成“合山铁桥”。

1936年 台山籍侨领雷芳主持建立“纽约全球华侨抗日救国总会”。台山籍侨领邝炳舜主持建立“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总会”。开平旅美国华侨谢维立在家乡修建的中西合璧园林别墅——“立园”首期工程竣工。江门侨务局成立，其业务是管辖五邑及阳江等地的侨务。

1937年 台山旅美国华侨陈卓平、陈伯兴等集资在广州市建成爱群大厦，被誉为“南中国第一楼”。“江门华侨互助社”成立，这是江门市最早的归侨团体。新会籍华侨郑潮炯“卖子救国”的爱国壮举在南洋各地到处传颂。台山籍侨领黄仁俊、邝炳舜发起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杨虎城将军访问美国，司徒美堂等组织侨胞热烈欢迎及保卫其安全。8月14日台山籍华侨飞行员陈瑞钿等在南京句容空战中一举击落日机6架，取得空前大捷。国民政府定“8·14”为“空军节”。司徒美堂等在纽约成立“华侨抗日筹饷总会”。

1939年 新宁铁路全线被毁。

1940年 旅美国五邑籍华侨唐明照、梅参天等在纽约创办《美洲华侨日报》，这是当时唯一报道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华侨报刊。

1942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加、澳等国五邑籍华侨华人踊跃参军，开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旅菲律宾五邑籍华侨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为菲民族独立而战。司徒美堂以“华侨参政员”身份回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

1943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正式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

1945年 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洪门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当选为主席o

1946年 开平籍华人邓悦宁当选美国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是美国本土第一位当选州议员的华人。

1948年 香港各大报发表司徒美堂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

1949年 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台山籍侨领陈金坚在纽约“衣联会”大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欢呼新中国诞生。

1955年 台山籍美国华人艺术家黄宗沾拍摄的《玫瑰梦》赢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金奖，成为第一位载人奥斯卡史册的中国人。印度尼西亚开平籍侨领关崇涧组织华侨热情接待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

1957年 恩平籍加拿大华人郑天华当选国会议员，是加国第一位华人议员。

1961年 台山籍美国华人女影星黄柳霜逝世。

1962年 开平籍美国华人邓心平当选美国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美国第一位华人法官。

1950年 祖籍台山的朱利叶斯·陈(陈仲民)当选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总理，是巴新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

1981年 开平籍加拿大华人黄星翘被任命为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是加国首位华人大法官。

1983年 台山籍美国华人黄锦波当选犹他州喜瑞都市市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

關氏天日喺羅省搞世界啃親大會。